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消息，薇薇。”
我听到马特的声音，这些话任何人听到都会不安，但他的语气却让人安心——轻柔中带着歉意。发生的当然并非好事，但仍然可控。如果发生了真正糟糕的事情，他的语气会更重一些。他会用完整的句子，并且会叫我的全名。我有一个坏消息，薇薇安。
我抬高一侧的肩膀，把电话夹在耳边，转动座椅来到L形办公桌的另一侧，来到灰色头顶柜正下方的电脑前。我把光标移动到屏幕上一个猫头鹰形状的图标上，双击。如果恰如我所料——我知道一定是的——那么我在办公桌前的时间就没多久了。
“埃拉？”我问道，同时瞥向隔间壁上用图钉固定的一幅蜡笔画，在一片灰色的大海中迸射出一丝亮色。
“38.2度。”
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我们早有准备，半个班的孩子都生病了，好似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倒下，所以轮到她也只是时间问题。四岁的孩子都不怎么讲卫生。可是今天？为什么偏偏是今天？
“还有别的吗？”
“就是体温。”他顿了顿，“抱歉，薇薇。早晨下车的时候她还好好的。”
我咽了一口唾沫，舒缓了一下收紧的喉咙，点了点头，虽然他看不见我。换作其他任何一天，马特都会去接她——他可以在家里工作，至少理论上可以。我不能，双胞胎出生时，我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假期。但是他带着凯莱布去了城里，做最新一轮预约检查。我已经因为要错过这次检查而愧疚了好几周。现在我既错过了这次检查，还要用上根本不存在的假期。
“我一小时后到。”我说。按学校规定我们接到电话后一小时内必须赶到。算上车程和走到停车位的时间——在兰利庞乱无章的停车场外圈——我只剩下大约十五分钟来完成今天的工作。我的赤字假期又减少了十五分钟。
我瞥了一眼屏幕一角的时钟——十点过七分——而后眼神转向右肘旁的星巴克杯子，塑料盖子上的孔里飘出了蒸汽。这是我犒劳自己的，为庆祝这盼望已久的日子而放纵了一把，为接下来沉闷枯燥的几个小时加油。浪费在排队上的宝贵时间本可以用来搜查电子档案。我应该像平时一样，用那个噼啪作响的咖啡机，咖啡渣随之会漂浮在马克杯上。
“我也是这么和学校讲的。”马特说。“学校”其实是我们的托儿所，我们三个较小的孩子白天都在那里度过。但是自从卢克三个月大起，我们就开始叫它学校。我读过文章说这样有助于缓解过渡期的焦虑，减轻因每天离弃孩子八小时、十小时而产生的内疚感。其实并没有减轻，但是可能是老习惯难改了吧。
电话另一边的马特又顿了一会儿，我听到凯莱布咿咿呀呀的声音。我听着，知道马特也在听。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条件反射般地倾听。但依然只能听到一些元音，没有辅音。
“我知道今天本该是个大日子……”马特终于说话了，声音却越来越弱。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这样渐渐变弱，他在开放线路电话里经常闪烁其词。因而我总假想有人在窃听。俄罗斯人？或是中国人？出现问题时，学校首先给马特打电话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我宁愿让他先过滤一些孩子的个人信息，以免被“敌人”听到。
可以说我是有些妄想症，或许也正是中情局（CIA）反情报分析员的职业病。
但是其实，马特了解的大概也就这么多。他不知道我一直都在尝试查获一个俄罗斯潜伏特工网络，但尚未取得任何成果，也不知道我设计了一种算法，来识别机密项目组成员。他只知道为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他知道我就要揭晓最近两年的辛苦工作能否得到回报，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得到晋升，我们一家人都迫切需要这次晋升。
“是的，唉。”我说着，前后挪动着鼠标，盯着“雅典娜”加载，光标变成了计时器的形状。“今天凯莱布的预约检查才是重要的事情。”
我的目光又落到工位隔间墙上的那幅明亮的蜡笔画上。埃拉画的我们一家人，火柴棍一样的胳膊和腿直直地戳在六张圆圆的笑脸上。卢克的画稍微复杂一些，画的是一个人，头发、衣服和鞋子上都胡乱地涂着厚厚的颜色。上面还有加粗的大写字母，妈咪。在他还处于迷恋超级英雄的阶段，画里的我，穿着披风，双手扶在臀部，衬衫上有个“S”（super）。超级妈咪。
我的胸中翻腾起一种熟悉的感觉，那种压迫感，极度想哭的冲动。深呼吸，薇薇。深呼吸。
“马尔代夫？”马特说道，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微笑。他总能这样，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想办法逗我笑。我瞥了一眼桌角上我们的合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婚礼照片。已经过去快十年了。那时我们两个都那么开心，那么年轻。我们一直商量着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要去个有异域风情的地方。显然，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虽然梦想一番还是很有趣的，但它既有趣又令人沮丧。
“博拉博拉岛。”我说。
“我可以凑合一下。”他犹豫了一下，在这当口我又听到了凯莱布的声音。又是一些元音，啊——啊——啊。我默默地计算着蔡斯发出辅音声的时间。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医生都说我不应该——但我还是忍不住。
“博拉博拉岛？”我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刻意透出不可置信的语气。我一手挡住电话话筒，转过头。原来说话的是奥马尔，我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此时他一脸愉快的表情。“这就很难解释了，中情局也难。”他咧嘴一笑，极具感染力，我脸上也不禁露出笑容。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手还捂着话筒。我能听到凯莱布又咿呀起来。这一次发的“O”音。哦——哦——哦。
“和彼得有个会。”他又走近了一步，坐到我的桌沿上。透过衬衫，我能看到他臀部挂着的枪套的形状。“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安排在这个时间。”他瞥了一眼我的电脑屏幕，略微严肃了一点儿。“就是今天，对吧？上午十点？”
我看了看屏幕，一片黑，光标还是计时器的形状。“是今天。”我耳边的咿呀声已经消失了。我轻轻地推了推椅子，转回身，躲开奥马尔，把手从话筒上挪开。“亲爱的，我得挂了。奥马尔来了。”
“向他问好。”马特说。
“好的。”
“爱你。”
“我也爱你。”我放下电话，又转向奥马尔，他还坐在我的桌子上，穿着牛仔裤的双腿伸出去，交叉着双脚。“马特问你好。”我对他说。
“啊，这么说来他就是博拉博拉岛的线人了。准备度假？”他又露出了满满的笑脸。
“理论上是吧。”我无奈地笑了笑。心中凄然，突然脸也红了。
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终于低下头看腕表了。谢天谢地。“好吧，已经十点十分了。”他换了个方向叉起了脚。而后身子前倾，脸色明显兴奋了起来。“你发现了什么？”
奥马尔做这一行比我时间长。至少有十年。他是真的在寻找潜伏在美国的间谍，而我则负责寻找那些管理潜伏间谍的人。我们都收效甚微。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一直能保持如此的热情。
“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现。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冲着屏幕扬了扬头，程序还在加载，又瞥了一眼工位隔间墙上钉着的一张黑白照片，孩子的画作在它旁边。那是尤里·雅科夫——肥胖的脸，凶狠的表情。再点击几次鼠标，我就能黑进他的电脑了，就能看到他看到的一切，掌握他的动态，研究他的文件。如果运气好，就能证明他是俄罗斯间谍。
“说吧，你到底是谁，你把我的朋友薇薇安怎么着了？”奥马尔笑着问我。
他说得没错。要不是在星巴克排队买咖啡，我在十点整就会登录上程序，而且至少已经浏览了几分钟。我耸了耸肩，指了指屏幕。“我正在努力。”之后我又点头指了指电话。“但是不管怎样，都得等等了。埃拉生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夸张地呼了一口气。“孩子。总是最会找时候。”
电脑屏幕上的变化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滑动椅子靠近了些。“雅典娜”终于加载好了。满屏都是红旗和长串的字符，每一个都象征不同的控件和不同的隔层。文本字符越长，情报就越机密。这次这个相当长。
我点击翻过一屏，又翻过一屏。每一次点击就是一次确认。是的，我知道自己在访问机密隔离情报。是的，我知道自己不能披露这些信息，否则就要遭受长久的牢狱之灾。好，好，好。赶紧把情报给我吧。
“就在这里了。”奥马尔说。我记得他在旁边，我用眼角余光扫了他一眼。他有意看向别处，躲开屏幕，不看我的隐私。“我能感觉到。”
“希望吧。”我嘟哝着。我确实是这样希望的，但是内心很紧张。这种方法是一场赌博。一场豪赌。我建立了一个间谍管理者档案：受教育机构、专业和学历、银行信息以及在俄罗斯国内外的旅行记录。根据这些总结出一种算法，找出五个最接近这种模型的个体，即潜在的嫌疑人。
结果前四个都是错的，现在这个程序已成砧板上的鱼肉了。一切都押在尤里身上。他的电脑，五号，是最难潜入的，也是我认为最有机会的一个。
“即使不是，”奥马尔说，“你所做的也是谁都没做过的。你接近真相了。”
将潜伏间谍管理者作为目标是一种新做法。多年来，中情局一直试图直接搜寻潜伏间谍，但是这些间谍潜伏得很好，几乎不可能找到。这个组织的设计就是要避免潜伏间谍与其管理者之外的人联络，即便是与管理者的联络也极少。中情局一直将关注点放在间谍首脑身上，他们负责监管间谍管理者，他们身在莫斯科，直接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对外情报局对接。
“光接近是没用的。”我轻声说，“这你比谁都清楚。”
大概在我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奥马尔还是个很有干劲儿的新探员。他提出一项新倡议，邀请盘踞已久的潜伏间谍“摆脱孤苦的境况”来自首，换取赦免的机会。他的理由呢？至少会有一些潜伏间谍希望将做掩护的身份变成现实，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被策反的潜伏间谍那里了解足够多的情报，进而渗透整个情报网。
这项计划在暗中展开，不到一周就有一个叫德米特雷的男人不期而至。他说自己是中层间谍管理者，并提供了一些关于组织的情报，这恰好印证了我们已经了解的信息——像他这样的间谍管理者每人负责管理五名潜伏间谍；每个首脑手下有五名间谍管理者，他归一名间谍首脑领导。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这一点当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之后他又给了一些惊人的情报——与我们已知的信息大相径庭——然后人就消失了。这之后我们将他称作双面间谍德米特雷。
这个项目自此结束。要公开承认美国本土有潜伏间谍，而我们却找不出他们，单这一点联邦调查局领导就不爱听。鉴于上述原因，又考虑到存在俄罗斯人故意为之的可能——摇摆不定的双面间谍提供误导情报——奥马尔的计划遭到全方位的批判，之后就被否决了。他们说：“我们要被各种德米特雷淹没了。”这件事过后，奥马尔原本前途无量的事业就止步不前了。他只能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一天又一天地做着一项吃力不讨好、令人挫败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脑屏幕画面切换了，一个有尤里名字的小图标出现在屏幕上。每次看到目标人的名字这样出现，我都会一阵激动，因为我知道打开了一扇窗子，可以看到他们的数字生活，窥视他们认为保密的信息。恰好在这个时候，奥马尔站起了身。他知道我们以尤里为目标的行动。他是联邦调查局里少数几个深入了解过这个项目的探员之一——而且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比任何人都更相信这个算法，相信我。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直接接触这个项目。
“明天给我电话，好吗？”他说。
“没问题。”我应道。他刚准备转过身走开，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屏幕上。我双击图标，出现了一个红边的内页，显示出尤里笔记本电脑里的内容，可供我梳理的镜像。虽然我只剩几分钟就要走了，但已经足够窥视一番。
背景是深蓝色的，点缀着大小不同的蓝色阴影气泡。屏幕一侧有整齐的四排图标，一半是文件夹。文件名都是斯拉夫字母，我认识这些字母但是不会读——至少读得不好。几年前我上过一点儿俄文课；之后卢克出生，我就再也没去上过课。我知道一些基本的词组，认识一些单词，但也就这么多了。其余的我都要靠语言学家或翻译软件帮忙。
我打开几个文件夹，浏览了里面的文档。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的斯拉夫文字。我感到一阵失望，但心里本来也有这样的预测。俄罗斯人又不会在莫斯科的电脑前用英语敲字，用英语记录潜伏在美国的特工人员清单。我知道自己寻找的内容是加密的，只是希望找到某种线索，某种受保护的文档，某种明显加密过的东西。
通过多年的高层渗透工作，我们了解到只有间谍管理者知道潜伏间谍的身份，间谍名字会在潜伏地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保存，不会存在莫斯科，因为SVR——俄罗斯强大的对外情报局，害怕组织里有内鬼。他们极为恐惧，所以宁愿冒着潜伏间谍失联的风险，也不会将他们的名字保存在俄罗斯。我们还知道如果间谍管理者出了问题，间谍首脑就会获取这些电子档案，然后联系莫斯科申请解密密钥，这也是多层加密程序的一部分。我们从莫斯科拿到了密钥，但从来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来解密。
这项计划几乎无懈可击，没法破解。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其真实目的，连是否有这样的计划都不确定。或许他们只是为了被动搜集信息，或许有其他更阴险的意图。但是我们知道这项计划的头目直接向普金汇报，所以更倾向于后者——因此我才会熬夜加班。
我继续浏览着，扫过每一个文档，虽然并不能完全理解看到的内容。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我认识的斯拉夫单词。друзья。朋友。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图标，一个马尼拉文件夹。我双击了文件夹，里面有五张JPEG格式的图片，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心跳加快了。五个。每个间谍管理者负责五个潜伏间谍，我们从各个渠道都得到过这样的情报。而且文件夹的名字。朋友。
我点开第一张图，是一个戴圆框眼镜的普通中年男子的大头照。一阵兴奋之意涌起。这说明潜伏间谍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很不起眼。这个人显然符合这样的特征。
我心里理性的一面告诫自己不要太过兴奋；我们的情报人员都说潜伏间谍的文档是加密的。但是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个大发现。
我打开第二张图。是一个女人，红色的头发，明亮的蓝眼睛，大大的微笑。又是一张大头照，又是一个潜伏间谍。我盯着她。脑中有个想法挥之不去。这里只有照片，没有任何可供间谍管理者联系的身份信息。
尽管如此。朋友。照片。或许尤里不是我希望揪出来的绝密间谍管理者，不是中情局投入大量资源寻找的人，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负责招募间谍的？而这五个人：一定是重要的人。或许是招募目标。
我双击第三张照片，一张脸出现在屏幕上。这是一张头部特写照。它如此熟悉，完全在意料之中——但又完全在意料之外，因为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我眨了眨眼，一次、两次，惊愕地看着这张照片，大脑拼命地想将眼前看到的与现实联系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感觉时间都停止了，好像冰冷的手指抓住我的心脏在揉捏。我头晕耳鸣。
第三张照片上是我丈夫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