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起於西苑三海中的北海，有一座瓊華島，島上有一座萬歲山，自遼金至元朝，一直為帝后遊宴之地，上有一座廣寒殿，還有遼后的梳妝樓，地勢極高。登臨一望，整個大內，皆在指顧之下。
但入明以後，因為永樂年間成祖曾告誡皇太孫，亦就是後來的宣宗，說這裏就等於宋徽宗的「艮嶽」。北宋南渡，皆由艮嶽的花石綱騷擾天下而起，後世當垂以為戒。因此，宣宗雖曾重修過廣寒殿，但極少登臨。英宗、景泰帝，一直到當今皇帝，亦復如此，所以萬歲山上的宮殿廟宇，逐漸荒廢了。
不意一個多月來，常發現有太監在萬歲山上徘徊，指指點點，不知談些甚麼，而有一天還居然發現一個仗劍作法的道士。懷恩得報大為驚駭，查明太監一共三個人，名字是鄭忠、鮑石、敬信之；道士就不知道是甚麼人了。
於是懷恩通知錦衣衛都指揮使，獨掌大權的袁彬。經過細查，查出那個道士名叫李子龍，設壇賣符，妖言惑眾，已有數月之久。據他說：明朝氣數已盡，當今皇帝雖有一子，遲早不保。他是夢中得神道指點，來此訪尋真命天子。鄭忠、鮑石、敬信之，都受了他的蠱惑，才帶領他到萬歲山去觀察大內形勢。
「來吧，」懷恩拉著他說，「咱們一起去見萬歲爺。當面回奏，免得我話說不清楚。」
及至見了駕，袁彬的話很簡單，只說妖道李子龍，勾引鄭、鮑等人，圖謀不軌，請旨將此數人交付錦衣衛處決。
「是怎麼個圖謀不軌呢？」
「請皇上不必問了。」袁彬答說，「反正大明天下萬萬年，誰也別想造反會成功。」
「你說他們想造反，已經起意了好幾個月了，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哀彬老實答說，「是懷司禮通知了我，才著手去查的。」
「這麼一件大事，何以你的手下，竟一無所聞？」
話中已有責備之意，但袁彬不以為意，「臣奉先帝面諭，執掌錦衣衛，務以安靜為主。」他說，「門達、逯杲的前車可鑒，所以臣約束部下，嚴禁騷擾。李子龍尚未成氣候，到有成氣候的模樣，臣自然會杜亂於機先。」
這番話近於強辯，皇帝頗為不悅，但袁彬是先帝的恩人，皇帝怎麼樣也得容忍。當下准如所請，將李子龍等人，交錦衣衛全權處置，別的都不追究了。
但皇帝認為袁彬這樣子會出大禍的念頭，卻一直耿耿於心。有一天去探望萬貴妃的病情，閒談及此，萬貴妃替他出一個主意。
「萬歲爺何不自己派人出去探事？」
這下倒提醒了皇帝。成祖起兵靖難，得正大位以後，建文朝的忠臣，紛紛反對。成祖曾設立「東廠」，派親信太監四出探事，所有逆謀，無不畢聞，如今大可仿照行事。
「你的話不錯。」皇帝點點頭說，「不過，很難得有靠得住的人。」
「我保薦一個人。」
「誰？」
「御馬監汪直。」
「汪直？」皇帝不大有印象，想了一會問道，「就是韓雍帶回來的那個傜人嗎？」
「正是。」
原來汪直是大藤峽的傜僮，當年是與紀小娟等，一併被俘至京師的。汪直被閹割為小黃門，派在昭德宮差遣。汪直生得機警異常，深得萬貴妃的寵信，逐步提拔，得以執掌御馬監。皇帝想起其人，記憶逐漸明晰，覺得以汪直的能幹，可當其任。
於是即日召見，下了密命。准汪直揀選年輕得力的太監，亦可選用錦衣衛的人，單獨聚居一處，探得大小奸宄的動向，可以不經懷恩，直接奏聞。
於是汪直在西城靈濟宮前，買了一所極寬敞的房子，號為「西廠」，在錦衣衛中選了一批年輕幹練但品行大多不端的校尉，還蓄養了一些地痞無賴，換穿了便衣，大街小巷、白天黑夜，潛行探訪。汪直奉到的手敕是：「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探以聞。」因此，某某官員妻妾爭夕，半夜大打出手，驚動四鄰；某某富商「扒灰」，其子憤而削髮，遁入空門等等新聞，往往成了皇帝午睡醒來，消閒遣悶的好法子。在文華殿西的集義殿中，汪直幾乎是無日不奉召的。
汪直的爪牙，遠及山東、河南。有個南京鎮守太監覃力明，進貢事畢，由運河南歸，帶了一百船私鹽，浩浩蕩蕩經山東德州到了武城縣，再往前走便是南北貨運最大的一個稅關臨清關。
武城縣有個典史，兼任臨清關的差使，職司巡察，看到這種連檣結隊，充塞河面的鹽船，自然要上前盤問，可有准予運銷的憑證？不道惱了覃力明，一掌將這個典史的牙齒都打掉了。他的手下還揮刀殺了武城縣的一個差役。
汪直得報，即時面奏。皇帝對覃力明的印象本不甚佳，隨即降旨逮捕覃力明到京審問，果如所奏。皇帝認為汪直很能幹，自己設西廠刺事的措施，完全正確，因而對汪直亦更寵信了。
不久，汪直掀起一件震驚朝野的大案。事起於「三楊」之一楊榮的曾孫楊曄，世襲福建建寧衛指揮，居鄉難免不法，且有與海盜勾結走私的情事，為仇家上告於福州鎮守太監。
楊曄懼罪，與他的本生父親楊泰逃到京城，匿居在他的姐夫內閣中書董璵家中，密商如何脫罪。
「如今勢力最大的是提督西廠的太監汪直。有他一句話，福州的鎮守太監一定會買賬。」董璵又說，「我同汪太監說不上話。不過他的心腹韋百戶，我是熟人，我來託他。」
這韋瑛原是京師的一名無賴，三年前三邊總制王越在河南平亂，韋瑛由一個同姓的太監關說，隨定西侯蔣琬走了一趟延綏，以戰功升為錦衣衛百戶。此人狡詐百出，與汪直臭味相投，視作心腹。董璵去託他，滿口答應。哪知到了汪直那裏，全不是這回事。
「這楊曄是有名的豪富。他的錢都是做海盜弄來的，最近招納亡命，預備出海，到日本勾結倭寇，攻打福建。如今父子兩人，逃在他姐夫董璵家。」韋瑛慫恿著說，「汪公公，抓住了楊曄這個叛逆，是真正的大功一件。」
汪直大喜，即時在錦衣衛調了人馬，到董璵家搜捕，父子翁婿，一網打盡。西廠自己設有刑獄，各種苛刑，非常人所能想像，有一種叫做「琶」刑，是將一個人骨頭的關節，用特殊手法，寸寸解開。楊曄曾經三上琶刑，絕而復甦；逼問他攜帶到京的金銀財寶，匿藏何處？楊曄熬刑不過，隨意供了一個人。這下，他的叔父兵部主事楊士偉便大遭其殃了。
楊士偉全家被捕，飽受酷刑，財產當然絲毫不存了。到得結案時。楊曄已死在獄中，楊泰論斬、楊士偉貶官；韋瑛為汪直派到福建去抄楊曄的家，其中一部分來自海外的奇珍異寶，未入「贓罰庫」，轉到昭德宮去了。
由於楊士偉被捕，並未請旨，因而開下一個惡例。從南京留守的大臣，到鎮守大同、宣化的將帥，汪直要抓就抓，肆無忌憚。這一來，商輅認為閣臣不能不說話了，邀集同僚密議。
這時的大學士又添了兩位，都是皇帝在東宮的舊人，亦都姓劉，一個叫劉珝，皇帝稱之為「東劉先生」；一個叫劉吉，與劉珝同年，都是正統十三年的進士。
二劉的性情不同，劉珝伉直，劉吉陰刻，所以劉珝看不起萬安，曾當面斥之為「無恥負國」；而劉吉則私下與萬安交好，面且透過萬安的關係，結納了萬貴妃的兩個弟弟。但談到對付汪直，二劉甚至萬安的態度是一致的，因為汪直在朝中，只賣由三邊總制內調為左都御史、兼督京營的王越一個人的賬，劉吉與萬安亦不免自危，所以都願力助商輅。
奏稿由商輅親自起草，數汪直十一大罪。結論中說：「陛下委聽斷於汪直，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等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殘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激成，可為殷鑒。自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此奏上達御前，皇帝大為不悅。「也不過重用了一個太監，又何至於一下子就危及天下？」他對懷恩說，「你到內閣去問，這道奏章是誰主的稿？話說得重一點！」
原來汪直因為有直接面奏之權。所以他的所作所為，懷恩不大知道。同時汪直有一道嚴格的禁令，凡在西廠服役的，絕對不許洩密，所以連懷恩亦被瞞過了。到得內閣本乎「話說得重一點」的面諭，詰責的措詞跟語氣，都很嚴厲。
四閣臣的表情是：劉珝氣憤，劉吉陰沉，萬安皺眉，而只有商輅，平靜如常。
「懷司禮，」他指著一疊卷宗說道，「汪直所為的不法之事，都有案可稽。朝臣無大小，有罪皆須先請旨奉准，方能逮捕審問。汪直擅自逮捕太醫院院判蔣宗武，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刑部郎中武清，清軍御史黃本。左通政方賢四品，浙江布政使劉福三品，亦且不免。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亦擅自逮捕；宣府、大同，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或缺，汪直一天之中，拿問了五員武將，械繫至京。請問，汪直不去，國家如何不危？」
「昔日王振用事，尚且不致如此跋扈！」性情激烈的劉珝，接著發言，「土木堡之變，至今不過三十年，皇上莫非就忘記了先帝蒙塵之苦？」劉珝越說越激動，搥胸頓足地哭道：「皇上如果不罷西廠，天下就會大亂。外患可禦，內亂難平，那時有十個于少保亦難以為力。懷司禮，請你在皇上面前力爭，倘或皇上還要用汪直，請先罷免閣臣！」
懷恩一直沒有作聲，只是將左手食指咬得格格作響。不知他是切齒於汪直呢；還是想到汪直如此罪大惡極，竟無所聞，有愧職守，誤責賢良而自悔自恨。
「是了！」他終於拱拱手說，「四位閣老，朝廷柱石，懷恩盡知。明日必有以報命。」
懷恩回宮覆命，皇帝一見，先就詫異地問：「懷恩，你的手指怎麼啦？」
這一下懷恩自己才發覺，左手食指，嚙咬過重，皮骨已破，血正涔涔下滴，當即答說：「奴才聽四閣臣所言，實有嚙指之痛。奴才據實回奏，不敢迴護，更不敢欺罔。據謹身殿大學士商輅說──」他將商輅的話，幾乎一字不遺地覆述了一遍。
皇帝大為驚訝。「汪直真是這麼過分嗎？」他還是不太相信的語氣。
「內閣，」懷恩用手比了一下，「有這麼厚一疊卷宗，都是告汪直的。」
「你看了沒有？」
「沒有。」
「那，真假就不可知了。」
「可是，『東劉先生』的眼淚是不會假的。」懷恩這才轉述劉珝要求他在御前力爭的話。
皇帝聽完，沉吟了好一會說：「原奏中只請『罷汪直以全其身』，你去傳旨訓飭，西廠撤銷，東廠照舊。」
「是。」懷恩問道，「韋瑛呢？」
原奏中在「罷汪直以全其身」之下，還有一句話，「誅韋瑛以正其罪」，懷恩此問，原意想殺韋瑛，但皇帝不允。
「把他攆出去，也就算了。」
於是懷恩將汪直召至司禮監，狠狠訓飭了一頓，西廠立罷，韋瑛遣發到宣化府充當苦差。消息一傳，朝野歡聲雷動，甚至還有人放鞭炮稱慶。
但是，亦有人頗為汪直講話，如左都御史王越，在朝房中見了二劉便說：「汪直行事，亦有很公平的。商、萬兩閣老在事甚久，是非甚多，對汪直有所忌憚，欲去之而後快；兩公入閣才多少日子，何苦如此？」
「我輩所言，非為己謀。」劉珝答說，「而況不公之事要靠汪直來糾正，試問朝廷置公卿是幹甚麼的？」
王越無言以對，但內心卻期望汪直能夠復起。原來此人是徐有貞一路的人物，才大志亦大，博涉書史，多力善射，所以雖是進士出身，卻期望立邊功來封侯。事實上邊功已至，封侯之願卻猶渺茫。原來這三十年來，朝廷的外患已有變化。也先早就去世，韃靼內部，殺伐相循，其中較強的酋長為毛里孩、阿羅出、孛魯乃、滿都魯、孛羅忽，入寇之處，不外遼東、宣化、大同、寧夏、甘肅，去來不常，為患不久。這種情形，到了天順初年，起了個很大的變化。
變化之起，是由於阿羅出發現河套是個好地方──黃河自青海流入甘肅境，至蘭州附近，折而往北，經寧夏入綏遠，復又東流，至接近山西處，屈曲向南，直下潼關，成為陝西與山西的界河。西起蘭州、東至山西偏頭關，這個由東、北、西三面黃河所包圍的區域，名為「河套」，土地肥沃，水草豐盛，但自唐朝在黃河以北築東、中、西三受降城後，河套雖有蒙古部落，仍視作內地。明朝初年，阻河為守，沿長城築高臺碉堡，防範甚密。永樂初年，看韃靼漸漸北移，守將始撤至長城以內的榆林堡。
及至阿羅出潛入河套，發現可以久居，便盤踞不去了。接著毛里孩、孛羅忽也來了，但三部互爭水草，無法大舉入寇，一面遣使通貢，一面相機騷擾，朝廷以安撫為主，邊將則玩忽不戒，以致河套日漸多事。
到得成化二年，韃靼各部取得協議，入延綏聯合南侵，朝廷拜撫寧侯朱永為靖虜將軍，而以大同巡撫王越參贊軍務，雖然打了兩個勝仗，但並不能將毛里孩等部落逐出河套，因為官軍能作戰的只得萬把人，而韃靼人數則有數倍之多，而且備多力分，更覺不敵。
於是朱永與王越會銜上奏，條陳戰、守兩策，戰則須調兵十五萬，兵部尚書白圭無從調遣，只好採取守勢，朱永召回，王越亦奉命回京議事。
但廷議仍主進剿，先前之不能成功，是因為將權不一，宜專遣大將調度。於是拜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陝西、寧夏、延綏三鎮總兵，皆歸節制。王越其時已加了總督銜，仍舊參贊軍務。不久，趙輔因病召回，改由寧晉伯劉聚代替，參贊則仍是王越。
王越在榆林堡前後七年，經常親自領兵出擊。韃靼部落又是一番滄桑，毛里孩勢力漸衰，最強的兩個酋長是滿都魯、孛羅忽。成化九年九月，滿、孛二人將老弱婦孺安置在靈武以東、靠近寧夏、出鹽的花馬池地方，然後長驅南下，一直蹂躪到秦州、安定，快接近渭水了。
在榆林堡的王越得報，率領延綏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領五千騎，由榆林往西，過紅兒山、白鹽池，兩晝夜行了八百里路，打算抄韃靼的後路，直搗花馬池。其時秋風大起，黃塵迷目，向西北前進的官兵頗以為苦，王越只好暫時駐馬，等風勢過去再說。
不道有個頭髮已白的老兵，在他馬前拜了下去。「恭喜王大人，」他說，「這一去一定大勝。」
「何以見得？」
「去的時候有風，黃沙把我們的影子都遮沒了，韃子不會發現。」老兵又說，「等我們搗了他的老巢，韃子擄掠回來，是在下風，趁風勢之助，迎頭痛揍。哪有個不勝的？」
王越大喜，下馬扶著老兵的手臂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沐恩叫馬成功。」
「好個馬到成功。」王越說道，「我升你為千戶。」
於是王越重新部署，將一萬人分為十隊。自率中路，許寧、周玉為左右翼，偃旗息鼓，十道並進，大破韃靼的老營，殺的殺、降的降，俘獲駝馬器械無算。所有的蒙古包，當然燒得光光。
不過，王越並未守候在上風迎擊滿都魯、孛魯忽，因為已經夠了。
果然滿、孛二人飽掠而還，只見血流遍野，一片灰燼，妻兒都不知道哪裏去了。相顧痛哭，出長城北去，不敢再住河套了。
論功行賞，王越只得了一個「太子少保」的虛銜，增俸一級。不過官位權柄倒是加重了，廷議設「三邊總制」府──明朝的邊防，東起山海關、西迄玉門關，沿長城共有九處重鎮：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稱為「九邊」。而西面自延綏至甘肅，則稱為「三邊」，其實連固原共有四鎮。三邊的延綏、寧夏、甘肅，文至巡撫、武至總兵，悉聽提督軍務、三邊總制的王越指揮。
不道言官彈劾寧晉伯劉聚濫殺冒功，而且牽連到王越，說滿都魯、孛羅忽不戰自退，王越亦不無冒功之嫌。朝廷以韃靼絕跡於河套確是事實，所以置而不問。但王越自以為功大而賞薄，一直怏怏不快，復有言官此一彈，心裏更不舒服，所以稱疾還朝，內調為左都御史、兼督京營。
但他依舊很熱中，想尋求奧援，再立邊功，庶幾封侯有望。打聽到汪直的心腹韋瑛，正是他在延綏所提拔過的小校，於是折節下交，由韋瑛引見給汪直，談得頗為投機。汪直在朝中，部院大臣都敬鬼神而遠之，除了吏部尚書尹旻以外，幾乎沒有人願意理他。難得王越有心趨附，自然一拍即合。
汪直的西廠雖已撤銷，但仍舊受皇帝密命偵查外事。有一個說來不可思議的原因是，皇帝愛聽汪直來談市井之間，離奇古怪的新聞。因為寵眷未衰，便有人想投機，能使汪直復掌西廠，則以此擁護之功，自不愁無進身之階。
有個御史叫戴縉，九年不調，未進一階，看準了這一點，上奏說道：「近年災變頗仍，未聞國家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只以校尉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賢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這一著很厲害。因為凡是正人君子，都怕招致尸位素餐、駑馬戀棧之譏，「自陳去留」時，總以求去者多。果然，第一個是首輔商輅，早先汪直就說他曾納楊曄之賄，事出有因，商輅是楊榮的「小門生」，楊曄至京見老世叔，以福建土產餽贈，亦是人情之常，不道成了話柄。商輅內心原有些不安，如今戴縉稱頌汪直，而皇帝並無表示，無異默認戴縉之言為是。這一來，商輅還有甚麼臉面立於朝班？因而上奏「乞骸骨」，語氣非常堅決。皇帝准了他的奏請，不過特加恩遇，進位少保，賜敕稱功，賞賜珍物，派兵部官員護送，馳驛榮歸。
此外左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南京吏部尚書薛遠這一班正色立朝的大臣，亦都不安於位，紛紛求去。皇帝估量不會再有人反對汪直，遂即降旨，復設西廠，距詔罷西廠只得兩個月。
汪直恢復勢力後，第一個受益的就是戴縉，由九年不遷的七品御史，一躍而為從五品的尚寶司少卿。有些不識廉恥為何物的言官，驚喜地發現戴縉為他們開了一條終南捷徑，專挑注直看不順眼的九卿，摘舉細故，嚴詞彈劾，一時京官落職的，不下四、五十人之多。其中最倒楣的是兵部尚書項忠。
此人籍隸浙江嘉興，與韓雍同年，都是正統七年的進士，才幹政績亦與韓雍相仿。土木之變，他以刑部員外郎隨扈，被俘後派他養馬，找個機會盜走兩匹好馬，騎一匹、牽一匹，交替著向南疾馳，得以脫險。後來派到陝西當按察使，吏治軍務，兩皆出色。成化八年由湖廣總督內調，歷都察院、刑部而調為兵部尚書。他是最看不起汪直的，所以西廠復開，汪直必欲去之而後快。
真是冤家路窄，汪直復起後，由於韋瑛不在身邊，另外重用了一個錦衣百戶吳綬。這個人詭計多端，但頗工文筆，原先就為汪直掌密奏，此時自然而然地成了汪直的心腹。
吳綬與項忠結怨，是因為吳綬在陝西從軍時，唆使他的長官養寇自重，為項忠嚴劾，以致降官為副百戶。項忠一看吳綬得意，見機而作，上奏告病辭官，已經奉准，但吳綬仍舊放不過他，唆使東廠校尉找出一件項忠服官江西，偶爾失察，事過境遷的舊案，誣控他受賄。復有附汪直的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交章論劾，以致下獄。問官知道冤屈，但畏懼汪直的勢力，不敢為他昭雪，只能從輕發落，削籍為民。
項忠留下來的兵部尚書職位，本來該由王越調補，但皇帝很欣賞陝西巡撫余子俊對三邊的防務，處置得法而且節省了大筆軍費，所以特旨升調為兵部尚書。王越大感不平，請解除督練京營的職務。皇帝不許，溫旨慰諭，並加了太子太保的官銜，但王越仍舊怏怏不樂。
「王公，」汪直安慰他說，「我同你總有機會立邊功的，你先忍耐一點。」
機會很快地來了，韃靼有個部落，酋長叫伏當加，侵犯遼東。但汪直保薦撫寧侯朱永為總兵官，以遼東巡撫陳鉞督理軍務，當然，汪直是監軍。
「王公，」汪直又有說詞，「遼東你不熟悉，所以我用陳鉞；等西面有動靜，我一定請你費心。」
伏當加不等官兵到達，便已退去。而陳鉞張大其詞，虛報戰功。論功行賞，朱永進封為保國公；汪直加了祿米；陳鉞升為右都御史，地位與王越一樣了。
「王公，這一回你的機會來了。」汪直說道，「延綏守臣飛奏，韃子犯邊，保國公掛『平虜將軍』印，我監軍，請你提督軍務。」
「喔，」王越問道，「不知犯邊的是哪個部落？」
「叫亦思馬。」
「原來是亦思馬。」王越沉吟了一會，獻上一計，「汪公公，請你通知保國公，我們分兩路進兵，在榆林會師，保國公領京營走南路；我同汪公公出西路，人不必多帶，才走得快。」
「不多帶人，怎麼打仗呢？」
「大同、宣化有兵，就地取材。」
「好！甚麼時候啟程？」
「讓保國公先走。」
原來這是王越爭功的計策，南路遷道而行，即令保國公朱永大軍先行，仍會落後。他同汪直只帶五百輕騎，由西路逕趨大同。先召守將探問軍情，據說亦思馬犯延綏的只是一部分；主力屯守在口外察哈爾與綏遠交界的威寧海子。
於是就大同、宜化府兩處的駐軍中，選取精銳，總計兩萬人之多，王越跟汪直說：「汪公公，請你安坐老營，不必衝鋒冒險；託你的鴻福，一定馬到成功。」
「辛苦、辛苦！」汪直很高興地說，「只要打了勝仗，你封爵包在我身上。」
王越對這一帶形勢相當熟悉，帶同宣、大兩鎮守將，由大同東出的孤店關出口，到得府北一百二十里的貓兒關，天氣突變，大風大雨，搖山震岳，王越想起當年直搗花馬池的往事，不由得興奮地說道：「真是天助我成功。」
當下召集部將宣布，急行軍奇襲威寧海子，同時宣布士兵一律「關恩餉」兩個月。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星夜直撲威寧海子──蒙古人稱湖泊為「海子」，所以威寧海子又稱威寧湖，亦思馬的主力屯駐在威寧湖東岸，官軍由西南向東北行進，王越派一萬五千人沿西岸繞越北面掩襲，其餘五千人，在南岸虛張聲勢。其時正當黎明，但以風雨之故，天色晦冥如墨。正當敵人自蒙古包中驚起，倉皇迎敵時，北面的官軍從後殺到；南面的官軍，由王越親自率領，自虛張聲勢一變而為奮勇直前，前後夾擊，敵人落水的落水、逃竄的逃竄，及至風雨既定，清點戰果，計斬首四百餘級；俘獲駝馬牛羊六千餘。此時保國公朱永的大軍，還未到達榆林。
班師還朝，汪直實踐了他的諾言，奏保王越封伯爵世襲，稱號有現成的「威寧」可用，歲祿一千兩百石。
這一仗打出來的好處不少，但卻遇到了一個難題。文官既因武功封爵，便當歸入「文東武西」的西班，不能再掌理都察院了。王越卻萬分不願，因為一歸西班，清閒無事；遇到征伐，掛將軍印出師；上有監軍及掌理軍務的總督，一切聽命而行，是王越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的。
幸好有先例在，天順年間王驥以靖遠伯為兵部尚書；奪門之變，楊善封興濟伯，仍為禮部尚書。王越託御史幫忙，聯名頌功，並引王驥、楊善事例，請准王越領都察院、兼督團營。由於內有汪直相援，終得如願以償。
王越很得意，陳鉞的官運亦不壞，由於汪直的提攜，內召回京，接替因丁憂回籍的余子俊，一躍而為權力僅次於「吏部天官」的兵部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