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魁从省城回来，当他把那一张纸交上之后，就由不得他了。
他先是从市里放到了县里，县里又把他放到了坟台乡。乡里呢，也好像没地方搁似的，就把他放到了乡农机站。乡农机站紧挨着乡政府，都在一个灶上吃饭。李金魁是学文的，不懂农机，就每天在乡政府院里晃晃悠悠的，举目四望，很孤独啊。他心里想哭，面上却是笑着，见人敬支烟。一天，乡长把他叫住了，乡长说：“金那个啥，你过去。”李金魁就过去了。乡长挠了挠头说：“李金魁是吧？”他说：“是。”乡长说：“你那个吧。乡总机生孩子去了，你替她守守电话，如何？”李金魁说：“成，成啊。”乡长拍拍他说：“行，小伙子诚恳。”就这样，他替乡话务员守了一个月的电话。
那时，在坟台乡，乡总机是唯一对外的通讯工具，乡里方方面面如果有什么事，都是瞒不过总机的，因此，总机室也就成了信息中心，乡里的干部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在这里凑。要是谁有了长途，李金魁就跑去叫一叫，这样一来二去的，乡里的情况他就基本摸清了。于是，不到一个月，在乡政府大院里，谁都知道新分来一个叫李金魁的学生，说起来，都是一个评价：那人诚恳。
到了这时，李金魁霍然明白了，嗑巴是一种诚恳哪！刚守电话时，李金魁对电话还不太熟悉，说话不免有些紧张，他一紧张就打嗑，说头两个字时总是嗑嗑巴巴的。想不到，这反倒换来了为人诚恳的评价。说话稍稍打嗑的人，紧张是免不了的，但紧张造成了一种专注，说话时总不由得要盯着人家的脸，这就给人以认真的感觉，你只要认真听，面部肌肉就跟着生动起来，生动加上嗑巴，这就是诚恳了。李金魁得出这个结论后，还愉偷地对着镜子试了几次，就觉得很好。以后，他曾专门对着镜子练，只练头两上字，他说你只能嗑巴这头两个字，可不能再往下嗑了，再往下可就毁了。他对着镜子说：你、来了？……心里跟着说，很好哇！
月末，李金魁在总机室里接了一个县上的电后。电话里的口气很随意，也很大气，电话里说：胖妞么？李金魁马上说：胖妞生、生孩子去了，电话就说：你是谁？李金魁说，我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叫李金魁，是替她的。电话里“噢”了一声，说：胖妞还干不干了？李金魁说，那我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沉默片刻，说：你去把乡长给我叫来。李金魁顿了一下，说你是哪一位？电话里说：告诉他，王木贵。李金魁慌忙找乡长去了。见了乡长，李金魁心里“咯噔”了一下，说：“乡长，玉木贵电话。”乡长忽地站了起来，忽走。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你认识王县长？”李金魁说：“不、不从识。”乡长不再问了，匆匆抓起电话，说，王县长……只听电话里熊道：好你个老吴，咋搞的，你真是有人没地方使了？让一个大学生给你守电话？！你要是真使不上，给我退回来吧！……乡长一听就慌了，赶忙解释。李金魁一看这情形，悄悄地从总机室里退出去了。
第二个月，乡长就不让他再守电话了。这时刚好赶上乡里的计划生育宣传月，乡妇联主任又把他借到了计划生育小分队。乡妇联主任叫王翠花，是个很泼辣的女人，她本就有几分颜色，再加上她丈夫是县银行的行长，这就更加增了她说话的分量。她对乡长说：“那个大学生让我用用。”乡长笑着说：“用吧，别用坏了。”妇联主任说：“老吴，你这话可够粗了，小心我骗了你。”乡长哈哈大笑说，“粗不粗妇联主任知道！你要用我就让你用，你还咋的？”说着，他把李金魁叫过来说：“金那个，你归她使了！可别让她把你用坏了。”妇联主任也笑着说：“当乡长的，没一点正经！金魁，你可别听他的……”李金魁说：“大、大姐，我听、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乡长说：“听听，你用了。童子鸡啊，咋用都行。”妇联主任“咯咯”地笑起来，竟然笑出了眼泪。李金魁这句话使王翠花心里燃起了一丝柔情。她说：“学生，你别听他胡咧咧，你跟着大姐，大姐不会亏你。”
就这样，李金魁又成了乡计划生育小分队的一员，跟乡妇联主任到村里搞结扎流产去了，一搞又是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每每进村的时候，王翠花就交待众人说：“紧脸。都给我绷紧脸！”开始李金魁还有点不大适应，慢慢也就适应了。有一次，在半坡村，小分队在村里给妇女们检查的时候，王翠花的喉咙喊肿了。下来的时候，王翠花捂住半边脸，随口说：“谁那儿有小药？明儿给我捎来点。”立时，李金魁说：“我、我那、那有。”王翠花说：“冬凌草吧？”李金魁说：“冬凌草三黄片都有。”王翠花说：“行，捎几片吧，我牙也疼。”于是，第二天早上，李金魁特意到乡卫生院旧了一趟，买了一瓶冬凌草，一瓶三黄片，一瓶草珊瑚，给妇联主任拿去了。到了小分队要解散的时候，玉翠花当着大伙的面一人发了六百块钱的奖金，而后又私下里给了李金魁六百，说：“上头有规定，这钱我当家。大兄弟，咱俩是一千二！”李金魁不要，说：“大姐，这一段跟着你学了不少东西。这钱我不要，我也花不着。”王翠花一嗔脸说：“拿着！年轻的，正用钱的时候，叫你拿着你就拿着。”说着，把钱硬往他怀里一塞，又笑着说：“你是大学生，有学问人，跟我能学个啥呢？”李金魁正色说：“就学了一招，紧脸。”王翠花笑了，说：“这算个啥呢？”李金魁说：“你这‘紧脸’学问大了。在基层工作，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也没啥文化，有时候你讲理是讲不通的，但是脸一绷，他先就怵了三分，这首先让他看清了自己的位置，这是告诉他，你是官，他是民。往下的工作就好做了……”王翠花一怔，心里热热的，说：“到底是大学生，说出来一套一套的，不过，在下边工作，也就得这个样儿。”这么一来，两个人就又近了三分。
女人是经不得表扬的。尤其是带几分豪气的女性，只要夸对路了，她可以成为你的死士，于是，王翠花又跑去找了乡长，说：“把李金魁调我那儿吧。我看这小伙子诚恳。”乡长说：“咋，用了还想用？”不料，王翠花脸一紧，说：“这可是正经事！”乡长又挠了挠头，说：“研究研究吧。”王翠花就紧着差别：“啥时研究？”乡长就打哈哈说：“真是急着用呢？夜里你就先使着……”这话一说，气得王翠花直跺脚。
两天后，李金魁却又被借到乡“人大”去了。乡“人大”只有一个人，是个老头。这老头原是乡党委副书记，年纪大了，就退了二线，到乡人大当了主任，乡一级的“人大”虽说是常设机构，但平时事情并不多，只是到了换届时才忙活一阵，现在离换届时间还有一个多月呢，只是有些表格要填，可郭主任就要代理人，乡长不能不借。就这样，借来借旧的，李金魁又成了老郭头的人。跟着郭主任，他只是每天填些表格，再往上头送送表格……老郭头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不吸烟不喝酒，人落了势，牢骚就很多，有时不免骂骂咧咧，李金魁就听着。有一天，老郭的女人突然病了，送到医院一看，竟得的是癌。女人就落泪了，给老郭说：“回去吧，这不是咱得的病。”这么一说，老郭也掉泪了。两人正伤心呢，李金魁头一个到医院里来了，他手里提了两匣点心，往桌上一放，说：“老、老郭，听、听说婶子病了，我来看看。”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千块钱，往床上一放，说：“这钱不是别的，是我搞计划生育那儿得的奖金。我一个人，也用不着，多多少少的，是个意思，给婶子补补。”老郭忽地站了起来，说：“金魁，你这是……”李金魁说：“郭主任，你已退了二线了，我也犯不上来巴结你。我知道，这点钱也起不上多大作用，是个心意吧。”老郭就默默地站着，竟说不出话来了。待李金魁走后，老郭的女人说：这人看着眼生，谁呀？老郭说是新来的。老郭的女人就是说，这人真实诚啊！后来病一天天重了，老郭就问女人，还想吃点啥？女人说：啥呢，也都吃过了。就是那樱桃，觉着老好。老郭搓了搓手，说眼看入冬了。哪还有樱桃呢？女人说，我也就是说说。这话，老郭上班时就顺嘴说出来了。李金魁听了，一句话也没说，就连夜进了省城，来回跑了三百多里，买回了两瓶樱桃罐头，当时就送过去了。女人也就吃了两颗……临死时，女人还说，人家待咱恁好，咱还报人家呢？郭主任送走女人，再上班时，就直接去找了乡长，说：“把金魁给我吧，乡人大缺个秘书。”乡长见老郭头也争着要，就说：“这事得研究，研究研究再说吧。”
两个半月后，乡长又把李金魁叫去了。乡长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突然问：“‘省组’也有人？”这句没头没尾的话把李金魁问愣了，他说：“啥、你，说啥？”乡长这才把一摞信拿了出来，说：“你的信。”李金魁接过信看了一眼，他明白了，这都是些同学的来信。时间过了两个半月，他们大概一个个都安排好了，这才陆续给他来了信。在这段时间里，信来得很密，他先后收到二三十封了。李金魁见放在最上边的那封信，用的是省委组织部的信封，就说：“是一个同、同学。”乡长“噢”了一声，说：“组织部的。”李金魁说：“是。”乡长在屋里走了一圈，有点忸怩他说：“有机会认识认识。”李金魁说：“那可行。”乡长就再没话了，过了几天，乡长当着老郭头和王翠花的面宣布说：“那个啥，我考虑了一下，金魁就留乡里吧，政府也需要人。”老郭说：“我这正忙呢，说话人大就开会了……”乡长说：“人你先用，算借的。”
乡“人大”将要选举时，事情又出来了，按上头的要求，坟台乡候选班子的平均年轻超了三岁。于是老郭头又找了乡长，说：“上头说，年龄超了。”乡长说：“超多少？”老郭头说：“三岁，超了怕人家不批呀。”乡长说：“球，也就是个形式。”老郭说：“上头有政策，补个年轻的不就降下来了？”乡长说：“都到这时候了，你说补谁？”老郭头说：“咱乡最年轻的就是金魁了，要是给他补个副乡长的名，这年轻就降下来了。”乡长说：“不就是候选人么，一个变成两个，成。”这么一来，李金魁就成了副乡长的候选人了。乡长还特意嘱咐说：“给金魁说一声，可是假的。”
夜里，老郭头找了李金魁，说：“金魁，我给你弄上了，你是副乡长候选人了。”李金魁赶忙说：“郭主任，别。你千万别、别弄，我资历太浅，弄不成净让人笑话。”老郭说：“弄不成？我还非叼划成不可！你等着吧。”说罢，倔倔地走了。
结果，在选举的头一天，那个正式的副乡长候选人出事了，他在上八里叫人按住了屁股，于是县上一句话，就取消了选举资格。到了这时候，李金魁才知道，老郭头有个侄儿在县委组织部当干事呢。
就这样，三个月零二十一天之后，一纸任命下来，李金魁成了副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