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日新闻》西部分社工作了约二十年，前两年是社外人员，后两年是嘱托。不算正式的社员。剩下的十六年，是作为“朝日新闻人员”的任职时期。其中，夹带着三年时间的兵役。
在《朝日新闻》社工作的生活，总的来说是乏味无聊的。因为最低限度的生活已得到保障，失去了每天要吃饱肚子的那种紧迫感。
想来，我并不具备当图案设计家的素质。只不过有一点所谓“灵巧劲儿”，碰上了个偶然机会，便成了我的职业。为了不失掉这种职业的资格，我进行了一番学习。比如，我生来就写不好字，字写得歪七扭八，（现在也依然如故），为了好歹写出“能上版的文字，”我奋发努力，总算可以搪塞过去了。
虽然图案也画不好，但还勉强看得过去。在乡下，既无合适的指导老师，也无相互激励的同伴。尽管如此，我试图要成为名正式的画匠，去搏多的岛井印刷所，就是为了这种“学习”。
但是，自从进了报社的广告部，我的工作就只是按原图绘制分配给我的画稿。既没有发挥自己独创能力的余地，也没有什么窍门。我的工作完全是复制性的。因为地方上没有大的广告主，画一些小东西，没法发挥才能。那时，我对从东京、大阪送来的大篇幅的广告纸型，真不知有多么羡慕。
工作的平庸，使人生活空虚。身居大机构中小角落的岗位，你的实际能力得不到评价，其实，就连你的存在本身都得不到承认。象这样被压在最下层的人，是绝对翻不了身的。这里虽然挂的是“西部分社”的牌子，但总之是九州的支店，是办事处。在本地录用的社员，从来没有过从这里进入“本店”的。多少算是“发迹”吧，也就是在那个“支店”升主任、当个股长或者科长。
那时，很少见到从东京调到九州来的社员，差不多都是从大阪来的。这些人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年轻社员，调动工作，在九州呆上两三年，很快就被召到东京、大阪。不用说，他们是作为候补干部，为了实际见习而暂时到这里来的。他们大多是从有名的大学毕业的，具有“练习生”身份的人。年纪大些的人则是为了以后的提升，来九州镀金的。另一种是，中央给打上了“没什么用处”的烙印，被流放到九州来的。他们中也是年龄大的人居多。
对这两种类型的调动工作的人，以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那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第三者又是什么人呢？是连调动的资格都没有的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是到车站为那些调动工作的人送行之际。在“万岁”和鼓掌声中，荣升者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小仓车站。在车站上，他们互相说着：“你也快点改邪归正，从九州回来吧！”“我再有一年也回去啦！”
但是，从地方录用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也没有这样的希望。他们处于一辈子走不出九州的位置，这象征着一生的命运就是如此。送别结束后，人们都奇怪地沉默着，大家寂寞得或一个人去电影院，或去玩赌搏游戏。另一方面，从中央来的人仍聚在一起去酒店，发泄着“自己没有回去”的怨气。尽管如此，这些人将来还有希望。他们与绝望的这伙人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当我见到从车站一个个各朝各的方向走回去的身影，觉得自己就象被风刮下的落叶一般。
在调动工作的人员中，要换得最频繁的是部长。作为晋升的过渡，到九州来是形式上的缓冲。大阪本社的次长到这里当部长，不久又变成大阪的部长回去了。
他们很有活动能量。不过也有最后并不一定如愿以偿的人。我印象中存有的是T，我想他大概有二十二三贯，是个大胖子，因为他身材矮，就更显得很宽很胖。他也是原来大阪的次长，到九州当上了部长，从体格上看，也是派头十足。T是鸟取县米子人，听说他的朋友中有生田春月、白柳秀湖等人。按照惯例，为他举办了类似就任后的联欢会，在饭馆，社员以上的人参加了有艺妓坐陪的宴会，而雇员只是第二天在中华饭馆吃顿饭。那时，我还是嘱托，只参加了雇员的会。
这时候的T部长，也许是由于朋友的影响，谈吐涉及民俗学、考古学、小说、诗歌等诸多方面。他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个不停。在场的都是些年轻人，没有能和他淡得起来的，因此，尽管多余，我还是不时地插嘴。T无可奈何地寥寥做个回答，好象尽量不愿同我谈话。这样重复几次，我不得不承认，T部长对我是很歧视的。
不仅仅限于这位T部长，即使在我已经成为社员以后，从其他上司那里所得到的这种待遇也没有改变。比如，在宴会上，部长、次长按照惯例为大家斟酒，也到末席来的。他们在那里同每个部下简短交谈几句，可一到我面前，上司转身便到旁的人那里去了。其中还有的人明显流露出一看到我就不耐烦的表情。这也是由于我生来不善社交的缘故。不过，不管哪个部长、哪个上司都是如此，这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我个人的脾气了。这中问包含着有意的蔑视。
在从当地录用的人员中，我之所以受到如此特别待遇，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我是画图案的。大概这是一条重要原因。
绘图案和写原版文字，也许是一种“特殊技能”。但是在报社的广告部中并没有什么大用处，莫如说根本不算数。总而言之，广告部的主体是对外关系。部长关心的是如何指挥、激励专属出售店征集广告原稿，这直接关系到广告部的成绩。负责对外联络的受到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绘图案的（《朝日新闻》把这叫作“图样员”）没有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校对员，也可以这样说。校对不过是简单地对照原稿和铅字，改改错字，更正一下排版的形式。图案员与校对员的桌子并在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部长有时提及校对员时，肯定吹捧他们是“无名英雄”以称赞他们踏踏实实的努力。平日校对员尽受冷遇，所以不得不特别肯定一下他们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工作的人员有一种乖僻的性情。这也是一种讽刺，越是对工作熟练了的行家，就越不能从这个岗位解脱出来。
负责联系广告的人经常出差，内勤人员很是羡慕。外勤人员必须在对外交涉中取得成绩，所以也挺辛苦的，但只就他们走出报社，自由地来去这一点而言，也使别人羡慕。他们去的地方有博多、熊本、鹿儿岛、广岛，有时还有大阪。他们从外边回来后，在自己桌子周围与同伴们谈笑风生，讲出差的见闻。他们在报社内的工作除了写日报，几乎没有其它事务性工作，因此，他们可以一边抽烟，一边搭起腿随意聊天。他们的优越感中含着令人厌恶的卑劣。与他们比起来，我们的桌子就可怜了。校对们在白天也点着的台灯下，为赶活版的下版时间，匆匆用红笔划着，那忙碌的情景，我至今眼前也能浮现出来。
广告部的干部只是主要与外勤人员谈话。部长与他们谈笑风生，却绝不会走到校对员和图样员的地方来。每天早晨，“你好”的寒喧成了一天当中他们唯一能面对我们的表情。偶尔觉得次长象是要到这边来，那也是校对上出现了什么错误的时候。头发几乎掉光了的校对主任A经常理怨说：“这工作搞好是理所当然，错了就有你好受的，真划不来呀！”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知有多少优秀而年轻的校对辞职而去。他们虽只是中学毕业（旧制），但都通过了《朝日新闻》社困难的入社考试，奋而入社的。然而不久，他们的希望之花就在现实面前枯萎了。他们明白了，不管多有才能，只要是中学毕业，只要是从当地录用的人员，在报社内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到战争激化之时，我在这段工作之中，想了些什么，读了些什么，完全回忆不起来了。大概什么也没有谈吧。唯一的快乐是从自己图案设计的同行中找到朋友，召开近似于作品展览会的集会。所幸的是，在九州，这样的伙伴多了起来，也有了横向联系。主体是博多的小组，此外，熊本、长崎也有几个人。当时，门司铁道管理局致力于观光广告画，在其主持下，办过一些展示会，以此为缘，加强了伙伴们的往来。展示会有时在福冈，有时是长崎、熊本、小仓，每年在各地轮流举办。有一次在熊本举办一个展示会，我第一次与很多人一起下榻在阿苏的旅店，当时，我忘却了郁郁不乐的报社工作。
校对主任A热衷于考古学，经常对我大谈考古。A是个软弱的人，那些年轻的部下多少有些看不起他。也是因为他与我的桌子碰巧放在一起的缘故，他经常和我聊天。A家里人口多，虽是主任，却总是被人催债。有一天，我去他家，看到考古学方面的昂贵的书籍，堆满了四叠半高的壁橱。看来平日没有别的来访者，A兴致勃勃地把他收集的石器、陶器的碎片，一件件拿出来给我看。
受这个人的影响，我为了从报社里烦人的气氛中逃脱出来，经常走访北九州的古迹。我攒下零用钱，到京都、奈良一游，也是在那时候。北九州有很多横穴古墓。如果住一夜，是要花钱的，所以我大多是当天便赶回来。尽管如此，哪怕能有一天忘却忧郁之情也好，我不知得到了多少次解救。
但是，充其量，那只是一时的安慰。最后，就是做这些也只是得到一点点的乐趣。这乐趣，大概是回避现实的暂时的催眠剂。劲头松懈以后，又得投入到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一次，一个从大阪调来的东京商业大学毕业的职员对我说：“你做这些有什么用处？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怎么样？”这句话给了我相当大的刺激。
的确，到九州的乡下，看看横穴，看看出土文物，又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能靠考古学发迹。在生活中，也不能与事有所补益。总之，同下象棋、打麻将没什么差别。
然而，说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我到底又能干什么呢？就算是有点才能，但又没有施展的机会。一贫如洗的我，没有做生意的本钱，况且也不能改行。一想到就这样混到退休，我就感到漆黑一片。与我一起工作的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伙伴，自嘲地说：“反正老了以后，还可以戴上花镜来画原版画。”恐怕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出路。
战争正在进行，社会上逐渐变得紧张起来。我也多次被催促，接受在乡军人会等的指导参加军训。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哪有心思裹上绑腿、抡起木制的刺刀！在报社里，作过下士的人，也开始进行所谓“社内教练”。那时，我很少参加，后来就是为此而倒霉的。
随着战争的进展，报社里的军事色彩逐渐增强起来。十二月八日开战纪念日那天，分社社长戴着白手套，在礼堂宣读开战的诏敕，全体职工列队到郊外参拜忠灵塔。一天早晨，我去上班的路上，望着翻卷在报社屋顶上的红旗，甚至联想到旗杆上挂上了星条旗，我把这些悄悄地告诉了同事。
一些同事离开工作岗位赴战场去了。部长开始在所谓部会上，念他们的名字，祈祷他们武运长久。
H是那时的西部分社代表，是一位董事。他很喜欢下象棋，常常出现在那时称为“娱乐室”的休息室中，同部下摆开了战场。H已近六十岁，但他身上具有新闻记者的豁达和机敏。我能够直接与报社最高干部对话，还是因为碰巧在休息室，成了他下象棋的对手。很有意思的是，只有这时，广告部长才在旁边微笑着和我谈话。
一次，正在下棋时，编辑局长进来，将一份记录交给H。H瞥了一眼，立即装进衣袋，眼睛又回到棋盘上。编辑局长表情紧张地离开了。那天晚刊上，发布了山本五十六战死的消息。那份记录是传来的电话消息。当时H的态度，与其说动摇心慌，莫如说无视这条新闻。H曾是《朝日新闻》社有名的社会部长。
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十二月，我得到了征集令。红色的纸上写着“教育征集”，我意识到当时不少人是以这种名目被带上战场的。我在指定的日子来到检查处，从其他应召者来看，上了年纪的居多。那里的办事员对比着我的面容和征集令，问道：“你是不是按时去军训了？”我回答说：“没怎么去。”他点点头说：“是嘛，所以挨了整。”这句话，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耳朵里。罚不热心军训的人去战场，这件事恐怕是政府的兵事股人员是可以做的。我懂得了，人的生命可以由一个官吏任意摆布。或许兵事股拿来了市内各地区的军训成绩表，查出了出席率不高的人。不过，类似这种事情就是目前不也还在满不在乎地发生着吗？幸亏我平安地回来了，如果让我去南方正在激战着的战场，可能早就没命了。市政府的官吏铅笔稍稍一动，就扰乱了一家六口人的命运。——后来，我曾以此为题，把这些材料变换成流放者的赦免，在小说中写下了这些事情。
那时征集地是在久留米，按照命令，有三个月的训练期，然后暂时解散。
不过，部队生活倒使我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正如有人说的，“到了这里，社会地位、贫富贵贱、年龄差别完全取消了。大家都是一个水平。”新兵的平等使我感到了一种奇妙的生存力量。在《朝日新闻》社，不管如何挣扎，也逃脱不了受歧视的待遇。打个比方，是齿轮上的螺丝钉，而我的存在，甚至不如一颗螺丝钉的价值。
而部队生活，又要努力工作，又要学习，还要去讨好班长和老兵。总之，可以显示出个人来。在报社，绝对不会承认我的存在，而在这里，个人的活动是出现在成绩中的。我之所以对部队生活感到奇妙的新鲜，是因为我发现了工作岗位上所没有的“人的存在”。
人们大多说，兵营生活扼杀人性，是没价值的。不过，我却有了相反的感受。不管是在三个月期间，还是三个月之后马上来了征集令，一直到复员的两年时间内，我都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么懒惰的士兵。这不是因为我具备什么一以贯之的军人精神，可以说这是对到此为止的报社生活”的反动。
第二次的征集令是在六月的一个热天突然发来的。当第二天就要去指定地点报到的时候，我打开可怜的书箱，把自己的藏书按上印章。书籍为数不多，但都是我爱不释手的。如果我死了，这些书不知会散落到什么地方。我非常舍不得这些书，匆忙刻了一枚藏书印，仔细地一本一本地按上印章。我三岁的大儿子为了让我按印方便，双手捧着印泥盒。到了部队以后，孩子站在书架前的形象，我许久都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