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独自从西宫走去神户。反正我想走一次试试。这篇文章没指望稍后在哪里发表，是为自己写的，归终也未能想起发表的地方，就收在这本书里了。写故乡是非常困难的事，写受伤害的故乡就更难了。此外再没什么好说的了。松村映三君后来沿着我行走的路线拍了照片。
我想一个人从西宫一带花时间走去神户三宫——动这个念头是今年5月的事。偶尔去京都办事，要在那里住一晚上，就直接转去西宫了。从西宫到神户，看地图也就十五公里左右。虽说决非近在咫尺，但我对脚力算是有自信的，再说也不是走起来多么辛苦的路。
户籍上我出生在京都，其实出生不久就迁往兵库县西宫市的夙川，又很快搬到相邻的芦屋市，十五六岁之前主要在这里度过。高中位于神户的山脚下，所以去玩的地方自然是神户的闹市区三宫一带。如此这般，成为一个典型的“阪神间少年”。当时的阪神间——当然现在也可能那样——作为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场所是很叫人心情愉快的。安静，悠闲，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气氛，依山傍海，大城市离得很近。可以去听音乐会、去旧书店物色廉价软皮书、泡爵士酒吧，也可以在艺术电影院看新潮影片。穿的衣服当然是VAN夹克。
去东京上大学和在那里结婚工作以后，就很少返回阪神间了。偶尔回故乡一次，办完事就乘新干线赶回东京。一来生活忙，二来在外国生活时间也长，还有若干私人情由。世上有人不断被故乡拉扯回去，相反，也有人总觉得无法返回，这种不同多数是因为命运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思念故乡的程度轻重。我看来好像属于后者，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
父母一直住在芦屋市。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后，房子几乎不能住了，父母很快迁往京都。这样，作为将我同阪神间连在一起的具体纽带，除了记忆的累积（我的重要资产）就荡然无存了。所以，从准确意义上说，那里已不能再称为故乡了。这一事实给我带来了若干失落感。记忆之轴在我体内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极为物理性地。
然而反过来看，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想以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好好走一走，才想验证一下失去自然纽带的“故乡”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才想从中查看自己的身影（或身影的影）呈何种状态。
还有一点，我想知道两年前那场阪神大地震给我长大的地方带来怎样的影响。地震后我去神户看了几次。不用说，其创伤的严重让我深受震动。但经过两年，这座看上去终于恢复平静的城市实际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场巨大的暴力从城市中夺去了什么，又为城市留下了什么呢？我想亲眼确认一下，因为那恐怕是同我本身现今的存在有着不小关系的事。
我穿上胶底旅游鞋，将笔记本和小照相机装进挎包，在阪神西宫站下车，以此为出发点向西慢慢走去。天气好得需要戴太阳镜。首先穿过南口的商业街，上小学时常常骑自行车来这里买东西，市立图书馆也在这附近，一有时间就跑去，在阅览室里一本接一本贪婪地翻看各种各样的少年读物。因此，这一带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只是，最后一次来这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商业街变得几乎看不出来了，至于其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时间推移带来的，多大程度上是地震的物理性灾害导致的，我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尽管如此，两年前地震留下的伤痕依然历历在目。建筑物倒塌后的空地就像掉牙后的豁口一样散在各处，预制件组装的临时店铺一家接一家地把它们连接起来。用绳子隔开的空地上，夏日的绿草一片繁茂，路面的沥青残留着不吉利的裂纹。同广为世人瞩目并迅速复兴的神户中心商业地段相比，不知为什么，这里留下的空白显得滞重、沉寂和深刻。当然，这也不限于西宫的商业街，同样带有重伤的场所在神户周围应该还有很多，多得说不过来。
走过商业街，穿过马路，便是西宫的戎神社，很大的神社。院内有茂密的林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对我们小伙伴来说，这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但那伤痕一看就令人心痛。沿着阪神国道排列的硕大的不夜灯，大部分失去了肩上的灯盏。灯盏就像被锋利的刃器削掉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地掉在脚前的地面上，剩下的灯座成了失去意识和方向的石像，犹如梦中出现的象征性图像，一声不响沉甸甸地排列在那里。
小时候常去钓小虾（在拴有细绳的空瓶里放入面粉饵料投入水中，小虾就会钻进来，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空瓶就行，很简单）的水塘上，老石桥崩塌了，无人理睬。水就像慢慢花时间熬煮过似的，黏糊糊黑乎乎。年龄不详的乌龟们在干巴巴的石块上不思不想地慢悠悠晒着龟壳。剧烈破坏的痕迹活生生的无所不在，使得这一带看上去甚至像是某种遗址。惟独神社院内茂密的林木超越了时间，静悄悄暗幽幽的，和我记忆中的往日形象一般模样。
我在神社院内弓身坐下，在初夏的阳光下再次环视四周，让自己适应这里的风景。我想把风景自然而然融入自己的身心——意识之中，皮肤之内，作为“或许自己曾经如此的东西”。但为此要花很长时间，不言而喻。
从西宫走去夙川。到正午还有些时间。暖洋洋的天气，走得一快就汗津津的。不看地图我也晓得自己现在走在哪一带，但并非每一条路都有印象。过去应该走过，却毫无记忆。为什么这般没有记忆呢？我觉得不可思议。老实说，甚至可以称为困惑，就好像回家一看，家具全部换过似的。
原因很快明白了：空地的位置犹如正负极颠倒。就是说，本应是空地的早已不再是空地，而原来不是空地的如今成了空地。前者多数由空地变成了住宅，后者则大部分老房子因大地震而化为乌有。如此两个作用（相继）重合，使我记忆中的往日街区光景相乘式地变成了虚拟物。
夙川附近我住过的老房子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仿佛集体宿舍的建筑物。相距不远的一所高中，运动场成了地震灾民临时栖身的住宅区，我过去打棒球玩耍的那一带，密密匝匝地晾满了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洗涤物和被褥。凝目细看也几乎不见往日的面影。虽然河水一如往日地清澈动人，但目睹河床被混凝土加固得整整齐齐，感觉上总有些奇妙。
朝海那边稍走几步，进入一家小寿司店。因是星期日中午，看样子正忙于外卖。跑外卖的年轻人许久不归，店主接电话接得焦头烂额。整个日本随处可见的场景。我半看不看地对着电视喝啤酒，等着点的东西上来。兵库县知事就震后重建同嘉宾谈着什么。至于谈的什么早已忘光，现在也想不起来。
爬上防波堤，往日眼前一片大海，无遮无拦。小时候每到夏天就天天在那里游泳，喜欢海，喜欢游泳，钓鱼，每天领着狗散步。喜欢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静静坐着。半夜从家里溜出来和同学一起跑到海边，捡来漂流木，升起篝火。喜欢海的气味，喜欢远处传来的海涛声，喜欢大海运送来的东西。
然而现在那里也没有海了。近山近海的阪神间对于土木建筑业来说是极为理想的场所，山削平后建起整齐漂亮的住宅，被填平的海上同样排列着漂亮的住宅，施工期间正是我去东京不久后开始的经济起飞、列岛改造热如火如荼的时候。
我现在在神奈川县一座海边镇子拥有住宅，在东京与小镇之间跑来跑去。这座海边小镇如今比故乡还强烈地使我想起故乡——说遗憾也十分遗憾——那里有还能游泳的海岸，有翠绿的山林。我想以我的力量保护这些东西，因为消逝的风景是不可能再回来的，暴力装置一旦被人打开就决不会关闭。
防波堤对面、曾经的香栌园海水浴场一带，周围已被填埋，形成一个不大的海湾（或池塘）。一伙帆船手正在那里捕捉风力。就在其两侧，往日的芦屋海滩上，排列着如集成电路一般呆板的高层公寓。近海那里，开着面包车和旅行车赶来的几家老小用自带的煤气炉烧烤，即所谓outdoor。烧烤鱼、肉和青菜的白烟，作为星期日赏心悦目场景的一部分，宛如狼烟一般向天空静静攀升。天空几乎万里无云。5月午后恬适的风景，甚至不妨说完美无缺。然而在我坐在混凝土防波堤上凝望曾有真正的海出现之处的时间里，那里存在的一切就好像轮胎漏气一样在我的意识深处静静地、一点一点地失去现实意味。
很难否定那片平和风景中含有暴力的余韵，我觉得。那暴力性的一部分就潜伏在我的脚下，另一部分潜伏于我们自身的内部。一个也是另一个的隐喻（metaphor），或者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它们如做同样梦的一对野兽在那里沉睡。
跨过小河进入芦屋市。走过曾就读过的初中，走过曾居住过的房前，走到阪神芦屋站。看车站广告画，上面说星期日（今天）下午2时在甲子园球场有“阪神：益力多”day game。于是突然想去甲子园球场看看。旋即改变计划，乘上开往大阪的电气列车。比赛刚刚开始，现在去，可以赶上三局。没走完的路明天继续不迟。
甲子园球场和我小时候的差不多，让人由衷产生一种亲切感，简直就像time slip。球场上有变化的，一是没人背着水珠花纹塑料罐卖CALPIS（世上好像没多少人喝CALPIS了），二是外场记分板变成电子显示的（白天因此看不清字）。球场的颜色一样，草坪绿色一样，阪神球迷也一样。地震也罢革命也罢战争也罢经过几个世纪也罢，惟独阪神球迷的着装不变，不是吗？
由于川尻和高津的对投，结局为1比0，阪神获胜。虽说只差一分，但比赛没有太大刺激性。总的说来，几乎没什么看点。再说得极端些，一场不看也无所谓的比赛，尤其对于外场席的观众而言。阳光越来越强，口渴得不得了。喝了几杯冰镇啤酒，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在外场的长凳上昏昏睡去。睁眼醒来，一时不知自己置身何处（我到底在哪里呢？）。灯影斜了，已经伸到眼前。
在神户，在眼睛正好看到的一家不大的新宾馆要了房间。住宿的客人大半是团体年轻女客，便是那一类型的宾馆。早上6时起来，抢在通勤高峰之前赶到芦屋川站，从那里继续不很长的徒步旅行。天空和昨天大不一样，阴云密布，略略发冷。报纸上的天气预报极有自信地宣称下午开始下雨。专门预告坏信息，一如卡桑德拉（当然说中了，傍晚我被浇成了落汤鸡）。
在三宫站买了早报，上面说在须磨新区（想必那里也是劈山造出的新城，地名不熟悉）有两名少女遭袭，一人死亡。“路魔”仍未被捕，线索也几乎没有得到。有小孩的居民为此惶惶不安。当时还没发生土师淳遇害事件。不管怎样，都像是以小学生为目标的一种悲惨而无意义的犯罪。我基本不看报纸，连有这样的事件发生都不晓得。
报道的字里行间回荡着平板而又异常深重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低音。我把报纸折起来，心想一个男人大白天在街上转来转去，有可能被人投以奇妙的目光。新的暴力阴影使得位于那一场所的我的新意义上的“异物性”呈现出来，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卷入错误场所的不速之客。
我沿着阪急电车线靠山一侧的道路，不时迂回往西走去，大约三十分钟后进入神户市。芦屋是一座南北狭长的城市，东西向走起来，转眼之间就穿了过去。左盼右顾行走之间，这里那里仍然有地震造成的空地闪入眼帘。没有居民气息的歪斜房屋也时而入目。阪神地带的土质虽说与关东不同，但也同是山沙地，不湿不黏，颜色泛白，空地因而格外醒目。地面草丛又绿又密，鲜明的对比很刺眼睛。那让我联想起留在亲人白色肌肤上的大外科手术遗痕，其场景势必超越时间和状况而物理性地刺着我的皮肤。
不用说，那里有的并不是仅仅是杂草丰茂的空地，也出现了几个建筑工地。估计不出一年，那一带就会有新房栉比鳞次，彻底改观。新瓦沐浴着新的阳光闪闪耀眼。而那样一来，那里新产生的新风景同我这个人之间恐怕就没有不言自明的共有感存在（应该不存在），地震这个无坚不摧的破坏装置强制性地暴露出来的新分水岭有可能存在于二者之间（很有可能）。我仰望天空，将微明的早晨的空气深深吸入肺腑，思索着培育我这个人的这方土地，思索由这方土地培育的我这个人，思索这不妨称为无可选择的事项。
走到相邻的阪急冈本站，我打算随便走进一家饮食店吃优惠价早餐。回头一想，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不料，一早开门的饮食店一家也没找到。想起来了，这里不是那类地方。无奈，在国道旁边的罗森便利店买了面包，坐在公园长椅上独自默默吃了，又喝了易拉罐咖啡，然后把此前路上见到的记下来。休息片刻，接着读了几页装在衣袋里的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记得高中时代读过，昨晚不期然地在宾馆床上再次读起，读得如醉如痴。为什么过去没读出这部小说的精彩呢？想到这里，甚觉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想别的事情了。
遗憾的是，下一站御影站也不存在优惠价早餐。我一面忘情地想像着又香又浓的热咖啡和切得厚厚的涂着黄油的烤面包片，一面沿着阪急电车线继续默默前行，依然走过几块空地和几处建筑工地，同几辆把小孩从学校送往车站的E级梅赛德斯·奔驰擦肩而过。梅赛德斯·奔驰当然没有瑕疵，没有污渍，一如象征之没有实体，流移的时间之没有目的。那是同地震、同暴力没有关系的事物，大概。
在阪急六甲站前，我做了一点妥协，走进麦当劳，要了鸡蛋黄油脆皮面包（三百六十日元），总算化解了深度海啸般的饥饿，休息三十分钟。我觉得自己被组合为巨大的（麦当劳式的）虚拟现实的一部分，或者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但实际包围我的，不过是个别现实，无须多想。好也罢不好也罢，仅仅是个别性暂时迷失归宿罢了。
想到是特意来到这里的，于是任由额头浮起一层细汗，爬上陡急的坡路，走到从前就读的高中跟前。以自己的双腿行走在从前总是乘满员公共汽车行进的路上。拓平山坡建成的足够大的运动场上，女生在上体育课，打手球。周围静得不得了，除了她们不时发出的招呼声，几乎不闻任何声响。由于过于安静，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滑进了错误的时间层面。为什么这般安静呢？
我一边遥遥地俯视着眼下发着幽光的神户港，一边侧耳倾听，看能否听见遥远往昔的回声。但什么也没传来耳畔。借用保罗·西蒙老歌的歌词来说，听见的惟有沉默的回响。也难怪，毕竟一切都是三十多年的事了。
三十多年前的事——是的，有一点我可以明确断言：越是上年纪，人越是迅速地变得孤独，人皆如此。不过也可能不对。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旨在适应孤独的一个连续过程罢了。果真如此，就不该发什么牢骚。说到底，牢骚又向谁发呢？
起身离开高中，颇有些麻木地走下长长的坡路（也是因为多少有点累了），直接走去新干线的新神户站。走到这里，距目的地三宫就没有多远了。
由于时间充裕，出于纯粹的好奇心，我走进站前刚刚开业的堂而皇之的东洋宾馆，在里面咖啡屋的沙发上深深坐了下去，终于捞到今天第一杯像样的咖啡。我把挎包从肩头撤下，摘下太阳镜，做了个深呼吸，放松双腿。忽然想起该上卫生间，早上离开宾馆以后小便还是第一次。折回座位又要了一杯咖啡，之后舒了口气四下打量。地方大得有些过分。和港口附近原有的神户东洋宾馆（因地震现在停业，那里有一种大小恰到好处的亲密感）相比，印象相当不同。较之大，或许说“空荡荡”更接近实况。看上去总好像刚建成的木乃伊数量不足的金字塔。不是我吹毛求疵，很难认为这是我想住的宾馆，至少不符合我的口味。
几个月后，正是这间咖啡屋发生了暴力团伙持手枪乱射的事件，两人被夺去生命。当然，那时的我不可能想到会发生这类事件。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在那里隔着若干时差，同另一种“即将到来的暴力”阴影偶然擦肩而过。想到这里，觉得“偶然”这东西颇有些不可思议。过去、现实、未来三者如立体交叉一般走来串去。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深入这么持续地处于暴力的阴影之中呢？四个月后，我在回顾这次不算长的徒步旅行，伏案写这篇文章过程中，不由得这样想道。我觉得，即使把现在的这个神户切割下来，一种暴力也还是同另一种暴力宿命地（现实地或比喻地）紧紧连在一起。那里面莫非有某种时代性的必然不成？还是说仅仅属于巧合呢？
我离开日本在美国生活期间，恰有阪神大地震发生，两个月后有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对我来说，似乎是极具象征意味的连锁事件。那年夏天我回到日本，稍事休息后开始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一年后出版了《地下》（Underg round）那本书，写的就是理应潜伏在我们社会脚下的暴力性——平时被我们忘记、但现实中作为可能性存在于那里的暴力或以暴力形式凸显于现实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才选择“受害者”而未选择“加害者”作为采访对象。
从西宫去神户的路上，我独自默默走了两天，始终边走边思考这个命题。一面在地震的阴影中移动脚步，一面持续思索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究竟是什么，或者拖着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阴影持续思索阪神大地震究竟是什么。两件事不是孤立的，解开一件，恐怕就会更为明快地解开另一件，我是这样认为的。那既是物理性的，同时又是心因性的，或者不如说心因性本身即是物理性的。我必须在那里找出属于自己的回廊。
如果再补充一点，“我现在究竟能做什么”这一更重大的命题也在那里。
遗憾的是，我还不拥有关于这些命题的富于逻辑性的明确结论。我尚未具体抵达任何地方。现在的我所能做的，只能把自己的思考（或视线，抑或双腿）所移经的现实路程作为不确定的散文盛进anticlimax的容器里表现出来。不过如果可能，我希望大家理解，归根结底，我这个人只能通过开动自己的双腿、运动身体、物理式地粗线条地一一历经这一过程才能前进。这很花时间，时间花得令人不忍。但愿不至于为时已晚。
终于走到三宫，身上出了不少汗。并非多么大不了的距离，但总比早上散步走的路长。在宾馆房间来个热水淋浴，洗发，冰箱里取出一瓶冷藏的矿泉水一饮而尽。我从旅行箱里拿出新衣服换上：藏青色马球衫，蓝色棉质外衣，驼绒色粗布裤。脚有些肿，单单这个不能换。还有脑袋里悬而未决的模模糊糊的意念——这个也无法取出。
想不出特别想做的事，遂上街看随便碰上的电影。虽不能让人感动，但也还不坏。汤姆·克鲁斯主演的。休整身体，打发时间。人生中的两小时因此流失——没有感动地、并不那么坏地。走出电影院，已近日暮时分。兼作散步走去山麓一家小餐馆，一个人坐在台前要了海鲜比萨饼，喝着生啤。单身客人只我一个。也许是神经过敏的关系，看上去餐馆里的人除了我都非常幸福。恋人们似乎极为情投意合，成伙来的男女大声说笑。这种日子偶尔也是有的。
上来的海鲜比萨饼带有一个小纸条：“您吃的比萨饼为本店第958，816枚比萨饼。”好一会儿我没能领会这一数字的含义。我应该从中读取怎样的信息呢？如此说来，我曾和女朋友几次来这里喝同样凉的啤酒、吃带有编号的刚烤好的比萨饼。我们就将来谈了很多很多。说出口的所有预测无论哪一个都彻底化为泡影……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这里还有海、有山。
不，海和山现在也有，不用说。我指的是和此时在这里的不同的海、不同的山。我喝着第二杯啤酒，翻开便携本《太阳照常升起》的书页，继续往下读。失去的人们，失去的故事。我很快被那个世界吸引过去。
不久，出门离开。如事先预报的，我淋成了落汤鸡，上下整个淋透，淋得让人心烦。既已淋透，伞也懒得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