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方子云所料，这回他出大名了。
正如侦查员所料，受害的农民出大乱子了。
而方子云在经历了三查五审终于获准离开安河市时，却又节外生枝，跑到安河电视台软磨硬泡，非要复制一套报道云阳公司骗局的录像资料。这个举动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关注，要求方子云做出解释。
方子云说：“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频出现在各类报刊上，对这种丑闻性的出名我无话可说，自己无能嘛。这个教训或许一生都会影响我，而教训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我几乎收集了《安河日报》全部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更希望保存一份录像资料。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将来写个人回忆录，都有重要保存价值。”
方子云并不在意专案组会怎么想，苦苦在电视台恳求了两天，直到复制了录像资料。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方子云回到玉南。想当初，他是和刘东阳一起坐着卡车开赴安河的，车上装满了设备、原料、样品。而今回到玉南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空空的提箱里只有十几张报纸和一盘录像带，这就是他的全部收获。
回到玉南，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费的来源。幸而，报社的几位同事和当地的一些诗友来看他，这个给一百，那个留五十，缓解了燃眉之急。接着，方子云委托朋友将宋一坤那台价值一万多元的音响以八千元的低价卖掉了，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余下的钱足够他生活一段。
从此，他闭门不出，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这时候，他已不再属于某个角色，而完全回归了他自己。现在，他可以从容地在脑子里沉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冷静地反思自己，去提炼一种原本就属于他而又被他一直忽略的东西，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了这种东西的可贵，那是一个生命的支点，是最本质，最原始的东西。
窗外的世界已经是万物复苏的初春时节，而他的心态却是暮色残秋。
有关云阳公司骗局的报道，除了报道事件本身的情况之外，对于骗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受害农民当中引起的恶性连锁反应，也进行了追踪报道。其中有三个案情较为典型。
一、邻省交界山区一所民办小学的校长因集资的六万元被骗，无法向学生及学生家长交待，半夜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上吊自杀了，而这位校长原本是想用挣来的两万元钱改善教学条件的。电视画面从校长的工作笔记移向尸体，移向小树上的那个绳套，画面上的师生、家长们欲哭无泪，欲诉无声。
二、某村一位农民四处借了十二万元，被骗之后因无力还债整天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债主们一怒之下将这个农民六岁的儿子绑架了，当意识到绑架是犯法的时候，为掩盖罪行和报复，竟残忍地将小男孩掐死，埋掉。公安机关接到孩子失踪的报案后，只用四天就破获了此案，三名杀人犯落网。电视画面里无论是负债人的家属还是债权人的家属，除了痛哭还是痛哭。
三、一位县城的青年借了五万元债款，讨债者纠集多人去青年家中抢家俱抵债，双方发生殴斗，大打出手，借债人头部被铁器连击数下，当场血流如注昏迷过去，经抢救无效死在县医院里，凶手及参与殴斗的人均被拘审。电视画面里，青年的家中被砸得一塌糊涂，遍地都是碎片杂物和血迹，女主人和孩子悲痛欲绝，场面惨不忍睹。
在报道结束时，一位女记者沉痛而悲愤地对电视观众说：
“云阳公司诈骗案之后果是严重的，受害者全部都是并不富裕或者十分贫困的农民，这些迫切渴望富起来的农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这就引发了一种恶性的连锁反应。受骗的农民总共有八十三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惨剧是否还会发生，我们呼吁云阳公司骗案的所有受害者要保持冷静，切实加强法律意识让悲剧不再发生。”
这些资料，方子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观看都全神贯注，每次都有更强烈、更沉重的感受。他守着电视机，就像守着自己的工作，那情形不由地使人联想起电影《德黑兰43年》的镜头，那位守了半辈子放映机的杀手，那位白发暮年的老人。
方子云不愿照镜子，他害怕看到自己这张脸，却又不得不久久凝视这张脸，每次凝视这张脸的时候，他都在心里极度鄙夷地说：“你撒谎了，你撒谎了。”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浸于思考，过去思考是为了做诗，现在思考是为了做人。他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道德、良心。生命、罪恶、痛苦、死亡……
他至少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事情闹得这样大，后果这样严重；没想到自己的狼性这么微弱，不堪一击；没想到失去心理平衡会这么痛苦，这么让人无法承受，这么渴望寻求解脱。
宋一坤的那句话又一次在他耳边想起：“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现在，他不再是贫困潦倒的诗人，价值几十万元的专利还在他手里，不久他将得到五十万元的资金，当然，是以合法的名义被清洗过的。如果他愿意，不久的将来他就能步入百万富翁的行列，出入上流社会，过上等人的生活。
然而，他失去了什么呢？天理、良心。尽管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和运作，但他觉得自己更卑鄙、更虚伪，他是被朋友装进保险柜里，以受害者的身份去拿那些沾满血腥和罪恶的钞票，真所谓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他觉得自己的人格还不如一个赤裸裸的妓女。
今后还要发生什么事呢？仍然是绝望、自杀、逼债、殴斗，不知还有多少家庭要蒙受不幸，只要不把钱追回来，悲剧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每一幕悲剧都是一笔无法偿还的天理良心债。
他知道，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去写诗了，一个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写诗呢？不能让人格的肮脏污了诗的圣洁。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坦然”这两个字，第一次感到了“坦然”的存在和珍贵。对于这两个字，他有着比任何人都刻骨铭心的理解——
人的自私和贪婪往往使人原谅自己的不规范行为，所以就增加了坦然的容量，它通常包容许多缺点错误而仍然能够保持平衡，于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
人固然有狼性的一面，但狼性的挥发一旦超越坦然所能包容的极限，人便失去了心安理得的心理平衡，生命自身对坦然的需求就会压倒一切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快感，活着本身便不再具有生命意义。
坦然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财富，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刻骨铭心地理解它的价值。而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或自杀，或一生的阴暗、惶恐。
作为人，你可以不必高尚，因为高尚毕竞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但你不能没有坦然，因为坦然是你生命自身的需要。所以，即使你的高智商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你的行为也要为坦然留点余地，因为下一个对手就是你自己，你人性需要的本能。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生存，或死亡。生存意味着忍受，死亡意味着解脱，他必须在这两者之中作出抉择。
经过几天冷静、痛苦的思考，他决定了，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规定了三个原则：
一、不可以出卖朋友，没有人对不起你。
二、为受害者作一次有益的努力。
三、策划周密、合理，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自由了，身后肯定还有警方的眼睛在移动。
他明白，自己不具备宋一坤那样的城府与谋略，所以他策划自己行动的时候格外谨慎，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理、论证，直到确认安全了为止。当他把整个计划构思完整之后，他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他来到夏英杰的家，夏英杰的父母和哥嫂刚吃过晚饭，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对于他的来访都感到有些意外。一家人对他很热情，这个让座，那个倒茶。
云阳公司事件早已是满城风雨，无人不知，所以也不用回避什么。方子云就他们关心的问题简要介绍了一下事件经过，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也安慰了他一番。
夏英杰的哥哥关切地问：“以后有什么打算？实在不行，还回报社工作吧。”
“我天生不是经商的材料，死心了。”方子云说，“工作的事不着急，我还有时间考虑。我想好了，我还是得在文学方面谋发展，写诗没人看，我可以写点别的，说不定也能像阿杰那样一鸣惊人呢。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事，想和阿杰联系一下，借点她的光。”
夏英杰的哥哥说：“你的事，阿杰肯定帮忙。”
提到夏英杰，夏母有些伤感，摇摇头说：“这丫头一走就是一年多，也不说回家看看，就连出国这么大的事也不和家里商量一下，小时候真没看出来她有这么大的主意。还有那个姓宋的，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他什么模样，他也不结婚，阿杰连个名份都没有，他把阿杰一个人放到国外自己却留在国内，到底是女婿呢还是别的什么人？”
夏父问道：“方编辑，你和宋一坤是老同学、老朋友，你说说，宋一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宋一坤嘛，”方子云斟酌着词汇说，“他是那种看上去非常平淡，与普通人又有一定距离的人，知识面广，头脑冷静，从不盲目去做一件事。据我所知，宋一坤是被阿杰胁迫到海南的，她很机智地利用了宋一坤的责任感，这说明，阿杰也不是个简单的人，所以她的事业发展这么快。有一点你们可以放心，宋一坤绝对会对阿杰负责，我了解他。”
夏母点点头：“这样就好。”
方子云问：“阿杰最近有电话来吗？”
“没有。”夏母说，“春节来过一次电话，以后就没来过。没什么大事，我不让她打电话，国际长途的收费这么高，打一次电话一个月的工资没了，打不起。”
方子云说：“我今天来是想抄一下阿杰的电话号码，有点写作方面的事想请她帮忙。”夏母立刻说：“那就在这儿打吧。很方便。我刚才的话你别介意，我是说没事不要在电话里闲聊，有事当然得打。真的，我不是客套，我现在就去给你拨通，你自己来讲。”
夏母起身要去拨电话。看得出，她很为刚才那句话后悔，因为这个巧合太不是时候了，她确实没有怠慢方子云的意思。
其实方子云根本没有往心里去，他了解夏英杰一家。他笑着阻止了夏母，说：“看您说到哪儿去了，我能不了解您吗？我不是现在打电话，有些思路我还没考虑成熟，您只要把电话号码给我就行了，什么时候打电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
方子云再三解释后，拿上号码离开夏家。
晚上入睡之前，方子云将自己在夏英杰家中的言行回忆了一遍，没有发现错误。他又将明天打电话的内容温习了一遍，确保经得起窃听、调查。
第二天，他去电信大楼给夏英杰打国际长途，一拨就通了，接电话的正是夏英杰。
方子云报上自己的名字后，笑着说：“没想到是我吧？”
夏英杰确实没想到，她非常高兴：“是方大人，听到你的声音大意外了，你怎么样？我知道你没有重要事情是不会在国际长途扔电话费的，快说吧。”
“还是老同事体谅穷秀才。”方子云说，“我现在还是老样子，混日子呗。我想了解一下你在写作方面的情况，看能不能借点你的名气，沾点你的光。”
“对你方大人我只有道命的份儿。”夏英杰简练地说，“我正在写的这个长篇计划五月份完稿，然后打算写一本纪实小说。但是现在定不下来，那位台湾老华侨一直不肯接受采访，素材整不出来。”
方子云说：“我手里有些材料，有没有写作价值得你看了以后再定。我有些个人发展的想法，在电话里说不清，也说不起。我打算把材料给你寄过去，把我的意向详细写在信里，你看过之后我们再联系。”
“不用邮寄。”夏英杰说，“我的朋友江薇有事回国，我托她给家里捎了点东西，给你捎了两瓶好酒和几本海外出版的诗集，另外叶大哥也给你带了点东西。江薇已经到北京了，估计这两天要去王南，到时候你把材料和信交给她就行了，比邮寄还方便。”
“那太好了。”方子云道，“又省了一笔邮费。”
“顺便也托你办件事。”夏英杰说，“我想最好能通过录像亲眼看到家人，亲眼看着他们对我说话。你在电视台熟人多，麻烦你找人给录一下。谁让你自己送上门呢？正好抓个官差。”
放下电话，方子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意，这肯定是天意。
罗马有人来，将意味着信息传递的时间短，夏英杰将提前接触到那些材料并且作出反应。那些受害的农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痛苦，不可预料的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现在不要说争取几天的时间了，就是争取一分钟也是可贵的。
方子云相信夏英杰的智商足以破译他的密码，并期待她作出符合她品行和胆识的反应。他知道，现在能够左右宋一坤的人，只有夏英杰了。
与夏英杰通过电话之后，方子云马上去找电视台的朋友，着手录像工作。他并不遮掩，就是要做得明明白白，他给别人的印象是：脸上有笑容了，正在摆脱失败给他带来的尴尬与苦恼。
就在这一天，有两个外地诗人专程来玉南看望方子云，一位来自北京，一位来自上海，两个人是事先约定好的，在江州会合结伴而来。方子云十分感动，热情接待了他们。晚上，他们三人举怀豪饮，彻夜长谈，真有点古代侠客的味道。
第二天，方子云通过私人关系搞了一辆吉普车，约两位远道而来的诗友去野外打猎，同时到油区转一转，让他们见识一下钻井与采油的景观。
吉普车停在楼下，方子云在客厅里擦枪，司机和两位诗人做其他准备工作。这支小口径步枪一直托别人保管，很长时间没擦了，方子云擦得非常仔细，这是他的心爱之物。
其实，即便没有朋友来访，即便不去野外打猎，方子云也是要擦枪的。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方子云急忙把枪藏起来，示意司机开门。门开后，司机见是一位衣着素雅、气质高贵的女士，右手提着一只皮箱，左手持一张写着地址的字条。
司机问：“小姐，你找谁？”
“请问，方子云是在这儿住吗？”
“对。你是谁？”
“我叫江薇，从北京来，有人托我给他捎点东西。他在家吗？”
“在家，在家。”方子云听到江薇来了，急忙跑过去接待，热情地说，“快请进，快请进。”
江薇放下箱子问：“看样子你们正准备出去？”
“不忙。”方子云请客人坐下，问，“什么时候到玉南的？安排住处了吗？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昨天下午到的，住阿杰家里。”江薇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策划阿杰的小说出版的事，带了两份稿子，一是请书商和编辑审稿，二是想请专家写个序。顺便还要处理一些零散的稿件，都是足球和华侨文学方面的。以阿杰的书为主，这次准备同时推出三本书。”
“没去看看一坤吗？”方子云问。
“怎么敢呢？”江薇笑着说，“我先去看的坤哥，然后才开始办事。坤哥一门心思做学问，精神挺好的，他向你问好，还让我给你捎来两千元钱。”
方子云见其他人被冷落了，便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司机，我的朋友。这位是诗友，和你一样从北京来的。这位是上海的诗人。怎么介绍你呢？”
江薇拿出名片。方子云细看：意大利罗马欧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薇。
“不得了。”方子云将名片递给诗友。“你们看清楚了，这可是一位重要人物，有江小姐帮忙，你们的名字可以响到海外去，得趁这个机会拉关系。”
江蔽打开皮箱，边往外拿东西边解释道：“这个信封，是坤哥给你的两千元。这个高级照像机是叶大哥送给你搞摄影用的。这两瓶酒、两条烟和这几本海外作者的诗集，都是阿杰给你的。那种烟酒是意大利I7流社会的侈奢品，阿杰让我特意说明一下，不要当成‘二锅头’送人了。”
方子云很高兴：“看，我的面子不小嘛。”
江薇说：“昨天我给阿杰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油田了，她说方先生有东西要让我捎回去。”
“早就准备好了，打了一个纸包。”方子云说。
江薇说：“那我现在就带走吧，看样子你们是打算出去的，我就不打扰了。”
“那怎么行？怎么也得一起吃顿饭再走。”方子云诚恳地说，“我这两位朋友也是远道而来，我打算带他们去黄河滩打猎，车都联系好了，就在楼下停着。我看大家一起去吧，你也正好放松一下，凭我和一坤的关系，这点面子你得给吧？再说大家都是文化人，可以促进交流。”
江薇说：“中午阿杰一家人还等我吃饭呢。”
“没关系，这个由我去说，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方子云自信地说。
江薇只能服从了，说：“我长这么大还真没打过枪呢，也没见过黄河滩。但我还是担心阿杰父母不高兴。”
“有我，你放心。”方子云说，“我那点事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心情一直不好，也确实需要到野外散散心。”
“我能理解。”江薇点点头。
于是，江蔽便跟着方子云他们乘车打猎去了。路上，方子云在公用电话处通知了夏英杰的母亲，并且再三解释，求得老人的谅解。
吉普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黄河滩。
江薇极目望去，广阔的黄河滩遍地都是野草，根连着根，叶盘着叶，远处有一丛一丛的柳林，一根根柳条似乎是直接从地里伸出来的，细细的枝条随风摆动，看似柔弱，却另有一种坚韧的美和高贵的韵致。
这里根本没有路，只有一些人和车走过的印子。江薇生长在大都内，看惯了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象，乍一到这广阔的黄河滩上，顿时觉得心胸宽广，天地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全都没有了距离。她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天苍苍，野茫茫”的诗句。
女士优先，她端起步枪朝着远方紧张而兴奋地放了一枪，真痛快。
大都会饭店地理位置极佳，有花园和停车场，饭店装潢之豪华，不仅在罗马，在整个意大利的中餐馆里也是第一流的。
《沉默的人》摄制组根据剧情需要，部分演职员来罗马拍戏，大都会饭店的老板以店主和侨领的双重身份宴请远道而来的同胞。夏英杰作为原著的作者，被特别邀请出席宴会。经过春节期间的各种联谊活动，夏英杰与侨领们不再陌生了。而能在远离祖国的罗马与拍摄自己作品的演职员见面，更有一种亲切感。
宴会气氛十分热烈，大家欢声笑语，畅所欲言。导演简要介绍了一些要在罗马拍摄的剧情，几位侨领向客人介绍了罗马的风土人情和华侨在罗马的生活情况。导演和演员还就剧情与剧中人物征求了夏英杰的意见。
夏英杰来到罗马虽然还不到三个月，但由于国内的背景以及春节以来她所参与的重要侨务活动，使她在罗马的华人社会里已经成为知名人士了。
席间，一位服务小姐走到夏英杰身旁，彬彬有礼地说：“夏小姐，有您的电话。”
夏英杰站起来，跟随服务小姐来到电话间。电话间是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小厅，有沙发供客人坐，她从茶几上拿起电话问：
“我是夏英杰，请问您是哪位？”
“是我，叶红军。”
夏英杰说：“据我所知你接到请柬了，为什么没来呢？”
“你把我估计过高了。”叶红军说，“那种规格的宴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席的。邀请你是东道主和客人的双重需要。邀请我是礼节性的，纯粹是出于照顾你的面子，我要当真去了那就成笑话了。”
夏英杰说：“叶大哥，你太精明了。”
“我要精明，就不是这个地位了。”叶红军在电话里笑了笑，问：“我想知道宴会结束后你还有什么安排？”
夏英杰看了看手表，十二点五十分了，于是说：“宴会很快就结束，三小时后我去机场接江薇，在这之前我还得回去再写一点。”
叶红军说：“如果没有其他活动，请你回家时路过我公司一下，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有关林萍的消息。”
“太好了，我一会儿就过去。”夏英杰说。
接到这个电话后，夏英杰再也没心思在饭店呆下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为林萍的下落担心，因为她始终无法驱散心中那团不祥的阴云。宴会结束后，夏英杰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然后驾车离去。
华商信息咨询公司地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公司的门口停着几辆轿车，不时有客人出入。公司的旁边是一家花店，五彩缤纷，花香四溢。
夏英杰每次来这里都能感到一种现代化的办公气息，这里除了电脑、电话、传真机之外，占地最多的就是保险柜和资料柜，再有就是货架上摆着许多产品的样品。这里的工作人员每人一台电脑，都在埋头工作，信息是这里的命脉。夏英杰径直走进套间叶红军的办公室。
“请坐。”叶红军说，“有关林萍的资料是邮寄来的，我刚收到，如果不是你顺路的话我就给你送去了。”
夏英杰接过沉甸甸的邮包看了一眼说：“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来挺复杂的。”
“不要拿出来。”叶红军制止了夏英杰伸手取东西的动作，说，“邮包里有两本录像带和一本杂志，其余就是文字资料，你一个人看去。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林萍在曼彻斯特做妓女。”
“不会吧。”夏英杰虚弱而苍白地否定道。而在她心里，却已经接受这个结论了。
“我也希望不会，所以让你鉴定。”叶红军说，“这份材料真实、详细，并且包括了其他你感兴趣的问题。”
夏英杰说：“我在玉南工作时与林萍住一间宿舍，我能认出来。”
叶红军说：“对不起，我给你报了一个坏消息，让你不高兴了。如果你需要我做什么就随时打电话。”
“好吧。”夏英杰怀着沉重的心情拿上邮包出去了。
她坐进车里，手刚摸住车钥匙，叶红军从办公室里追出来，说：“你刚学会开车，一个人去机场我不放心。四点钟你在家等着，我开车送你去机场。”“不用。”夏英杰说，“我开慢点就行了。”
回到住所之后，夏英杰立即打开邮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本黄色画报的封面。一位迷人的东方女郎做着一个极性感、极下流的动作。这张漂亮的面孔夏英杰太熟悉了，但她仍然不愿相信，将画报推到一边，取一本录像带放进机子里，打开电视。这本带子的中文译名是《床上的东方少女》。
屏幕上出现了两个欧洲男子和一个亚洲女子，做着不堪入目的动作，女子夸张地呻吟、叫喊，脸上呈现出一副如痴如醉。欲死欲活的表情。
夏英杰几乎已经肯定了屏幕上的女子，但眼睛仍然紧盯着裸体女子的左肩部，她终于看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证据——女子左肩后面那颗绿豆大的黑德。是林萍，确定无疑了。她痛苦地低下了头，无力地用遥控器关掉电视，就那样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她心里难受，脑子里全是宋一坤和叶红军说过的那些话——
“尤其是女人，靠别人那种礼节性的尊重，半文不值，摆出多少潇洒也是花架子。”
“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夏英杰等心情平静一些了，从邮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内装林萍和杨小宁两个人的背景材料，文字是用电脑打印的。有关林萍的记录是：
林萍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在北京与杨小宁相识，杨小宁以帮助出国和到法国后结婚为诱饵，并用假签证等手段骗取了林萍的信任。
同年六月，林萍携带十万元人民币和大量物品乘飞机抵达昆明，根据杨小宁的要求他们以兄妹相称，因为还有两个少女也将随杨出国。
出国路线并非坐飞机直达法国，而是乘火车开进中缅边境的景洪县，并于当晚通过中缅边境线，经过一夜行驶到达金三角地区一个名叫“色拉”的小村庄，村民都是缅甸土族人，近似原始社会。这个地区驻扎着一个师的武装部队，是大毒枭坤沙的下属，师部就设在色拉。
三名少女发现受骗后为时已晚，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大房子里，由军人看守。房子里还有十几个人，都是被蛇头骗过钱又卖掉的中国人，男女混居一室，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免遭强暴。军方的规矩是，每人须交纳五万元人民币的赎金方可离开。
杨小宁对三名少女骗完了又卖，将三十六万元人民币兑换成美金，途经曼谷回到巴黎。林萍无钱付赎金，但长得漂亮，被军方以一万美元卖到曼谷的妓院，接了一个多月的客之后，再次被转卖，于九月份被蛇头从曼谷偷渡到莫斯科，最终到英国曼彻斯特，完全被黑社会所控制，以卖淫为生，住维兰特街（译名）十六号。
真是天下奇闻，世上居然真有自己花钱把自己给卖了的荒唐事。夏英杰说不出是气还是恨，心里窝着一股火。她倒了一杯凉水喝下去，拿起另一份背景材料。有关杨小宁的记录是：
杨小宁，三十二岁，出生于香港，十六岁到法国，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华人，均已故。杨小宁一九九二年离婚，其子由前妻带回香港抚养。杨现住巴黎七区，经营一家美容院，交际很广，社会关系复杂。他从一九九0年开始兼做蛇头，参与组织非法偷渡、骗卖少女。他经常活动于中国、香港。缅甸、泰国等地。经他偷渡的有五十多人，被他骗卖的少女有二十多人。
自从法国警方与中国警方联合治黑之后，杨小宁已停止活动。受害者流散各国，尚无人对杨小宁进行报复。
邮寄材料的人显然是按照叶红军预先设定的题目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的，这些题目的设定充分考虑到了夏英杰可能关注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证明林萍身份的绝对证据，就有了杨小宁的过去和近况以及具体的住址，甚至连是否有报复的可能性也做了估计。而夏英杰起初并没有要求对杨小宁进行调查，更不会想到要报复什么人。
现在她不能不承认，假如她只看到了林萍的材料，她一定会不由自主地问：杨小宁到底是什么人？他现在躲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向他讨个说法，讨个公道？
而所有这些，叶红军都估计到了。
叶红军办事的干净利落和周密严谨，他把握事物的尺度和推断别人心理的准确，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与宋一坤相比，他缺少一点大思路、大胆识、缺少一点英雄人物的手笔。夏英杰心想：叶红军天生一副军师的头脑，宋一坤天生一副统帅的气度，如果这两个人绑到一起，一定能干出一番可图可点的大事。
那么，怎样帮助林萍呢？夏英杰为难了。
林萍落到这种地步不是偶然的，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她自身应负主要责任。她虚荣、浅薄、高傲，看什么都简单，总有一种盲目的性别优越感，既有惰性又有幻想，以为性感和美丽能征服一切。但她并不是坏女人，并不是自甘堕落，她从不会去伤害别人，也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确切地说，她只是一个美丽的傻女人。
帮助林萍，是必须要花钱的。无论是叶红军启动他的社交网络还是与当地的黑社会交涉，核心还是一个“钱”字。而通过什么方式帮助她？预计达到怎样的结果？运作过程需要花费多少钱？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宋一坤和叶红军对林萍这类女人一向没有好感，而他们恰恰是能够帮助林萍的关键人物。动用这种专项资金需要征得宋一坤的同意，在叶红军对林萍深为反感的情况下，也只有宋一坤能够调动他。毕竟，林萍是这个圈子之外的人。
夏英杰想：这件事应该和江薇商量一下，或许能从其他方面找到办法，至少先解决一个钱的问题。
她心清十分沉重，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在玉南油田与林萍相处的那些情景。现在，她一点也没有写作的情绪，平静的心情全被破坏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将录像带、画报和两份文字资料收进写字桌的抽屉里，然后坐下来茫然地看着桌上的日历，那一页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她看了一会儿，不知道想干什么，下意识地拿起笔在日历的留言处写了这样一行字：
今天，真是一个灰暗的日子。
这时她还不知道，如果要形容她今天的心境，用“灰”字，分量是远远不够的。
下午四点，夏英杰开车去机场接江薇。她心事重重，又是刚学会开车，所以一路特别小心。
机场的候机大厅宽敞明亮，一张张皮椅子，一排排大沙发，到处坐满了迎送往来的旅客，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夏英杰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等着。
她一向认为自己是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的人，但是自从《沉默的人》一书出版，尤其是到了意大利之后，她开始觉得脑力不够用了，许多问题既合乎逻辑又像被蒙上了一层雾，让人摸不着、说不出、看不透。
大厅的广播和电脑显示屏都在播送从北京至罗马班机降落的消息，夏英杰看到了，也听到了，她又坐了几分钟，估计旅客要出海关了，这才到出口。
江薇左手拖着一只带轮子的大皮箱，右手提着一只精美的文件箱，满面春风地走了出来。夏英杰远远地看着她，感到江薇更成熟、更自信了，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生意开始有起色，或许是因为她进了这个她认为可靠的圈子，更有安全感了。
夏英杰微笑着迎上去，帮江薇拎着一只文件箱，什么也没说便出了大厅，朝停车场走去。
汽车由江薇驾驶，她开动车子后对身边的夏英杰说：“在北京机场出关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海关人员把我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不知道为什么。”
“海关嘛，这种事常有的。”夏英杰没有在意，眼睛望着前方说，“希望你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如果有坏消息，那就留着以后再说。”
“怎么，这边出事啦？”江薇敏感地问。
“不是我们。”夏英杰说，“还是先听你谈吧。”
江薇说：“我先去见了坤哥，他比过去瘦了点，精神挺好的，他让你安心写作，多参与华侨社团的活动，广泛接触社会，多收集资料。他说，两地分居是暂时的，但接触一下西方文化是绝对有必要的。”
“还是那一套。”夏英杰对宋一坤很不满意。
江薇接着说：“苏卫国接到三本书的稿子后非常高兴，特别是当真得到了你的书稿。他的意思，以三十万元人民币把你的书稿买断，由他负责运作。另外他有个建议，由欧亚文化公司、万路达文化公司和某个电视剧制作中心三家共同出资，以万路达文化公司为首，将《遥远的救世主》拍成电视连续剧，他对这部可能有争议的作品很有信心。对于你个人，三十万元以外的收人，你从欧亚文化公司的分成中得到。当然，这只是他的设想，最终还要由你来拍板。”
夏英杰说：“公司的事务我不介人，只要一坤不反对，你就放手去干就是了。”
江薇又说：“另一份稿子交给王文奇了，他完全信任你的写作实力，他说，如果作品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可以为书稿写一个序，五千字以内的。”
夏英杰问：“我家里好吗？方子云最近怎么样？”
江薇答道：“我在你家住了两夜，都挺好的，录像带上都有，你看过就知道了。方子云遇到了点麻烦，前一段经商被人骗了，满城风雨的，他给你带了一大包东西，全在大箱子里。有一封信在文件箱里，你先看看吧。另外，我在北京去找了马志国，把礼物交给他了，他很高兴。”
夏英杰听到方子云被人骗了，而且满城风雨，便伸手从后座上拿过文件箱，取出一封信。
江薇说：“不是我要告诉你坏消息，是你主动问我的，这可不能怪我。”
信封没有封口，夏英杰抽出信细细地看——
夏英杰女士：
我以这种称谓示意此信的郑重。
信中所托之事均没有与一坤提及，作为一个男人，我不想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方子云是依仗宋一坤的权威迫使夏英杰帮忙。所以直接与你商议。
你是文人，诗的境遇惨到何种程度想必不用我来描绘。至于我在安河市所受到的挫折，你可以通过报纸和录像资料了解事件的全部过程。鉴于我的处境日益艰难而又极力想扬名于世，我想通过我的最后努力加上你所能给我提供的帮助，圆我一个名人梦。
我想请你帮我三个忙。
一、我借一坤的十五万元已无力偿还，同时又认为“方氏调味球”的专利价值不止于十五万元。有关资料完整送上，我是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商人不敢再相信。请你利用在罗马的便利条件，在华侨中间看能否找到开发这个产品的投资商，将专利卖掉，开价最低不能少于十七万元人民币，至少能让我还掉惜款的本息，售价高了更好，为我出版诗集挣出来一笔经费。当然如果实在卖不出去，一坤就认倒霉吧。
二、诗稿全部交给你，因为即使我给一坤，最后实施时还要由你运作，一坤并不具备与出版界合作的关系。假如卖掉专利的收入除还付借款本息后仍有富余，请用这笔钱出版诗集，通过你信任的专业人员策划，保证诗集的精美与高雅。或者，借助你与书商的合作关系和发行渠道，由书商策划，在有可能保本的情况下出版诗集。总之，是想利用你的影响、你的面子、你的关系争取诗集出版。
三、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如果你的写作计划允许的话，我想请你写一本关于我的纪实小说，通过我的故事反映出一代诗人的落破与无奈，探索出这个时代的人们所忽略、所缺少的那种质朴而高贵的东西。你可以参考诗稿及给你带去的我的随笔、评论、散文等，从中发现一个诗人的生命历程，感受商品大潮对诗歌的影响。你可以任意引用诗句和文章段落。
当然，我自己也可以写，也可以请别人写。但你是名人，是有力度的作家，如果你来写我，那情形就不一样了，我肯定会借助你的名气，沾你的光，广大读者在关注你的同时，无形中我也跟着出名了。
你看，这个时代的诗人有多么可怜。
也许你认为，我这个人没什么可值得写的。那要看你的感觉了，总之不要因为我是一坤的朋友而迁就你的写作原则，那样就污辱了我。而我，会努力去做一些事情，为你的作品的可读性提供传奇素材。
拜托。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方子云
方子云已经与别人合作生产调味球了，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事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方子云为什么事先不与宋一坤商量一下？
这是夏英杰的第一个反应。
但她马上对这种想法产生了怀疑，以她与方子云共事三年的了解，这封信不像是方子云的口吻，这个人可以“请”人办事，但决不会“求”人办事，而这封信字里行间无不包含着一个“求”宇。同时，这封信的语气又有卖弄老资格之嫌，有点缺乏自知之明的成分。
这不是方子云的性格，不是他这种诗人的性格。只有特别了解他的人才能唤出，这封信隐隐约约有遗书的味道。一定出什么事了，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I？她不知道，但凭直觉她能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除了宋一坤和叶红军，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方子云。她为林萍的事而波动的情绪还没有恢复过来，现在又被这封信再次绷紧了神经，心跳骤然加快。
江薇注意到了夏英杰的神情有些异样，关切地问：“怎么，有事吗？”
夏英杰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评论什么，更不能下结论，于是说：“我想，最近我会给你添不少麻烦。今天下午我得到了林萍的消息，还记得这个人吗？她在英国，处境很不好，这事我不能坐视不理，但怎么帮她得和你商量，得有人办这事，得用点钱。接着就是方子云的事，他有四本诗集想出版，得由你出面策划。他有个专利产品项目想找个可靠的投资商，也得由你去联络。方子云的背景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可得罪不得。”
江薇笑着说：“给方子云帮忙就是拍了坤哥的马屁，这种机会当然得抓住，事半功倍嘛。”
夏英杰即使心事重重也被逗得笑了笑，她望着车窗外面的洋人、洋房、洋车、洋景，问江薇：“你说，我们来到国外干什么呢？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这里图什么呢？”
“怎么，你后悔了？”江薇说，“我可没后悔，现在谁不想出国呢？这里面有说不清的因素，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这次我回到海口，回到北京，你猜过去的那些人都用什么眼光看我？羡慕、惊讶、嫉妒，这使你比过去多了许多优越感和神秘感，你会从那种目光里体会到一种价值，一种满足。其实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争取社会承认嘛。”夏英杰笑着点点头，说：“你所讲的那些因素里，有些东西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但抛开这个意义，你是自由战士，独往独来，我就不一样了。这种感受你不懂，等你领教过相思的滋味以后，那时候你就没有这么洒脱了。”
两个人一路谈着，不知不觉快到公寓了。江薇问道：“今天你不用车吗？”
“不用。”
“那你帮我往公司打个电话，”江薇说，“把箱子搬上楼以后，我得先去公司看看，交代一下工作。”
夏英杰拿起电话拨通后递给江薇，江薇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拿着电话说：“喂，小张吗？我是江薇，刚回来。你通知一下办公室的人，下班后都不要离开，我一会儿就过去。”
夏英杰说：“你办完公司的事情如果时间还不太晚的话，我想让你陪我再去一次巴顿饭店。”
“你还没死心？”江薇已经记不清夏英杰为采访石天文碰过多少次钉子了，她犹豫了一下说：“好吧，我陪你去。我刚回来，身上肯定带来一股伟大祖国的仙气，没准儿就灵验了。不过我声明，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夏英杰说：“如果我这样心诚都不行，那就说明真的没有缘分，我也死心了。”
车子开到公寓楼下，两个人把大皮箱抬进屋里，江薇打开箱子，将里面的东西简要做了一下说明，然后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开上车就去公司。
此刻，夏英杰急切要知道国内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拿起方子云的那个纸包，沉甸甸的。纸包显然已经被人打开过，尽管重新做了包装，但还是能看出来。夏英杰将纸包里的诗稿、报纸。录像带、调味球的样品、技术资料、专利证书等东西—一取出来。
她随意拿起一张报纸，还没有看内容，醒目的标题《六百万元大骗局》就足以让她屏住呼吸了，她越往下看心情越紧张，她万万没有想到，方子云竟经历了这样一场可怕的事情。
她再一次打开电视机，将方子云的录像带推进录像机，静静地、紧张地看着、听着。一张张面孔、一个个表白，全都是被人利用的角色，又全都是无辜的角色。幕后人的策划之周密、诈骗金额之巨大、受害者的境地之悲惨，一切的一切都让她为之震惊。当录像带转完了以后，电视屏幕上呈现一片空白，夏英杰的脑子里也变成了一片可怕的空白，一种直觉已经使她失去了思想、失去了意识，她完全被一种恐怖的东西死死钳住了。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心跳剧烈、心口堵、胸闷、气短、心发慌、心绞痛、头晕、四肢无力，躺也不是，坐也不是，怎么都难受。这时候如果她想站起来的话，她绝对支撑不住。她神经质地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当她的血压开始慢慢回落，开始恢复一点知觉的时候，她脑海里只有三个字——
宋一坤。
从法律上，从逻辑上，从人证、物证、时间。地点、动机等等各个方面，无论有多少证据来证明宋一坤的清白，都无法推翻夏英杰的直觉，还有谁能比她更了解这个男人的头脑和思维方式呢？
想到江薇随时可能会回来，她头脑变得清醒了。其实江薇的行李在北京海关受到严格检查并不是简单的例行公事，而是针对方子云的那个纸包。这说明危险并没有解除，方子云仍然被公安机关关注着，只是监视的规格有所下降，不再是主攻方向了。江薇不知道调味球研制的原委，不了解其他方面的背景，因而对方子云被骗事件反应平淡，没有过多的敏感。所以，不能让她知道太多的情况，只能让她与别人一样，按照方子云在信中设置的思路去理解、去操作。
夏英杰想了想，把报纸、录像带重新收拾整齐，放在书柜里面，放在一个谁都能一眼看到的位置。她要留给江薇的印象是，她对那些资料并不太重视，那只是一些写作素材，与其他方面得到的素材没有什么不同。重要的是，她的态度能让江薇感到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江薇毕竟是与宋一坤的那个圈子有一定距离的人。
她把房间整理得和平常一样了，这才开始用脑子继续思考原来的主题。以她对宋一坤个性的了解，她至少可以做出三点推断：
一、幕后的总策划、总指挥是宋一坤。
二。六百万骗局，没有叶红军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个神秘的执行人无疑是受到叶红军的指使。王海、孙刚以及其他人均没有这种条件和能力，也不具备让宋一坤绝对信任的关系。
三、投入两百万元骗取四百万元，扣除方方面面的分赃之后，落到宋一坤手里的钱不会超过一百万，为此而冒这样大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为此而动用这么大的力量并且造成这样惨重的社会后果，宋一坤不会去干的。这就是说，六百万元骗局只是一个序幕、一种需要，骗局的后面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那么，方子云用心何在？他在暗示我什么？方子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用这种只有掌握密码才能破译的文字，可以想象他是动了一番怎样的脑筋，可谓煞费苦心。一方面是他的良心承受不住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出卖朋友，所以他把难题抛给了我，想借助我的特殊身份实现一种期望。
无疑，他背叛了宋一坤。
尽管方子云想改变穷诗人的窘迫，尽管参与经商是他自己强烈要求的，尽管他肯定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金钱，尽管他与宋一坤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他仍然背叛了宋一坤，背叛了他不愿面对的所有阴谋和财富。那封信现在看来，并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名人梦，而是一封请愿书，一封为了八十三位受害者农民所呈上去的请愿书。
这才是真实的方子云。
“那么，他没考虑过后果吗？他没考虑过将来怎样面对宋一坤吗？”夏英杰这样问自己。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她的心头，她想驱散这种感觉，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预感不是没有根据的，是必然会发生的。
这个念头一闪过，她的心“砰”地一下提了起来，像悬在喉咙口。她下意识地开始凝视电话，慢慢地把伸手过去，但刚拿起话筒又马上放下了。她在想：如果方子云真出了大事，家里的人肯定会听到一些传闻。但是不能直接问方子云的事。也许家里的电话被监听了，打听方子云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是非常危险的。
她想了一会儿，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了中国玉南自己的家，接电话的是母亲。
“妈，我是阿杰。”她用轻松、愉快的语气说，“没别的事，我就是想告诉您，江薇一路平安，家里带的东西我都收到了，您也不用挂念我。”
“哦，好，好。”母亲放心了。接着紧张地压低了声音说：
“告诉你一件事，方子云自杀了，就在昨天晚上他住的那间房子里，今天早上发现的，去了很多警察，听说是他自己用枪朝头上开了一枪，很惨呢……”
夏英杰脑子轰地一声像爆炸了一样，眼前一片昏黑，险些拿不住话筒。母亲后来说了些什么，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她再一次被惊呆了。
“喂，阿杰，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啦？”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夏英杰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说，“前一段时间他不是挺好的吗？他还让我帮他出书呢，怎么可能会自杀？”
“谁知道呢，这个人神神叨叨的说不准。”母亲叹了口气说，“听说了这事，我也挺难过的。”
夏英杰又与母亲讲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放下电话。她的预感被证实了。一切都像梦一样来得那样突然，却又无不包含着某种必然性。一个诗人，转眼之间就死了，不存在了。
她想哭，却哭不出一点声音，甚至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只有心里的痛、心口的堵，只有抑制不住的眼泪默默地往下流。
她脑海里浮现出上海看守所的一幕，宋一坤自言自语地说：
“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她恍恍惚惚又回到了玉南油田红房子酒家，方子云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自嘲地说：我们是唯一骑车子到这里吃饭的人，就像孔乙己一样，是惟一站着喝酒而又穿长衫的人。
人生，太残酷了。林萍像牲口一样被人卖了又卖，最终流落风尘，自己卖自己；方子云只是为了出版诗集作了一次发财梦，却最终不得不以死来寻求解脱；那些受骗的农民四处举债，本想用劳动的汗水去摆脱贫苦，却最终被推进更深的火坑。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夏英杰似乎在想，又似乎不用去想。虽然方子云并没有告诉她应该做什么，但是事态和思路已经十分明白了，既要保全宋一坤，又要给受害的农民一个交代；既要爱情，又要平衡本能的良心。要达到这种效果只有一个办法：秘密退还赃款。
夏英杰的脑子里千头万绪，真的犹如一团乱麻了，以她的心理、年龄、阅历，她在承受着她原本无力承受的东西。问题太多了：如何让宋一坤失去指挥权？如何利用他的威信争取叶红军？
退赃之后会不会引起内江？失去这笔资金会给生存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夏英杰正在想着，江薇回来了。听到敲门声，她赶紧擦干眼泪，稳定了一下心理之后才去开门。
但江薇还是看出来了，问：“你哭了？”
“心里难过。”夏英杰说着，将林萍的背景材料递给江薇。
江薇看过之后沉默了一会儿，问：“不会搞错吧？”
“叶红军提供的资料，不会有错的。”夏英杰肯定地说。
江薇叹口气，摇摇头说：“都是女人，我能说什么呢？她是你的朋友，你说什么我照办就是了。”
夏英杰说：“先去巴顿饭店吧，其他的事情回来以后再慢慢商量。但愿今天晚上你带来的仙气能灵验。”
于是，两人一起下楼。
夜色中的罗马城灯火辉煌，在豪华与古老之间流荡着一种神秘的气息。置身于这座宏伟而繁华的大都会里，使人既感到拥有，又感到贫乏。
车上，江薇问：“晚饭怎么吃？是自己动手还是奢侈一次？我看你心情不好，咱们奢侈一次如何？”
夏英杰说：“办完事找一家高级餐馆奢侈一回，再来点酒。一来给你接风，二来耍点大侠的威风。”
“东方女侠。”江薇哈哈笑着说。
车子开到巴顿饭店门口停下，江薇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暗暗保佑此行成功，然后陪夏英杰走进餐馆。餐厅里有二十几位客人，石天文的儿子站在营业柜台的里侧，石天文的妻子不在。
石天文的儿子已经认识夏英杰了，没等搭话就进了里间。片刻，意大利老妇人出来了，看见夏英杰后非但没有被感动，反而一脸的冷漠。出乎夏英杰意料的是，这次她用生硬的中文说话了：“你们又来了？我了解你们。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们不愿意与你们打交道，请你们再也不要来了。”
这次，夏英杰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了，她的心被重重地刺了一下。她问自己：你们指谁？是指我和江薇？还是指来罗马谋生的中国人？
她并没有因为老妇人的态度而生气，倒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负疚感，似乎自己也成了某种人的同类。
她的心情恶劣透了，离开巴顿饭店后，她与江薇找了一家高级餐馆大把大把地花了一回钱，两个女人喝掉了整整一瓶香槟酒。
她们回到公寓时已经很晚了。劳累了一天的江薇倒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夜深人静，夏英杰独自坐在写字桌前沉思，问题太多，压力太大，冲击太强……她又看见了日历，看见了上面的那行字，她极痛楚、极惨然地一笑，拿起笔将“灰”字改成了“黑”字，变成了——
今天真是一个黑暗的日子。
随后，她警觉地把这一页日历撕掉，揉成一团，拿到卫生间冲走了。江薇何等聪明？仅仅因为林萍的事情还不足以使用“黑暗”一词，那么“黑暗”两个字就极有可能出卖人了。
这一夜，夏英杰是睁着眼度过的。
她在想：一坤哪，我知道你爱我、疼我，你想把整个世界都给我，你想让我成为最辉煌、最幸福的女人。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所要求的只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婚姻、普通意义上的男人。我所选择的男人，无论是责任心、成就感，无论是才学、胆识，都是出于普通女人对普通生活的思维范畴。但是，一坤哪，你已经不是普通概念上的人了，你是在人与鬼之间的临界点上似动似静的幽灵。
这一夜，她脑子里不停地幻化出方子云开枪自杀的血腥惨状，仿佛自己就是罪人，仿佛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面孔就在她眼前呻吟、叫喊、控诉。
她爱宋一坤，已经爱到了极至；而恨他，同样也恨到了极至。这种极限的感觉她是真的感受到了，那是一种根本无法用文字表述的感觉，是一种从骨子里、从每一根毛孔里都往外冲撞的感觉。
命运，把一个柔弱的女人推到了一念定生死、一发系千钧的决断关头，夏英杰面对这个远远超出她自己年龄负荷的局面毅然作出决断——
秘密退赃，制止悲剧进一步恶化，争取良心上的一点平衡，为宋一坤保留一线做人的资格，缓解警方追查的紧迫感。万一事件败露，从法律上也能争取一些主动，使宋一坤不至于构成杀头之罪。
无疑，这个事件为解决林萍的问题提供了契机。
早晨，夏英杰等江薇上班后立即给叶红军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她。然后，她找出那盘从海口带来的音乐磁带，她与叶红军的谈话就将以《教父》这支曲子开始，她把谈话的思路、程序都准备好了。
叶红军很快就到了，夏英杰从窗户看见了他的车后，便缓步下楼，坐进他的车里说：
“一大早就打扰你，真不好意思。谁让你是一坤的朋友呢，你就只当我是狗仗人势吧。”叶红军笑笑，发动车后问：“上哪儿？”
夏英杰说：“到郊外兜风去。”
叶红军怔了一下，开动车子，说：“你脸色不太好，写书不是一天的事，别太劳累了。”夏英杰把磁带装进车上的录音机，车内立刻响起了《教父》的乐曲。她把音量关小了一点，问：
“叶大哥，在《密西西比河》和《教父》两首曲子中，你更欣赏哪一首？”
“那要因肚子而定了。”叶红军说，“饥寒交迫的时候，当然会倾向《密西西比河》，从中得到一股力量、一种气势，有利于培养不屈不挠的精神。温饱问题有了保障之后，人就有心情欣赏《教父》了，寻求一种人格境界的升华。”
“有道理。”夏英杰点点头说，“你的阅历比我深，能不能谈谈你对《教父》这首曲子的理解，也让我提高一点艺术品位。”
叶红军等车子右转弯之后，问：“你叫我出来，就为谈音乐？”
“至少我认为应该从音乐开始。”
“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叶红军说，“一百个人对同一首乐曲可以有一百种理解。我个人认为，评价《教父》这首曲子不能局限于书的原著和电影，它应当有更广阔的空间、更厚重的深度。就乐曲而言，我认为《教父》并没有追求感情的宣泄，而是更多地注重理性的思考，写出了一种沧桑、一种无奈、一种生命历程的轮回，写出了一种超然的精神和空灵的境界，使人格得到净化、升华，使人性回归到最初的纯真、自然、朴实。”
“精辟。”夏英杰说，“现在，请你把车停下。”
这是在郊外的高速公路上，除了过往的车辆什么都没有。叶红军在一个出口处将车靠路边停下，不解地看着夏英杰。
夏英杰盯着叶红军的眼睛，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沉静地、缓缓地说：“如果我告诉你，方子云自杀了，死了，那会不会比一首《教父》更能使人得到净化、升华？”
“你说什么？”叶红军失去了一贯的从容，声音一下子变了。
“我是说，方子云在玉南开枪自杀了，子弹打进了脑袋，他死了，不存在了。”夏英杰冷冷地说着，泪水控制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下来。
“你怎么知道的？”叶红军的嗓子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声音暗哑地问。
“江薇带来了方子云的一包东西，还有一封信。我看过所有的资料以后，脑子里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家常的话没说几句，母亲就告诉了我方子云自杀的消息，据说很惨。这是方子云给我的信，你看过之后就知道了。”
夏英杰取出信交给他。
叶红军看过信，痛苦地伏在方向盘上沉默了许久，低声问：
“你想让我干什么？直说吧。”夏英杰反问：“钱在哪里？由谁控制着？与这笔钱相关的计划是什么？”
“你在难为我，你这是让我背叛一坤。”
“高贵的背叛。”夏英杰强调。
叶红军说：“我有必要告诉你，一坤在向我解释这个计划的动机时只讲过一句话，他说，八十万元不足以构筑阿杰的事业体系。”
“作为女人我感到满足，但作为人，我不能容忍。”夏英杰说，“叶大哥，我一向非常尊重你，这种尊重在我认识你之前就存在了，因为方子云和一坤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现在我需要你帮助我，帮我给一坤争取一线生机。”
“冲击波已经过去了，一坤现在是安全的。”
“当然，方子云临死前也没忘记维护这一点。”夏英杰说，“如果一个人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那就根本谈不上生存条件或生存方式。”
“你让我感到无地自容。”叶红军说，“子云死了，你想我心情会怎样？我甚至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但是，活着的人还得面对现实，这个世界不是靠情绪组合的，而是靠理性。当然，你的直觉会告诉你很多东西，但司法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我的沉默能避免一场地震，我只能沉默。”
“问题是，现在已经地震了，震中在我们的良心，在于方子云死了，在于每时每刻还会发生死亡、流血、暴力，你能沉默下去吗？”
夏英杰很激愤，接着说：“财富固然很重要，我自己也不是佛门圣子，我也有私心、欲望，我也会搞点小阴谋、耍点小聪明，但凡事都得有个尺度，得限定在人性的行为之内。如果财富的代价是近百个家庭的痛苦、绝望，是由此引发的绑架、斗殴和自杀，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你是坐在眼泪、血腥和白骨上面，你能心安理得吗？我看化成鬼埋到地下也不会踏实。如果这笔财富不能给你带来心理上的幸福和满足，而是带来永远都抹不掉的负罪感，那么财富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道理都是对的，而且我们都能讲得很好，而且不是报纸上的政治说教。”叶红军心情十分复杂，说话时一直低着头，不敢正面与夏英杰的眼睛对视，他接着说：“道德、伦理、良心这道防线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住的，当温度达到和超过它的熔点的时候，它就会熔化，就会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我在想，如果你不是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着，如果你像难民一样渴望得到一份哪怕最肮脏、最下贱的工作，你还会这样说话吗？”
“你提了一个非设身处地不能回答的问题。”
夏英杰稍微停顿了一下，沉静地说：“过去，我和一坤讲相依为命。现在，我要和他讲同生共死。真的，这不是讲爱情故事。当我决定要造反的那一刻，我已经把后果假设到最坏的程度，我心情恶劣透了，除了绝望还是绝望，好像末日将临了，好像一个不称职的赌徒正一步步走向死亡。死，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但我还是把它想得很复杂，比如用什么方法会死得没有痛苦。死得凄美一点。我害怕死了以后被人参观，害怕别人看到我血腥的样子。”
叶红军打开车门下去，让冷风吹一吹脑子，让冷空气冷却一下翻腾燥热的胸腔。他在路边缓慢地走过来踱过去，沉默着、思考着，他在权衡天平的砝码应该往哪一边倾斜。夏英杰也下了车，站在路边默默地等待。
过了许久，叶红军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气，终于开口了，他轻声说：“其实，我早就预感到了会有今天，只是自己欺骗自己，不愿意相信罢了。一坤以为不直接执行计划就能心理平衡一点，又何尝不是自欺欺人？然而事态到了现在，已经不是我个人舍不舍得失去几个黑钱的问题。我个人立牌坊，后果由一坤、王海和孙刚承担，我这样做又是不是人呢？我个人同意退钱，但决定权要交给一坤。”
夏英杰心里一颤，眼睛潮湿了，她知道这个承诺的分量，那将使叶红军失去一笔也许一辈子都无法挣到的金钱，而金钱，就是生存的保障。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邀叶红军握手，敬重地说：
“叶大哥，谢谢你。”
叶红军说：“那笔钱还在中国境内，由我控制着，最近几天就要投入使用，它后面确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必须先斩后奏。”夏英杰坚定地说，又解释道，“一坤的性格我们都了解，他不会轻易决定一件事，更不会轻易改变一个决定。但是，一坤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我，如果我拒绝，又是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关头，我想，他会同意的。”
叶红军想了想说：“上车谈吧，你不是要兜风吗？等我把情况向你介绍之后你再做决定。我想，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是瞎子害眼，豁出去了。”夏英杰边上车边说。
汽车在郊外的公路上漫无目的地行驶，叶红军将云阳公司骗局的背景和江州计划的内容全部讲了出来，包括他负责的执行人人选。最后他说：“现在江州的态势完全成熟了，启动在即。如果江州的工程启动不起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等江州的工程结束之后，秘密还款没有问题。”
“那要等多久？”夏英杰问。
“整个周期至少需要三个月。”
“不行。”夏英杰立即说，“现在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每一分钟里都可能有人上吊、投河，都可能有家庭发生你意想不到的悲剧，这种血债，一天也拖不得。”
叶红军犹豫再三，还是下了决心：“好吧，置于死地而后生。我现在送你回去，然后马上处理这件事，通过安全的方式让警方获悉存放资金的银行和取款方法，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受害者吃到定心丸。办完这件事我去找你，商量咱们自己的活路。”
汽车返回公寓，夏英杰取出音乐磁带，下车后再次与叶红军握手，沉重地说：“现在，真的顾不了许多了，考虑越多越容易动摇，置于死地而后生吧。”
房间里静静的，只有墙上的电子挂钟发出轻微的“嚓、嚓”声，而这种静更加凝聚了紧张气氛。
夏英杰头枕着胳膊侧身躺在长沙发上，闭着眼睛，感受着自己的心跳，默默数着钟表指针一格一秒地过去，盼着电话铃突然响起。虽然她毫不怀疑叶红军的承诺，但这个事件非同一般，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一切都像是虚幻的。
录有她全家人生活画面的录像带就放在桌上，她一直没顾得上看，没有那种心情，她害怕里面出现方子云的身影，会更刺激她，她需要先给方子云的亡灵一个交代，然后才能有勇气面对他录制的这本磁带。
她静静地躺着，脑子却在高速地运转、回忆、分析、椎断。
突然，她联想起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就是文稿竞价。八十多万，那简直是一个神话，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顺理成章的发生了。
宋一坤做的事情有哪一件不是顺理成章呢？而他那些顺理成章的事情又有哪一件是真正表里如一的？文稿竞价的后面一定有精心策划的文章，宋一坤早在出狱的时候就已经胸有成竹，他在牢房里就算计好了。
直到现在夏英杰才明白，当初宋一坤为什么要让她写那部作品，那片电脑磁盘不是简单的小说大纲，而是一张名利均等的巨额存单。
“应该解开这个谜。”她想。
十一点零五分，电话终于响了，清晰的声音打破了房间里的寂静。夏英杰“噌”地坐起来，拿起电话说：“我是夏英杰，请讲。”
叶红军只讲了三个字：“办妥了。”
夏英杰的心落地了，竟不知该说什么，拿着电话愣着，释放着自己的负罪感。
叶红军说：“中午饭不要做了，我在凯撒饭店订了一张桌子，午饭一起吃吧。”
凯撒饭店是意大利人经营的高级餐馆，消费昂贵，华侨一般很少光顾，但谈话方便。
“你在哪里？”夏英杰问。
“在路上，”叶红军说，“五分钟后我在楼下等你。”
夏英杰放下电话，匆匆准备了一下就下楼了，她坐上叶红军的车去凯撒饭店。
叶红军开着车说：“中国新闻媒体很快会作出反应，说云阳公司事件责任者在警方强大攻势的威慑下以秘密方式主动退还了赃款。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这个娄子捅上天了，王海和孙刚得吐血。”
“我们呢？”
“我们？”叶红军说，“安河损失两百万，执行人的五十万不能赖掉，一坤还要对江州的运作费用负责，再少也得一百万。如果王海他们不吐血，我们就得跳楼。”
凯撒饭店的主餐厅有三百多平方米，装潢风格与中国饭店截然不同，每一幅油画、每一处雕塑都会把人带回古罗马的时代，奢华、尊贵。
夏英杰人座后说：“昨天晚上我和江薇就挥霍了一次，好像控制不住。今天又轮到你了，这该不会是巧合吧？看来都不打算过日子了。”
叶红军笑了笑，说：“我来罗马几年了，从来不敢涉足这类饭店，现在得见识一回，也许以后没机会了。”
夏英杰说：“现在绝大多数债务都是记在一坤的账上，你的损失我们还有能力补偿。这样看来，跳楼的应该是一坤和我，你还是有日子过的。”
“这话见外了。”叶红军感慨地说，“子云死了，虽不是以死醒世，但却是以死醒自己、醒我们。我和一坤现在是真正的生死之交了，这可不是江湖汉子拍胸脯、喝血洒。”
意大利风味的酒水、菜肴上齐了，夏英杰觉得与其说是吃饭，还不如说是享受艺术，每一杯酒、每一道菜都充满了艺术的美感。可惜的是，这种氛围与她的心情和处境相距太远了。
夏英杰端起精美剔透的高脚玻璃杯，轻轻晃动着里面唬珀色的葡萄酒，嗅着那醉人的淳香，问道：“叶大哥，我想请你告诉我一点关于八十五万元文稿竟价的背景，过去我傻乎乎的还真以为自己是才子呢，现在才知道那根本不是运气。”
“算了吧。”叶红军说，“总不能连条裤权也不给他留。”
夏英杰说：“都到了这个地步，留条裤权也没有意义，还让我心里不敞亮。你现在不说，万一我死了你会觉得对不起我，你会后悔的。”
“你威胁我。”叶红军苦笑了一下，说，“我已经做了叛徒，也没什么牌坊可立了，索性就全盘出卖了吧。”
叶红军将文稿竞价的内幕讲了一遍。
夏英杰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所以听过之后并不感到惊奇，而且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推翻了。
叶红军说：“文稿竟价并没有给哪一方带来损失，双方各得其所，我看不必抓着不放。江州的工程是规范进行的，纯属商业行为，没有任何违法动作。江州的机会是历史造成的，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我们谁也不敢去追究历史，但利用一下是可以的。”
“我并没有说江州的工程不能做。”夏英杰说，“你想说明现在江州工程是惟一的救命草，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已经知道害怕了，怕死，想活命。”
“那是因为比死还重要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叶红军说，“在讨论我们的活路之前，我想听听你对子云的后事有什么建议。子云这一死肯定使玉南又成了是非之地，肯定有人希望我们出现。从时间和地理上看，我们反应迅速可能会节外生枝。”
“感情厚重并不意味着感情用事。”夏英杰说，“子云不是平庸之辈，他对我们的期望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已经做到了，他可以瞑目了。至于整理、出版他的作品，那只是个时间问题。我的意见，这事先不要告诉一坤，并且在大局没有稳定以前你们谁都不能去玉南，必须先顾活人。”
叶红军点点头。他曾担心夏英杰对方子云的后事问题有看法，对保持沉默不能理解。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夏英杰并没有因为情绪波动而失去理智。于是他说：“那么，现在只讲一件事了，活命。江州工程是压倒一切的议题，而六百万元启动资金是活命的关键。六百万元，这个数字太可怕了。”
凭心说，夏英杰根本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也顾不上考虑，定下神之后她才感到形势有多么严峻。她想了一会儿，试探着说：“这样大的资金，在一坤的朋友里恐怕只有周立光能够办到，而且一坤在他面前也有一定信誉。如果让一坤出面找周立光，我看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我知道你会提周立光。”叶红军摇摇头否定了这个建议，并且向她解释道：“有一个原则，一坤只能在拿到皮革厂产权之后才能与周立光联系。周立光的资金必须是合理合法地支出，他受乡镇企业局的监督和其他股东的制约，他个人无权将六百万元巨资不明不白地借给别人，即使他想做也做不到。如果一坤在没有取得产权的情况下让周立光的资金介人，然后再把产权卖给周立光，这就有可能被视为欺诈，反而引火烧身害了自己。”
“那么，能不能再利用一次高天海呢？”夏英杰问。
“不行。”叶红军再次否定道，“高天海个人拿不出六百万，而铁鹰集团也没有正当理由出资，搞不好，连文稿竞价也会引起怀疑。一旦引发司法部门的兴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根神经碰不得。从一坤的性格来说，高天海已经帮忙了，再去麻烦人家不够君子之风，一坤不会同意。”
夏英杰沉默了一会儿，问道：“这么说，一坤死定了？”
“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叶红军说，“我之所以找你商量，就是因为我心里很矛盾，我对我的建议所造成的后果无法估计，也无法负责任。”
夏英杰说：“娄子是我捅的，责任当然由我负，要跳楼我和一坤一起跳。眼下已经在死路上了，哪怕有一线生机也得试试。有什么建议你只管说，没人要你负责任。”
对于叶红军而言，这一步已经迈出去，再回头已不可能。但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把残局推给宋一坤，他做不出来，至少他得让宋一坤知道，他曾为扭转局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说：“银行并不是惟一的贷款机构，经济担保也不是惟一的贷款方式，在商业行为里，风险是最基本的因素之一，无论好人与坏人都适用这条法则。按照一般的规律，风险越大回报越高，于是就贷款而言，自古便有了超越法定规则之外的民间贷款方式，就是人们常讲的高利贷。这个圈子有它自身的游戏规则，一种很残酷的规则，因为法律不足以维护放贷者的权益。”
“高利贷？”夏英杰自语了一句，脑海里掠过一股阴沉的意念。在她童年的记忆里，这个词常常与旧社会联系在一起，与电影里的地主恶霸联系在一起。而现在，高利贷近似黑社会的同义词。
“在罗马华侨的帮会里借贷？”夏英杰问。
“那就离死更近了。”叶红军摇摇头，“你记住，如果你在罗马被人出卖的话，那个出卖你的人一定是你身边的中国人。再者，他们谁也无力一下子拿出六百万元，即使他真的想帮助你。”
夏英杰已经明白了，她想了一会儿，问道：“无担保借贷，放贷一方怎么能相信我们的还贷保证呢？总是有点规则吧？”
“我们这种情况，对方可以参考两点做出判断。”叶红军说：
“第一，对你的计划进行可信性论证，包括调查、取证，确信能够赚到钱。第二，看你的脑袋是不是值钱的那一类，指你的社会阶层、地位、前途。”
“你是说，把一坤的整个计划全盘托出？”
“只能这样。”叶红军解释道：“对于放贷者来说，你犯罪与否无关紧要，但是你与他们的合作必须是合法的。这就像你去商店买东西，店家给你提供服务是为了赚你的钱，不管你是好人或坏人，也不管你是男人或女人。”
夏英杰问：“怎么与他们接触呢？”
“正面接触，至少我这等小人物是不够资格的。”叶红军坦率地说，“但是你可以，你有资产，你不是来罗马打工的，以你的年龄一本书竞价到八十五万元，你的脑袋是值钱的。另外，你是一坤的妻子，你有资格代表他做出某种决定。而我，除了把脑袋跟你绑在一起之外，充其量是为你们的会谈做引见工作。”
“这样最好，我也不愿你越陷越深。”夏英杰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但我还是想问一下，一旦合作不成，对方会不会告发我们？”
“不会。”叶红军肯定地说，“告发你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恶劣的影响，会失去投资信誉，这对一个商人等于自杀。”
“那就决定了，你尽快安排这次会谈。”夏英杰果断地说，“现在不是怕不怕死的问题，而是怎么死里逃生的问题。”
“依我分析，成功是有可能的。”叶红军说，“我计算过了，六百万元的贷款以四个月为周期，以50％的利息付本息，我们从全局来讲仍能保持收支平衡，不会伤筋动骨。当然，我向对方报出的利息应为20％，弹性由你掌握。”
夏英杰说：“会谈场所一定要准备录像机、电视，以便介绍情况。另外，会谈一方必须讲英语，如果他们有汉语翻译则更好。在会谈之前，我需要一份有关对方情况的说明资料。”“没有问题。”叶红军肯定地答道。
夏英杰望着一脸倦容的叶红军，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的生活本来应该是平静的，却被宋一坤从那边拉了一把，又被自己从这边拉了一把，他也成了这个事件的牺牲品。她想说几句道歉的话，又觉得太苍白了，所以什么也没说。
“下一个题目，该谈林萍了吧？”叶红军平静地问，他的表情，似乎看透了夏英杰的心事。
“你的意思呢？”夏英杰很感激这个问题由叶红军先提出来，她也要征求他的意见。
“我没有发言权。”叶红军说，“林萍是你的人，解决林萍的问题是要花钱的，所以决定权在你手里。”
“我认为，现在是帮助林萍的最好机会。”夏英杰说，“如果我们完了，花在林萍身卜的几个钱救不了我们，不如在我们倒下之前拉她一把。如果我们绝处逢生，以江州的项目所带来的收益我们不会计较花在她身上的那几个钱。退一万步讲，我们既然可以为八十三个素不相识的农民把命都押上去，又怎么可以不救我们的朋友呢？”
“需要我做什么？”叶红军问。
“给江薇提供必要的帮助。”夏英杰说，“我知道江薇很忙，公司刚有点起色，但救人更重要，她必须先放下手头的工作。有一点是非常明朗的，如果我们垮掉了，江薇的公司支撑不下去。现在的重心在江州，在一坤身上。大局稳住了，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
叶红军说：“通过侨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让伦敦的朋友接应江薇，这方面没有困难。他们可以提供向导、负责她的安全。至于林萍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那要等江薇见到林萍之后才能商定。”
“那就决定了。”夏英杰说，“我今天晚上就和江蔽谈这件事。”
“申请签证和订机票都需要时间，应该抓紧。”叶红军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多事之秋，江蔽动身越早越好，她不适合在我们身边活动。另外我有个建议，应该让江蔽先去巴黎，找杨小宁讨个说法。当然，我会充分考虑安全问题。”
“找杨小宁？”夏英杰问，“你认为会有结果吗？”
“问题不在结果，而在过程，在时间。”叶红军解释道，“我们这边的局势会发生什么变化，谁也无法预测。如果江薇留在罗马，我们的事情很难瞒得住她，而且还可能引起猜疑、误会。所以，眼下她走得越远越好，走得时间越长越好。多扔几个路费，少添几分麻烦。”
“有道理。”夏英杰点点头表示同意。
“那么，我们的午餐可以结束了。”叶红军放下手中的餐具，并不轻松地笑了笑说，“但愿，这不是最后的午餐。”
“上帝保佑，我们会交好运的。”夏英杰半开玩笑地说，“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地摊算过一卦，卦相上说我命长，能活到九十岁。那就是说，一坤能活到一百岁。一切都会过去的。”
“好，就托你的福了。”叶红军极认真地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