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路第一次听钟秋说起自己母亲冷悠湄的故事，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尽管钟秋反复强调，她所策划的电视剧，很重要的一个用心，是为了纪念她母亲那一代人，然而在一开始，过路总有一种不得要领的感觉。钟秋的母亲冷悠湄一生充满了传奇，这些传奇听上去很有意思，真要用电视剧来表现，却有些不知从何处着手的恐慌。钟秋的外公是大学里的教授，这位出身于名门的教授，突然对做学问不再感兴趣，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家。他的革命生涯十分短暂，很快在雨花台被国民党宪兵枪毙，那时候钟秋的母亲冷悠湄才五岁。报纸上登了消息，钟秋的外祖母去收了尸，然后就葬在雨花台附近一小山上。
这以后不久，全家都搬到上海去了，冷悠湄在教会学校上小学，然后上中学，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人来接她，说你是革命的后代，不能老在这资产阶级的十里洋场待着，我们接你到解放区去，你已经有了文化，应该到那里去发挥作用。
冷悠湄印象中，自己的父亲只是喜欢在鼻子上架着一副墨镜，解放以后，她带子女去雨花台烈士陵园扫墓，谈起他们的外公，她只能告诉他们这一点。有关革命传统教育，冷悠湄和子女说得更多的是自己参加革命以后的经历。那时候，正是抗战结束前，解放区需要大量的人才，冷悠湄先被送到延安学习了半年，然后再次回到苏北解放区，负责一个县的妇女工作。她的工作似乎很出色，不久，有一个叫王老虎的英雄团长看中了她，他结过婚，有一个小孩，一下子对冷悠湄神魂颠倒，说什么也要和原来的老婆离婚，要娶冷悠湄。冷悠湄对这位战斗英雄多少有些好感，但是绝对没想到过要嫁给他。这家伙是个大老粗，离了婚，竟然用枪逼着冷悠湄，一定要娶她。这事给上级知道了，立刻准备处分他，王老虎不服，说：“老子抗战打小日本，流血流汗，想娶自己喜欢的女人，错在什么地方？”
负责处理此事的军法干部板着脸，气呼呼地说：“别以为你王老虎有功，就忘了自己是谁，你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王老虎说：“共产党的干部又怎么了，共产党就不娶老婆？”
军法干部气得拍了桌子，说：“你摆什么老资格，知道冷悠湄什么来头，人家父亲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哪？”
王老虎一听说冷悠湄的来头，一下子就蔫了。他被关了三个月禁闭，一放出来，就要上战场。临走前，他文绉绉地摘了一束野花去见冷悠湄，一本正经向她道歉，说自己瞎了眼睛，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冷悠湄被他说得又好气又好笑，很大方地把花养在了茶杯里，鼓励他在战场上要英勇杀敌。王老虎说：“打起仗来，我不会含糊，老实说，在战场上，王老虎没怕过谁。“道歉过以后，王老虎跨上战马，很忧郁地去了，不久就传来他英勇牺牲的消息。
冷悠湄事后回想起来，王老虎如果第一次不是蛮横地用枪逼着自己，而是捧着鲜花来，她说不定真会爱上他。干革命就会有牺牲，她从来就不认为王老虎的死，和自己有关。当时有很多人都牺牲了，不用说像王老虎这样成天置身于枪林弹雨，就是冷悠湄自己，也曾经有过好几次历险。有一次，整个县委机关陷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机关人员混在老百姓中，国民党军队要大家交出共产党员。结果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被认了出来，要他们投降当叛徒，不同意就立刻枪毙。那是冷悠湄第一次看到活人被打死，砰的一枪，人倒在了地上，仍然在动，上前又补一枪，还动，再打一枪，终于不动了，鲜血和脑浆溅得到处都是。
好在最艰苦的一段生活很快就过去了，革命形势高涨，解放区的地盘越来越大。一九四八年冬天，冷悠湄负责接待一批来自上海戏剧学校的学生，并成为以这批进步学生为班底组成的文工团团长。对于那些刚刚穿越封锁线，初登解放区的学生来说，穿着军装，梳着短发，腰间别着一把手枪的冷悠湄，在一开始，就立刻获得了大家的崇敬。她笑容可掬地挨个和同学们握着手，欢迎大家参加革命，弃暗投明。包巧玲率先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然后有许多人都跟着哭了起来，是高兴地流眼泪。大家都很羡慕，尤其是那些刚到解放区来的女学生，她们觉得像冷悠湄那样穿军装别手枪，真是太威风太潇洒。
大家向往革命已经很久，现在梦想成真，一个个已穿上军装，成为文工团员，都高兴得了不得。
冷悠湄给大家做形势报告，初到解放区，同学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这就是差不多所有的领导，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会作形势报告，一说就是一大套。形势发展得很快，快得让大家都来不及惊喜，不久，南通解放了，又不久，大军渡江，文工团一边火烧火燎地排练《白毛女》，一边马不停蹄，随着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部队的追击。兵败如山倒，敌占区的概念正在一天天缩小，国军完全垮了，解放军的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过了江的文工团日夜都在行军，大路上常常有五六支队伍在行进，有穿着草鞋走路的步兵，有拉着大炮的战士，有支前的民工，有各机关的干部，看得文工团员们眼花缭乱。
冷悠湄是文工团的第一任团长，虽然她比大家大不了几岁，然而她已经足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老革命。几乎所有的人都喊她冷大姐，在当时这是一种极时髦的称呼，这称呼保持了几十年，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冷悠湄进入了弥留之际，大家还是这么称呼。
事实上，冷悠湄当文工团长的时间并不长，大军过江以后，她就调到别的工作岗位上去了，由于她是第一任领导，所以大家很难忘。钟秋告诉过路，当年的文工团员，很多人都写过文章纪念她母亲。在一本薄薄的回忆录中，当年的文工团员回首往事，差不多所有的执笔者，都满怀深情地提到她。就连和冷悠湄有着重大过节的包巧玲，在回忆文章中，也不能免俗地为她大唱赞歌。
钟秋坚持认为，自己母亲在第一次见到杨如盛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特别的感情。
实际上，那时候，一种巨大的恋情已经产生了。那个年代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羞于暴露自己的真实感情，很多宝贵的东西，还是在摇篮状态，已经被残酷地扼杀。
冷悠湄显然在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杨如盛的与众不同，他是那群人中的贾宝玉，女孩子的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都盯着他转。晚年的冷悠湄曾向小女儿袒露过心扉，在这之前，她总是否认自己对杨如盛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在最后的岁月里，冷悠湄告诉钟秋，自己的一生中，假如真为某个男人动过心，那么这个男人也许就是杨如盛。让钟秋想不明白的，是她到死也没有承认自己对杨如盛一见钟情，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位领导同志，尤其是作为一位女干部，不可能冒冒失失地看中一个刚从国统区来的男孩子。她的岁数比杨如盛大，级别比杨如盛高，不可能一下子就爱上他。
尽管冷悠湄是个很漂亮的女人，然而自从王老虎追求她的事件发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男人再向她表示过爱慕之心。大家都知道她是烈士的后代，说起来来头大，都觉得有些高不可攀，而且她身上多少还有些那种来自大城市的气息，在人们的心目中，她似乎很傲气，难以亲近。一直到和钟天结婚，冷悠湄的感情生活，始终是段空白。没人继续追求她，她也不知道应该爱谁喜欢谁。她和钟天的婚姻十分偶然，大军过江进城以后，在一次聚会中，一位老首长得知冷悠湄还没结婚，笑着说：“这不行，再下去要成老姑娘了，我给你找个人吧！“一起参加谈话的人，都以为冷悠湄会当众拒绝，没想到她一声不吭，竟然就默认了。
于是这位老首长便当真热心地做起红娘，成了冷悠湄和钟天的介绍人。钟天也属于那种年龄不大，革命资历不浅的人，两人初次见面，各方面的条件都般配，不多久便结了婚，然后就有了小孩。钟天对冷悠湄似乎很满意，刚结婚的那一阵，下班回来，总惦记着在巷口替她买个烘山芋，因为冷悠湄爱吃，这是她小时候在上海读书期间最喜欢的食物。婚后的冷悠湄感到最不满意的，就是自己连续的怀孕，她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女人，是工作狂，不愿意为生小孩，耽误自己的工作。那时候，他们都是刚转业到了地方，钟天去大学进修，然后到教育局当领导，冷悠湄去了团委，担任团委的副书记，以后又去了文化局。
冷悠湄去了文化局之后，立即为新组建的话剧团招兵买马。她首先想到的合适人选，就是杨如盛夫妇，这时候杨如盛已经和包巧玲结婚，他们所在的那个文工团早已解散，重新分配到一个地区庐剧团，在那里混得很不得志。庐剧是安徽的地方戏，他们虽然科班出身，但是毕竟是学话剧的，在剧团里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在冷悠湄的直接关照下，杨如盛夫妇调进省城，进入了新组建的话剧团。杨如盛很快就成为话剧团的一号男主角，说有名，就立刻有了一些小名气。有了名以后，杨如盛有些把持不住自己，接连出了两件事，一是和剧团里的化妆师，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化妆间被人抓了个正着。
另一桩是乱说形势的怪话，赶上一九五七年反右，他的言论正好被抓住，结果被打成了右派。
身为文化局长的冷悠湄，对杨如盛的遭遇爱莫能助，一切都已经发生，一切都太晚了。作为主管领导，冷悠湄不得不面对事实，在大会上对杨如盛作出严厉批评。看着杨如盛低头认罪的样子，她心头感到很难过，因为她觉得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好心有时候也会办坏事，如果她不把杨如盛夫妇调到省城来，这些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杨如盛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好演员，要是他不犯错误的话，结局就完全可能是另一副模样。一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本来已经定下来邀请他为主演，杨如盛甚至去电影厂试过镜头。错误改变了杨如盛的人生轨道，他的辉煌事业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杨如盛从小是和姐姐学的戏，他姐姐是一位颇有名的京剧老生，当年常在明星剧院挂头牌唱戏。杨如盛不仅跟姐姐学戏，事实上也是姐姐一手带大的。姐姐在八岁的时候，正式进孙家班学戏，十三岁时登台演出，第一场戏就大获成功，有了小神童的美誉。十六岁的时候，她禁不住一个唱小生的有妇之夫诱骗，与其一起私奔，始乱终弃，很快就被这小生转手出让，介绍给了一位黑社会的地痞流氓，成为这位流氓的姨太太。杨如盛的父母死得都很早，杨如盛无处投奔，便和姐姐一起生活。流氓姐夫对杨如盛姐弟不错，然而就是不许姐姐登台演戏，结果姐姐对戏曲的一腔热情，都花在了弟弟身上。杨如盛十岁的时候，开始在姐姐的督促下，练习唱戏的基本功。
后来流氓姐夫在黑吃黑中，被人打死了，杨如盛的姐姐重新登台演戏，有一度又唱红了，可惜她染上了抽大烟的坏毛病，嗓子说倒就倒，在台上唱自己最拿手的《空城计》，竟然也有人喝她的倒彩。她这一伤心，发誓再也不登上舞台唱戏。黑道上有好几个男人都喜欢她，她于是也不学好，今天跟张三，明天跟李四，谁有势力就跟谁。她混得阔的时候，不仅在家里养了个戏班子，而且专门雇了武功老师教杨如盛，因此杨如盛在考戏剧学校的时候，已经有了一身很好的功夫。抗战胜利以后，好莱坞电影大为风行，接连有两位唱京戏的名伶，因为拍电影，在电影中扮演了角色，声名大振，所以杨如盛的姐姐不仅不反对弟弟学话剧，而且觉得只要学了话剧，就有可能拍电影。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电影学院，电影演员常在话剧演员中挑选，杨如盛的姐姐觉得，自己的弟弟真有机会去拍电影也不错。
在四十年代，和话剧和电影相比，戏曲显得十分保守落后，尤其是京戏，不外乎几本老掉牙的传统戏，演来演去，离不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除了一些固定的老观众，已很难得到青年人的青睐。杨如盛进了戏剧学校，本来就有些新的思想，变得更新，常常和进步学生在一起活动。那时候，搞学生运动是最时髦的事情，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很厉害，学校的排演场，差不多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前沿阵地，国民党特务混进来看排戏，进步学生便大打出手，活生生地将特务打出了校门。事情闹得很过头，一时间，有了取缔学校的风声，于是所有的学生又联合起来，为护校而斗争。戏剧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国民党元老，这个人来头大，当局投鼠忌器，拿学生还就是没什么好办法。
从一开始，杨如盛在班上就显得很突出。他的演技明显高人一筹，无论演什么角色，演谁像谁。进入学校的第二年，大家排演《秋海棠》，杨如盛扮演男主角秋海棠，因为演得出神人化，从此落了个绰号就叫秋海棠。剧中的人物是一个戏子，这角色，一般的同学都演不了，杨如盛从小跟着姐姐学戏，有扎实的基本功，对戏子的生活有更深的了解，演起来得心应手。彩排时反应就很好，后来在市青年宫上演，招待全市的学生代表，反应十分强烈，欲罢不能，于是索性义演了三场，立刻引起轰动，报上连篇累牍地作着介绍，对杨如盛赞不绝口。那些小报的记者，抓住机会就往戏剧学校里钻，想通过采访，从杨如盛身上抓点新闻，从他周围的人身上捞些小道消息。
当时能上戏剧学校的，都是些富裕人家的子弟。同学中，一位参政员的千金看上了杨如盛，公开地追起杨如盛。杨如盛招女孩子喜欢，一点也不奇怪，他说话慢吞吞的，人很内向，常常结巴，说话只说半句，偏偏越是这样，越招人疼招人爱。有时候在舞台上，他也有些结巴，然而这种口吃，并不影响他创造角色。很多女孩子明来暗去地都喜欢他，找出各种借口和他约会，请他看电影，吃西餐，逛公园。他只要有时间，来者不拒，对谁都一视同仁。女孩子都觉得他喜欢自己，为了他，成天闹别扭，一封接一封地写情书给他，结果抽屉里全是情书。杨如盛从来不回信，他自小就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字写得像小学生，知道自己的字难看，不愿意出这个丑。
在众多的女学生中，大家都觉得最占上风的，应该是那位国民参政的千金卢文君。
她人生得出众，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虽然演戏不是如何出色，但是有一点很引人注目，就是比别人更倾向革命，比其他的女同学都进步。这在当时也是个很重要的优点。那时候，没有人喜欢不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年轻人都倾向于共产党，很多人都想找机会参加革命。有一天，曾被学校开除的老李，突然出现在杨如盛的宿舍，很认真地和他谈了一次话。同学们早就知道老李是地下党，学校里开除他，也是为了保护他，因为学校已接到消息，特务就要到学校里来抓人。老李离开学校，便去了解放区，现在，他又重新潜伏回学校，准备偷偷地组织一帮进步学生去苏北。苏北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正需要他们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去大显身手。
老李说：“你小子在同学中最有人缘，只要你愿意去，肯定会有很多同学跟着，所以我第一个就找你。”
老李的信任让杨如盛感到很兴奋。他一口答应了老李的要求，并报出了一长串据他估计愿意去解放区的同学名单。老李听完，皱着眉头说，女同学太多了，一路上不大好互相照顾。杨如盛解释说，这表明女生比男生更喜欢革命。老李仍然觉得这样不妥，好在他对学校的情况本来就了解，于是就自己报了一些名字，一边报，一边征求杨如盛的意见。无论提到谁，杨如盛都赞成，后来老李又说：“不行，人太多了，路上不好走，还是分几批好。第一批应该是些骨干分子，我们把名单再合计一下。对了，一定要注意保密，可别让特务探听到什么消息！”
尽管在人员上做了调整，第一批去解放区的人员中，仍然还是女同学占了多数。有的女同学知道了消息，死缠着老李，一定要第一批走。老李知道这是因为杨如盛的缘故，无论如何拒绝都没有用。女同学中为了意中人杨如盛老是明争暗斗，不过真正为他闹得不可开交的，也就只有卢文君和包巧玲。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是卢文君的对手，临阵怯场，悄悄退出了竞争，只有包巧玲不信邪，非要和她拼个你死我活。没人想到包巧玲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结果让别的女同学心里既伤感，也不服气。卢文君后来出人意外地成为老李的妻子，杨如盛吃香喝辣，三千宠爱在一身，最后却落到看来并不起眼的包巧玲手上，只能是怪他自己太没眼光。大家背后里议论，恨铁不成钢，仅从杨如盛最后选择了包巧玲这一条看，已充分说明他这人其实不怎么样，别人对他那么用情，也是用错了地方。
由于对革命向往已久，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一个个与其说是紧张，还不如说他们更激动，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人多，成群结队，更多的只是觉得好玩。
谁都没有真正想清楚，这次出门远行，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冒险更刺激。大家一腔热血，凭着一股冲动，说参加革命，就一起参加了革命。这是他们有机会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危险，他们喜欢自己扮演的临时角色，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长得文气的同学装扮成阔少爷阔小姐，或者装扮成回家奔丧的穷学生，五大三粗的同学装扮农民，装扮成做生意的小贩。老李多少年之后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批评过这些年轻学生当年的幼稚。他们太像演戏，没有一点社会经验，在通过封锁线的那一刻，所有的表演都显得过火。譬如扮演阔小姐的包巧玲，更像个叽叽喳喳的丫环，或许是紧张的缘故，她变得莫名其妙地话多，毫无大家闺秀的风范。杨如盛扮演的生意人也显得过于斯文，他当时曾处于众多女学生的包围之中，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接受谁抛给他的绣球。谁都能看出这是一批演话剧的学生，他们说话拿腔拿调，和当时的国产电影一个毛病。如果不是地下党在封锁线上安排了接应人员，这些来自国统区的年轻学生，根本就不可能若无其事地通过障碍。要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实在太容易。当时的国民党已接近崩溃，没有多少人会和学生过不去。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学生的用心，来自城市的年轻人，恨不得把什么东西都带到解放区去，在他们的行李中，既有严禁携带的药品，也有完全没必要带着的热水瓶和搪瓷脸盆，甚至包括一个半新不旧的篮球。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包巧玲去解放区，完全是由于杨如盛的缘故。她自己也从不回避这种说法，既然是爱杨如盛，杨如盛去哪，她就去哪，最初的名单上，并没有包巧玲的名字，包巧玲是一个天生没有政治热情的女人，这倒并不是因为她是水果店老板的女儿。从家庭出身来看，一起参加文工团的学生中，有许多人似乎比她更有理由不参加革命。包巧玲属于那种小家碧玉似的女人，人生得很矮小，天生地适合在舞台上演资产阶级小姐。其实和班上大部分女同学相比，她家的经济状况远不如其他人，包巧玲父亲开了一爿不大不小的水果店，生意做得结结巴巴，由于这一点，她对班上的所有富家小姐，都有一种莫名的敌意。包巧玲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在念初中的时候，她的美术老师画画得不好，却喜欢写剧本，为庆祝元旦写了一个独幕剧让同学们排练演出。包巧玲在其中扮演一个阔小姐，阔小姐是个很次要的角色，然而不显眼的配角，演得比主角更引人注意。美术老师夸奖她是天生的演员，这一夸奖的结果，促成了她后来考戏剧学校。
和杨如盛在学校时就大名鼎鼎截然不同，包巧玲一直到杨如盛被打成右派后，才逐渐成名。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改不了自己初上舞台时的人物形象。无论接受什么样的角色，她只要一上台，就情不自禁，难以自控地变成了娇滴滴的富家小姐。在戏剧学校读书期间，她是不起眼的学生，每次排戏，塞给她的全是最次要的角色。要说演戏，卢文君的演技也谈不上什么出色，但是她的运气好，要演总是演女主角。包巧玲和卢文君最初的竞争，不是争角色，而是争杨如盛。通常情况下，两军交战勇者胜，不过有时候，弱者也能占便宜，包巧玲最大的能耐，是善于和敌人结交朋友，既然视卢文君为自己最大的情敌，她克敌致胜的法宝，就是先成为她的密友，掌握了她的一举一动，然后抓住机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她陷入不可挽回的失败之中。
包巧玲并不掩饰自己对杨如盛的好感，她和卢文君争夺杨如盛，不是一味强攻，而是智取。她的高招在于有足够的办法，让卢文君觉得她根本不可能形成威胁。所有的人，都觉得包巧玲只是单相思，杨如盛根本不可能看中她。包巧玲很轻易地就解除了卢文君的戒意，她把自己放在失败者的位置上，不仅让卢文君对她没有任何提防，而且还能让其产生一种恻隐之心。卢文君过高地估计了包巧玲的弱点，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优势，她一边自以为是地觉得已经把杨如盛牢牢抓在手中，一边又带些玩火地和别的追求者偷偷约会。既然杨如盛可以有那么多的女孩子喜欢他，卢文君觉得别的男人追求自己也在情理之中。她的优越感让她变得过分骄傲，当包巧玲批评她不该三心二意时，她想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嫉妒，是没有男人追求她的必然反应。
“小包，你说我怎么会真的看上老李呢，“卢文君和老李来往只是逢场作戏，她不当一回事地对包巧玲解释说，“男人有时候你也要刺他一下，你得让他嫉妒，这时候，他才会变得老实起来。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让如盛他发急，我要煞煞他的傲气！”
包巧玲说：“你难道就不怕别的女人真把他抢了去，譬如是我？”
卢文君做出不在乎的样子，懒洋洋地说：“谁要抢，谁抢就是了，我就不相信，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十年以后，卢文君已经转业并且转行，在一个中学当语文老师，有一次，她接到包巧玲的赠票，让她和老李一起去看她主演的《大跃进畅想曲》。演出安排在当时这个城市中最好的一家剧场进行，因为是庆祝建国十周年，一切都搞得非常隆重。大大小小的领导应邀出席了首演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做着报道，连续演了许多场都是爆满，结果戏票变得出奇紧张。事过境迁，包巧玲不仅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杨如盛，而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一号主角。尽管她演得并不出色。但是卢文君不得不承认，包巧玲是真正的胜利者，无论是在情场，还是在舞台。看戏时，卢文君想起包巧玲十年前说过的话，心里不由酸酸地，不服气，又不能不服气。
演出结束，掌声雷动，被安排前来看戏的外宾，在省领导的陪同下，走上舞台，接见所有演员，和主要演员合影留念。当这一切仪式结束以后，卢文君和老李来到后台，向包巧玲祝贺。包巧玲一边卸妆，一边很热烈地和他们说着话。话题很快转到了杨如盛身上，老李转业以后，在市公安局负责宣传，对杨如盛打成右派的事情已有所闻。包巧玲眼睛有些红，言谈之间，多少流露出一些怨言。卢文君对杨如盛好歹还有旧情，十分关切地问他现在的情况。包巧玲告诉她，杨如盛在郊区劳动，前一阵带信回来，说在那里很不错，他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决心好好地改造，然后重新做人。卢文君很惋惜地说：“这杨如盛也是的，他又不太会说话，干嘛要瞎说呢！”
包巧玲执意要请卢文君夫妇吃夜宵，时间已经很晚了，老李想拒绝，包巧玲说：“你不去，我也让小卢去，我们已经好多年不见面，今天说什么也要聚一聚，到时候，你们就住我那，我们说说话。“外面的馆子早关了门，只有在剧团的食堂里，才能找到些东西吃。剧场外面，本来是有三轮车的，他们说话说晚了，出来时，三轮车已经没了。
好在距离也不远，三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回剧团。夜深人静，他们一边走，一边轻轻地说着话，仿佛是怕路边的居民，会被他们的声音吵醒。偶尔还能遇上一两位下夜班的女工，那几年，社会治安很不错，半夜三更，独身女人在黑暗中行走，一点事也没有。
等他们慢吞吞地赶到剧团食堂，大师傅刚刚睡下。食堂里的所谓夜宵，也就是等演员们差不多都回来的时候，用大锅下面。这时候，参加演出的演员已经匆匆吃了回去睡觉。大师傅也已经将炉子封了，听到包巧玲的声音，开了灯爬起来，埋怨她怎么到现在才来。包巧玲感到有些歉意，说自己来了两位好朋友，是当年文工团的战友。包巧玲并不说这两个人是自己当年戏剧学校的同学，因为在当时，戏剧学校在大家心目中，并没有什么地位，而文工团是军队编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在世人眼里分量完全不一样。包巧玲一辈子都以自己曾经参加过文工团感到自豪，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段值得吹嘘的光荣，多少年以后，当别人都退休的时候，她却可以像那些流血疆场的老革命一样，理直气壮地享受离休待遇。她的薪水不仅一分钱不少，每年有一笔旅游费用，电话费可以报销，在年龄到达七十岁的时候，还可以享受一笔保姆津贴。
大师傅似乎很把包巧玲这样的主要演员当回事。他立刻点着炉子，打开鼓风机，烧水煮面。因为时间已经晚了，卢文君夫妇肚子还真有些饿，于是饥肠辘辘地看大师傅忙。
在五六十年代，剧团里的演员，一般自己都不开伙，餐餐都在食堂里吃，跟大师傅的关系，就像一家人一样。包巧玲不停地和大师傅说着话，不一会，水烧开了，大师傅手脚利索地下面，面下好了，又紧接着弄了个小炒。三个人坐下来，狼吞虎咽吃着。大师傅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吃，忍不住问他们味道如何，他大约是想听他们主动说好吃，他们不提这茬，只好自己开口问。三个人连声说是真的味道好，因为好吃，他们凶狠了一些，所以就忘了夸奖。大师傅被他们一番好话，说得满面春色，一脸笑意，看吃得差不多了，又问够不够。
这气氛，让卢文君想起当年在学校读书时的情景，那时候，校门口有一家小馆子，成年累月地熬着一大锅骨头汤，女生嘴馋，晚上临睡觉前，不去吃碗热乎乎的馄饨，就睡不踏实。卖馄饨的小老板，和这位大师傅长得有些像，都是直鼻方腮，大眼睛，见了女性就情绪高涨，只要被女人表扬几声，立刻忘乎所以，不知道太阳该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卢文君记得有一次，大家起哄让杨如盛请客，把他像捉贼似的硬押到小馆子里去，到了那里，杨如盛却红着脸说自己身上没带钱，大家就说，没钱就欠着，让老板记着他的那张脸。老板说：“我记着他那张脸干什么，你们哪位小姐把钱先垫一垫，不就行了吗？“卢文君大着嗓门说：“不行，我们今天就是要吃顿白食，要不然你请客！“老板心血来潮地说：“好好好，我请客就我请客。“于是，那天晚上，果然是老板破费请每人吃了一碗馄饨。
一眨眼，十年过去了，变化之大，当初绝对不会想到。离开食堂，去包巧玲的单身宿舍。自从杨如盛被打成右派，包巧玲便搬到了单身宿舍来往。大约十个平方的一个小房间，就一张小床，包巧玲说：“我和小卢睡小床，老李，对不起你了，你将就着打地铺吧！“卢文君笑着说：“地铺好，地铺大，在家时，我们一吵架，我就让他睡地铺。”
老李说：“还好意思说，这是欺负我，要是觉得地铺好，下次你睡地铺，别得了便宜卖乖。小包，我告诉你，小卢自从离开了文艺界，心里就不痛快，有点气，都撒在我身上，我也没办法，只好让她。“卢文君之所以离开剧团，是老李不想让她再当演员，当初文工团解散前夕，有一个去师范学校进修的名额，老李把这个机会给了卢文君，因为那时候，他是文工团的团长，有这个权利，或许他当时的想法，是不想再让卢文君在舞台上和杨如盛演对手戏。不久，文工团果然解散了，他们这些人都是演话剧的，在五十年代，话剧变得十分不景气，老百姓喜欢看的是地方戏，文工团员重新分配工作，要么改行去各个地方戏剧团，要么转业，像包巧玲夫妇这样后来还有机会演话剧，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幸好第二天是星期日，老李在地铺上不一会就睡着了，卢文君和包巧玲却说了一夜的悄悄话。刚开始还是轻声说着，老李呼声不断，两人也就没什么顾忌，声音略大了一些，各自说着文工团解散以后的遭遇。卢文君依然要强，不肯说自己有什么不好，她说了一些学校里的有趣事情，又说老李在公安局里如何地被重用，虽然是副处长，由于正处长是副局长兼的，所以老李的副处长，其实就相当于正处。她告诉包巧玲，杨如盛刚定下来是右派，老李就知道了，都是老同学，又是老战友，老李心里很急，想帮忙也帮不上，因为这种事情，照例是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还会越帮越忙。
包巧玲仍然是和当年一样，虽然她现在已经是一号主角，但是在卢文君面前，她仍然采取低调处理。她不说自己如今混得如何如何好，因为这已经根本用不着说，报纸上都写着，电台里也在广播，谁都知道她包巧玲已是个有名的演员。在谈话中，包巧玲有些控制不住自己，谈的大都是杨如盛如何不好。显然她要让卢文君感到，自己其实有着一肚子的委屈。这么做的目的，是怕卢文君旧情不断，对杨如盛不死心，故意贬低杨如盛，仿佛做生意的怕多缴税，有意隐瞒真实的收入状况，还是想表达一种后悔，后悔自己当年的痴情，千方百计把杨如盛弄到手了，其实根本就不值得。反正两种截然不同的念头，在包巧玲的脑海里打着架，她对卢文君仍然还是有些不放心，可是说什么也不愿再露出自己的怯来。今非昔比，如今她要比卢文君和杨如盛都强，既然已经占了上风，她没必要逞强，也用不着示弱。
老李的鼾声为他们的谈话伴着奏，在黎明将至的时候，包巧玲谈起了杨如盛的生活作风问题。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和卢文君说这个，卢文君也觉得有些震惊。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毕竟是一个她们共同爱过的男人，怎么莫名奇妙地就和一个化妆师搞到了一起，而且是在化妆间里干那种苟合之事，结果还被别人当场捉奸。包巧玲没有吞吞吐吐地说这件事，这件事勾起了她的愤怒，她没有在卢文君面前骂杨如盛，觉得只要如实地把他的丑事说出来，就比骂他更有力。男人都不是东西，包巧玲注意到卢文君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一点，她从来就没怀疑过，这就是卢文君和杨如盛虽然谈过恋爱，但是他们之间只是有名无实。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后来在文工团，大家仍然很保守，只要是不结婚，就不会乱来。卢文君真要是和杨如盛之间发生过什么，这事不可能瞒过老李。老李要是知道什么风声，当年绝不会参加杨如盛和包巧玲的婚礼，今天也不会来看包巧玲的戏。
卢文君说：“如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他太对不起你了！”
包巧玲悻悻地说：“那女人要多坏有多坏，而且还不漂亮。”
卢文君只能好言相劝，说：“你真不错，他太对不起人。”
包巧玲一肚子的委屈，终于找到了爆发的机会，她带着哭腔说：“他当然对不起我。
当年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没不理他，他生活上犯了错误，我也原谅了他，以后呢，又打成了右派，小卢，我告诉你，有多少人劝我跟他离婚。你不知道，他这一打成右派，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人家不让我演主角，说你男人有问题，政治问题不比生活问题，你不和他划清界限，就是思想也有问题。小卢你想，我今天居然还是演了主角，你说这容易吗？我一步一步走过来，你真不知道有多难！”
卢文君看她真哭了，心有些软，连忙让她不要哭，并暗示她这样，可能会吵醒依然还在打呼噜的老李。包巧玲一边抹眼泪，一边压低了嗓子，说像自己这样，能不和杨如盛离婚，已经太对得起他了。卢文君连连说是，说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打成了右派，都被迫离婚，包巧玲能顶住压力，确实有些不容易。两人又胡乱说了一会，天已经大亮，老李睡眼惺忪地睁开眼睛，发现卢文君和包巧玲还在说话，吃惊地说：“你们不想睡觉啦？”
就像包巧玲在舞台上表演，总是摆脱不了娇小姐的影子一样，在和别人谈起自己的婚姻时，她常常喜欢把自己扮演成拯救者。尽管很多人都知道，她当年对杨如盛，是锲而不舍的追求者之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消失，她已经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当年的形象。包巧玲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极富同情心的女人，她把自己和杨如盛的结合，不是因为爱，而是归结成为同情。她所以和杨如盛结婚，是因为同情他当时的遭遇。她总是不断地可以有机会同情杨如盛的遭遇，杨如盛一生历经坎坷，隔一段时期，就要经受一次磨难，倒一次大霉。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可惜在人生的舞台上，他永远也扮演不了称心如意的角色。
大军过江以后，文工团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各自向组织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由于大多数人都是学生，历史清白，这种运动本身也就是走过场而已。可是在谈到社会关系时，杨如盛就有些说不清楚。他隐瞒了自己姐姐和黑道人物的关系，严重的事实却是，建国不久，杨如盛的姐姐便被捕入狱，罪名是窝藏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杨如盛不仅掩饰了姐姐的真实身份，还把她解释成为一个热爱进步的戏曲演员，夸大了她吃的苦，夸大了她受的剥削。等到姐姐被捕的消息传到文工团以后，一心想进步的杨如盛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情急之中，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反戈一击，毫不考虑姐弟情意，拼命揭发姐姐的所谓罪行。他表现得很幼稚，或许是为了急于洗刷自己，他的检举揭发显得有些过头。事情远没有像他交待得那么严重，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却出现了危机。
那时候，杨如盛和卢文君作为主要演员，已被批准入党，正处于预备期，就等着期满转正。支部在开会的时候，就杨如盛对姐姐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提出了重要疑义。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致认定杨如盛有严重的问题。在第一种说法背后，杨如盛显然有意隐瞒了姐姐的社会关系，这种隐瞒违背忠诚老实运动的精神，是对党的不信任。而第二种说法又近乎夸大其辞，它表明杨如盛为了洗刷自己，不惜把姐姐牺牲掉。
这种牺牲的目的何在，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他身上也许还有什么更需要隐瞒的东西。
于是在文工团内部，开展了对杨如盛的排查运动。在当时，提高警惕是非常必要的，有人回忆起，杨如盛在私下谈话时，曾提到过某某某，而这个人恰恰就是一名潜藏的特务。在学校读书时，杨如盛的姐姐常常派人到学校里来给他送东西，学生排戏公演，杨如盛的姐姐带了一大批人前来捧场，这些人事后仔细想想，其实都是一些社会上的打手和小流氓。虽然杨如盛把自己洗刷得很干净，但是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杨如盛和社会上的那些渣滓曾有过来往。卢文君就记起了一件事，当时搞学生运动，特务常常混进学生中进行破坏。在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上，有一个打扮成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家擦肩而过的时候，从别的学校的游行队伍里，很神秘地和杨如盛打过一个招呼。事后，杨如盛告诉卢文君，说这个人是特务，过去在他姐夫手下干过事情。
杨如盛的入党预备期被取消了，这以后，他始终被排除在党的大门之外。组织上并不觉得他有什么严重的历史问题，但是对于他的信任，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那些成天围着打转的女孩子，突然一个个都不理他了，而卢文君干脆对别人宣布，他们从来就没有正式确定下来。他们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非同一般和订有婚约并不是一回事。那是杨如盛成年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危机，他一下子变得很孤立，一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才好。他想到离开文工团，可是离开了文工团，又能去哪，他一点把握也没有。在过去，他干什么事，都有姐姐撑着，现在，姐姐已经坐牢，而且就算是从牢里放出来，他也不愿意再见她。
包巧玲成了杨如盛的救命稻草，在别人都不愿意搭理他的时候，她大胆地向他流露了自己的爱，文工团员接受了新任务，这就是去农村参加上改，分成一个一个小组，深入到农民中去，动员农民起来揭发和斗争地主。在以往，差不多所有的女团员都愿意和杨如盛在一个小组，现在，他显然受到了冷落。当老李发问谁愿意和杨如盛在一个小组的时候。好半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吭声，最后老李只好指派，点到一位女团员的名字，那位女团员说，她更愿意和谁谁谁在一起，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她不愿意。老李说：“这是组织的安排，就这么定了。“女团员还是不乐意，说既然是组织的安排，为什么不安排别人，偏偏安排了她。她竟然还嘀咕了一句，也不管杨如盛是否受得了，很刻薄地说像他这样的人，压根就不配参加土改工作。在日后的共同生活中，无论杨如盛对包巧玲有多大的不满，他只要一想到她当时有勇气站出来，主动要求和他在一起，就充满感激，就觉得自己可以原谅她。对于杨如盛这样的帅小伙来说，女孩子喜欢他没什么稀罕，太多了也就不珍贵，多了反让他眼花缭乱，多了反让他和许多女孩子莫名其妙地结了仇。包巧玲慢吞吞地站了起来，很大度地说：“这样吧，大家都不愿意和杨如盛在一起，那就让我和他在一起好了。既然领导都能相信他，为什么我就不能呢？”
她的话，让别的女团员很不高兴，心里酸酸的，也说不出为什么。背后就说她真会抓住机会，说她的政治觉悟都不知到哪去了，脑子里只有儿女私情。她们不相信杨如盛因此就会看上包巧玲，等到后来真传来两人要结婚的消息，不止一位女团员感到懊悔。
卢文君很轻易地就失去了杨如盛，事实上，很多女团员当时不愿意和杨如盛在一个土改小组，是同时生卢文君与杨如盛的气，她们不愿意在这时候接纳杨如盛，只是想看卢文君的笑话。等事情都结束了，她们才突然明白这是机会。杨如盛始终是讨女人喜欢的，即使是在他倒霉的那一阵，他身上的那种魅力依然还在，他垂头丧气的样子，着实惹人爱怜，他是一张娃娃脸，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让人动心。
杨如盛和包巧玲的关系迅速发展。整个土改期间，他们都住在地主的大院里。为了过一种艰苦的生活，他们故意拣破房子住。地主的住宅虽然是瓦房，条件根本就谈不上好。包巧玲这个小组原来有四个人，后来另外的两个人先后调走，到土改后期，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分别住在大院两侧的厢房里。包巧玲胆子小，有一位当地的姑娘陪她一起睡。有一天，姑娘的父亲突然死了，要回去守灵，农会来不及安排别的人来陪住，杨如盛便在半夜悄悄穿过大院，进了包巧玲的房间。深更半夜自然是不会为了做什么好事，包巧玲没有拒绝他，只是说他这时候这样做，是不对的。杨如盛说自己是真的想和她结婚，既然已经准备成为夫妻，也就无所谓对不对。包巧玲说，他就是想结婚，现在这么做，也还是不对。
在后来的岁月里，包巧玲总忍不住要控诉杨如盛的忘恩负义。杨如盛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第二天，农会又派了位姑娘来陪包巧玲，这样，杨如盛便没有机会再去纠缠她。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土改很快结束，农民分到了地，地主被斗争，恶霸被镇压，包巧玲和杨如盛双双回到了文工团。文工团这时候要排新的秧歌剧《江南人民大翻身》，他们在戏中扮演一对贫苦农民。杨如盛再不提结婚的事，他有意无意地躲着包巧玲，又犯起了贾宝玉的毛病，开始和别的女团员眉来眼去。包巧玲想和他谈话，谈不了几句，他就找机会开溜。包巧玲一个人哭了好几场，一起住的人发现她眼睛红红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卢文君对杨如盛大有旧情不断的意思，杨如盛也不记她的仇，两人在一起说话，又仿佛是当年刚到文工团时的情景。包巧玲决定主动出击，她把发生在地主大院的事情，不动声色地告诉了卢文君，卢文君当时是青年团副书记，一听，吓了一大跳，对杨如盛的看法立刻恶劣了许多，她一方面毫不犹豫地向组织汇报，同时亲自找杨如盛谈话，对他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痛斥他的不仁不义。杨如盛很快又一次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这一次，人们是真正地同情包巧玲。当时大家都把男女的贞节看得十分重，一致认为杨如盛这人的道德品质有严重问题，是可忍，孰不可忍。杨如盛几乎是在大家的胁迫下，被押进了新婚的洞房，这以后，他在包巧玲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
由于冷悠湄当文工团团长的日子很短，杨如盛在文工团的种种表现，都是后来才听说的。在冷悠湄的记忆中，这一批来参加文工团的年轻人，都是一些很不错的戏剧学校学生，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正好可以在革命队伍里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尽管她从来不承认自己对杨如盛一见钟情，但是很多知道内情的同志，都意识到她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文工团被解散前夕，冷悠湄路过他们的驻地，曾抽时间顺便去看过大家，听说老李要和卢文君结婚，她还当场开玩笑，说老李这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占了革命的便宜，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冷悠湄的岁数并不比大家大多少，可是她参加革命早，又是大家的老领导，因此说话很随便。
卢文君被她说得不好意思，红着脸说：“冷大姐，你真会开玩笑。你自己的婚姻大事怎么样了？”
冷悠湄笑着说：“怎么你是不是也想关心大姐，为我选一个如意郎君？”
那天冷悠湄的兴致特别好，春风满面，笑语不断，可是当有人无意中，提到杨如盛和包巧玲已经结婚，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注意到她的脸色突变。她突然变得口吃起来，说话立刻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也许是想掩饰自己的慌乱，然而越掩饰，越容易露出破绽，她很严肃地问大家，还有谁和谁准备结婚，于是大家笑着向她汇报，说谁和谁，还有谁和谁。这样的话题应该是很活泼的，冷悠湄脸上还在笑，大家都以为她会继续说什么笑话，然而她很快就把话题转开了，说起了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结果大家一时不明白怎么一回事，脑子有些跟不上，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冷悠湄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吃惊，突然一本正经地问：“我今天来看大家，你们准备用什么好吃的东西犒劳我？”
大家清楚地记得，这以后，冷悠湄的情绪有些低落。吃饭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似的对杨如盛说：“对了，我都忘了向你祝贺。“说完了这句话，她也不去看他的表情，又和别人说起了什么。很多文工团员，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冷悠湄，文工团就要解散的消息已经传开，大家偷偷地做准备，有的人想去上海或者北京，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大城市里，话剧才有一席之地。要不就到边远省份去，那里的部队文工团还需要招人，国内战争差不多已经完全结束，庞大的军队必须减员，众多的文工团员不得不面临改行这一难题。
杨如盛和包巧玲被分配到了两省交界处的一家地方戏剧团。这是一个新建成的地方戏剧团，由活跃在这一带的几个旧戏班子组成。由于他们是从文工团下来的，剧团的艺人们表面上十分欢迎，然而始终都把他们当外人看待。两年以后，杨如盛和包巧玲找到了新上任的文化局长冷悠湄，希望能通过她，调入正准备成立的话剧团。冷悠湄很高兴他们会去找她，因为事实上，她已经想到了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科班出身，虽然还没有从戏剧学校毕业，他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演员。尤其是杨如盛，在戏剧学校演出时，就大出过风头，是班上的尖子，早在他没有参加文工团前，冷悠湄就听老李介绍过他的情况。
两人如愿进入了话剧团，杨如盛很快就成为主要演员，成为剧团里的第一小生。刚开始，冷悠湄还有些担心，一位很有声望的老演员告诉她，很多文工团出身的演员，其实根本就不会演戏，尤其是不会演话剧，因为他们毕竟是戏剧学校尚未毕业的学生。这位有声望的老演员是新建话剧团业务方面的权威，对来自文工团的演员向来抱有成见。
冷悠湄担心杨如盛并不像自己所希望的那么出色。作为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冷悠湄显得还有些信心不足，她知道现在已经不是文工团时期，观众已经发生了变化，仅仅是宣传队水平远远不够，话剧团究竟能不能站稳脚跟，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冷悠湄知道，这个城市的市民，对话剧并不热心，想重振话剧在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好在杨如盛没有让冷悠湄失望，他主演的第一部戏，就一炮而红，在观众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这是一部反映进城干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逐渐腐化堕落的戏。这样的戏能上演，说明当时的思想还不像后来那么禁锢。杨如盛在戏中扮演那位堕落的干部，虽然是反面人物，他演得很有分寸，不温不火，既没有一味丑化，也没有拔高。他的演技立刻得到老演员的赞赏，彻底改变了他原来以为文工团员不会演戏的偏见。很显然，领导干部并不太喜欢的这部话剧，然而由于群众特别喜欢，竟然连演了许多场，场场客满。在后来，演这部戏成为杨如盛重要的罪名之一，理由是他如果对共产党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就不可能把戏中的人物演得栩栩如生。紧接着的第二部戏，给杨如盛带来了真正的声誉，这一次，杨如盛扮了一号男主角，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英雄，当时志愿军被称为“最可爱的人“，杨如盛的扮相英俊，在舞台上潇洒自如．人见人爱，一下子迷倒了无数的女观众。
杨如盛在自己人生最得意的阶段，犯了所谓生活错误。他和相貌很一般的女化妆师在化妆间里偷偷约会，很快就到了众所周知的地步。包巧玲眼泪汪汪地到冷悠湄那里哭诉，只是到这时候，冷悠湄对杨如盛才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包巧玲的眼泪让冷悠湄充满同情，她觉得包巧玲是个好妻子，杨如盛不应该这样对待她，不应该这么自暴自弃。她决定找他很好地谈一次话。在谈话中，冷悠湄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批评，而且同时严厉地批评了话剧团的支部书记，因为作为支部书记，有思想工作没有做好的责任。冷悠湄坚定地认为，婚外的男女两性关系，是非常无耻的事情，是资产阶级坏思想的残余
冷悠湄说：“接受党的教育已经这么多年，怎么还是这样的思想觉悟！”
杨如盛有些无地自容，他像个闯了祸的大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地低着头，临了，他很诚恳地说：“冷局长，我知道我错了。”
冷悠湄说：“知道错就好，知道错了，就一定要改！”
杨如盛被短暂地剥夺了继续扮演男一号的机会。那时候的观众很热情，也很单纯，特别容易对付，因为在买票的时候，观众并不知道究竟谁演男主角，当他们发现上当以后，再抱怨已经来不及。真正花钱把同一场戏看两遍的观众毕竟不多，杨如盛失去机会，便意味着另一个人得到了机会。杨如盛的主角地位岌岌可危，包巧玲于是偷偷地开始运动，希望能解除对丈夫的禁演令，她主动去找支部书记谈话，加班加点地为支部书记织了一件毛衣。支部书记把禁演的责任都推到了冷悠湄身上，包巧玲又去找冷悠湄，一口一个冷大姐，冷悠湄被她的精神所感动，叹气说：“小杨这人，有你这样的妻子，这是他的福气，他应该知足。”
冷悠湄是个很有原则的人，她觉得一个人犯了错误，能改正就是好同志。既然她没有做出不让杨如盛演戏的决定。这时候再下行政命令，让杨如盛重返舞台也说不通。幸好不久，有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部长，访问这个城市，计划让看市话剧团的戏，冷悠湄便给话剧团的支部书记打电话，让安排最强的阵容接待。支部书记是个滑头，问什么才叫最强阵容。冷悠湄说：“这很简单，让最好的演员上。“支部书记说：“要说谁最好，当然是杨如盛。“冷悠湄很果断地说：“那就让杨如盛演。”
从那以后，剧团里的人都知道冷悠湄对杨如盛夫妇特别关照。包巧玲对冷悠湄十分感激，杨如盛偷情的风波已经过去，现在，不仅他仍然是剧团的一号男主角，她自己地位也开始稳步上升。安排角色的时候，支部书记每每都向着她，而且还偷偷地散布说是冷局长的意思。出于感激，包巧玲常常拉着杨如盛去冷悠湄家做客，她是个天生有外交手腕的女人，很快就和冷悠湄的两个大孩子玩得很好，那时候，钟春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幼儿园小姑娘，她的弟弟钟夏还不到两岁，一看到包巧玲，便扑到她的怀里不肯离开。
也许是受这两个可爱的孩子影响，包巧玲和杨如盛也决定赶快生个自己的小孩，他们结婚已经好几年了，至今都没有生育，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们挺好，好好努力，很快就会有一个大胖小子。
包巧玲不仅和两个小孩打得火热，而且受到了男主人钟天的热情欢迎。冷悠湄工作太忙了，屡屡不在，于是负责接待包巧玲夫妇的，通常是钟天本人。杨如盛的事业如日中天，那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日子。包巧玲很高兴地发现自己果然怀孕了，而且更大的巧合，是冷悠湄也怀了第三个小孩钟秋，她们两个人差不多同时进了产房，由同一个医生接生。包巧玲是第一次生产，难免紧张，冷悠湄在精神上给了她许多安慰，因为她毕竟是过来人。包巧玲对冷悠湄最羡慕的一点，尽管她公务繁忙，差不多就是一个工作狂，然而并不耽误自己做母亲，已经有了两个小孩，现在却又十分安详地生第三胎。
冷悠湄家里用了两个保姆，这一点也让包巧玲羡慕，因此，早在杨卫字出生之前，包巧玲便为儿子准备好了奶妈，她是演员，为了自己的事业，她决定由别人来喂养她的孩子。
伴随着包巧玲大儿子杨卫字的出生，是一连串的不幸。反右运动开始了，杨如盛先只是有点小问题，然后问题有些变大，最后就成了右派。支部书记一直说要保他，可是越保，事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没办法收拾。到后来，包巧玲才明白，杨如盛所以成为右派，很重要的原因，恰恰就是支部书记在捣鬼。这位支部书记是一位真正的好色之徒，他的处事原则，就是和天下所有的男人作对。只要是有机会，他就要让别的男人倒霉，在他飞扬跋扈的那些年代里，他执著地追求剧团里的每一位女人，像一头精力旺盛的公狗似的，不管别人愿意不愿意，时时刻刻都在寻找试一试的机会，好像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让别的男人戴绿帽子。
杨如盛这一次是真正地领会了阶级斗争的厉害，爱唱京戏的姐姐的影响，他演戏演红了，难免要摆一些主角的派头。刚开始，他意气用事地拒绝接受领导的帮助，不顾后果地和群众争吵。当地报纸在一篇社论中，毫不含糊地点杨如盛的名，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杨如盛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罪不容赦的地步。这把火几乎要烧到冷悠湄的身上，因为众所周知，杨如盛所以会达到这种忘乎所以的境地，和作为文化局长的冷悠湄的纵容有关。于是冷悠湄不得不做公开的自我批评，同时也口是心非地对杨如盛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从爱护一个好演员的角度出发，冷悠湄坚决不同意将杨如盛发配送往青海，在她的直接干预下，杨如盛被送往郊县劳动改造。
包巧玲为了杨如盛的事到处奔走，为了减轻他的罪名，见人就替他说好话，很多人劝她和杨如盛离婚，理由是他的事业已经到了尽头，作为右派，他将始终影响她的前途。
虽然儿子还在襁褓之中，支部书记已经决定在一部即将开排的新戏中，让包巧玲扮演女主角。很显然，群众会有很大的意见，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右派的丑恶嘴脸，让包巧玲在这个时候登台，可以想象支部书记将顶着多大的压力。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为了让群众不再有意见，为了让支部书记不再为难，她最理智的办法，就是立刻和杨如盛离婚，彻底和右派划清界限。
然而包巧玲没有同意离婚，虽然杨如盛已经不止一次地背叛过她，虽然他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她还是不准备和他分手。她告诉自己要像旧戏中的王宝钏那样，在寒窑苦苦等待薛平贵，一直等到杨如盛劳改结束归来。支部书记觉得包巧玲的想法很可笑，便问她知道不知道王宝钏等待薛平贵。一共等了多少年。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多的戏可以演，要知道，王宝钏在寒窑里等待薛平贵，前前后后竟然等了十八年。十八年不是个小数字，包巧玲想都没想，很坚决地说：“那我就等他十八年！”
支部书记没想到她受旧戏的影响竟然这么深，十分感叹他说：“小包呀，你应该知道，旧戏中其实有很多糟粕，就譬如说《红鬃烈马》，王宝钏是什么人，丞相的千金，抛彩球择婿，选中当时还是乞丐的薛平贵，她不嫌贫爱富，嫁给他了，可结果呢，她是等了他十八年，我还是那句话，结果呢？”
包巧玲当然知道结果，感兴趣的也就是结果，对《红鬃烈马》这出戏，她从来没从头到尾认真看过。迷迷糊糊地只是知道其中一些与之相关的著名折子戏，譬如招亲，譬如武家坡，薛平贵远征西凉，一去十八载，后来立了大功，富贵还乡，在回家之路的武家坡，故意装作小流氓，调戏正在田间辛苦劳作的王宝钏。十八年以后，王宝钏已经认不出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这戏最后还是大团圆，包巧玲喜欢这种苦尽甘来的大团圆的结局。支部书记夸奖了包巧玲的善良，同时又委婉地批评了她的封建思想，他极其严肃地表示，尽管群众对她扮演女主角，会有很大的意见，但是他决定顶住压力，还是让她演。包巧玲感动地当场哭了，她摸出手绢，擦着眼眶，一遍又一遍地擦着。
支部书记说：“你别流眼泪，我这人心软，最见不得女人哭。”
包巧玲说：“我心里难受，我也不想哭。”
支部书记说：“也别憋着，真要哭，就哭吧。”
包巧玲的演出是成功的。她永远不是一流的好演员，可她恰恰是通过这场戏，确定了自己在剧团里主要演员的地位。和大多数天才往往会被埋没不同，包巧玲的演戏才能，却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可惜她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成为王宝钏那样的贞女和烈女，随着时间的发展，包巧玲的生活态度走向了反面，变得很不检点，很快就有了放荡的恶名，以至于大家一提到她，就觉得有些话实在说不出口。有些太损的话，人们真不忍心说，包巧玲知道别人心里都在想什么，然而她对于自己的行为，却有着振振有辞的合理解释。首先，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为了演上女主角，才把自己当作贡品献给了支部书记。
她觉得自己主要是出于感激，也就是说，支部书记后来把她推倒在集体宿舍的小床上，她所以没有拒绝，不是为了要演女主角，而是因为她已经演了女主角。事和事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弄清楚，她和支部书记的男女勾当，不是演女主角的原因，而是结果。粉碎“四人帮“以后，包巧玲又把自己的初次失身，解释为是想解救自己的丈夫，因为当时，这位唐璜似的支部书记早已被撤职查办。她把自己塑造成了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因为她当时如果不满足支部书记的淫欲，那么杨如盛便很可能去了青海，像电影电视上经常表现的那样，受尽苦难地死在流放地。
杨如盛后来还是和包巧玲离了婚，在打成右派的六年以后，包巧玲已经替他办好一切调回话剧团的手续，他突然非常果断地拒绝了，并且提出要和包巧玲离婚。杨如盛难以置信地发现，在过去的六年中，包巧玲起码和剧团里的一打男人发生过纠葛。这样的剧团，他作为男人，无论如何也没有脸面再回去。包巧玲承认自己对不起他，但是她觉得自己的行为，并不比他当年在化妆间干的事情，丑恶到什么地方去。一次不要脸是不要脸，十次不要脸，仍然也是不要脸。她告诉他，既然他们相互之间都不是太忠实，也就没必要太计较。事情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包巧玲以商量的口吻说：“一切也许可以从头开始？”
杨如盛叹气说：“也用不着从头开始了，就让一切保持现状。”
结果杨如盛既没有调回话剧团，也没有和包巧玲离婚。两人继续过着分居的生活。
这时候，杨如盛已经结束了劳动改造，右派的帽子也被摘了，在冷悠湄的关照下，进入了郊县的一个地方戏剧团。这是个古老的地方戏剧种，它的历史甚至比昆剧和京戏还要悠久。杨如盛不肯回话剧团，包巧玲只好继续着自己的惯性，随心所欲地往前走。既然杨如盛不肯原谅她，她也就再也用不着指望他的原谅。她的戏越演越差，女主角的地位越来越难保，然而和她发生关系的男人却越来越多。很多人都顺理成章地成了她的床上客，她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主动出击，包巧玲甚至把这种关系拓展到了剧团之外，而第一个上钩的男人，就是冷悠湄的丈夫钟天。包巧玲似乎早就意识到这个男人对自己有好感，他不过是道貌岸然罢了，是有贼心，没贼胆。俗话说，只要女人肯，男人的防线，必然不攻自破。
有一天，包巧玲忽然想到要放纵一下，想体验一下如果不为什么目的，不是为了争演什么角色，不是为了像做交易一样地感恩图报，又会怎么样。她冒冒失失地去了钟家，对钟天解释说自己对冷悠湄一直很感激。钟天被她莫名其妙的致谢，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当时，冷悠湄正在郊县当副县长。他以为她来，只是为打听一下杨如盛的消息。完全凭直觉，包巧玲就可以判断出钟天是十分古板的丈夫，在妻子之外，对别的女人没任何实质性的接触。他的无所适从，让包巧玲感到新鲜有趣而且刺激。包巧玲的脑子里，一段时候出现了奇怪的真空。事实上，她正在做一件如果真因为感激，就不应该做的事情。她突然想起自己当年和杨如盛一起上钟家做客时的情景，那时候，一切还都不一样。
那时候，她还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女人。现在，包巧玲已经遭遇过太多的滑头男人，知道是男人就惦记着占她的便宜，他们总是觉得她的裤带松，很容易就可以得手。这些年来，包巧玲总是被人勾引，性总是有意无意地成为一种条件，她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既然大家都觉得她不是个正派女人，她为什么不把这个眼前看上去很正派的男人，一起拉下水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