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算找到了工作。
但是，准确地说，我不如道这算不算工作。前面已写过，我家做饮食店生意，但不知不觉地，父亲又开始被酒店和房东催租要帐。最后落得个只能从酒店用现金买一升装的酒喝的下场。我找不到工作，整天游游逛逛，心里焦急，如坐针毡。
假如我会一门手艺，就能找到工作，可我一不会做木工，二不会当泥瓦匠、石匠。我所以想靠会一门手艺来做工，是因为川北电气株式会社倒闭后，有一位在同一个公司的职员，苦于衣食无着，抱着被子寄宿到我屋里，使我痛切地感受到以工资为生者的软弱无力。这位事务员已年近四十，也是因为没有学历，在同行当中工资最低。他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自己一边找工作，一边晚上就到我家里来睡觉。
一天，我正在小仓的小巷中转游，看到一家小印刷厂贴着“招收画匠学徒”的广告，就是招石版的原版画工。我从小学起就喜爱图画，图画的成绩在全年级名列第一。我想与画画有联系的活我还干得了，就走进了那家印刷厂。
厂主出来对我说：“学徒都是小学刚毕业就马上录用的，象你这样快二十的人用起来可不顺手。”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在狭窄的场所里忙忙碌碌工作着的工匠。
我想起来了，旧日的邻居中有个叫高崎的。他是小仓最大一家印刷厂的老板的弟弟。我把此事对母亲说了，一天晚上，母亲去拜托高崎先生说情，看能不能让我到那家印刷厂作石版的学徒工。那家印刷厂的活，分活版和石版两种，但以活版为主。
就这样，我当上了高崎印刷所的见习工匠。对我来说，石版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怎么个搞法，我一无所知，最初是按见习画匠把我招来的，但印刷所里连当师傅的画匠都没有。所谓原版画，就是在象誊写纸似的透纸上，涂上油性的药，然后用油墨画画儿或写字。如果手指尖稍稍碰到纸，纸就会沾上手指上的油；可到石版上就成了一块黑。处理这些是需要技术的。
我入厂时完全是个门外汉，所以不可能顶事。最后，成了真正的石版工的学徒。把五六贯重的石版石从手工印刷机上拿起放下，运到厨房附近，加上金钢沙，擦掉石头的感光部分。这样的工作，本来是由小学刚毕业的少年做的。
最后我被比我年轻的小伙计们狠命地支使着。干着干着，我明白了，画原版画，完全外行的人是干不了的。我偶尔画的原版画，不能用，不得不让连画匠都不是的普通工人修改，因此，总叫我去磨石头。磨石头的地方在印刷所的厨房里，每天闻着咸菜的味道和出白色碱水的石板石的气味。
但是，我不想做普通的石版工匠。我觉得即使在这里做工，也学不成画匠，于是重新找到一家可以当画工的小石版印刷所当学徒。新去的这家印刷所的店主，教给我从基础到画原版画的方法。与此同时，广告图案开始兴起。比起用油墨绘原版画来，我倒更喜欢用油画颜料画底图，俗称为“写生”。
如今，广告图案杂志多起来了，随手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国的这类专门杂志，但那时的参考书，只有诚文堂出版的《广告界》。这本杂志，是我学绘图案的教科书。
这期间，作为我师傅的店主，迷上了打麻将，对工作弃置不顾。没有办法。逼得我不得不画原版画，甚至连图案也得接过来。不过，这使我很快学会了工作。这家有两台手动式印刷机。后来，添置了八开印刷机，一座小型印刷所已初具规模。
我每天工作到很晚，夜里十一点以前从没有回过家。有一年冬季，一天，我坐在木板地上，用冻僵的手画着原版画，觉得脊背阵阵发冷。对店主的妻子说了，她说工作多，不能回去，要留下来干活，可是她连盖脊背的东西也没有借给我。那天晚上我感觉非常不好，发起了高烧。
那时，我家已从过去的最近的房子搬到偏僻的地方。还是开饮食店，这次却小多了，很可怜。在那样的地方，买卖也不可能兴隆，这段时期是父亲最艰苦的时期。我的身份搞不清是学徒还是伙计，薪金只能拿十元左右。因为原来说的就是当不拿薪金、只教会工作的学徒，而最初的半年，也的确是白干的。父亲那会还作饮食生意，还算过得去。
尽管生意萧条，可父亲却不管不顾，又开始向同行们炫耀起他的“政治知识”。有一次，在当地警察署的帮助下，饮食店工会的组成大会召开了。父亲似乎在会上向警察提过什么问题，便被选为工会干部，他颇为得意。只要饮食店工会一开会，他就匆匆忙忙兴高采烈地去参加。父亲一生都没有改掉这种老好人的秉性。
再接着前边的说，我感觉不好，得了肺炎，卧床在家，病势沉重，又住不起医院，就靠在家休养，总算脱离了危险期。那时还没有现在的盘尼西林疗法，所以肺炎的死亡率相当高。在我枕边，可以听到要帐的声音。至今我仍然记得父亲的样子：他的脸伸向火盆上面，专心致志地考虑着如何筹措钱。因为他已经上了年纪，垂着头，不知什么时候打起盹来，长长的口水滴在火盆的灰烬上。
我一心想千方百计维持住一家人的生活，急于尽快地拿到一个正式工人的工资。在小仓的小印刷所，我的技术提高不了，就又调换进了当时九州最大的博多岛井胶版印刷所。
岛井冢是博多的世家，他的祖辈岛井宗室是富商，秀吉出兵朝鲜时，往返都叫岛井宗室同行。
在岛井印刷所，我学习了画图案，但依然拿不到一个正式工人的工资。那半年，我孤身一人，第一次离开父母身边。我这个独生子，一生中与父母分开，只有这一回和以后被抓去当兵那一回。
怕是有些语无伦次，昭和三年（即1928年）发生三.一五事件，昭和四年（即l929年）发生四.一六事件，检举共产党就是在这前后发生的事情。
昭和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有个刑事来到我家，把还睡在床上的我拉起来。父母被吓得惊慌失措。我穿上厚棉袍，来到小仓警察署的二楼上。楼上有个圆火炉，我在火炉边等了一会儿。为什么抓我，我全然不知，不过心里多少也猜着了一点。
那是因为，前面也写到了，八幡制铁厂爱好文学的伙伴们接受过别人散发的非法出版的《战旗》，受到八幡署特高课的注意。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把我也当做小组的成员之一，抓到这里来了。后来，搜查了我的住处，在我稀稀拉拉的书架上，没有发现一点可以被他们当作把柄的东西。
我正在烤火炉，刑事进来问我；“你是什么人？”
“是今天早晨被叫到这儿来的人。”我刚开口，他大喝一声：“混蛋！”马上把我赶到没有火烤的寒冷处所。在拘留所里，我与五六个嫌疑犯关在一起，我一个人是所谓“思想犯”。在这里，我同诱拐妇女、盗窃、诈骗的嫌疑犯们共同生活了十几天。与现在的拘留所不同，那时的拘留所极不清洁，屋角堆积着大小便。最初的两天，那种臭味熏得我吃不下饭。
刚进来时，我们吃的是早就褪了色的木盒里的配给饭。我的喉咙火辣辣地疼痛，吞咽不下去。我没有发觉到这是口渴的缘故。此时此刻我才体会到吃饭就象吞石头那样疼痛。厕所只是用两块板子搭在四角的罐子上，在同屋人眼前可以随便大小便。
拷问时用的是竹刀，由把我抓进来的那个叫近藤的酒红脸的人负责，他要我非得说出同伙的名字。拘留所上面是练武场，打人不需要任何顾忌。大概是看我的嫌疑较小，所以没有把我倒吊起来，也没有用烟头烫。
在拘留所关了十几天，我出来的时候樱花已经开放了。母亲哭了。
我被释放以后，那个叫近藤的刑事还多次来过我家。每次来，父亲都让他白白喝酒，我这时才领教了刑事的讨厌劲儿。在后来的小说《流浪人外传》中，我写下了这个模特。
从拘留所回到家一看，我的书全都被父亲烧光了。父亲虽然嘴上口口声声地说大话，讲政治如何如何，其实，心里胆小怕事得很。他说，看了那些书，思想上会受影响，从此严厉禁止我读小说。
不过，我也顾不上搞什么文学一类的事了。我觉得不尽早使生活安定下来，一家人就要流落街头。看到被逼债的父亲，我越发下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