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明天就满十四岁了，要第一次作为大老爷们开始工作，你很难睡着。黎明，修道院长醒了，不停地呻吟着。我在想该不该给他烧些茶？他外套口袋里还藏着半块面包，藏在那儿是为防我这只大老鼠的，要是泡茶给他，我就可以找机会切一块吃；如果我去外婆留声机的唱片匣子里找找，还能找到一瓶果酱呢。
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他知道该把果酱藏在哪儿。
我给修道院长端来茶和面包，也给自己弄了些。我穿上自己的湿衣服，上了床，指望这样待着，可以在上班前靠体温把衣服烘干。妈妈总说湿衣服会让你得肺炎，早早进坟墓。修道院长坐在那里吃喝，告诉我，他醒来后头痛欲裂，在梦中，他看见我穿着他那可怜母亲的黑裙子，而她一直在周围飞来飞去，尖叫着：罪过、罪过，这是罪过。他喝完茶，又倒下睡了，还打着呼噜。我等待他的钟敲响八点半，那是我起床的时间，我要在九点钟赶到邮局上班，哪怕衣服仍旧湿湿的贴在我的皮肤上。
我走出家门，奇怪阿吉姨妈怎么来巷子里了。她一定是来看看修道院长是死了还是需要医生的。她问：你几点钟上班？
九点。
好吧。
她转身和我一起朝亨利街的邮局走去，路上她一句话也不说，我想她是不是要去邮局揭发我睡在外婆的床上、还穿她的黑裙子的事。她说：上去跟他们说，你姨妈在下面等着你呢，你要过一个小时再来。要是他们不同意，我就上去和他们理论。
为什么非要过一个小时？
他妈的，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好啦。
一些电报童正在靠墙的长凳上坐着，一张办公桌旁有两个女人，一胖一瘦。瘦的问：有事吗？
我叫弗兰克·迈考特，我今天来上班。
那么，什么班？
送电报，小姐。
瘦的嗬嗬笑了起来：噢，上帝呀，我还以为你是来打扫厕所的呢。
不是，小姐。我母亲曾带来一张神父科帕尔博士的便条，应该有一份工作吧？
噢，是有，是吧？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知道，小姐，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满十四岁了。
可真了不起，那个胖女人说。
今天是星期四，瘦女人说，你的工作要从星期一开始，去吧，好好洗一洗，到时候再来。
墙边那些电报童正在大笑，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笑，但脸上一阵发烧。我对这两个女人说：谢谢你们。然后走了出去。我听见那个瘦的说：耶稣在上，莫瑞恩，是谁把这个怪物塞进来的？她们和电报童们一起笑了起来。
阿吉姨妈问：好了吧？我告诉她要到星期一才开始上班。她说你的衣服真丢人，你是用什么洗的？
石炭酸皂。
一股死鸽子的味道，你让全家人成了笑柄。
她带我来到罗切商店，给我买了一件衬衫、一件外衣、一条短裤、两双长袜和一双降价出售的凉鞋。她还给了我两个先令，让我喝茶吃面包，算是给自己过个生日。她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奥康纳街去了，她太胖，懒得走路。她又胖又懒，也没有自己的儿子，但她还是为我的工作买了新衣服送给我。
我把那包衣服夹在胳膊下面，转身向亚瑟码头走去。我只好站在香农河陡峭的岸边，不让全世界的人看见一个大老爷们的眼泪，这一天，他正好十四岁。
星期一的早晨，我早早起来，洗了洗脸，用水和口水把头发弄平。修道院长看见我穿着一身新衣服，就说：天啊，你要去结婚吗？说完，又回到梦乡。
那个胖女人奥康纳太太说：啊，啊，真时髦啊！那个瘦女人巴里小姐问：你周末去抢银行啦？那帮电报童坐在靠墙的长凳上，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奉命坐到长凳的最末端，等着轮到我去送电报。有些电报童穿着制服，他们是通过考试的正式工。只要他们愿意，可以永远在邮局待下去，参加邮递员的考试，再参加办事员的考试。成了办事员，他们就可以在室内工作，在楼下的柜台里卖卖邮票和汇款单了。邮局会给正式工发大雨披，让他们在天气不好的时候用。每年他们还有两周的休假。人人都说这是个好工作，稳定、体面、有保障。一旦有了这样的工作，你这辈子就不愁了，你用不着发愁。
送电报的临时工一过十六岁，就不允许再干了。他们没有制服，没有休假，报酬很低。而且一旦你病了，一天没来，就得被解雇，根本没商量。也没有雨披，自己备吧，要不就想法躲着点。
奥康纳太太把我叫到办公桌前，给了我一根黑皮绳和一个邮袋。她说自行车太少，所以我只能走路去送第一批电报。我得先送最远的，回来再送其他的。她在邮局干的时间够长了，清楚送六封电报需要多久，就算是走路去送也要不了一天的时间。我不能去酒吧、赌马场，甚至回家喝口水也不行。要是违反了规定，是会被发现的。我也不能去教堂祷告，要是我非祷告不可，就在走路或骑车的时候祷告吧。别在乎下雨，继续送你的电报，别像个小女孩子似的。
有一封电报的地址是亚瑟码头的克劳海西太太家，这一定是帕迪的母亲。
是你吗？弗兰基·迈考特，她说，上帝呀，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进来，请进吧。
她穿着一件鲜艳的长外衣，上面绣满花，脚上是一双锃亮的新鞋子。两个孩子正在地板上玩玩具火车。餐桌上摆放着茶壶、茶杯和托盘，还有牛奶、面包、黄油和果酱。窗户那边有两张床，以前那里可什么也没有。墙角的那张大床是空的，她一定明白我在想什么，就说：他走了，不过不是死了，他和帕迪一起去了英国。喝杯茶，吃块面包吧，你需要这些。上帝保佑我们，你看上去像从大饥荒年代过来的。把面包和果酱吃了吧，补补身体。帕迪老是说起你，我那卧病在床的可怜丈夫丹尼斯，自打你妈妈那天来，唱了那首凯里舞会的歌曲后，他就再也无法忘怀了。他现在在英国的一家食堂做三明治，每周给我寄几个先令。你一定很奇怪英国人是怎么想的，要一个有肺炎的人，还给他一个做三明治的工作。帕迪也在英国，在克里特伍德的一家酒吧有份不错的工作。要不是帕迪爬墙拿来那个舌头，丹尼斯这会儿还待在家里呢。
舌头？
那次丹尼斯很想吃个和卷心菜土豆一起炖的好羊头，所以我用家里最后几个先令去巴里肉店买了一个。我炖羊头时，他好像等不及似的，躺在床上一直叫嚷着。我把羊头盛进盘子，端给他，他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连骨髓都吸得干干净净。吃完了，他问：玛丽，舌头在哪里？
什么舌头？我说。
这只羊的舌头啊，每只羊生下来都有舌头，用来“咩咩咩”地叫。可这个羊头却偏偏没有舌头，快去找屠夫巴里，找他要舌头。
我又去了一趟屠夫巴里那儿，可他说：这只该死的羊来的时候，叫喊得太厉害，我们只好割掉它的舌头，喂狗吃了。那条狗吃了，从此就像羊一样“咩咩”地叫了。要是它再不改，我就割掉它的舌头扔给猫吃。
我回家告诉丹尼斯，他就在床上发起狂来：我要那个舌头，全部的营养都在舌头里呢。你知道后来怎么了？我的帕迪——你的朋友，天黑后去了屠夫巴里那儿，爬上墙，割下了挂在墙上的一个羊头的舌头，带回来给他卧病在床的老爸。我把那个舌头炖熟，搁了好多盐。而丹尼斯呢，他吃完舌头，刚躺回床上，就把毯子一扔，站起来向全世界宣布，什么肺炎不肺炎的，他不打算待在床上等死了，要是终有一死，还不如死在德国人的炸弹下，去为家人挣它几镑，而不是躺在这张床上瞎叫唤。
她给我看了一封帕迪的来信，他在他叔叔安东尼的酒吧工作，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每周能挣二十五先令，天天有汤和三明治。他很喜欢德国人的空袭，这样他可以趁酒吧关门的时候睡上一觉。夜里他就睡在楼上过道的地板上。他每个月给母亲寄两镑，剩下的钱都积攒起来，准备把她和家人接到英国，克里特伍德的一间房比亚瑟码头的十间房都舒服。在那里，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活儿干。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佬也在那里参战，要是你还找不到活儿干，那就太没天理了——美国佬简直花钱如流水。帕迪正计划去伦敦中部找活儿干，那儿的美国佬给小费非常大方，足够一个爱尔兰六口之家吃上一星期。
克劳海西太太说：我们终于有钱吃穿了，这多亏了上帝和圣母。你一定猜不到帕迪在英国遇见谁了，布兰登·奎格雷，恁们过去经常叫他“问题”的那个，才十四岁就像个大老爷们似的在工作了。他在工作攒钱，好去当骑警，像奈尔森·艾迪那样唱着“我要一直呼唤你哦哦哦哦哦哦”，周游整个加拿大。要是没有希特勒，我们都会死掉的，说起来这不是件坏事。你可怜的母亲怎样了，弗兰基？
她好极了，克劳海西太太。
不，她不好。我在“大药房”见过她，她看上去比我那卧病在床的丹尼斯还要糟。你一定要当心你那可怜的母亲，你看上去也不妙，弗兰基，两只眼睛红红的，直往外凸。给你点小费，两便士，自己买块糖吃吧。
好的，克劳海西太太。
去吧。
周末，奧康纳太太把这辈子的第一笔薪水发给我，有整一镑，这是我第一次挣到的整整一镑。我跑到楼下，来到奥康纳街。街灯已经点亮，下班的人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和我一样，口袋里也揣着薪水。我真想让他们知道，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个大老爷们啦，我有一镑呢。我从奥康纳街一旁走过去，又从另一旁走回来，我希望他们注意一下我，但是他们没有。我想向全世界挥舞我的钞票，让他们说：看，他来了，工人弗兰基·迈考特，口袋里揣着一镑呢。
这是星期五的晚上，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可以吃煎鱼和薯条，去利瑞克电影院看电影。不，不去利瑞克。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用再跟那帮人坐在一起了，一看到印第安人屠杀卡斯特将军、非洲人在丛林中追赶人猿泰山，他们就大喊大叫个没完。我现在可以去萨瓦电影院，花它六便士买张前排的票，那里坐着上等人，他们吃着成盒的巧克力，发笑时用手捂住嘴。看完电影，我还可以到楼上的餐馆喝杯茶，吃上几块面包。
迈克尔正在街对面喊我，他饿了，不想大老远地往拉曼·格里芬家赶，想去修道院长那里弄点面包吃，再住上一夜。我告诉他不用担心什么面包，我们去大广场咖啡馆吃煎鱼和薯条，管他够，还有柠檬水随便喝。然后，我们就去看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胜利之歌》，再买两大块巧克力吃。看完电影，我们再喝茶、吃面包，完了，就像卡格尼那样边唱边跳地走回修道院长的家。迈克尔说在美国生活一定非常棒，那里的人除了唱歌跳舞什么都不干。他都快睡着了，还在说有一天要去那里唱歌跳舞，问我能不能帮他去。等他睡着了，我开始细想我的美国梦。我得把钱都攒起来当路费，而不是随随便便地花在煎鱼、薯条、茶和面包上。我得从我的薪水里省下几个先令，不存钱的话，我就得永远待在利默里克。我现在十四岁，要是每星期攒些钱的话，到了二十岁，我肯定能去美国。
有些电报要送到办公室、商店和工厂，这些地方别指望能拿到小费。它们的办事员接过电报，看都不看你一眼，也不说声谢谢。有些电报是给住在恩尼斯路和北环路的那些体面人的，你也别指望能从那里拿到小费。他们都雇着女仆，这些女仆跟办事员一样，既不看你，也不谢你。有些电报要送到神父和修女的住处，他们也都雇着女仆，尽管他们一再说贫穷是高贵的，要是想等着神父和修女给小费，那你会等死在他们家门口的。有些电报是给好几英里外的城外农民的，他们的院子里到处是泥巴，那些狗恨不得咬掉你的腿。还有些电报是给住豪宅的有钱人的，他们的房子都配有门房，好几英里的土地被墙围着，看门人招手示意你进去，你得骑自行车绕上好几英里，路过草坪、花圃、喷泉，才能来到那幢豪宅前。要是天气晴朗，他们就在外面玩槌球——那种新教徒的游戏，要不就是在有说有笑地散步。他们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或是带有徽章和金扣的运动衣，让你绝对想不到战争还在继续。大门外停放着劳斯莱斯轿车，一名女仆在那里冲你嚷，从仆人的入口进去！你懂不懂规矩啊？
豪宅里的人都带着英国腔，他们也不给电报童小费。
最爱给小费的人是寡妇、新教牧师的妻子和一般的穷苦人家。寡妇们知道英国政府什么时候把钱汇过来，她们会站在窗前等。要是她们请你进去喝杯茶，你得多加小心，因为一个临时工“皮包骨鲁比”说，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寡妇曾邀请他进去喝茶，然后想脱他的裤子，虽然他也真的动心了，不得不在下个星期六忏悔，但还是跑了出去。他说他那东西挺起来了，蹬自行车时很不好受。但是，要是你骑得飞快，再想想贞女马利亚的痛苦，那个东西会马上软下来。
新教牧师的妻子们从不像“皮包骨鲁比”的老寡妇那样干，除非她们自己也是寡妇。克里斯汀·华莱士是个正式工，准备哪天成为一名邮差，他说新教徒没什么可顾忌的，就算她们是牧师太太，也还是要下地狱的，所以，要是她们和电报童胡闹一下，又有什么关系？电报童都喜欢新徒牧师太太，她们也可能雇有女仆，但总是自己来开门，并说：请等一会儿，给你六便士。我很想同她们攀谈几句，问问她们对将来下地狱是怎么想的，但那可能太冒昧了，她们会要回那六便士的。
在英国工作的爱尔兰人都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白天把钱电汇回来，这是我们挣小费的最佳时机，我们送完一批，紧接着再送一批。
最差的巷子是在爱尔兰镇，通向高街或蒙哥瑞街，比罗登巷、奥凯非巷或我住过的任何巷子都要差。这种巷子中间有一条臭水沟，母亲们站在门口倒泔水桶时，大喊着小心脏水。孩子们在这油乎乎的水上玩纸船或插着小帆的火柴盒。
你一骑进巷子，孩子们就喊开了：电报童来喽，电报童来喽。他们统统向你跑过来，女人们站在门口等着。要是你把电报交给一个小孩子，让他递到母亲手里，他就成了家里的英雄。小女孩们往往退避一旁，等着男孩们拔得头筹。但要是家里没男孩，她们也会来拿电报的。门口的女人会冲你大声说，她们现在没有钱，不过你要是明天还来这条巷子的话，可以上门讨你的小费，上帝保佑你，一切属于你。
在邮局，奥康纳太太和巴里小姐每天都要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送电报，没有别的事。不许我们为别人做事，像跑腿到商店买东西，或传递什么口信之类的事情。就算有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她们也不管有人没了腿、发了疯、在地上爬，她们也不管。我们只管送电报，这就是一切。奥康纳太太说：我清楚恁们干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因为全利默里克人都盯着恁们呢，我的抽屉里就装着他们写来的报告。
真是装报告的好地方啊，托比·麦基压低声音说。
但是，奥康纳太太和巴里小姐根本不清楚巷子里的情况。当你敲门，有人说进来，你走进去，黑漆漆的一片，角落里的床上是一堆破布，那堆破布里传出声音：谁呀？你说电报，那堆破布便劳驾你为她跑一趟商店，她快要饿死了，只要能弄杯茶给她，挖她的眼睛都行。你又该怎么办呢？说我很忙，然后骑上自行车，把电汇单和那堆破布扔那儿不管吗？那张单子对那堆破布来说根本没用，她没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去邮局支取那笔该死的汇款。
你该怎么办呢？
他们告诉你，绝对不能替别人去邮局支取汇款，否则别干了。但是，你遇到一个参加过几百年前的布尔战争的老兵，他的双腿都没了，他说，要是你愿意去邮局的帕迪·康斯丁那儿一趟，他将终生感激，到那儿跟他说说情况，帕迪一定会让你支取汇款的，你自己可以留下两先令，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男孩。这时你又该怎么办呢？帕迪·康斯丁说没问题，不过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就得滚蛋，你也一样，孩子。这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人说，他知道你现在还有电报要送，不过还是想劳驾你今晚来一次，帮他跑一趟商店，他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他还冻得要死。他坐在角落里一把破旧的扶手椅上，盖着一点毯子，椅子背后放着马桶，臭得让你想吐。看着这位坐在黑暗角落里的老人，你真想拿上一条热水管，把他扒个净光，从头到脚把他冲干净，再给他吃一顿大餐，里面有咸肉、鸡蛋，以及拌了好多黄油、食盐和洋葱的土豆泥。
我想把这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人和床上的那堆破布弄出来，让他们待在一间向阳的乡村大房子里，窗外，鸟儿不停啁啾，溪水阵阵奔流。
斯皮兰太太住在凯里路的帕普巷，她有一对残疾双胞胎，他们有着金发的大脑袋，身子却很小，小小的腿悬在椅子边。他们整天盯着炉子，不停地问：爹地在哪儿？虽然他们和别人一样能说英语，但总是用自己发明的语言彼此咿呀说个不停：航——速——梯——梯——速——航。斯皮兰太太解释说，这意思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吃晚饭？她对我说，只要她丈夫每月都能寄回四镑，她就够走运的了，就不用受“大药房”的辱骂了，因为他在英国，他们就这样对她。孩子只有四岁，尽管没法走路，也不能照顾自己，但还是很聪明。要是他们能走路，能稍微正常点的话，她就收拾收拾迁往英国，离开这个连上帝都不闻不问的国家了。人们为自由战斗了这么久，可你看看它现在这个样子吧：德·瓦勒拉住在都柏林的高楼大厦里，这个肮脏的老杂种和别的政客都该下地狱了，上帝原谅我这么说。神父们也该下地狱了，不过说这个我不求上帝的原谅。这些神父和修女大言不惭地对我们说耶稣是贫穷的，这并不可耻。而一辆辆的卡车装着成箱成桶的威士忌和葡萄酒，装着数不清的鸡蛋和火腿驶进他们家里，他们还要一个劲地说应该为封斋期禁食。封斋期，狗屁！我们长年累月都在过封斋期，还禁什么食？
我也想把斯皮兰太太和她的两个金发残疾儿子弄出来，让他们和那堆破布、那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人一起，待在乡村的那间大房子里，给他们每个人都洗洗澡，让他们坐在太阳底下，听着鸟儿的歌唱和溪水的奔流。
我不能丢下那堆破布不管，让她守着一张无用的汇款单，那堆破布是一个老太婆，名叫格特鲁德·达利，被利默里克巷子的各种常见病——关节炎、风湿病、脱发，弄得不成样子了，一个鼻孔也快被抠掉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老太婆会从破布里坐起来，冲你咧嘴微笑，一口白牙在黑暗中闪闪发亮，那是真牙，是很健康的真牙。
没错，她说，这是我自己的牙，一百年以后他们会发现，我已经在坟墓里腐烂了，而我的牙齿又白又亮，我会被宣称为圣徒的。
那张电汇单是她儿子寄来的，有三镑。电报上还留有附言：生日快乐，妈咪，您的爱子泰迪。她说：他能把钱省下来，真是个奇迹，这个小浑蛋，跟皮卡迪利大街的每一个婊子鬼混。她问我能不能帮个忙，替她去取一下钱，再到酒吧帮她买一小瓶“幼神”牌威士忌，还得买一块面包、一磅猪油、七个土豆——一星期每天吃一个。她又问我，能不能替她煮一个土豆，拌些猪油压成土豆泥，再给她切块面包，弄点水，兑进威士忌里喝。后来她又问我能不能去药剂师奥康纳那里为她的伤口买药膏，再带些肥皂来，让她好好擦洗擦洗身子。她将终生感激，为我祷告，这是因为麻烦我而付给我的两个先令。
啊，不要，谢谢，女士。
把钱拿着，一点小费，你帮了我大忙。
我不能要，女士，您都这样了。
把钱拿着，不然我就告诉邮局，叫你不用再给我送电报了。
噢，好吧，女士，非常感谢。
晚安，孩子，好好待你的母亲。
晚安，达利太太。
学校九月开学，放学后，在回拉曼·格里芬家前，迈克尔有时会来修道院长这里停留一下。每逢雨天，他就问：我今晚能待在这儿吗？不久，他就再也不想回拉曼·格里芬家了。他又累又饿，受不了来回四英里的折腾。
妈妈来找他，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她，只好看向一边。她问：工作怎么样？就好像在拉曼·格里芬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说：很不错。也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要是雨下得太大，她没法回去，就和阿非睡在楼上的那个小房间里。第二天，她再回到拉曼那儿，迈克尔还是待在这儿不走。不久，她开始一点一点往这里搬东西，最后再也不回拉曼家了。
修道院长每星期付房租，妈妈继续领救济品和食品供应券。直到有一天，有人检举她，“大药房”便拒绝再给她提供救助了。他们说，要是她的儿子一星期可以挣一镑的话，那可比有些领失业救济金的家庭强多了，他有了工作，她真该谢天谢地。现在，我只好把工资如数交出了。妈妈说：就一镑？你不管刮风下雨，骑着车到处跑，就只挣这么点吗？这在美国只相当于四美元，四美元，在纽约四美元连只猫都喂不起。要是你在纽约为西联送电报，一星期可以挣到二十五美元，可以过得花天酒地。她总是把爱尔兰货币换算成美元，这样她才不会忘记以前在美国的好光景，也能让大家相信她在美国时比现在过得体面。有时候她让我留下两先令，但要是看场电影或是买本二手书，就一个子儿也不剩了，没法再攒我的路费了，那我就得困在利默里克，长成一个二十五岁的老男人了。
小马拉奇从都柏林写信说，他已经腻味了，不想把余生耗费在军乐队里吹号了。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家里。但他得和我、迈克尔和阿非挤一张大床，他又开始抱怨。在都柏林，他自己就有一张军用床，床单、毯子、枕头一应俱全。可现在，他又回到盖外套的时代，一碰那垫子，羽毛就漫天飞舞。妈妈说：你真可怜，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修道院长有他自己的床，母亲有那个小房间，我们又团聚了，再也不受拉曼的折磨了。我们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烧茶煎面包。修道院长说，你们不该坐在厨房的地板上，那样还要桌子和椅子干什么？他对妈妈说，弗兰基的脑子不大对劲。妈妈就说，地板上的湿气会让我们们丢掉小命。可我们还是坐在地板上，唱着歌，妈妈和修道院长坐在椅子上，她唱“今夜你感到孤单吗？”修道院长唱“拉什恩之路”，我们还是听不出他唱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坐在地板上天南地北地闲聊，聊着那些发生过的事，那些没发生的事，和那些我们将来到美国后会发生的事。
邮局也有闲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坐在长凳上聊天。我们可以聊，但不能笑。巴里小姐说我们坐在这儿，还能拿工资，真该谢天谢地，我们是一帮二流子和街油子。这没什么好笑的，坐着聊天，还拿工资，这没啥好笑的。谁敢嬉皮笑脸，就给我出去待着，不笑了再进来，要是还敢笑，就向上级告恁们！
男孩们压低嗓音谈论着她，托比·麦基说：这条老母狗该好好修理一下，该用骨头好好捣捣，用树枝好好捣捣。她母亲是个满街拉客的贱货，她父亲的睾丸上长着肿包，手淫的地方长着肉瘤，刚从疯人院跑出来。
笑声沿着长凳传来，巴里小姐冲我们喊：我警告过恁们，不能笑。麦基，你在那里胡扯什么呢？
我说这么好的天，空气又新鲜，真希望能出去送电报，巴里小姐。
我清楚你说了什么，麦基，你的嘴巴和厕所一样臭，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我听见了，巴里小姐。
楼上都能听见你在吵吵，麦基。
是的，巴里小姐。
闭嘴，麦基。
我闭嘴，巴里小姐。
别再来一句了，麦基。
不来了，巴里小姐。
我说闭嘴，麦基。
好吧，巴里小姐。
就此打住吧，麦基，别惹我。
我不惹你，巴里小姐。
圣母啊，给我点耐心吧。
是的，巴里小姐。
收回最后一句，麦基，收回去！收回去！收回去！
我会的，巴里小姐。
托比·麦基和我一样，也是个临时工。他看过一部叫《头版新闻》的电影，就梦想将来有一天能去美国，当一名戴着帽子叼着烟的、很气派的报社记者。他的口袋里一直藏着个笔记本，因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必须记下所发生的一切，也就是所谓事实。他记下的是事实，而不是什么狗屁诗，不是像你在利默里克酒吧里听到的—爷们儿讲的英国怎么欺压我们的那些，是事实，弗兰基。他记下自己所送电报的数量以及路程的远近。我们坐在长凳上，保证自己不笑后，他告诉我，假如我们一天送四十封电报，一星期就是两百封，一年就是一万封。我们工作的这两年可以送两万封。假如我们一星期能骑一百二十五英里，这两年的工夫就是一万三千英里，那相当于绕着地球骑了半圈，弗兰基，难怪我们的屁股上没有一点肉呢。
托比说没有人像电报童这么熟悉利默里克，我们知道每一条大街和小巷、每一片街区、每一所密室、每一座寓所、每一个庭院。老天啊，托比说，利默里克没有一扇门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敲过各式各样的门，有铁的、橡木的、三夹板的。两万扇门，弗兰基，我们敲它、踢它、推它。我们扣门环、按门铃，高声喊，吹口哨：送电报的，送电报的。我们把电报丢进信箱，塞进门缝，扔进门上的小窗，遇到卧床不起的人家，我们就从窗子爬进去。我们吓走每条想吃掉我们的狗。当你把电报递到人们手上，你总是想不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的大笑，有的高唱，有的手舞足蹈，有的又哭又叫，有的无力地晕过去，你都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再醒过来，把小费付给你。这一点不像在美国送电报，有一部叫《人间喜剧》的电影，里面的米奇·鲁尼骑着车子送电报，人们都很喜欢他，争先恐后地给他小费，请他进屋，给他一杯茶和一块面包。
托比·麦基说他的笔记本里有大量的事实，所以什么也吓不倒他，我也想和他一样。
奥康纳太太知道我喜欢送乡下的电报，要是天气晴朗，她就一次性给我十封乡下的电报，让我整个上午都在外面跑，午饭前不必回来。秋季的天气有时候不错，香农河波光粼粼，田野绿油油的，晨露闪烁着银光。袅袅炊烟掠过田野，散发出炭火的芳香。母牛和绵羊在田野里吃草，我想这些是不是就是神父所说的牲畜。如果是，我也不会吃惊，因为公牛总是没完没了地爬到母牛身上去，公羊对母羊、公马对母马也是这个样子。而且它们都有一个那么大的家伙，大得让我冒汗，让我同情起天下所有的雌性动物来，它们不得不承受那么大的家伙。不过当头公牛也不错，它们想干就干，对一头动物来说，这绝对算不上是什么罪过。我不怕在这里跟自己干，可是不晓得会不会碰上带着牛羊赶集或者下田的农民，他们举举棍子，冲你打声招呼：你好，年轻人，多好的早上啊，感谢上帝和圣母。要是看到你在庄稼地里触犯“第六诫”，虔诚的农民可能会发火的。马喜欢把头伸出围栏和树篱，看看是谁从这里路过。我停下脚步，和它们说话，它们长着大大的眼睛，长长的鼻子，显得很聪明。有时候，两只小鸟会隔着一片田野相互鸣唱，我停下来，想听听它们在唱什么，再过一会儿，会有更多的鸟儿加入进来，到最后所有的树和灌木丛里都充满了鸟鸣。要是路边的桥下有小溪在奔流、有鸟儿在歌唱、有母牛在哞哞、有羊羔在咩咩，这会比哪部电影里的乐队都动听。午饭时，农舍里飘出阵阵熏肉和卷心菜的香味，我饿得受不了了，就爬进田野，猛吃半个小时的草莓，又把头扎进小溪里，喝一通冰凉的水，那水比任何煎鱼薯条店里的柠檬水都好喝多了。
我送完电报，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一趟古代修道院墓地，我母亲的亲戚——盖佛尔家族和西恩家族就葬在这里，我母亲自己也想葬在这里。从这儿可以看到高高的卡瑞戈古诺城堡的废墟，我骑到那里，坐在最高的那堵墙上，遥望着香农河流向大西洋，奔向美国，梦想有一天，我可以扬帆远航。
邮局里的男孩子们告诉我，我很幸运，能拿到卡莫迪家的电报，会得到一先令的小费呢，这是你在利默里克能得到的最大一笔小费。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得到我呢？我是刚来的呀。他们说：啊，有时候，特丽莎·卡莫迪会来开门，她患有肺炎，他们害怕被传染。她十七岁，经常进出疗养院，肯定活不到十八岁。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像特丽莎这样的病人清楚自己没多少活头了，她会发疯地追求爱情和罗曼史，以及每样东西。每样东西，这就是患肺炎的人要对你做的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
我骑车穿过十一月湿漉漉的大街，惦记着那一先令的小费。我拐进卡莫迪家住的那个街道，自行车滑了出去，我跌倒在地，蹭伤了脸，划破了手背。特丽莎·卡莫迪来开的门，她长着红头发，绿眼睛，像利默里克郊外的田野一样绿，两腮鲜红，皮肤白得吓人。她说：啊，你都淋温了，还流着血。
我骑车滑倒了。
进来，我给你抹点药。
我犹豫了，该不该进去呢？我可能会染上肺炎的，那可就完了。我才十五岁，还想活，还想要那一先令的小费。
进来，站这儿你会没命的。
她坐上水壶烧茶，然后在我的伤口上抹了些碘酒。我竭力像个男子汉那样，一声不吭。她说：啊，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小男子汉。到客厅吧，去炉子前把衣服烤干。瞧，你干吗不把裤子脱掉，在炉栅上烤烤呢？
啊，不了。
啊，来吧。
我来吧。
我慢吞吞地把裤子挂在炉栅上，坐在那儿，望着水汽升腾起来。我望着自己那东西在挺起，担心她进来时可能会看见我在兴奋哩。
她端着面包、果酱和两杯茶走进来。主啊，她说，虽然你这小伙儿是个皮包骨，却有个不错的家伙。
她把碟子和茶杯放到炉边的桌上，扔在那儿不管了。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我的“兴奋”，领我穿过房间，来到靠墙的绿沙发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的是罪过、碘酒、对肺炎的恐惧、一先令的小费和她的绿眼晴。她躺在沙发上，说不要停下来，不然她就要死了。她哭了起来，我也哭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啦，会不会从她嘴里传染上肺炎。我时而飘飘欲仙，时而坠入悬崖，要是这就是罪过的话，那就随它去吧。
我们在沙发上小憩了一会儿，她问我：你还有电报要送吗？我们都坐起来，她突然惊叫：啊，我流血了。
你怎么啦？
我想是因为第一次吧。
我对她说：等一会儿。我到厨房里把那个瓶子拿过来，把碘酒洒在她的伤口处。她立即从沙发上跳起来，像个疯子似的在客厅里转个不停，又跑进厨房用水冲洗一番。擦干后，她说：主啊，你真够傻的，你不该往女孩子那里洒碘酒。
我以为你被弄伤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又给她家送了几个星期的电报。有时候我们在沙发上兴奋，但有些日子她咳嗽得厉害，能看得出她十分虚弱。她从不告诉我她身体不好，从不告诉我她患有肺炎。邮局的男孩子们说我拿着一先令的小费，还有特丽莎·卡莫迪陪着，一定过得无比美妙。我从不跟他们讲我没拿到小费，从不跟他们讲绿沙发和兴奋的事，也从不跟他们讲每当她为我开门，看到她是那样虚弱时，我有多么痛苦。那一刻，我最想做的就是为她烧茶，坐在绿沙发上紧紧地拥抱她。
一个星期六，我奉命将电报送到特丽莎母亲上班的伍尔沃斯百货公司。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卡莫迪太太，我经常给您送电报，我想那是您的女儿吧？特丽莎？
是的，她住院了。
她住的是疗养院吧？
我说的是医院。
她和其他的利默里克人一样，不好意思说“肺结核”，而且，她也没给我一先令，压根就没有任何小费。我骑车去医院看望特丽莎，他们说你得是她的亲戚，还得是成人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是她表弟，八月就满十五岁了，他们却叫我走开。我骑车来到圣芳济会教堂，为特丽莎祈祷。圣弗兰西斯啊，烦请您转告上帝，告诉他，那不是特丽莎的过错，那些星期六我本可以不送她家的电报的。告诉上帝，特丽莎对沙发上的兴奋没有任何责任，是肺病迫使她这样做的。我爱她，就像您深爱着每只小鸟、牲畜或鱼儿一样。求您告诉上帝，把她的肺结核弄走吧，我保证再也不碰她了。
下个星期六，他们又给了我一封卡莫迪家的电报。在街上刚骑到一半，我就看见那扇百叶窗已经合上了，还看见门上有黑纱花圈，看见白色紫杠的吊唁卡。透过门和墙，我看见自己和特丽莎赤身裸体地在绿沙发上疯狂翻滚。我知道此刻她已经进了地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从门下把电报塞进去，又骑到圣芳济会教堂，乞求特丽莎的灵魂得到安息。我向每一座塑像祈祷，向彩色的玻璃窗祈祷，向苦路祈祷。我发誓这一生将追求信仰、希望、慈悲、贫穷、贞洁和顺从。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去做了四次弥撒，其中向苦路做了三次，又念了一整天的玫瑰经。我不吃不喝，到处走，一到僻静的地方就大哭，乞求上帝和贞女马利亚能够宽恕特丽莎·卡莫迪的灵魂。
星期一，我骑着邮局的自行车，跟着送葬的队伍来到墓地，站在远处一棵树的后面。卡莫迪太太在流泪哀号，卡莫迪先生抽着鼻子，一脸茫然。神父背诵起拉丁语祈祷词，在棺材上洒了圣水。
我想到神父跟前去，到卡莫迪夫妇跟前去，我想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把特丽莎送进地狱的。他们想怎么处置我都行，打我，骂我，用坟墓上的土砸我，随他们的便吧。但是，我还是站在树后没有动，看着送葬的人们都离去了，只剩下掘墓人在填土。
霜很快染白了坟墓上的新土，我想到特丽莎在棺材里的寒冷，想到她的红头发和绿眼睛。我无法理解自己心中涌动的情感，然而我知道这种事情，我经历过家人的死，巷子里的人的死，以及活生生的离别，但是，它们都没有这一次令我心痛。我希望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了。
天快黑了，我骑上自行车离开墓地。我还有电报要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