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步声越来越近。虽然耳中有轰鸣声，但我还是听到了脚步声。我那混乱的头脑突然间清醒过来，发出一条明确的指令：把它藏起来。我把光标挪到照片右上角的×符号上，点了下去，马特的脸就这样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循着声音转过身，背对着自己的工位隔间。向我走来的是彼得。他看到了吗？我又回头瞥了一眼电脑屏幕。没有照片，只有打开的文件夹，有五个文件。我关得及时吗？
我脑中有个细微的声音质问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把它藏起来。这是马特。我的丈夫。难道我不应该跑到安保部门，质问为什么俄罗斯人会有他的照片吗？我的胃里一阵翻腾恶心。
“开会？”彼得说，一侧的眉毛透过厚厚的眼镜框翘起。他站在我面前，穿着休闲鞋，紧身卡其裤，纽扣衬衫系到最顶部的一个扣子。彼得是团队中的高级分析员，苏联时期就开始干这一行，过去八年一直是我的导师。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俄罗斯的反情报工作。他沉稳老练，很难让人不尊敬。
此时他的脸上没有异色。只有一点疑问——我要不要参加晨会？我觉得他没有看到。
“不能。”我说，声音尖锐，很不自然。我使劲儿压低音调，尽量不颤音。“埃拉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点了点头，只是稍微歪了一下脑袋，没有任何别的动作。他的表情正常，没有疑惑。“希望她好起来。”他说着转身走向会议室——一个有玻璃墙的房间，看起来不应该是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会议室，反而更像个创业公司的。我盯了他很久，确信他没有回头看我。
我转过椅子来到电脑前，看着已经空白的屏幕。我的腿已经酸软，呼吸急促。马特的脸。在尤里的电脑里。我的第一反应是把它藏起来。为什么？
我听到团队其他成员慢步走向会议室。我的工位离会议室最近，去会议室的人都要经过。这里在一片小隔间的最远端，平时都很安静，除非有人去会议室或再往里走的限制区域——分析员可以躲到这里，调阅最机密敏感的档案，这些信息极具价值，很难获取，如果俄罗斯人知道我们得到了这些情报，一定会追踪泄露情报的人，并干掉他。
我颤抖着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转过了身。最先过来的是玛尔塔。特雷和海伦并肩走过，轻声聊着。然后是拉斐尔和伯特，伯特是我们的团队主管，他的工作无非是编辑一下文件。彼得是真正的头儿，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的潜伏间谍组共有七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团队，因为我们与俄罗斯反情报中心的其他团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的情报很多，多到不知该如何处理。而我们几乎什么情报都没有。
“你来开会吗？”玛尔塔在我的工位前停了下来，一手搭在一面高高的隔墙上。她说话时嘴里飘出一股薄荷和漱口水的味道。她有很重的眼袋，涂了非常厚的眼影，一看就是昨晚喝了太多。玛尔塔以前是一线探员，喜欢威士忌，也喜欢回味在前线工作时的荣光。她以前教我用信用卡和深藏在公文包底部的波比大头针开门锁，那个大头针还是上芭蕾舞课的埃拉落在我包里的。
我摇了摇头。“孩子病了。”
“好吧，你去吧，去吧。”
她拿开手，继续向会议室走去。其他人走过的时候，我都微微一笑——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他们都走进玻璃屋子，伯特关上了门，我又转身面向屏幕。那些文档，那些混乱的斯拉夫文字，让我的身子颤抖。我低头看了看屏幕一角的时钟。还有三分钟就得离开。
我的胃绞成一团。我现在不能离开吧？但是又别无选择。如果没有按时接埃拉，就是二振了。三振我们就出局了。学校里每个班都有长长的候补名单，根本就不会犹豫。而且，我留在这里又该做什么呢？
有一种方法肯定能找到马特的照片在这里的原因，而浏览更多的文档肯定是不行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感觉有些恶心，挪动光标关上了“雅典娜”，然后关上电脑，抓起提包和外套，向门外走去。
他被设为目标。
我来到车旁时，手指已经冻成了冰柱，在寒冷中急促地呼吸着，现在我敢断定了。
他不是第一个。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比以往更活跃。最开始是玛尔塔。一个东欧口音的女人在健身房里和她搭上了朋友，陪她在奥尼尔酒吧喝了些酒。接触过几次之后，那个女人就直截了当地问玛尔塔要不要聊聊工作，以此保持“友谊”。玛尔塔拒绝了她，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随后是特雷。当时他还住在一间小屋里，“室友”塞巴斯蒂安经常陪他上班。有一天我看到他脸色惨白，浑身颤抖，走向安保部门。后来听小道消息说他收到一封勒索邮件——两人行不轨之事的照片，有人以此威胁他。如果他不出来会面就把照片发给他的父母。
所以不用想，俄罗斯人肯定知道我的身份。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身份，那么弄清马特的身份就易如反掌了。找出我们的弱点也同样简单。
我扭动钥匙发动汽车，卡罗拉汽车像平常一样发出哽咽般的声音。“快点儿。”我嘟哝着又转动了一次钥匙，听到引擎喘息着发动起来。几秒钟之后，通风口喷出一阵冰冷的空气。我转动按钮盘把空调温度调到最高，又搓了搓双手，挂倒挡从车位里开了出来。我应该先热一下车，但是没时间了。时间总是不够。
这辆卡罗拉是马特的车，在我们相遇之前他就已经有这辆车了。毫不夸张地说，这辆车快报废了。我怀上双胞胎的时候换掉了我那部旧车，换了一辆商务车，二手的。马特开那辆家用车，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他接送孩子。
我机械地开着车，精神有些恍惚。开得越久，胃里绞得就越厉害。我并不担心他们把马特设为目标，真正令我担忧的反倒是那个词。朋友。是不是说明马特在某种程度上是共谋？
马特是软件工程师。他根本不知道俄罗斯人有多狡猾，不知道他们有多冷酷，不知道他们会以最小的点为突破口。即使只有一丝与他们合作的意愿，他们也会加以利用，不断开发，扭曲初衷，迫使他做更多的事情。
我到学校时只剩下两分钟。走进教学楼，迎面一阵暖流袭来。教导主任是个女人，特点鲜明，总是皱着眉头，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钟，冲我瞪了一眼。我也不敢肯定她这一瞪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你这么早就下班过来了，显然早上送孩子来的时候她就已经病了。”我从她身旁走过，敷衍地露出歉意的微笑，内心却在嘶吼——老天啊，不知道埃拉得了什么病，但肯定是在这里染上的。
我走过教学楼走廊，两边挂着孩子的艺术作品——手印北极熊、亮闪闪的雪花和水彩棒球手套——思绪却飞到了别处。朋友。是不是马特做了什么，让他们认为愿意合作？他们只需要一点点迹象。某个迹象，任何迹象都可加以利用。
我找到了埃拉的教室，小椅子、小房子和玩具箱，红黄蓝色彩斑斓。她在教室的一个小角落里，独自一人坐在亮红色的儿童沙发上，腿上打开着一本硬皮的图画书。看来是和其他孩子隔离了。她穿了一件我毫无印象的紫色打底裤。我隐约记得马特说过要带她去购物，一定是他带着她买的。她长得很快，衣服都不合身了。
我走过去，伸开双臂，露出夸张的笑容。她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爸爸呢？”
我有些难堪，但还是硬挤出笑容：“爸爸带凯莱布去看医生。今天我来接你。”
她合上书，放回书架，说：“好吧。”
“我能抱抱你吗？”我的胳膊张开着，虽然耷拉了下来。她盯着我的胳膊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抱住我。我紧紧地抱着她，脸埋进她那柔软的头发里。“亲爱的，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我还好，妈妈。”
妈妈？我如鲠在喉。今天早上还叫我妈咪呢。千万别再也不叫我妈咪啊，我还没准备好。尤其是今天。
我正对着她，又挤出一丝笑容。“我们去接弟弟。”
埃拉坐到了婴儿房外的长凳上，我则走进房里接蔡斯。这个房间很压抑，就像它七年前给我的感受一样——换尿布台，成排的婴儿床和成排的高脚椅。那是我第一次来这里——为了生卢克。
我走进婴儿房的时候，蔡斯坐在地上。没等我来到蔡斯身边其中一位年轻的老师就抱起了他，将他抱得紧紧的，还在他脸颊上亲了亲。“真是个乖巧的孩子。”她说着朝我笑了笑。我看着他们，突然有些嫉妒。这个女人能看到他迈出第一步，能在他蹒跚学步的时候伸出双臂扶住他，而我却只能待在办公室。她和蔡斯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自然，那么惬意。这也难怪，她整天都和蔡斯在一起。
“是啊，可不是嘛。”我说，声音却有些奇怪。
我给两个孩子都穿上宽大的外套，戴上了帽子——已经是三月，天却冷得出奇——然后将他们放进安全座椅，那种坚硬、狭小的安全座椅在卡罗拉的车子后排勉强能放下三个。它们质量好且能安全地放在商务车里。
“亲爱的，早上过得怎么样？”我从停车位里倒车出来，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埃拉。
她开始没出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是唯一一个没去做瑜伽的女孩。”
“真抱歉。”我说，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我本该说些别的。接下来的沉默使人压抑。我按下音响键，放了儿童音乐。
我朝后视镜瞥了一眼，埃拉正安静地看着窗外。我应该再问一个问题，吸引她讲讲今天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那张照片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马特的脸。我想这应该是最近的照片，大概一年内照的。他们监视他、监视我们到底多久了？
从学校开回家的路程并不长，车蜿蜒地穿过一个差异显著的社区：新建的麦氏豪宅旁边是我们家的老房子。六个人住这样的房子实在太挤，而且房子很老，老到了说我的父母是在这里长大的都有人相信。谁都知道华盛顿郊区的房子很贵，而贝塞斯达是其中最贵的区域。但这里有全国最好的学校。
我把车停进家里的车库，齐整的车库像个箱子，能停两辆车。车库前有一小块前廊，是原来的房主加建的，与房子的整体风格并不搭。我们开始以为会常用，但其实却并没有。我怀卢克的时候，我们买下了这座房子，这里学校很好，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笔巨额房款很值。
我看了看正门旁悬挂的美国国旗。这面旗子是马特挂的，他换掉了褪色的那面旗。他不会与我们的国家为敌的，我知道他不会。但是他是不是做过某些事，使那些俄罗斯人觉得他会背叛美国？
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他是因为我才被设为目标的。因为我的工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藏起了照片，是吧？如果他陷入麻烦，那就是我的错。我要尽全力帮他摆脱麻烦。
我让埃拉坐在沙发上看卡通片，一集又一集。通常我们只准她看一集，算是饭后奖励，但是今天她生病了，而且我一直想着那张照片的事，无暇顾及其他。蔡斯打盹了，埃拉在电视前有些迷糊，我则开始清理厨房，擦干净蓝色操作台，如果有钱我们早就换掉了。我用力擦掉灶台上的污迹，只剩下三个灶头还能用。然后收拾装满各种塑料容器的碗柜，盖子对号盖到容器上，将盖好的瓶子堆起来。
下午我给孩子穿上暖和的衣服，走路到公共汽车站接卢克。他打招呼的话和埃拉一样。“爸爸呢？”
“爸爸带凯莱布看医生了。”
我给他做了一点儿简餐，开始陪他做作业。一张数学卷子，是两位数加法。我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学到两位数了。平时都是马特陪他写作业。
在我听到马特的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之前，埃拉已如箭一样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冲向正门。“爸爸！”马特一开门她就高喊。他一只手抱着凯莱布，一只手拿着杂货，竟然还能蹲下来给埃拉一个拥抱，问她感觉怎么样，甚至还帮凯莱布脱了外套。他脸上的笑容看起来很真切，很真切。
马特站起身，慢慢向我走来，他轻轻地吻我的嘴唇，说：“嘿，亲爱的。”他穿着牛仔裤和去年圣诞节我给他买的羊毛衫，棕色的，衣领处有拉链的那一件，外面套了一件夹克。他把一袋子杂货放到操作台上，调整了一下凯莱布的姿势，搂着屁股抱住他。埃拉紧紧拉住他的一条腿，他空闲的一只手放到埃拉头上，抚摸着她的头发。
“怎么样？”我伸手去抱凯莱布，很惊讶他竟然乐意投入我的怀抱。我捏了捏他，又亲了他的额头，闻到儿童洗发露的香甜味道。
“很好，真的。”马特说着脱下夹克，放到操作台上。他走到卢克身旁，拨乱了他的头发。“嘿，小伙子。”
卢克抬头看着他，一脸的喜悦。我能看到他第一颗掉的牙的缺口，那颗牙在我下班回家之前就已经放到了他的枕头下。“嘿，爸。我们能玩一会儿传球游戏吗？”
“稍等一会儿。我得先和妈妈说两句。你做完科学项目了吗？”
“还有科学项目？”
“是的。”说着卢克将目光投向我，好像之前忘记我在他身旁。
“说实话。”我说，声音比本意要尖锐得多。我看向马特，看到他眉头略微扬起，稍有一点点的异样，但并没有说什么。
“我已经想过该怎么做科学项目了。”我听到卢克嘟哝。
马特转身走过来，靠到操作台上。“米萨拉特医生对进展很满意。超声和心电图看起来都很好。她希望我们三个月之后再去检查一次。”
我又捏了捏凯莱布。终于有了些好消息。马特开始把杂货袋里的东西往外拿。3.8升（1加仑）的牛奶。一包鸡胸肉，一袋冻蔬菜。面包房里买的饼干——我一直不让他买这种饼干，因为我们只用买饼干的钱的零头就能做出同样的饼干。他独自哼着小曲，是我听不出的曲调。他很开心，他开心时才会哼唱。
他弯下腰，从最底层的抽屉里掏出一个蒸锅和平底锅，分别放到炉灶上。我看着他，又亲了一下凯莱布。他怎么会擅长烹饪呢？他怎么能如此游刃有余？
我转头看着坐回到沙发上的埃拉。“亲爱的，你在屋里还好吗？”
“还好，妈妈。”
我能听见马特停下手中的活儿，僵在那里。“妈妈？”他轻声说。我转过身，看到他满脸的关切。
我耸了耸肩，但我敢肯定他看到了我眼中的伤痛。“看来今天到日子了。”
他放下手中的米箱，抱住我，突然之间我在心底筑起的情感墙似乎要顷刻崩塌。我能听到他的心跳，能感觉到他的温暖。“发生了什么？”我想问。“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咽了口唾沫，吸了口气，挣脱开。“我帮你一起做晚饭吧。”
“我一个人就行。”他转过身，调整了烤炉的控制盘，又侧身从操作台的金属架子里抓起一瓶红酒。我看着他打开红酒，然后从碗柜里拿出一个红酒杯。他小心地倒了半杯酒，递给我：“喝杯酒吧。”
但愿你知道我内心多么需要一杯酒。我向他微微一笑，呷了一口酒。
我给孩子洗了手，把他们放进儿童高脚椅里，每个孩子各占桌子一角。马特把炒好的菜盛到碗里，放到我们的桌上。他和卢克聊着，我装出在听的样子，好像自己也参与到交谈中。但其实我的思绪早已飘到了别处。他今天看起来非常开心。最近他一直都比往常更开心，是不是？
我脑中又浮现出那张照片。文件夹的名字。朋友。他不会答应做任何事情的吧？但是对手可是俄罗斯人啊。他只要给对方一点儿理由，哪怕一丝暗示，他们就会猛扑上去。
突然一阵肾上腺素从我身体里涌起，我似乎感觉到自己不忠。我根本就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实如此，我们也的确需要一笔钱。万一他觉得是自己为家庭做了一件好事，找到一个赚钱的路子呢？我试着回忆上一次两人因为钱的事情吵架。他回家时手里拿着一张第二天开奖的强力球彩票，把它贴到冰箱磁力擦写板下面。在板上写了“我很抱歉”，又在旁边画了一张笑脸。
如果他们策反了他，而他却感觉像中了彩票怎么办？如果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策反了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耍花招哄骗他，让他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份合法的兼职，帮助家里增加收入呢？
天啊，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我真恼恨，一切都归结到钱上。
如果我早知道，就会告诉他要耐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入不敷出，但是埃拉很快就上幼儿园了，双胞胎也很快就可以离开婴儿房了，这上面能省不少钱。明年我们就会好过一些，好很多。今年恰好是难过的一年，我们本来就知道今年不会好过。
马特现在正和埃拉聊着，她那甜美细小的声音穿透了我脑中的迷雾。“我是唯一一个没去做瑜伽的女孩。”她说。和在车上对我说的话一样。
马特咬了一口食物，认真地嚼着，眼睛一直盯着她。我屏住呼吸，等着听他的回应。终于他吞下了食物。“那你有什么想法？”
她稍微歪了歪头说：“我觉得还好吧。讲故事的时候我坐到了前排。”
我盯着她，手中的叉子停在半空中。她根本不在意。她不需要别人的道歉。为什么马特总能找到恰当的词，总能知道该怎么说？
蔡斯正用沾满食物的小胖手往地上拨弄吃剩的晚饭，凯莱布则大笑起来，双手猛烈敲打着自己的饭盘，把饭菜的汤汁扬到了天上。马特和我同时向后推了推椅子，起身去拿纸巾，将他们沾满酱汁和饭渣的手脸擦干净，这个活儿我们已经驾轻就熟——双人清理工作。
卢克和埃拉都找由头离开了饭桌，进了家庭娱乐房。我们收拾干净双胞胎之后，把他们也放进了家庭娱乐房，开始清理厨房。我把剩饭菜倒进塑料餐盒的间隙，又倒了一杯红酒。马特正在擦餐桌，他朝我看过来，眼神有些疑惑。
“今天不顺？”
“有点儿。”我应道，一边努力回想昨天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也不会和马特讲任何机密的事情。或许讲些工作中的见闻。随意聊一些事情，就像今天有好多工作之类的。但这些都是琐碎的事情。俄罗斯人不会真的关心。他们不会为这些信息付钱。
厨房终于干净了，我把手里最后一张纸巾扔进垃圾桶，又瘫坐到餐桌前的椅子里。我看着墙，空荡荡的一面墙。我们搬进这里多少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做任何装饰。我听着家庭娱乐室里传出电视的声音，那是一个关于怪物卡车的节目，卢克很喜欢看。还有双胞胎的玩具发出微弱的音乐。
马特走过来，搬出他的椅子，坐了下来。他正看着我，一脸关切，等着我先说话。我得说些什么。我要知道真相。还有一种选择是直接去找彼得，找安保部门，告诉他们我的发现。请他们调查我的丈夫。
一定有一种解释能证明他无辜。他还没有被接触。或者他已经被接触了，但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没有答应任何事情。他当然不会答应任何事情。我喝完了最后一滴酒，把酒杯放到桌上时手还在颤抖。
我盯着他，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几个小时已经过去，我本应该已经想出该说什么的。
他的表情很坦诚，一定是知道有重大的事情要降临。我敢说他从我的脸上能看出来。但是他看上去并不紧张。没有任何异样。就跟平时一样。
“你为俄罗斯人工作多久了？”我说。这些话很直接，没有任何修饰。但话已经说出，我就开始仔细观察他的脸色，因为对我而言，他的表情比话语更重要。会出现真诚？迷惑？愤怒？羞愧？
什么表情都没有。他的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情绪。根本没有变化。这令我感到一阵恐惧。
他平静地看着我。等了很久才回答我的问题，毫无掩饰地回答。“二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