钟天是个儿女心肠非常重的人，自从和包巧玲结婚以后，自己的四个孩子几乎和他断了关系，这一点让他感到很痛心。倒是包巧玲的小儿子杨卫文经常跑来蹭饭，他的工作关系在话剧团，离这不远，一抬腿就来了。右派平反落实政策，杨如盛又一次获得机会可以调回话剧团，但是他再次放弃了机会。既然是落实政策，杨如盛和当时已经离婚的前妻包巧玲商量，让小儿子杨卫文顶替他的职。杨卫文属于那种脑子不太好使唤的小孩，上学时，考试总有几门不及格，高中考不上，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社会上闲荡，进了话剧团以后，除了打杂，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想让他当水电工，很快就发现真让他干，非出人命不可，不是电死别人，就是电死自己。这些年，话剧团很不景气，已经好多年不排演新戏，演职人员都自己在外面找活干，杨卫文身上什么技术活也没有，眼见着就要下岗了，他反正也不急。
包巧玲知道钟天的心思，钟天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女，儿女们都很冷淡，每次挂了电话，都要闷闷不乐好多天。他尤其喜欢钟夏的儿子小雷，过去媳妇徐芳星期天常带着孙子回来，现在徐芳正和钟夏闹离婚，两个人分居已经很长时间，钟天想孙子，挂电话过去，每次都被徐芳找各种借口推辞掉。结果钟天为孙子买的一个真皮足球，搁在小房间里差不多快大半年，仍然还没有送出去。有一天，小雷已经说好了要来，钟天很高兴地把足球拿出来，放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想到后来孙子还是没来，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徐芳说家里有什么事情，原订的计划不得不取消。钟天感到莫大的悲哀，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闷闷不乐地抱着足球，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
包巧玲为此感到有些歉意。她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敌人，现在登堂入室，走进了这个家庭，钟天的儿女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理所当然，包巧玲自己并没有什么儿女心肠，和钟天相比，她知道自己是个很不称职的母亲，多少年来，她自己的两个小孩，其实一直是由杨如盛的义父带大的。杨如盛的姐姐有一个多年的老跟班，其实就是家里的男佣人，对女主人一直忠心耿耿，杨如盛小时，很长一段时间，就靠他照料。解放后，杨如盛的姐姐入了狱，老跟班无处投奔，在外面流浪了几年，最后就跑来找杨如盛，为杨如盛照料家事，帮他带孩子。杨如盛被打成右派以后，包巧玲就把襁褓中的杨卫字交给了他，后来差不多过了十年，又有了小儿子杨卫文，同样也是交给他带，因此杨卫字杨卫文兄弟，都是这老人家一手带大的。等到两个小孩都分别成人，他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死了，那一年杨卫文正好十八岁。
杨卫文常来蹭饭，包巧玲知道钟天心里不是很乐意。她知道他并不在乎多一个人吃饭，而是因为看见杨卫文，会想起自己的儿女。钟天对儿女的牵拴对包巧玲也是一种触动，这让她想起她对自己两个儿子的不负责任。在过去的岁月里，她显得极不称职，感情上是这样，经济上也是这样。两个儿子对她都很敌对，因为他们的生活，全靠父亲杨如盛的接济，杨如盛的薪水并不高，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们称为爷爷的那个老人，常常厚着脸面和邻居借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老人一直靠为街道小厂糊纸盒贴补家用。两个儿子既感受不到父爱，更谈不上有母爱，他们和老人的关系甚至也不能算是融洽，这个老人有些固执，像照顾自己嫡亲孙子一样的照顾他们，但是让他一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像揍贼似的猛打他们。有一次，暴怒的老人，甚至用小板凳往杨卫文的头上扔，因为他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却爬到窗台上去偷看女邻居洗澡。
十月一日到来前夕，包巧玲准备多做些菜，把钟天的几个儿女都叫回来吃一顿饭，大家团聚一下，热闹热闹。她和小保姆一遍遍地讨论着菜谱，不厌其烦地向钟天打听，他的那些孩子们，究竟喜欢吃些什么。钟天知道她的苦心，知道她是为了讨自己的好，但是她越是忙，他心里反而越感到不踏实。感情的事勉强不得，钟天有一种预感，就是事情很可能事与愿违。很多事情永远说不清楚，尽管钟天一直想当一个好父亲，可是孩子们恰恰都不喜欢他，反而喜欢他们的母亲。凭心而论，钟天对待子女，要比冷悠湄尽心尽责得多。冷悠湄是有了工作就忘了家的女人，她是个女强人，对孩子从来谈不上什么迁就，她对他们的态度，就像一个女干部对待他们的下属，孩子偏偏就是喜欢她，他们越怕她，就越尊敬她。
和包巧玲的关系，是孩子们看不起钟天的一个重要原因。钟天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最对不起的首先是四个孩子，其次才是妻子。他伤了孩子们的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蒙了一层阴影。他承认自己喜欢包巧玲，对于这个差不多是送上门的女人，钟天从来就没有过轻视她的念头。尽管关于包巧玲的生活作风问题，有太多的流言蜚语，她自己也勇敢地向他承认过这些错误。无论是在他们婚前，在他们轧姘头的那段日子里，还是他们结了婚，成为老来夫妻，钟天都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一个过来人就不应该在过去的事情上斤斤计较。如果让他在两个女人中进行重新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包巧玲，因为冷悠湄是一个毫无热情的女人，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在床上对他充满了敌意。她没有完全拒绝他，只是因为夫妻的义务，她的那种冷漠，对钟天构成了极大的伤害。冷漠有时候比拒绝更能刺伤男人的心。
和冷悠湄相比，包巧玲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她不是放荡，只是从来不知道拒绝，具有一种天生的奉献精神。在满足男人的某种欲望方面，冷悠湄显得过分吝啬，她始终是鄙视性爱，把性交看作是一种很不高尚的行为。和钟天结婚之后的包巧玲，已经过了更年期，而且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即使在年轻时，她那方面的欲望也不强烈，虽然经历过很多男人，她很少体会到女人应有的高xdx潮。她对于性的认识，就是让男人快活一番，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再婚以后的钟天对于男欢女爱，也已经看得很淡，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床上找到那种相应的乐趣。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是老爷爷和老奶奶之间的爱情游戏。与早年的疯狂大相径庭，那时候的通奸固然能带来欢乐，能带来那种犹如熔岩喷射而出的热情，由于幽会地点的不固定，通奸本身的负罪感，也会迫使应有的欢乐和热情大打折扣。
晚年的钟天在包巧玲身上获得了从容，他们既不疯狂，也不过分保守，平静，祥和，配合默契。有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就互相安慰，用一种老年人的耐心，等待着奇迹的出现。这种安慰有时候也会成为强有力的鼓舞，他们会把对方都当作稚气的孩子，不管做得好不好，从来都不批评，他们相互表扬，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吹捧。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起码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包巧玲对自己的归宿很满意，不管怎么说，钟天是她遇到的一个最体贴她的男人。他和别的男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当年并没什么交易的成分。包巧玲不得不承认自己做过一些交易，剧团里有好几个沾她便宜的男人，都是交易的一部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她有所需求的时候，趁虚而入，很轻易地就攻下了堡垒。既然包巧玲不是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很重，那些男人乐得玩她一下，她毕竟是剧团里的主要演员，而且一点都不难看。
钟天几乎给了她一个女人晚年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宽敞的住房，宽裕的经济，公费电话，出门常常有小汽车坐，名正言顺地享受着钟天的老干部待遇。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而且很快如鱼得水。刚进钟家的时候，她对小保姆看得很紧，小保姆不漂亮，但是毕竟年轻，男人总是喜欢年轻的女人，包巧玲在这一点上，深有体会。小保姆和年老的男主人睡到一张床上去，结果闹得不可开交，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报道，包巧玲想自己既然已经走进这个家门，就应该有义务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总是忘不了年轻时候的事情，当年她和杨如盛刚结婚的那一阵，那时候她还是白玉无瑕，自己就是因为对杨如盛没有看紧，以至于发生了他和化妆师之间的丑闻。这件事是他们婚姻大堤崩溃的第一道裂缝，也是后来许多糟糕事情的起因。多少年过后，包巧玲总觉得自己早就忘了这件事，她和杨如盛之间，不但已经扯平了，而且应该说是她更对不起他，但是她只要一想到，就仍然感到心口隐隐作痛。
包巧玲亲自给徐芳打电话。在钟家的小辈中，徐芳是唯一让她不感到拘束的人。也许因为她也是外人的缘故，包巧玲和她对话时，不像和钟天别的子女说话那样有障碍。
钟天的几个小孩，个个都有来者不善的一面，包巧玲忘不了过去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尴尬境地，那是她和钟天的奸情刚败露不久，有一天，包巧玲冒冒失失地去钟家，钟天的老母亲把她堵在客堂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后来她终于突围，跑了出来，钟家的小孩，有两个就追在后面，捡起地上的石头掷她。包巧玲至今也弄不清是谁掷的石头，有一块小石头就砸在她腰上，她很狼狈地夺路而逃，竟然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时过境迁，按说今天已经不再这样那样地担心，她已经名正言顺地和他们的父亲走到了一起，但是包巧玲想到过去的遭遇，仍然不寒而栗。
在给徐芳的电话中，包巧玲用辞恳切，近乎哀求，充分描述了钟天对孙子的思念之情。她的话显然打动了徐芳，答应一定要来，并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和钟夏离婚，她绝不会不让儿子去看爷爷。她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孙子，说孙子也经常念叨着要到爷爷家去玩。徐芳说的显然是客气话，但是包巧玲把这话转达给钟天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孩子似的哼起歌来。孩子们对他的疏远，是他再婚后幸福生活里的美中不足，他极需要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孩子们表示他是爱他们的，他很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他不指望他们能改变对包巧玲的敌意，他只希望他们多少能给些面子，就足够了。
天知道钟天在官场上是如何摆架子的。反正在教育自己小孩方面，他算不上一个够格的父亲。对子女的过分溺爱，使得所有的小孩，对他都缺乏应有的尊重。他摆不出威严的架子来，儿女对他没规没矩，说些没大没小的话，他不仅不生气，而且习以为常，引以为荣，觉得是一种享受。他刚到五十岁的那一年，不知谁带头喊了他一声“老头“，从此大家都这么叫他。“老头“成了他的昵称，喊爸爸反而让他感到不习惯。冷悠湄生前很看不惯他这种作派，为了儿女们的事情，譬如钟春上大学，譬如钟夏当兵，所有这些后门活动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钟天做官还是讲究一些原则，但只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他就有些奋不顾身。为了让钟春当上工农兵大学生，钟天不惜起大早，坐在管文教工作的一位熟人的大门口恭候，那时候钟天结束审查不久，刚刚被重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去找的那位熟人曾经是钟天的下属，见老领导为女儿的事情这么热忱，大受感动，以后和别人说起当父母的儿女心肠如何重，常常要以钟天的故事为例子．十月一号那天，除了钟夏，其他几个孩子，都回来了，钟天感到极大的安慰。他不敢做出太高兴的样子，就怕儿女们看见他过得不错，产生什么逆反心理。孙子小雷有一段时间不见，似乎又长高了许多，他不仅送了一个足球，还为他买了一个遥控的玩具汽车。小孩子都是实用主义，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跟爷爷亲热得不得了，大女儿钟春看着不顺眼，训斥小侄子说：“爷爷可不是什么大款，就你会敲竹杠。“这一天，钟春的心情不错，带了一位男朋友来，她不说明这家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别人也不问，因为她是离了婚的，脾气有些怪，动不动就发作，大家都懒得招惹她。钟天从不干涉儿女的婚事，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钟春的那个男朋友没吃饭就走了，看得出钟春和他很亲热。
那天唯一的不愉快，就是杨卫文不该来凑热闹，好在这事并不严重。他冒冒失失地又来蹭饭，包巧玲悄悄把小儿子拉到一边，说今天他最好别在这里。杨卫文见母亲撵自己走，怏怏地正准备离去，钟秋喊住他，说干吗要走，就留在这一起吃饭。钟春也说，都来了，干吗还走。钟天不吭声，包巧玲说杨卫文还有事，没想到他嘟嘟囔囔地说：“谁说我有事，我有什么事？”
他的话把大家都引得笑起来。杨卫文和哥哥杨卫字完全不一样，他看上去就是发育不全的样子，长了一张娃娃脸，人也白净，说话瓮声瓮气。谁都能看出他的脑子少一根筋，这孩子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生的，坦白地说，连包巧玲也吃不太准他究竟是谁的种。那正是她私生活最不检点的一段时候，杨如盛宁愿待在县城，也不愿意调回到话剧团。包巧玲花了很大的努力，终于让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并说好让他继续回到话剧团当演员。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是只要自己努力，也不是不可能演到主角。杨如盛坚决拒绝了她的好意，去了一个他完全不可能施展才华的地方戏剧团。他们还像他没有摘右派帽时一样的分居，不仅仅是那种夫妻分居两地的分居，而是一种和离婚差不多的分居，他们对各自的私生活不闻不问，心照不宣，各人对对方都有一肚子意见
到了晚年以后，包巧玲不止一次幻想，如果小儿子是钟天的种就好了。她明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从日子推算，只有三个人才有可能是杨卫文的亲身父亲。首先应该推杨如盛，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杨如盛和包巧玲都受到了第一波的冲击，但是还不是太严重，当时受冲击最猛烈的，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如盛回省城给儿子送生活费，然后和包巧玲在一起住了三天，三天里他们天天做爱，那是他们夫妻之间最后的性生活，这以后，过了不到一年，他们就正式地离了婚。另外一个有可能成为小孩父亲的人，是一个造派的小头目，他还是刚分到剧团来不久的学员，在杨如盛离开的第二天，造反派把包巧玲喊去问话，主要是审查已被打倒的支部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造反派小头目让她老实交待，不可以放过一点细节。包巧玲十分害怕，一五一十地都说了，造反派小头目听了还不过瘾，又叫她交待和其他男人私通的种种细节。包巧玲当时很老实，只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敢有半点隐瞒，像倒蚕豆似的，把能想起来的男女之事，全都交待了。
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平时有关包巧玲的传闻，大家听说过一些，不过都只是传说，现在听她亲口娓娓道来，一个个都听傻了，听得心口咚咚直跳。
包巧玲交待完，时间已经很晚，大家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便让包巧玲回去。造反派小头目说：“我来送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回去！“于是那天的审查就算结束。造反派小头目一路走，一路还做出生气的样子，时不时地教训她几句。他把她送到家，气呼呼地说：“你说你想想看，你已经和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真不要脸。“说完，随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包巧玲怕他再打，赶紧用手捂着头，那年头红卫兵小将打人是有名的，她想他既然动手打了第一下，自然还会有其他的几下。
造反派小头目果然踹了她一脚，把她活生生地踢到了房间里。然后他拉开了电灯，又随手把门关上了。包巧玲只想到他还要揍自己，没想到这家伙突然孩子气地向她扑过来，迫不及待地要剥她的衣服。包巧玲出于本能地不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裤带，脑子里甚至很荒唐地想，会不会是故意地试探自己，想看看她究竟如何不要脸。没想到他半天达不到目的，扑通往地下一跪，喊了她一声“包老师“，这一声包老师显得十分滑稽，因为作为新分到话剧团的小学员，如果不是搞运动，他们对老演员都很客气，一个个平时嘴都很甜，但是，现在再喊“包老师“，反倒弄得包巧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包巧玲说：“你是革命小将，我不能害你。”
那小头目十分委屈地说：“你已经害了我。“他抓过包巧玲的手，往自己的裤子里伸，原来他在和她搏斗中，已经很遗憾地早泄了。包巧玲有些过意不去，心就软了，她心一软，裤带便松开了，由他将手伸过来，想都到了这一步，起码该让他摸一摸。没想到他毕竟年轻，刚完事，又斗志昂扬起来，包巧玲放弃抵抗，他便乘胜追击，一边穷追猛打，一边继续喊着包老师，高一声，低一声，喊到最后，不无担心地警告包巧玲，她和别的男人的事可以说，今天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说出来，这一说，就是真往造反派脸上抹黑了。
第三个有可能和杨卫文有关的男人，就是食堂里的大师傅，大师傅对包巧玲觊觎已久，他虽然早就沾过她的便宜，还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但是包巧玲后来一直再不给他这种机会。这件事发生以后，包巧玲无人倾诉，整整一个星期都忐忑不安，就想到了大师傅，在那个年头里，做官的差不多都倒霉了，有些名气的人也倒霉，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剩下的神气活现的，就是剧团里打杂的，譬如看传达室的门卫，又譬如烧饭的大师傅。大师傅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十分耐心地听她倾诉，然后把她带到食堂，让她躺在揉面团的案板上，弄得她身上到处都是湿面粉。
包巧玲不知道杨如盛是否怀疑过小儿子的血缘问题。也许他想过，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包巧玲和杨如盛这对形同虚设的夫妻，后来根本就没有过多少对话的机会。一年半以后，他们离了婚，由于分居的时间太久，而且都懒得联系，结果他们都感觉不出法律上的离不离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小孩总是带来坏运气，大儿子杨卫字出生不久，杨如盛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小儿子才几个月，他们又毅然离了婚。孩子们可能觉得她缺少母爱，可是包巧玲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个儿子生来就和自己没缘分，因为事实上他们总是给她增添麻烦。杨卫文还未满周岁，就和他哥哥一样，被送到了杨如盛的义父那里，老人无可奈何地接纳了这个小孩，含辛茹苦地把他哺育成人。
杨卫文和哥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尽管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知道爬到窗台上，津津有味地偷看一位又肥又胖的女邻居洗澡，然而他的内分泌系统，显然有严重的问题。
他是个发育严重迟缓的男孩子，医生替他检查身体时，总是怀疑他虚报了年龄。他没有喉结，稀稀疏疏几根淡黄的xx毛，xxxx总是没有变化，都快二十岁的时候，仍然还和小孩的一样。顶替进了话剧团以后，有一次体检，医生为了证实他究竟有没有毛病，不得不为他注射一种药剂，这是一种雄性激素，进入人体以后，性器官应该很快就会有反应。
药物实验显示，还不能算完全的不发育，因为在规定的时间里，他的小xxxx终于直了起来，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手淫，还能射出少量精液。结论是他属于异常，根据他的年龄推断，发育迟缓似乎已经不准确，不是迟不迟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发育，而且不可能再发育了，换句话说，他已不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只能如此。他这一辈子，注定只能当个袖珍的小男人。
钟家的家庭聚会出乎意外地成功，钟天几乎是白白地担心了。为了获得儿女们的同情，钟天在饭桌上，不停地说自己如何如何不好。他夸大了医生对他的诊断，很显然，他是在暗示自己年纪大了，儿女们应该多回来看看他们的老父亲。为了改善他们与继母的关系，钟天不惜夸大其辞，用很客观的语调，表扬包巧玲对自己的照顾。他说包巧玲实际上成了他的家庭医生，因为有了她，减轻了儿女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感情这玩意是没办法乞讨的，钟天连这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说明他还不是一个好父亲。小儿子钟冬有事，吃了饭就要走，饭桌上，见父亲没完没了地倚老卖老，用教训的口吻对他说：“老头，有完没完，我看你现在要比过去年轻得多。你知道不知道，这叫人老心不老。”
钟天并不以小儿子的话为忤，钟家的孩子都是没大没小惯的，什么样的混账话，都有可能说出来，倒是包巧玲听了有些脸红，因为这话和她有关。
大姐钟春接着小弟的话，笑着说：“现代医学证明，老年人的性生活，有助于长寿，老头不要怕，你活的日子长着呢。”
这次包巧玲更脸红了，钟天竟然还是能沉住气，他只是觉得媳妇在场，不应该开这种玩笑，一本正经地说：“我和你们包阿姨在一起，也就是老来有个伴的问题，都一把年纪了，你瞎说什么！”
钟冬说：“什么叫瞎说，别在我们面前装正经。”
钟天没办法，只好叹气，对包巧玲说：“你看，这就是我的儿女，多舍得损他们的爸爸。”
小儿子钟冬要走了，钟天追着问他去哪。钟冬没好气地说，去哪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他是家里的老巴子，自小就比别的小孩更受宠爱，现在大学毕业，在一家很有前途的公司里做事，动不动就有机会去香港。钟冬走了不久，紧接着告辞的是杨卫文，他已经吃饱了，这儿反正没他插嘴的份，抹了抹嘴也准备走。包巧玲便说他不懂规矩，怎么能说走就走，又怪他见了钟春姐妹，也不称呼一声。杨卫字瓮声瓮气地说：“我叫她们什么？”
钟春开玩笑地说：“叫什么，当然应该叫大姐二姐。”
杨卫文脸仍然板着，是一种小孩生气的表情，大家没想到他早不叫，迟不叫，会突然在饭桌上叫起来，仍然是瓮声瓮气：“大姐！二姐！“他好像很不情愿这么称呼她们，气呼呼的，就像吃了多大的亏。钟春和钟秋不由地被他的滑稽样逗笑起来，他仿佛天生就准备被人捉弄似的，一看就不像他的哥哥杨卫字那么坏。因为人长得很矮小，杨卫文看上去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等到他走了以后，钟秋随口说道，他那模样，在电视剧中，扮演特型人物倒挺合适。包巧玲一听这话，连忙忙不迭地凑上来，说他在话剧团里也没什么事做，钟秋以后拍电视剧，可以带着他，让他打打杂也行，如果有合适的角色，让他跑跑龙套，更好。
钟秋根本就没把包巧玲的话放在心上，家宴已经进入尾声，一直不曾开口的徐芳闷闷不乐离席了，钟春看出有些不对，就追过去跟她说话。两人到了小房间里，钟春问徐芳钟夏今天不来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徐芳说：“我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钟春很吃惊地说：“你们现在还分开来住？“徐芳不说话，只是笑了笑。
这时候，钟秋也进来了，听见钟春正在开导徐芳，她以大姐的身份，说了弟弟钟夏几句，怪他任性和不懂事。徐芳似乎早已经下定决心了，她先是不接钟春的茬，由她去说，到后来，终于打断了她的话，以一种十分肯定的声音说：“大姐，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和他的缘分已经到了头。”
钟春说：“我自己是过来人，知道离婚有什么不好。我还是那句话，夫妻之间，能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
钟秋没有插嘴，在一旁听她们说话。钟春又说了些别的，话题转了方向，徐芳和钟秋为钟春说的一句什么话，笑了起来。她们的笑声把小雷引了进来，看见小雷，钟春叹气说：“就算是看在这孩子的面子上，你们也不应该闹，老头要知道这事，还不知道怎么急呢，你也知道，他最喜欢小雷。“徐芳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小雷，因此就算她和钟夏分手了，也会经常让小雷到这来探望爷爷。小雷现在还小，以后人大了，用不着人送，他自己会来。
钟天饭后习惯要休息一会，他看见大家都在小房间，也跑过来凑热闹。钟秋让他睡觉去，说这没他的什么事。包巧玲也跑过来，喊钟天去午睡，钟天说难得有一天不睡觉，问题也不大。包巧玲立刻用医生的话警告他，大谈午睡的重要性，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钟天的两个女儿知道，自己在照顾她们父亲方面，是如何的尽心尽职。钟天不知趣地赖着还不肯走，钟春和钟秋便像呵斥小孩一样，撵他走。这一下，钟天没办法了，只好搭讪着离去，临走还在孙子小雷圆圆的脑袋上摸了摸。
包巧玲像押着犯人似的，把钟天送进卧房，钟天上了床，让包巧玲也休息一会，包巧玲对他做了个娇态，意思是现在她也睡觉，他的两个女儿会怎么想呢。这一天，她对钟天的照料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惜卧房里的这一幕，别人看不见，她为钟天铺被子，帮他脱毛线衣，最后还为他倒了一点茶。钟天在临睡觉前，总习惯象征性地喝两口水，量不大，像喝酒一样。安排好钟天的午睡，她悄悄地走出来，让大家别挤在小房间里，到客厅的沙发上坐。
大家便到了客厅里，钟秋随手打开了电视，正在放一部儿童片，小雷立刻嚷着不许再换频道。钟秋非要把所有的频道浏览一遍，于是小雷便怪叫，叫得钟秋只好让步。徐芳做出要打小雷的架势，没想到现在的小孩都被宠坏了，徐芳只是做了做样子，还没出手，小雷已经先反击打了她一下。包巧玲惦记着刚刚和钟秋的说话，继续向她咨询筹拍的电视剧的情况。钟秋不耐烦地说：“你问那么仔细干什么，是不是也想演个角色？”
包巧玲被她说得很不好意思，脸上像年轻人一样通红，尴尬地笑着说：“我还能演什么戏，都一把老骨头了，谁还要看。”
钟秋不动声色地说：“这有什么关系，电视剧就是生活，生活中的人，谁都可以演电视剧。”
在钟家的两姐妹中，包巧玲觉得妹妹钟秋更难对付一些，钟春是长女，又是离了婚的，动不动会发一通姑奶奶脾气，可是她是直来直去，不像钟秋，总存在着一种潜藏的敌意，而且喜欢察颜观色，屡屡摔出一句让她下不了台的话出来。不过她并不是太在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她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她脸皮厚。想想她这一辈子，如果脸皮太薄了，她怎么活。剧团里的女人，有时候为了吃醋，指着她的鼻子，跳着脚，一连能骂上几个小时，她的涵养早在那时候就修炼到家。真没有好胃口，也没胆子进钟家的门，包巧玲明知道钟秋不愿意和她谈自己的电视剧，但是她忍不住还要继续问下去。她的脑子里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现在大家既然已经成了一家人，她就得想办法说服钟秋，让自己的小儿子杨卫文有机会进她的剧组。
钟秋于是只好采取不理睬的办法，不回答任何问题。包巧玲把话转向小儿子杨卫文的身上，说了说他们剧团如何不景气，还提到现在小有名气的一位青年女演员，因为她曾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了主角。话不投机半句多，钟秋也懒得打断她的话，很没有礼貌地陪同侄儿小雷一起看起了电视。包巧玲低声下气地继续说着，倒是钟春有些看不下去，插嘴说：“别说那么多了，到她的电视剧开拍的时候，你让你儿子直接去找她不就行了。
徐芳的父亲曾经当过劳动局长，在她记忆中，父亲当局长的那些年头里，她的母亲总是往外撵人，那些人拎着大包小包来了，徐芳的母亲就很生气地撵人家走。她家是三个姐妹，徐芳位于中间，她姐姐现在澳大利亚定居，妹妹在香港常住，只有她仍然是中国大陆的公民。这是她想到就要生气的地方，因为三姐妹中，她的学习成绩最好，上的大学的牌子最硬，而人也是长得最漂亮，如今混得最差的却是她。
徐芳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和钟夏离婚。刚开始可能只是憋气，大家都要强，到后来，便觉得再不离婚，反而说不过去。通常离婚都是要有理由的，譬如有一方有了第三者。徐芳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种事很容易相信，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工作关系，钟夏绝不可能把经济大权冒冒失失放在陶红手里，让她肆无忌惮地去投机期货。最初让徐芳伤心的，还不是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问题，而是钟夏死活不肯承认这种关系。对于骄傲的徐芳来说，钟夏的不承认，比承认的伤害更大。徐芳觉得自己丈夫有花心，还是个可以原谅的错误，犯了错误不承认，这才是真正的不可原谅。好汉做事好汉当，徐芳很伤心的是自己丈夫不是好汉。
终于徐芳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确实没有那件事。她没有那种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恰恰相反，反而更有了一种落空的不自在。钟夏和陶红之间没事，便意味着徐芳是无理取闹，是瞎吃醋，而这恰恰又是冤枉了她。事实是，钟夏一方面死活不承认，一方面又有意在误导她，让她感觉到他是在说谎。徐芳觉得钟夏的可恨之处，在于他存心让她醋意大发，他显然是故意要让她出丑。钟夏的一举一动，并不大像个男子汉，徐芳在读大学的时候，最出色的一门课，是“行为逻辑“，在这门课的考试中，她拿到了全班的最高分。她把钟夏的行为称之为精神上的通奸。所谓精神上，往白里说，就是意淫，这种有贼心没贼胆的意淫，与公开的通奸相比，好不到哪里去。
在钟夏保释期间，他们夫妻之间，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吵。这些争吵的直接结果，造成了后来钟夏被判刑，徐芳竟然从未去探过一次监。既然在监狱里的时候，她都没有去看过他，他从监狱里出来，她自然也没有主动去看他的道理。徐芳并不在乎他是否坐过牢，在他刚出事的那一阵，她曾经真正地为他着急过。只要他的表现仍然像个男子汉，表现得光明磊落一些，徐芳相信自己可以接受一切。她不在乎自己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吃苦受穷，而且就算他真和别的女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只要他能认识错误，她还是可以原谅他。
徐芳不能原谅的，是钟夏非要做出一副成全她的样子。他出狱以后，主动提出来要分手，理由是他已经没有工作，前途不可知。徐芳觉得自己就冲这一点，就可以和他分手，因为他应该知道她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否有工作，事业是否发达，他是故意把她看得很俗气。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徐芳就是一个俗气的女人，他对她显然没有任何爱可言。
如果说，在保释期间，徐芳不应该说出要离婚的气话，现在人都从监狱里出来，钟夏就不应该重提离婚二字。他应该知道他只要提出离婚，徐芳是不可能拒绝的。在这一点上，钟夏显然深思熟虑，他显然一点退路都没留，自己没留，也没给徐芳留。
他们决定很好地谈一谈，既然大家都认为分手为好，那就客客气气结束。两个人谁也不愿意往回缩，徐芳有一个大学同学分在法院，知道他们要离婚，从法律上给他们很多帮助，他们没有走上法庭，而是在这位同学的安排下，在两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友好地分了手。徐芳的那位老同学，在大学读书时曾经追求过徐芳，他也力劝徐芳不要离婚。自从分到法院以后，熟悉他的朋友，常常为离婚的事情找他，不在法院里待过，不知道离婚率上升，他看到一些好端端的家庭，也不为什么事，就跑到了法庭上，因此对任何一对要求离婚的夫妻，他采取的办法，都是劝人别离婚。
在正式协议离婚手续之前，徐芳约老同学在一家咖啡馆见了一次面。老同学无数遍地劝徐芳回心转意，结果弄得她十分恼火。徐芳所以要找到他，只不过是现在社会上办事流行的一种习惯，这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希望找熟人帮帮忙。老同学一个劲地劝她，而且不时地以自己的家庭为例子，结果很容易给人产生一个误会，他好像是害怕徐芳会对他有什么意思。徐芳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同时还稍稍感到有些遗憾。她觉得自己要和钟夏离婚，真有些不明不白，真的第三者没有出现，假想的第三者事实上也不存在。她现在已经不承认丈夫有第三者，因为这样，意味着是她被丈夫抛弃了，如果是有第三者，她愿意是自己先有外遇，因为只有这样，才表示在夫妻生活中，是她炒了丈夫的鱿鱼。
在街道办事处，一位胡子拉碴的办事员问他们为什么要协议离婚。由于已经打过招呼，这样的询问只是走过场。钟夏让徐芳说，徐芳有点为难，看着办事员，想了想说：“难道一定非要有什么理由？”
办事员笑着说：“总得在‘理由'这一栏上，写几个字。”
徐芳不知道说什么好，淡淡一笑，看着钟夏说：“还是你说吧，你找个理由，随便找个理由。
办事员还是笑，说：“也不能太随便，这毕竟是离婚，是大事，对不对？”
钟夏灵机一动，问道：“别人一般怎么说？”
办事员说：“怎么说的都有。”
徐芳就说：“那就找个好听的。”
办事员说：“就说夫妻感情不和。”
钟夏立刻接着他的话说：“对，就这么写。”
办事员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笑着说：“可是，要我说，我看你们好像没有感情不和嘛。”
钟夏和徐芳都笑了，离婚看来真是一种解脱。他们都以为自己心情会很沉重，然而他们流露出来的，都是不可遏制的轻松。在来办事处以前，徐芳就想过，自己应该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别人离婚又吵又闹，他们能够很平静地分手，这本身就极有诗意。他们必须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如果说刚开始的那种轻松，多少还有些做作的成分，因为她不过是想向钟夏表明，自己并不在乎和他分手，很显然对方的用心也是如此。但是当表示正式离婚的公章一盖以后，原来还有些做作的轻松，竟然变成了一种真正的解脱。
在这之前，一些事还只是可能，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不可能，说结束就真的结束，他们已经成为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走出办事处时，徐芳和钟夏一起拉着手，十年前，他们也是这么拉着手去登记的。
那时候是一种亲密，现在只是一种客气。过分的平静，反倒让他们两个人都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们的缘分事实证明是真到了尽头，要不然绝对不应该这样平静。徐芳想，钟夏多多少少也该做出一些依依不舍的样子来，一日夫妻百日恩，何至于这么轻轻松松地就分了手，她没想到钟夏心里恰恰也在这么想。他们的心里又轻松，又乱，说不出个所以然。钟夏说：“这样吧，我们去接小雷，然后一起吃一顿饭。”
这顿饭大约是最后的晚餐的意思。徐芳想不出什么理由应该反对，于是两人拦了辆出租车，直接去小雷的学校。离放学还有一段时候，小保姆已经站在学校门口等待，还有许多大人也都站在那里，聊天的聊天，看报纸的看报纸。现在的小学生，放学了都要大人去接，徐芳要上班，天天接小雷的任务，就由小保姆完成。徐芳现在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离婚以后，她和钟夏原来住的房子，仍然归她和小雷，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能住自己父母那里，因为小雷要靠他们照顾。
离正式放学还有一个多小时，徐芳突然改变了主意，她邀请钟夏和她一起去喝茶。
两人来到徐芳曾经到过的咖啡厅，拣了墙角边的两个空位子坐下来，要了一壶乌龙茶。
咖啡厅里很空，他们是唯一的客人。这里显然是谈话的好地方，钟夏不知道她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眼睛直直地看着面前的茶壶。徐芳没话找话地说：“这儿的环境很好。”
说完，有些后悔，她想起自己曾经在这和老同学商量过她和钟夏的离婚事宜，服务员小姐如果还能记得她，一定会想她不是个正派女人，因为不久前，她还和另一个男人来过这里。出现在这里的一男一女，有那种不正当关系的，肯定占多数，与第三者在这幽会，再自然也不过。徐芳还听人说过，咖啡厅通常不是个好地方，有的咖啡厅里的小姐，其实就是三陪，而这样的咖啡厅本身就成了色情场所。
咖啡厅的大门，这时候是敞开着的，由于没什么客人，服务员小姐一个个显得很慵懒。徐芳觉得现在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敞开心扉说真话的机会，现在不说，以后想说也没有机会。她举起小茶杯，一口把茶喝了，默默地笑了一会，她的笑很神秘，钟夏不知道她为什么笑，呆头呆脑地看着她。徐芳想说又有些犹豫，咬了咬嘴唇，突然很认真地说：“钟夏，我们都到现在这一步，你给我说一句老实话，你和陶红之间，到底有没有事。现在，也没必要再瞒我，反正我们已经分手。”
钟夏感到哭笑不得，没想到她一本正经，就为了问这句话。这样的问题，他实在懒得回答：“我们不谈这件事怎么样？”
徐芳坚持要谈。她很诚恳地说：“你可以说实话，也可以不说实话。”
钟夏想她要听实话，而自己从来就是说的实话，现在要说，也只能把说过的话，十分无聊地重复一遍：“徐芳，我发誓没有，行了吧。”
“真的没有？”
“真没有。”
徐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是不满意。她怔了一会，笑着说：“你跟我说掏心窝的话，就算你没跟陶红那丫头有过什么事，你有没有别的艳遇，对于一个成功的男人来说，没有艳遇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实在没有魅力。“她看钟夏一脸不明白的模样，又补了一句：“不管是我们结婚前，还是结婚后，你跟我说实话，怎么样，我想你现在不会在乎我们讨论这话题吧？“钟夏觉得两人既然已经分手，到如今还说这些，起码是很无聊。
结婚以后，徐芳老是怀疑他有外遇，明明是吃醋，又总是装作不在乎的样子，现在，他们已经离婚，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他不愿意自己像罪犯一样继续被审问，于是反问了一句：“在我正式回答以前，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艳遇？如果有，这时候你也没必要瞒我。“他的目的是想将徐芳一军，看她还能说什么，没想到徐芳很干脆地说：“我当然有，只是过去没有说而已。
钟夏觉得自己被深深地震动了一下。他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看着徐芳。徐芳眼睛不看他，慢吞吞地说：“当然，现在说出来也不要紧。“她告诉钟夏，说自己上大学时，曾经和班上的一个同学相好过，那同学是西安人，她到西安去玩，就住在他家。她和他姐姐住一个屋，他们试着偷了好几次情，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家的环境不太好，老是有人打扰。徐芳转过脸来，注意到钟夏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继续不动声色地叙述下去，她说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停地尝试，可惜大家都没经验，始终完成不了最后的插入。
徐芳很投入地说着，钟夏对她的话深信不疑，其实这并不是徐芳的故事，这是她妹妹和前任男朋友的交往中的一段情节，徐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蓄谋已久，要把妹妹的故事移植到自己身上，这时候，她看到钟夏很痛苦，不禁感到一种快意，感到自己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也许这就是她的目的，她就是要让他难受，让他妒忌，让他恨她，让他以后一想到自己就跟吃了苍蝇似的。既然大家不能爱，那就干脆恨，爱能够刻骨铭心，恨也能。
徐芳最后说：“跟你结婚，我可以算是处女，当然也可以算不是，你得到了我的处女膜，但是你并不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钟秋对电视剧的最后一稿，感到很满意。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到了成立剧组的时候，该轮到制片主任老王大显身手。首先是男女主角的选择，老王倾向于多花些钱，用眼下正值走红的男演员王志文，理由是他名气大，收视率必然高。在讨论剧本的时候，过路和黄文也觉得男主角由王志文来扮演比较合适，黄文对王志文的演技十分赞赏，她老是说自己写剧本，就忍不住会想他演这一角色时会怎么表演。为了决定人选，钟秋特地借了王志文演的电视剧的录相带，看完了，她觉得他不合适。观众太熟悉他，熟悉了，就很难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钟秋觉得男主角应该找一位戏曲演员。因为在电视剧中，得演戏中戏，要有很好的戏曲演员的功底才行。当然唱可以用配音，身段可以用替身，但是什么都是假的，这戏就很难演好。物色演员是一件很头疼的事，老王的强项仅仅是和演员砍价，他的眼睛中就只有钱，用很少的钱，做尽可能多的事。他甚至提议让钟秋的丈夫吴敬来演男主角，理由是自己人好说话，肥水不流外人田。钟秋决定这一次将采取和以往不同的办法，她必须讲究一些，只能是自己选演员，而却不让演员选剧组。她决定要和拍一部好电影一样，花相当长的时间来试镜头，那些不适合的演员，坚决不用，如果真不合适，就算是签了合同，也仍然要解约。
很多演员来应聘，由于钟秋的上部电视剧很成功，招聘演员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后，老王每天都能接到许多电话。有的是毛遂自荐，有的则是毫不搭界地推荐。住老王楼上的一位中年妇女，平时见了老王，不过是点点头，有一天晚上，都快十一点了，突然很热情地敲开老王家的门．然后就进入房间敷衍，绕了半天，原来她有个远方的侄女儿想演个角色。老王只想打发她赶快离去，因为自己的老婆觉得这时候还有女人上门，心里很不痛快。虽然是邻居，楼上的那位中年妇女平时见了老王老婆，爱理不理，现在有事要求人，突然笑得像朵花，她最恨这样的女人。老王老婆从来不干涉丈夫的工作，那天晚上她实在忍不住，说：“用谁不用谁，又不是我家老王说了算，你应该去找导演。“老王觉得老婆小看了自己的权力，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不是主要演员，演个一般的角色，我这点主还能做，你可以让她人来一下，如果合适，问题也不大。你侄女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女邻居说侄女在东北某个城市的什么艺术学校读书。老王一听那么遥远，立刻说没必要来。女邻居连声说不要紧，说侄女儿也想来玩玩，她当晚就回了电话，于是那所谓的侄女儿，第二天就坐了火车，从几千里路之外，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其实这侄女儿也是假的，是女邻居一个熟人的侄女儿，女邻居怕老王对于拐了弯的亲戚不给面子，便把别人的侄女儿，说成是自己的侄女儿。那个女孩子来了，说一口东北话，一看就知道绝对不能演戏。她只是喜欢影视，大学考不上，自费在读民办的艺术学校，这种学校的主办单位，通常也就是区文化馆。女孩子心比天高，却什么事都不明白，开口就是最好能演女主角，不行演配角也行，说得老王哭笑不得。现在人已经来了，就这么叫她走，心太狠了些，可是不叫她走，又怎么办。
倒是老王的老婆，有些心软，女邻居拼命攻她的关，买了礼物，说了一大堆好话。
她于是怪罪自己男人，说要么别让人来，人家既然来了，就应该有个交待。老王说：“小丫头一点都没开窍，她这样的，到哪所中学里，都可以找到一大群，而且现在女孩子喜欢影视，随便找几个女学生，根本不要付报酬。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最后女邻居大约也看出来实在没可能，就让老王无论如何，都要多鼓励鼓励那个伪侄女儿，因为据她的父母说，她的感情脆弱得很，别一盆冷水扑得太猛，弄得她想不开，生出一些别的什么事来。她大学没有考上，家里想逼着她再考，她便说自己已准备吃安眠药。女邻居说自己早先也没想到这女孩是这样，早知如此，真不该多此一举。老王的老婆吓得不轻，老王一到家，就跟他烦这事，老王没办法，最后只好认一半的路费。老王很心疼地说：“我出这一半的路费，绝对是没原则，像她这样的条件，谁也不会出这个钱。她还在读书，回去和同学说，有剧组花钱让她试镜头，她就应该算是很有面子，这次算是我倒霉，告诉你，这钱，我出得绝对冤枉。”
剧组自从成立以后，各式各样的事情，让老王头昏脑涨。他也因此成天把“忙死了”
三个字挂在嘴上。有一天，有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找了来，说是钟导演的弟弟。老王说：“钟导演是有个弟弟，可是你不像。你给我说老实话，谁让你来的？“小伙子说是他妈让他来找钟秋的，想在剧组里找点事干。老王没好气地说：“你小子也昏了头，冒充谁不行，我们钟导演她妈死了不知多少年，怎么会突然冒出你这么个弟弟。你说是你妈叫你来的，你妈现在在哪，难道死人也能说话？”
小伙子恶狠狠地说：“你妈才是死人呢。”
老王说：“我妈是早死了，既然你是钟秋的弟弟，你妈也不可能活着，我这话有什么错？”
到后来，老王终于搞清楚了，这小伙子是钟秋继母的小儿子杨卫文。这一阵，来找老王的差不多都是演员，除了主要演员，凡是剧中出现的人物，是否录用，都得先经过老王这一关。老实说他也有些眼花缭乱，很多事都不过是走过场，因为那些想演戏的演员，对自己常常缺乏最基本的判断，老王和钟秋已经习惯于往对方身上推卸责任，这是他们多年合作达成的一种默契，老王推脱演员的绝招，是这事得导演说了算，而钟秋不想用谁，就说要听制片的意见。每拍一次电视剧，都要推掉一大批想演而没戏演的演员。
像杨卫文这样冒冒失失，主动跑来要求打杂的人也有，但是不多。
老王和钟秋商量，是不是把杨卫文留下来。钟秋说，她不管，既然打杂，老王用谁不用谁，跟她没关系。老王又把杨卫文愣头愣脑跑来时的情景说给钟秋听，钟秋听了，笑着说：“我看这人脑子有点毛病。”
老王点点头，说：“我看也是。”
钟秋不赞成把杨卫文留下来。老王却借口杂事太多，有这么个帮手也好。他告诉钟秋，杨卫文已经表过态，只要让他留下来，哪怕是不给钱也行。老王又说，既然把他留下来，当然一点钱不给也不可能，不过小伙子这么说了，说明他也不在乎钱，只是想在剧组里玩玩，象征性地有些劳务费就行。钟秋知道老王的脾气，只要能省钱，嫡亲爹娘替他白干活，他也乐意。虽然自剧组成立以后，老王差不多一直把忙死了这句话挂在嘴上，但是忙归忙，牢骚归牢骚，说什么也不肯再雇个人帮他当副手，不是怕别人威胁到他的制片主任职务，而是舍不得钱。他是天生制片主任的料，脑子里永远都打着如何省钱的小算盘。
事实也证明老王会挑人，杨卫文是个腿勤的小伙子，脑子不好使，干不用动脑筋的笨事，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让他去机场火车站接演员，半夜三更地去排队买车票，缴电话费，买盒饭，借录像带，去银行取很少的钱，好歹都能完成。有时候也常办错事，让他买盒饭，他有一次随手多拿人家一盒，结果被人发现，给恶狠狠骂了一顿，弄得陪他去拎盒饭的人，也很下不了台。别人要骂，自然就一起痛骂，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一伙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人也不会和坏人搅和在一起，杨卫文一看就知道头脑不清楚，显然是有人指使他这么做。杨卫文跟在老王后面跑腿，不多久也学会了抠门，花起钱来比老王还吝啬，不管买什么东西，都问人家能不能打折，他算数字总是算不过来，有时候真遇上打折，他根本就算不过来。
很快，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到位了，钟秋决定在正式开拍以前，再做些前期工作。首先是调一些片子来看，譬如能够找到的戏曲片，又譬如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桃花扇》，还有一些五十年代拍摄的故事片，像《暴风骤雨》等，钟秋希望通过观看不同的影片，能让演员感受到不同的东西。由于男女主角，最初都是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如何表演，已不用多说，对于他们来说的，是走下舞台以后的表演，他们身上既要有现代的气息，又得演像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人物，作为男女主角，他们必须分别在三个不同时态里表演。
一环套着一环，演好了，可以出奇制胜，演得不好，那就全砸。
钟秋的丈夫吴敬向钟秋推荐了一位女演员，这人和吴敬合演过一部戏，表演马马虎虎。她刚从电影学院毕业，雄心勃勃，一看就属于那种善于抓住机会的女人。影视界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她们年纪轻轻，美貌动人，早就是闯荡江湖的老手。很显然，吴敬还没有和这女演员勾搭上，因为两人真要是已经有了一手，吴敬绝不会再把她介绍给钟秋。
钟秋对丈夫的那点心机，已了如指掌，向钟秋推荐女演员，只是他试图勾引女演员的一个小手段。无论多好的男人，进入影视圈，不久就会学会，他们身边美女如云，只要自己稍稍有些名气，机会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抓住。钟秋认识一位有些名气的男导演，在一次年轻导演的年会上，他曾不无得意向她宣布，自己已经成了庙里面供展览的铜柱子，什么人从他身边走过，都要摸他一下，弄得他贼亮贼亮的。他说他已记不清自己睡过多少女演员，钟秋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男导演已经成了一名男妓，她想不明白，男人都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吴敬推荐的那位女演员，在剧中扮演女二号，她的戏不多，只是男主角的无事生非的妻子。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包巧玲的影子，就像女一号身上，难免有不少冷悠湄的故事一样。钟秋想自己的下一部电视，恐怕就要拍她和吴敬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之间，曾经有过非常浪漫的一段日子，然而影视界这个圈子，把他们彻底毁了。他们变得难以理喻的现代，他们是夫妻，然而更多的情况却是有名无实。一年里，他们根本见不了几次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其实已经把对方忘了。他们没有离婚，只是因为没时间离婚，或者说没时间想到离婚。婚姻的形式还在，婚姻的内容已经死亡。钟秋对吴敬背着她干些什么，已经不太在乎，在这一点上，她的心早就麻木了。吴敬的不忠诚，曾经极大地刺伤了钟秋的自尊心，她曾经也的确感到过痛不欲生，但是钟秋很快就明白，现在影视圈里的人，很多事已不能算成是背叛。太顶真太计较反倒显得不正常，见怪不怪，女人让丈夫戴绿帽子，男人吃女演员豆腐，这是影视圈之外的人，喜欢津律乐道的花边新闻，老百姓们都喜欢这么说，是因为影视圈里的人自己不争气，确确实实地总是在这么做。
电视剧还没有正式开拍，刚结识不久的一对男女演员，就传出了绯闻。尽管查无实据，并没有罪证确凿地把两人按在床上，但是大家都忍不住悄悄地议论开了。谁都看出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一男一女，虽然都已经有家有小，却把偷情当作了家常便饭，胆子也太大了，压根就不管别人会怎么想。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本身就不对，这是动摇军心，当事者不在乎，别人很在乎。好在这是两个不太重要的演员，老王找他们谈了一次话，代表全剧组宣布一个决定，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必须有一个人立刻离开。事情发展得也太快了一些，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他们得悠着点，就算是动了真感情，贾宝玉见到了林妹妹，也应该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心思都用到旁门左道上去了，这电视剧没办法再往下拍。
钟夏在刚离婚的那几天里，心情一直不好。徐芳显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钟夏不愿意想到她，但是忍不住就要想到，想到她，就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她分手时说过的话。钟夏在男女问题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无可挑剔的男人，当他回忆往事时，发现自己对异性，差不多像一张白纸一样无瑕。除了前妻徐芳之外，他没有和其他女人有过什么感情上的纠葛，更谈不上肉体之间的接触。他所生长的那个年代里，男孩对女孩充满了敌意。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钟夏和班上大多数的男孩一样，都以和女孩说话为耻。尽管他有姐妹，但是他并不能从她们身上了解女性，钟家住的是一种旧式的两层小楼，这是当年一位国民党官员留下的房产，钟夏睡在楼上的小房间里，和父母的房间紧挨着，姐姐钟春和妹妹钟秋与奶奶住在楼下。
和徐芳结婚以后，还是在蜜月里，有一天，徐芳在卫生间里招呼他，让他帮她拿一把梳子。他找到了梳子，送进浴室，虽然已不是第一次见到新婚妻子的裸体，然而这一次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湿漉漉的徐芳让他想到了自己对异性的初次认识。他想起刚上中学时的一幕情景，那是夏天的黄昏时分，他的母亲冷悠湄从什么地方回来，敞开了卫生间的门在那洗澡，也许天气太热的缘故，也许压根就没想到儿子在家，那年头大家都用一个大的木头盆洗澡，冷悠湄慢吞吞地洗完了，从木盆里站起来，擦干了身子，赤条条地站在窗前，用梳子一下又一下地梳着头。夕阳中，母亲的裸体让钟夏感到木然，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感到羞耻，可是接连多少天，只要他合上眼睛，眼睛就会出现难以忘怀的一幕。
后来他就有了弟弟钟冬，当钟夏对生育有所了解以后，他总是排除不了一种联想，那就是钟冬的受孕，和母亲的那次回家有关。母亲长年累月都不在家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楼上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完全是凭想象，钟夏就能够想明白，那天晚上父母之间会干些什么。不过当时的钟夏还不是太明白，他毕竟还只是个中学生，陷入在深深的羞耻中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对于钟夏来说，在此次偷窥之前，女性的不同之处，只是她们穿着花衣服，胸前有些隆起，要去只能去女厕所，而这以后，钟夏和女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她们裸体时的模样。这种下流的念头一直是种折磨，为了坚强自己的意志，钟夏在婚后总是有意识地回避徐芳的裸体。
结婚后的徐芳对裸露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好。她总是借口卫生间太小，喜欢脱光了进去，然后再光着身子出来。她还喜欢一丝不挂地在房间里无目的地闲荡，钟夏常担心别人会从窗户里窥探到这个家庭里的隐私，这种担心毫无必要，事实上，远处大楼必须用望远镜才能看到，而且要看，也只是很小的一块局部。让钟夏感到别扭的，是徐芳根本就忘了儿子是个男孩，她从来就不回避他，在冬天，她带着他一起去单位的浴室洗澡，在家里，更是无遮无拦肆无忌惮。钟夏有时候对儿子会产生一种毫不相干的敌意，儿子唤起了他的一种不曾得到的母爱。母亲从没带他去过女浴室，母亲的心思从来就不用在他身上，她心中从来就只有工作，难怪父亲钟天会有第三者。
钟夏从记事起，奶奶就喋喋不休地在他耳边灌输，让他长大了以后，千万不要跟父亲学。钟家的人，谁也不会原谅钟天和包巧玲之间的偷情，这种偷情破坏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应有的幸福。儿女们都相信，母亲长年累月在外面工作，是由于父亲不学好的缘故。钟天从来不说自己妻子的坏话，他只是屡教不改，但是又绝对痛心疾首地指责自己，这样一来，大家更加不肯原谅他，因为他是知错犯错。钟夏想自己这一生，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不忠实的丈夫，他从来没试图背叛徐芳。在生意场上，男女混杂，他却始终表现得像个君子，他一直觉得自己和徐芳无论如何不和，如何心存芥蒂，然而有一点不容置疑，这就是他们都得相互忠实，共同遵守婚姻的契约。
离婚之后的钟夏，仍然住原来的小家，从产权上来说，这套房子属于徐芳母子，徐芳住在父母那边，房子算是暂时借给他住。为了忘掉不愉快的往事，钟夏决定尽快从这搬出去，他让陶红留意报纸上的房屋出租消息，准备先租一个小套，他反正是一个人，哪怕是租个单间也可以，只要水电卫齐全就行。公司的业务这一段时候，一直很顺利，好消息不断，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公墓巨大的升值潜力，已经显山露水。市政府对城市规划做了新的调整，郊区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都像原先预料的那样，近郊的墓地，在红头文件的勒令下，全部都得往远处迁移，于是公司经营的第一笔大生意，便是众多的迁墓者。与刚开始的拼命拉客形成对比，现在公司完全是坐在那收钱，源源不断的迁墓者，在市政府规定的日子里，纷纷赶到公司里来买墓地。最初的几块墓地都是打了折才卖出去，如今公司已经偷偷地涨了两次价，还是供不应求。
很快，陶红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为钟夏租了一个小套，人家本来是装修过的，家具也现成，稍稍收拾了一下，便搬进去住。陶红好像也觉得钟夏迟早是要离婚，凭着女人的直觉，她隐隐约约已经感受到，徐芳怀疑她和钟夏之间有什么事。对于这一点，她一点都不在乎，身正不怕影子歪，再说现在都什么年代，就算她真和钟夏有了什么，又怎么样。钟夏从来不和她说自己家的事，陶红也从来不问，大家心照不宣。她只是出于本能地替徐芳感到惋惜，因为这年头，像钟夏这样的好丈夫，差不多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她知道钟夏心里不痛快，想安慰他，又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好。钟夏是个心灵深处能藏住事的男人，他性格要强，做事负责，天生是做大干部和大老板的料子，根本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陶红打内心里希望他能尽快找到一个女人。
这一阵，公司里的事很多，又添了一些人，从萧条时只剩下陶红和钟夏两个人，很快发展到近二十名员工。钟夏似乎要汲取上次惨败的教训，对公司的财务抓得很紧，事必躬亲。他对陶红依然很信任，但是经济上却不让她过问得太多。他又聘请了一个揣着很多证书的女会计，建立了严格的会计制度。陶红现在的职务，说起来是副总经理，事实上有职无权。办事时，还不如部门经理说话管用。钟夏有意无意地在减少她在公司里的作用，特别是他离婚以后，这种迹象更加明显。陶红并不在乎自己已经被架空，因为从打定主意跟钟夏干起，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快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她欠他的情，她继续跟着他干，只是还债的一种形式。现在，他已经重新振作起来，自己对他已经变得不太重要，陶红决定离开钟夏。
陶红是在一天下午向钟夏辞职的，让她感到意外的是钟夏没有任何挽留的意思。他很平静地接受了她的辞职，好像早就等着她这么做。一种失落感萦绕在陶红的心头，她压抑自己心头的激动，默默地从钟夏的办公室退了出去。她没想到钟夏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陶红发现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几乎都快爱上钟夏，真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不当一回事地接受了她的辞职。在她即将离开钟夏办公室的时候，钟夏约晚上和她一起吃饭，陶红立刻以自己晚上有事为托辞。钟夏说：“不管有什么事，饭一定要吃，你随便找一家馆子，我请客。”
陶红说：“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事。”
钟夏很固执地说：“不行，无论如何，今天晚上的饭一定要吃。”
陶红想，钟夏以为自己用一顿饭就能打发她，这种想法太愚蠢了，他应该明白，这顿饭对于她，反而是一种伤害。陶红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闷闷不乐地整理着抽屉，她没想到自己这么轻易地就失了业。她脑海里回响着钟夏不久前说过的一句话，陶红提出辞职时，钟夏不动声色地说：“说老实话，我也不希望你在这公司里长久待下去，你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工作。“这样一句话，让陶红根本就无话可说，她原来准备的，都是钟夏如果挽留，她应该怎么说，现在钟夏既然毫无挽留之意，她准备的一番话，就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一时间，陶红的脑子里想了很多，突然她想明白了，钟夏一定还惦记着过去的事情，毕竟那件事，中断了钟夏如日中天的事业，害得他丢了工作，吃了官司。从表面上看，钟夏似乎根本就不在乎，事实上，也许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下班以后，钟夏来找她，她尽管不愿意，还是一起和他出去吃饭。钟夏让她挑一家馆子，她招了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了个馆子的名字。那馆子显然没什么名气，陶红不停地为他指着方向。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钟夏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曾在这家馆子吃过饭，那是他们最潦倒的时候，他们和民政厅的朋友一起来过这，当时还是那位朋友慷慨解囊，不过这位朋友已经为了这顿饭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钟夏没想到陶红把他带到这来，笑着说再找一家好点的馆子。陶红说这家馆子挺好，坚持要在那，站在门口的迎宾小姐，热情滚滚地冲过来招呼他们。钟夏拗不过陶红，便和她一起进去了，找了个位子坐下来。钟夏对四处看看，问有没有雅座，小姐连声说有，把他们带到楼上一看，是间鸽子笼似的小房间，闷得透不过气来，而空调又是坏的，远不如楼下的大堂宽敞，于是又回到原来的位子坐下。
陶红没情绪吃饭，钟夏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好像有障碍，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大堂里乱哄哄的，有一桌正在闹酒，大呼小叫鬼哭狼嚎。菜是陶红点的，钟夏的胃口很好，一个劲吃，不时让陶红也吃。陶红有些不高兴，他也知道她不高兴，然而像逗小孩玩似的，她越是不高兴，他就越做出高兴的样子来。陶红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高兴。吃完饭，钟夏不让她走，要拉着她一起散步，说还有话要对她说。陶红这时候，就想听钟夏说些什么，也不坚决反对，因为她觉得自己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打发了，总有些不死心。
外面已经是黑夜，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人。钟夏的话，几次都是已经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最后，他很认真地说：“这样吧，我们还是去公司，还是在那里说话方便。“陶红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看他的样子，确实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两个人再一次坐车回到公司，大家都已下班，公司已经上了锁，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住在楼下。钟夏跟老头要了钥匙，和陶红一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泡了茶，考虑着如何开始。
陶红看着钟夏神秘兮兮的样子，想无非是自己要走了，说些感激之类的客套话，这些话早就可以说了，她终于有些忍不住，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话，快说，干吗要这么吞吞吐吐的！”
钟夏笑着说：“我说话怎么吞吞吐吐了，你急什么，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呢。“钟夏是个没有太多幽默感的人，他平时很少和员工说笑，因此，偶尔开些玩笑，别人也弄不清是真是假。陶红等着他的下文，没想到又没了。钟夏看着她，就像领导干部准备和群众谈话，表情很认真，态度很和蔼，然而要说什么，就像个悬念，迟迟没有结果。陶红想今天的情形实在滑稽，她向他提出辞职，他不当回事地就批准了，然后两人一起吃饭，然后做出有什么话要说的样子，绕了半天，仍然还是没说，这压根就是在浪费时间。
钟夏终于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难怪会憋那么长时间，他的话，吓了陶红一跳，因为她什么话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会说这样的话。钟夏突然很动情地说了一句：“陶红，你嫁给我吧。”
这是一句深思熟虑的话，也不知为什么，陶红希望他能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也许，玩笑的口吻，让陶红拒绝起来，能轻松一些。这是一个很突然的信息，在此之前，陶红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陶红希望钟夏不过是随口说说，这只是男人勾引女人的一种借口，她宁愿他是在引诱自己，也不希望他一本正经地谈论婚嫁，陶红觉得自己嫁给什么人都可以，惟独不会嫁给像钟夏这样的男人，因为钟夏太一本正经，始终像个领导，就算是说：“你嫁给我吧“，仍然还是领导的口吻。她几乎立刻就知道这绝不是随便说说，钟夏从来就没有和她调过情，如果他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像很多轻薄的男人一样，那么，他有太多便利的机会。吃女人豆腐，占女人便宜，这不像是钟夏喜欢做的事情，当他很动情地说出要陶红嫁给他时，陶红知道他是绝对当真的。
陶红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她很感激，女人总是乐意被男人所爱，但是好像一下子转换不过来所扮演的角色，陶红仍然觉得他们是在谈工作，钟夏好像仍然还是她的老板，他坐在办公桌前，正为某一件事情做出决定。陶红觉得这种谈话应该在公园里谈，应该在海边，或者是在咖啡馆。现在谈，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钟夏在等待她的回答，她却在想着如何拒绝，才不让对方下不了台。由于想的时间太长了，钟夏以为她已经默认，于是干脆大举进攻。钟夏坦言，自己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尽管岁数比她大了许多，可是他会对她的一生负责，他要让她的这一生，过得都很幸福。
陶红知道必须赶快中止钟夏的想法，她说自己从来就没想过要嫁给他。她说他肯定是误会了，他应该知道她已经有男朋友，而且年龄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她的男朋友年龄就不小，她说自己喜欢年龄大一些的男人，但是她不会嫁给他，因为她只是尊敬他，而并非爱他。尊敬和爱不是一回事，作为男人，他要比杨卫字出色得多，他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有毅力，也有魅力，勇于承担责任，但是陶红宁愿选择杨卫字。人不一定总是选择最好的，男女之间讲究的是缘分，缘分往往比什么都重要。她的话有些语无伦次，为了让钟夏死心，陶红连自己和杨卫字同居过这话都说了出来。她告诉钟夏，自己不仅和杨卫字同居过，已经堕过两次胎。
钟夏说：“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你的过去，对我已经不重要，你和我在一起，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陶红对钟夏过分的自信感到有些不快，他的用辞都仿佛是在做什么决定。这是自信的男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意志，替别人作出判断。陶红从来就不认为过去不重要，如果过去真的不重要，将来也同样可以不重要。钟夏的行为让陶红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表示父爱的愚蠢方式，就是常常自以为是为陶红做安排。陶红真心地喜欢自己的父亲，但是她并不愿意让像父亲这样的男人，成为自己的丈夫。爱情用不着深思熟虑，爱情也不是许诺，用不着非要等自己离了婚，把一切都安排好，再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求婚。对于真正的爱情来说，婚姻并不重要，像钟夏这样以求婚来表示爱情的方式，已经显得太古典了。陶红觉得钟夏没有必要这么理智，这么古板，话多说没什么意思，陶红想自己已经拒绝，他明白这道理就行。
钟夏说：“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陶红很坚决地说：“用不着再考虑，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有男朋友，如果我要结婚，我也是和他结婚。”
钟夏心里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似乎料到她会这么说，依然是很有信心的样子，他十分平静地对她说：“我会和他竞争的，我相信自己有能耐从他的手里，把你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