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城市的水果店里，已经很难见到枣了。由于栽培技术的进步，在颇为讲究的高级水果当中，枣之类的怕是已经无人问津了。但我却喜欢这种长着鸟卵斑点的、带草腥气的果实。我喜欢从干涩的舌头中渗透出来的那股酸甜的液汁。
父亲把我从小学后门叫到那家小客店。在路过的一家疏菜店里，他给我买了枣子。在小客店粗俗的大房间里，旅客们横七竖八地躺倒着，其中还有一对对夫妇。父亲的地方，有二叠大小，他盘腿坐在那儿，摊开报纸，叫我吃刚买来的枣。枣子出乎意外地多，我吃得饱饱的。
“怎么样，你妈做什么呢？”
父亲问我。他那时已经发胖，过去全盛时期身着绸缎，还很魁伟，可是如今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只显出宽大的身体。父亲笑咪咪地向同住的房客们讲着我的情况。
父亲的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搬至小仓。他在大米的投机生意中败北，又被经纪店赶了出来，他与相同的落魄者，每天在交易所前，象乞丐赌徒一样，以当天的行市作赌。
父亲离开家后，母亲和我曾一度受到邻居一家鱼糕店照顾。母亲在那里象女佣人一样干活，而我则受尽那家儿子们的白眼。那家人把他们吃零散了的鱼骨头重新放在一起煮成汤，叫母亲和我吃。母亲时常暗中落泪。
父亲总算回家来了，我家决定搬到小仓去。在小仓一个叫旧船场的街上，有一家浴池。我们得到了一位熟识的名叫奥田的老人的帮助，他在浴池里是烧火的。他们老两口心地非常善良，很得雇主龟井的信任。浴池的后面，有两间六叠大小的住房，浴池老板好象没有要房费，我们全家三人借住了其中的一间。
我转了小学，成了天神岛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父亲叫处寻找工作，但年过四十的人是找不到什么理想的工作的。附近有家叫兵库店的百货店，父亲曾被雇去看管顾客进店时脱下的鞋。虽说是家百货店，当时顾客都是脱下木屐，走到榻榻米上的柜台。
在浴池的市场附近，有一座桥，叫旦过桥，过了桥，角上有一家旧书店。我因为在窄小的房间里憋得透不过气来，便常去这家旧书店，站在店里看书。书店前有小电车，通向一个叫香春口的地方。
铁道马车从香存口往返于一个叫北方的城镇。香春口的电车终点站附近，有一座木造的旧教堂。
后来，我才矧道，鸥外就是到这个教堂去学法语的。鸥外的《小仓日记》中，写的就是与那里的法国神父贝鲁特朗的交游。
从那年年底时起，父亲开始站在桥头卖起咸鲍鱼来。兜售对象是从市场上同来的顾客，价格看起来比市场上的要低点，结果买卖竟然出乎意料地好。
从这时起，我们总算从借住的奥田家的住房中“解放”出来，迁到市外一个叫中岛的寒酸的出租房里。我家是小巷子里用木板围起来的木板房，有一半还由房主老太婆住着，屋子之间的隔墙也是木板做的。四周的居民都是穷人，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小巷里白天也见不到多少阳光。
不过因为总算有了一间象个家的房子，父母的心情都轻松些了。屋檐是马口铁做的，夏天，屋子里热得能蒸死人，冬天又冷得出奇。到了梅雨季节，榻榻米上会爬出好多只鼻涕虫来。
父亲依然在桥上卖鲑鱼，大概也想在家里卖吧，有一天，在纸上写了“卖鲑鱼”几个字，贴在家门口。然而鲑龟买卖也没维持多久，后来，父亲又成了庙会上的露天商贩。
要说交往，只是和过去借住过的奥田家往来。那家浴池的主人有个儿子，常听他们提起“龟井的小少爷”。他比我大一岁，在学校里总是得第一。小学毕业之后，他升入小仓初中，后来转入一所什么地方的高等学校，再进入东大。“龟井的小少爷”后来成了劳动省的事务次官。
父亲有一定的社会知识，我想如果他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成为相当有地位的人物。与父亲关系不好的母亲，对这点也承认，她对父亲说过：
“你耳朵小，生来命就不好。”
这话里也包含着父亲刚生下来就被送到贫困的旁人家当养子的命运。
父亲的亲生父母田中家，二儿子去世，第三个儿子嘉三郎继承了家业，前面也提及过，他后来进了高等师范学校，又进入当时东京出版学习参考书的公司。他似乎和父亲没有什么书信往来。
那时，父亲带着母亲出去在庙会上露天摆摊，但他们各做各的生意。
母亲推着小小的摆摊车“轱辘辘”地离开家，父亲拉着排子车走。两辆车上装的都是破烂货。父亲的买卖，夏天大多是卖柠檬水之类。母亲用炭炉烧干鱿鱼，卖煮鸡蛋或今川烧。她喜欢抽烟，烟袋从不离嘴。面前摆着卖不出去的货，眼望着过往的行人，她嘴里叼着烟袋，脸上一副不紧不慢的表情。父亲自以为加入江湖商人的行列，与他们用暗号谈着什么。
不论做什么不起眼的生意，父亲很快就以内行自居，对别人眩耀着。他换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大抵都是如此。我从未见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只是在要帐的上门来的时候，他才有些困窘。
母亲的性格是，总要找点苦受，才能心安理得。那时，父亲已经变正经了。诚然，穷到这个地步，什么女人都不会看上他了。母亲的弟弟常从下关来，一来便夸他：
“姐夫简直象换了一个人。”
母亲总是把与父亲吵架的“老底”捅给她弟弟。她的这个弟弟，原来曾在铁路上工作，那时已当上了市政府的职员，过着安份的日子。父亲看不起内弟那种小心谨慎的生活方式，而内弟又嗤笑姐夫懒散的无忧无虑的样子。
我不知道父亲下关时代的那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曾让母亲背着徘徊在花街（妓院集中的街道）里，可见那是个妓女。但我从父亲与母亲偶然的谈话中，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叫雪。所以提起她来，是因为这个叫雪的女人，恰巧来到小仓，成了小仓一条街上的一家衣橱店老板的妻子。父亲把这个告诉母亲，可见即使见到这个熟识的女人，他也产生不了恋情了吧！衣橱店位于行人较多的街上，父亲或许也是路过那里时看见她的吧！
由此可见，父亲是个不知愁苦的人。换了一般人，在嫁到富裕人家的自己过去的女人面前，恐怕都要掩盖自己寒酸的样子。我觉得，父亲大概会在那家衣橱店前，与正在卖东西的雪交谈过。因为他是个好心人。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父亲身着绸缎衣服，与做投机生意的同行们接触时的情形。我曾由父亲带着去过他的同行家，那些投机者中有一个是盲人。他叫一个比我大五岁左右的男孩子牵着他的手，在交易所四周转悠。在陋巷的脏水沟上，架着好几座小木桥。过了桥，在小巷的尽头，有一所黑色板墙的房子，那就是干“投机生意”的人们聚集的地方。他们都是些连经纪店都进不了的乞丐投机者中的渣滓。我忘不了坐在他们之中的父亲那高大的身体。
在小仓的中岛的木板房的家前，有一条流着白色碱水的小河。附近的造纸厂排出的废水的臭气，飘散在低洼地中。不过，在这里住久了，如果闻不到那种臭味，反倒觉得不象在自已家了。每次放学回来，我一回到那散发着废碱昧儿的桥上，一种回到家里的轻松心情便油然而生。
房东是位年过六十的老太婆，她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一起过日子，她们的生活很简朴。那女孩是老太婆的孙女，她说她父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去了。据邻居传说，她父亲入狱已有很长时间了。尽管如此，老太婆还在指望着，只要儿子能回来，今后就会好起来。
小女孩一早起来做早饭，然后去上学。
“奶奶，今天我不要饭盒。”
一听到这声音，老太太就高兴地回答一声“噢，是吗！”孙女为了讨好她奶奶，常常不吃午饭。隔壁有一个患肺病的中年女人。我家没有厕所，外面有一个由附近二三家合用的公共厕所，那女人的丈夫背着病得神志不清的妻子去厕所，离去后，厕所里面尽是血。
祖母好不容易来了。因为父亲和母亲追着高市要去很远的地方，需要一个做饭的帮手。父母亲天不亮就起身，推着排子车和货车出发，直到半夜才回来。他们到了哪里，走出多远，真是难以推测。所谓高市，就是乡下逢年过节时，搭些简单的戏台或耍把式的棚子，以这些棚子为中心，摆着卖软点心、糖、柠檬水、煮鸡蛋的露天小店。因为是冲着那些去的，所以每天必须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哎呀，今天上当了。”母亲嘟嚷着回来了。比如，听说是村子的地藏庙会，等赶去一看，原来只是森林中的一个小祠堂，来的人都是些孩子，不过十四五个人，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
后来，父亲在小仓练兵场边的路旁开了一个巴烧（印有巴字图案的糕点）店。
在这里，父亲也发挥出了他那乐天派的天性，经常同过往的客人高谈阔论，也真是难为他，还每天订着报纸，得意地吹嘘着报上的那点知识。不过，总的来说，与当时的时事政治相比，他谈的更多的还是回忆自已年轻时的事情。不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飞雪的严冬，父亲就在路旁的松树下用面粉袋子的布支起帐棚，卖了两年左右今川烧和柠檬水。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也就掌握了一些常识。虽说是报刊杂志上登的杂乱无章的内容，但我觉得还是比其他同学懂得多些。
读到小学六年级，伙伴们都开始着手准备升入中学的考试。那时，父亲好象和东京的田中嘉三郎有点书信往来了。嘉三郎在信中说，“我的儿子准备考中学了，你们打算怎么办？”父亲告诉他，想让我继续升学，可是没有学费，看他能不能借一些。从这以后。他们的书信往来就中断了。
我上高小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总算有了点好苗头，在过去住过的龟井浴池附近的绀屋町，开了一个小饮食店。似乎是借了很多钱才办起来的。对母亲说来那是“全盛”时期了。因为做生意的需要，甚至还雇用过三个女佣人。母亲坐在长火盆前，梳着插进青色发簪的圆发髻，母亲除了梳圆发髻，没有盘过什么别的头型。就是在露天小摊上卖干鱿鱼和煮鸡蛋时，也摆出如同那些手摸圆发髻的大姐的架式。
但是，开饮食店时的圆发髫，其形状、盘法与过去都不相同。以前是自己随便盘的，自从干起这种招徕顾客的买卖后，每次都去梳头店。但是，依旧由于父亲的懒散，这个店的光景逐渐地萧条下来。
我对上中学已经死了心。当时，报纸上登过早稻田大学出的中学讲义的广告，父亲就给我订来了。但是，就连这点微薄的费用，也没有坚持多久，因为家里的生意越来越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