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做到大学校长，都是斯文人，总应该有些和光同尘的意思了吧？
不幸得很，在中国这地方，什么事儿都邪行。和尚要练武术，大学校长，也未必这样文气的，砸汽车打人的大有人在。
砸汽车和打人可都不是开玩笑，真有其人的。
砸汽车的，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何许人也？胡适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说，现在学生里面有人比老师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
台湾大学校长怎么会去砸汽车呢？这里面实际有点儿不太准确，确切地说需要作两点纠正，第一点是傅先生并不是自己去砸汽车，而是号召别人去砸汽车；第二点傅先生号召大家去砸汽车的时候，自己还不是大学校长。
那是五四时期，傅斯年还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一个有学问的小FQ（愤青）。
五四时期是怎么一个时期呢？大学生闹事敢烧外交部长家房子的时代。钱玄同说的所谓“人过四十就该死”的时代。
能和钱玄同“人过四十就该死”相提并论的振聋发聩之言就是傅斯年的“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据说傅斯年作此言，是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发出这样的抗议。
换了老萨，大约也会这样说，不过，就是一句气话，几分钟以后就忘了。然而，傅先生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是啊，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是好人啊！
于是，傅先生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
是，大伙儿都同意，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好人啊？
到五四运动兴起，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嘀”了一声喇叭。
在美国嘀喇叭基本等同于骂“我×你妈”。
中国倒没这个习惯，但是大家想起傅先生这句话来了——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坐车的自然也不会平安。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
这个人就是梁实秋。梁先生一生绵软，甚至过于绵软，但是他评价这种砸汽车行为的话，倒也值得收录下来：“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种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种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已经过去了大约90年，梁先生这句话今天还是有入木三分的感觉呢。
说起来，学生们砸汽车，傅先生不免教唆之罪。
人家都说傅先生学问好，不知道这种砸汽车的性格贯穿先生的始终，到晚年不变。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先生做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做一段代理校长。
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主张其实自有道理。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颇有些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
傅先生说，自己是帮胡适清理门户。
后来傅先生去了台湾办台大，只办了不到两年就病死了，办得如何呢？他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杜鹃花城，也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台大的地址还是很浪漫的。
要说傅先生砸汽车，未免有点儿牵强，因为他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的。然而，就在真正的校长中间，也不乏这样的二杆子——
比如，要打学生……
此人，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先生何许人也？毛泽东都要尊称一声——“我敬爱之孓民先生”。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起自蔡先生，至今长盛不衰。
先生遗爱北大，人皆感之。造蔡先生的谣，你不想活了吗？
这个……那个谁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好，那你小子说，蔡先生究竟要打谁了？
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你们这帮人……
没错，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他北大的学生。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道：“‘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明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54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
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么？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们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的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领可以不要么——比如汪曾祺那样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这就不像话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沈士远！”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第二天来校长室一看外面，好么，来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别以为北大学生是文的，其实北大学生动起手来比谁都不弱，当年建有北大学生军，总教官白雄远，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先生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精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光着肘子冲出来的蔡先生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萨爹的师祖，有骨气）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你们罢课？我们还罢工呢！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
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胡适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
须知北大属于“国子监”的，看看大明对国子监的学生怎么要求的？
“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反学规的，若祭酒（教授）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用马甲发贴），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钦此？！
没错，这就是明太祖亲自下的谕旨，这种半文半白，杀气腾腾的玩意儿也只有朱八八（朱重八）写得出来了。
冯兄，您知足吧。
冯省三是鲁迅很喜欢的学生，这件事鲁迅先生曾写了《即小见大》给冯辩护，意思冯是去看热闹被连累的。不幸的是冯后来自承确是当时这样叫的，或许其时鲁先生已经不在世了，不然难免有伤颜面。
忽而读到另外一则小文，说的是蔡先生去世时情景。
“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
蔡先生死时没有钱大体是真的，他一生的房子都是租的，以至于学生和同仁们在他70岁寿辰的时候发起为蔡先生建屋祝寿的举动。房子选在青岛，那地方蔡先生一定会很喜欢。可惜的是不久抗战爆发，房子自然没有建成，蔡先生最终还是没有住上自己的房。
为官数十年，办校数十年，一个教授的月薪也有几百大洋钱，修宿舍，修礼堂，每年怎么过手不得千儿八百万的，随便手指头缝里漏一点，还不够你死七八回？你怎么就那么傻呢我的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