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别了十七岁、十八岁，眼看就满十九岁了。我仍然在伊森斯工作，仍然在为菲奴肯太太写恐吓信。她说她就要不久于人世了，想到将来为她的灵魂做的弥撒越多，她就感到越舒服。她把钱装进一些信封，然后派我去城里各地的教堂，敲开神父们的门，一一递上这些信封，要求他们为她做弥撒。她想让所有教堂的神父都为她祷告，就是耶稣会教堂的神父不行。她说：他们没有用，光有脑袋，没有心灵，他们应该用拉丁语把这句话写在门上。我不会给他们一个便士，你给耶稣会的每一个便士，最后都跑到一本荒唐的书或一瓶葡萄酒那里去了。
她把钱送出去，希望神父们在弥撒上为她祷告，但是她从来都不晓得人家会不会照办。既然如此，在我正需要钱去美国的时候，又何苦把这些钱全交给神父呢？要是我给自己留下几镑，存进邮局的账户里，谁会知道呢？反正我是一个罪人，又好久没忏悔啦。在菲奴肯太太死后，要是我为她祷告，为她的灵魂点上一支蜡烛，上帝难道会拒绝吗？
还有一个月，我就满十九岁了，我所需要的，就是为路费再添上几镑，再在口袋里留上几镑，好在美国落脚用。
在我十九岁生日的前一天，星期五晚上，菲奴肯太太派我去买雪利酒。等我返回时，她已经死在椅子里，眼睛大张着，钱包也在地上大张着。我不敢看她，但我忍不住拿了一卷钱，有七镑。我拿起楼上那个箱子的钥匙，从箱子里的一百镑里拿走了四十镑，还带走了账本。这些和邮局里的存款加起来，足够我去美国了。我拿上那瓶雪利酒走了出去，免得浪费。
我在香农河边的码头附近找了个干燥的地方，坐下来，呷着菲奴肯太太的雪利酒。阿吉姨妈的名字也在账本里，她欠了九镑，这可能是她很久以前给我买衣服的那笔钱吧，但是现在，她再也不必还了，因为我把账本抛进了河里。我很遗憾，不能告诉阿吉姨妈是我替她省下那九镑的。我很抱歉，我曾给那些住在利默里克巷子里的穷人写过恐吓信，那都是自己人。不过账本已经不在了，没人知道她们欠下的账了，她们不必再还剩下的钱了。我真希望能对她们说：我是你们的罗宾汉。
我又呷了一口雪利酒，决定拿出一两镑，为菲奴肯太太的灵魂做一次弥撒。她的账本安详地在香农河上漂流着，漂向大西洋，我知道，不久之后，我也将追随它而去。
奥瑞丹旅行社的人说，不可能坐飞机去美国，除非我先去伦敦，但这要花一大笔钱。不过他可以把我送上一艘名为“爱尔兰橡树”的轮船，这艘船几个星期后就从科克起航。他说：要在海上航行整整九天，不过九十月份正是一年中最适合航行的时间。共有十三位旅客，你自己一个舱室，伙食不错，你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不过这要花费五十五镑，你有这笔钱吗？
我有。
我告诉妈妈几个星期后我就要走了，她哭了。迈克尔问：有一天我们都会去吗？
我们都会去。
阿非问：你能送给我一顶牛仔帽，和那种扔出去又能回来的东西吗？
迈克尔告诉他，那叫回飞镖，只有去澳大利亚才能弄到那种东西，在美国是弄不到的。
阿非说在美国能弄到，是的，能弄到。他们为美国、澳大利亚和回飞镖争执起来，直到妈妈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恁们的哥哥就要离开我们了，可恁们却在这里为回飞镖打嘴仗，恁们能消停一会儿吗？
妈妈说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得搞个聚会。过去，有人去美国时，他们常搞这样的聚会。他们把这样的聚会叫作“美国守灵夜”，因为美国那么遥远，家人根本不指望此生能再见到离去的人。她说小马拉奇不能从英国赶回来，实在是太遗憾了，不过有上帝和圣母的保佑，我们早晚会在美国团聚的。
不再去上班的那些日子，我在利默里克走了走，看了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风车街、哈特斯汤吉街、罗登巷、小哈灵顿街——它其实是一条巷子。我站在那里看着特丽莎·卡莫迪家的房子，直到她母亲出来问：你想干什么？我去圣帕特里克墓地，在奥里弗和尤金的坟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来到对面的圣劳伦斯公墓，那里是埋葬特丽莎的地方。不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见这些死去的人的声音，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随我远渡大西洋。
我想把利默里克的景象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坐在圣约瑟教堂和至圣救主会教堂里，提醒自己好好看一眼，可能今后再也看不到这些了。我来到亨利街向圣弗兰西斯告别，虽然我相信在美国也能和他说话。
现在这几天，我又不想去美国了，我很想去奥瑞丹旅行社，把我的五十五镑要回来。我可以等到二十一岁，和小马拉奇一起去美国，这样在纽约我就不会孤身一人了。我有些奇怪的感觉，同妈妈和弟弟们一起坐在炉边的时候，有时我感觉泪水在涌动，这种脆弱让我很难为情。起初，妈妈还在笑，对我说：你的眼睛快赶上尿泡了。但当迈克尔说：我们都要去美国喽，爸爸也要到那儿喽，小马拉奇也要到那儿喽，我们都要到那儿团聚喽！她也开始流泪了。我们四个人坐在那里，像泪流不止的受气包。
妈妈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搞聚会，但搞这样的聚会，真是让人感伤，眼看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小马拉奇去了英国，弗兰克又要去美国。她从照看斯里尼先生的薪水里省下几个先令，买了面包、火腿、猪肉冻、奶酪、柠檬水和几瓶黑啤酒。帕·基廷姨父也带来了黑啤酒、威士忌和一点阿吉姨妈喜欢的雪利酒。阿吉姨妈带来一块自己烤的蛋糕，上面嵌着葡萄干。修道院长拿来六瓶黑啤酒，他说：好吧，弗兰基，我只要有一两瓶喝着唱歌就行，剩下的恁就只管喝吧。
他唱起“拉什恩之路”。他握着酒瓶，闭着眼睛，歌声犹如一阵高声的哀号。歌词亳无意义，但泪水却从他那紧闭的双眼不断渗出，让人百思不解。阿非在耳旁问我：这歌什么意思也没有，怎么会让他哭出来呢？
我也不知道。
修道院长唱完歌，睁开眼睛，擦着脸颊告诉我们，这是一首悲伤的歌曲，讲的是一个爱尔兰男孩去了美国，中了匪帮的子弹，神父还来不及赶到，他就死了。他告诉我，要是神父不在你跟前的话，千万不要中子弹。
帕姨父说，这是他听过的最悲伤的歌曲，我们是不是可以唱些活跃气氛的。他鼓动妈妈唱，她却推托：啊，不，帕，我没力气。
来吧，安琪拉，来吧。来一首，一首，就只唱一首。
好吧，那我试试。
我们都随着她那伤感的歌声，一同唱起来：
母爱是一种赐福，
无论你浪迹何方，
趁她健在好好珍惜，
不然将是思念的惆怅。
帕姨父说真是一首不如一首，我们完全把今夜变成守灵夜了，应该有人唱首歌，活跃气氛，要不就只能伤心地喝闷酒了。
啊，上帝，阿吉姨妈说，我忘了，这个时候外面有月食。
我们都站到巷子里，望着月亮渐渐消失在一团黑影后面。帕姨父说：你到美国去，这是一个好兆头，弗兰基。
不，阿吉姨妈说，这是个坏兆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一发生月食，就表示世界末日要到了。
哼，世界末日个屁，帕姨父说，这是弗兰基·迈考特的开始。几年后他会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回来，跟任何一个美国佬一样胖乎乎的，胳膊上还挎着一个牙齿洁白的漂亮妞儿。
妈妈道：啊，不，帕，啊，不。他们把她扶到屋里，给她灌了一口来自西班牙的雪利酒，让她镇定下来。
“爱尔兰橡树”从科克起航的时候，天色已晚，它经过金赛尔和克利尔海角，到达米岑海岬时，天已经黑了，灯光开始闪烁。这是我最后一眼看爱尔兰了，天晓得我得多久之后才能重返故土？
当然，我本该留下来，参加邮局的考试，一步步向上爬的。那样我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供迈克尔和阿非吃饱穿暖去上学，我们可以从巷子里搬出来，到街上甚至更气派的街区找一幢有花园的房子住下来。我是应该参加考试的，那样妈妈就再也不必去给斯里尼先生或别的什么人倒便盆了。
但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上路，爱尔兰在夜色中远去了。真是够蠢的，我站在甲板上，却频频回首，想着我的家人和利默里克，想着身在英国的小马拉奇和父亲。更愚蠢的是，罗迪·迈克考雷从容赴死的那首歌，以及妈妈喘着气和躺在床上干咳的克劳海西先生一起唱的那首“啊，凯里舞会的那些日子”，也开始在我的脑海中回响。此刻，我真想回到爱尔兰，至少我还有妈妈和弟弟们，有阿吉姨妈，虽然她对我并不算好，有帕姨父，是他请我喝了人生的第一杯啤酒。我的眼晴快赶上尿泡了，一位神父正站在旁边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我。
他是个利默里克人，但在洛杉矶待过几年，说话带有美国口音。他知道离开爱尔兰是种什么心情，他经历过，而且永远难忘。当你住在洛杉矶，每天进进出出都有阳光和棕榈树相伴时，你却偏偏想问上帝，能不能给你一天利默里克那种细雨蒙蒙的日子。
这位神父挨着我坐在大副的桌子边，大副告诉我们航船的目的地了，不是开往纽约，而是开往蒙特利尔。
船刚刚开出去三天，目的地又改了，还是开往纽约。
三位美国乘客抱怨：该死的爱尔兰人，他们就不能靠谱一点吗？
在即将驶进纽约港的前一天，目的地再次改变了。我们要去哈得逊河上游一个叫奥尔巴尼的地方。
美国乘客们说：奥尔巴尼？该死的奥尔巴尼？我们干吗要坐爱尔兰这艘他妈的老爷船啊？
神父叫我别理会，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这个样子。
拂晓时！，我们驶进纽约港，我站在甲板上，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电影之中，而它就要结束了，利瑞克电影院里的灯光即将亮起。神父想指一些东西介绍给我看，但大可不必，我可以一一辨认出哪是自由女神像，哪是埃利斯岛，哪是帝国大厦，哪是克莱斯勒大厦，哪是布鲁克林大桥。成千上万的轿车在路上飞奔，阳光把所有的东西变得金晃晃的。有钱的美国人身穿燕尾服，戴着高高的礼帽，系着白色的领带，他们一定是要回家，和牙齿洁白的漂亮娘们儿睡觉去，其他人则要去温暖舒适的办公室上班，没人关心这个世界。
美国乘客正在和船长以及一名刚从拖船爬到船上的男子争吵：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儿下去？为什么我们非要走上一段该死的路，去他妈的奥尔巴尼？
那名男子说：因为你们是这艘船上的乘客，而船长就是船长，未经许可，不能让你们上岸。
噢，是的。啊，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是美国公民。
是真的吗？好吧，你这是在爱尔兰的船上，和一个爱尔兰的船长在一起，你只能服从他该死的命令，要不你们就游上岸。
他爬下梯子，拖船突突突地开走了。我们驶进哈得逊河，经过曼哈顿，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下穿过，又从几百艘“自由”号舰艇旁驶过，它们曾在战争中作过贡献，如今停泊在这里，已经锈迹斑斑了。
船长宣布，因为海潮，我们要在对岸一个叫普吉普赛的地方抛锚过夜。神父为我拼出这个名字，他说这是一个印度名字，那些美国人骂着，他妈的普吉普赛。
天黑后，一艘小船噗噗噗地开到我们的船边，一个爱尔兰口音喊道：喂，那儿，天哪，我看见了爱尔兰的国旗，我真看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喂，那儿。
他邀请大副去岸上喝一杯，让他再带上一个朋友。他说：你，神父也一样，带上一个朋友。
神父邀请了我，我们和大副、通讯官一起顺着梯子爬到小船上。小船上的这个人说他叫蒂姆·鲍伊尔，是从梅奥县来的。上帝保佑我们，我们停靠的正是时候，因为这里有个小聚会，我们都被邀请了。他领着我们来到一幢门前有草坪的房子，这里有喷泉，三只粉红色的小鸟单腿立于水池中。在一间叫起居室的房间里有五个女人，这五个女人梳着直直的头发，穿着纤尘不染的礼服，手里拿着酒杯。她们友善地微笑着，牙齿完美无缺。其中一个女人说：快进来吧，去（聚）会刚刚开始。
去会，她们就是这样说话的，我猜，要不了几年我也会这样说话的。
蒂姆·鲍伊尔告诉我们，她们的丈夫夜里出去打鹿这会儿，这些姑娘正好有点时间。一个叫蓓蒂的女人说：是啦，他们都是一起打过仗的伙伴。战争结束差不多有五年了，他们还是念念不忘，所以每个周末去射杀动物，喝“莱茵黄金”酒，直到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了才算完。该死的战争，原谅我说这种话，圣佛（神父）。
神父对我小声嘀咕：这些都是坏女人，我们不能在这儿久留。
这些坏女人问我：想喝点什么？我们什么都有。你叫什么，亲爱的？
弗兰克·迈考特。
好名字，那么你就喝一点吧。所有的爱尔兰人都能喝一点。你喜欢啤酒吗？
是的，谢谢。
哎哟，这么有礼貌。我喜欢爱尔兰人，我祖母就是半个爱尔兰人，所以我也成了半个……应该是四分之一个爱尔兰人吧？我不道（不知道）。我叫弗瑞达，来，给你啤酒，亲爱的。
神父坐在沙发的一边，她们把这沙发叫作睡椅，有两个女人在和他说话。蓓蒂问大副想不想看看这幢房子，他说：啊，我想，因为我们爱尔兰可没有这样的房子。另一个女人告诉通讯官，他应该去看看她们花园里的花草，美得让你不敢相信。弗瑞达问我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事，但还是得麻烦她告诉我，厕所在哪儿。
什么？
厕所。
噢，你是说洗手间啊。来，就从这儿走，小甜心，在大厅里。
谢谢。
她推门走进去，打开灯，吻着我的脸颊，对我耳语说，要是我需要什么的话，她就在外面等着。
我站在马桶前源源不断地喷射，心想，这种时候我能需要什么呢？美国都这样吗？在撒尿的时候，有女人在外面等你？
撒完尿，我冲了马桶，来到外面。她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一间卧室，丢下酒杯，锁上门，然后把我推倒在床上，开始摸索我的下身：该死的扣子，你们爱尔兰就没有拉链吗？她拽出我那兴奋的家什，随即爬到了我的身上。天啊，我上了天堂。外面有人敲门，是神父，“弗兰克你在里面吗？”弗瑞达把一根手指竖在唇边，她的眼睛都要翻到天上去啦。“弗兰克你在里面吗？”啊，神父，你就不能自己去转转吗？啊，上帝，啊，特丽莎，你看我在干什么？就算教皇亲自来敲门，就算红衣主教团在窗户上围观，我也照样不尿他们。她瘫倒在我的身上，说我太棒了，问我是否考虑过在普吉普赛定居。
弗瑞达告诉神父，去了洗手间后，我有点头晕，这在旅途上是经常的事，何况我又喝了“莱茵黄金”这种没喝过的啤酒，她相信爱尔兰没有这种酒。我看出神父并不相信她的话，我的脸止不住地发烧。他已经记下了我母亲的姓名和住址，我很怕他会给她写信，说你的好儿子在普吉普赛的一间卧室里，同一个女人胡闹着度过了来美国的第一夜，这个女人的丈夫曾参加过二战，现在在外面打鹿，放松自己。对那些曾经为国效力的男人们来说，这可不大公平啊。
大副和通讯官参观完房子和花园回来了，他们都不看神父。这些女人说我们一定是饿了，便进了厨房。我们都在起居室里坐着，一言不发，听着那些女人在厨房里嘀嘀咕咕，哈哈大笑。神父再次对我耳语：坏女人，坏女人，罪恶的时刻。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些坏女人把三明治端出来，又倒了些啤酒。等我们都吃完，她们放上了弗兰克·辛纳屈的唱片，问我们有没有人想跳上一曲。没有人搭茬儿，有神父在场，谁敢主动起身与这些坏女人跳舞呢。于是，这几个女人自己跳了起来，边跳边笑，好像她们都有个小秘密似的。蒂姆·鲍伊尔喝了威士忌，躺在角落里睡着了，弗瑞达将他喊醒，叫他送我们回船上去。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弗瑞达向我俯过身，好像要吻我的脸颊，神父却极为严厉地说了一声晚安，结果没人再敢和她们握手。我们走上街道，向河岸走去的时候，听见那几个女人又在大笑，银铃般的笑声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清脆。
我们爬上梯子，蒂姆在他的小船上冲我们喊：小心点爬梯子啊。啊，男孩们，啊，男孩们，这难道不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吗？晚安，男孩们，晚安，神父。
我们目送着他的小船，直到它消失在普吉普赛岸边的一片黑暗中。神父说了一声晚安，就到下面的舱室里去了，大副也跟着他下去了。
我和通讯官一起伫立在甲板上，望着美国夜色中那闪闪烁烁的灯光。他说：我的上帝呀，真是个美丽的夜晚啊，弗兰克，这难道不是个伟大的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