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河北平山县这个小山村时，槐树上的鸟儿早就醒了，它们肆无忌惮地聒噪着，吵得一群鸽子心烦意乱，纷纷飞向天空。
滹沱河北岸，有一列马队正急匆匆地朝村里赶来。小山村叫西柏坡，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易守难攻，是一所不可多得的战略指挥所。
它的确配得上这个称号。
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共产党随时都有可能丧失这块宝地。当务之急，是马上寻找一个既安全又可以指挥整盘战役的指挥所。毛泽东从聂荣臻口中得知，河北平山西柏坡是一个可容纳千军万马的富足之地。抗战时，聂荣臻一直转战晋察冀，对这一带非常熟悉。按他的话说，西柏坡民风淳朴，地域辽阔，山水相间，滹沱河两岸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可保障部队机关充足的给养，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于是，中共中央派刘少奇、朱德急赴西柏坡，为共产党首脑进驻西柏坡打前站。当年11月12日，石家庄被共军攻陷，它是国共战争中共产党在国民党手中夺得的第一座城市，意义重大。西柏坡距离石家庄只有90公里，比以往更加安全。于是，毛泽东从延安撤离，迁入西柏坡办公。后来，中共在这里指挥了轰动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真可谓，中国命运定于此村。
马队一路小跑，一直到村西口一排平房前停下，几个精干的小伙子，动作麻利地从马背跃下，与守卫在平房门口的士兵互敬军礼后，径直进了第一间屋。
屋里烟雾缭绕，坐在炕上的几个人黑着脸，抽着烟，炕下全是烟头。早春的河北还很冷，屋里却暖烘烘的，一座圆形铁炉子放在屋子中间，从炉子的脖子旁边伸出一根胳膊粗的铁皮管子，弯弯曲曲伸向房顶，从一个豁开的圆洞捅了出去。炉子上烧着一壶开水，壶盖噗噗响着，已经烧开很久，但没人管它。
来人中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眉毛粗粗的，眼睛不大，鼻梁也不挺，皮肤黝黑，但身材敦实，像座铁塔似的。一进门，就冲坐在炕头的一个人大喊一声：“报告邓处长，王大霖前来报到！”
被叫作邓处长的人名叫邓杰，军帽的帽檐向上翘着，眉毛粗黑，嘴唇宽阔，瘦瘦的脸颊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局情报处副处长。
中央社会部是中共的特工机构，成立于1939年2月，其前身是1937年冬天成立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中共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在康生的主持下，中央社会部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ogpu）的结构组织建制，使社会部成为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社会部下辖有五个局：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社会部还有两个直属部门：保卫部和执行部。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以及根据地急需的肃反干部，社会部还办有西北公学。
邓处长说：“来得很准时嘛！”
王大霖嘿嘿笑着，回答说：“接到命令就骑马赶来了，又不远，当然准时。”
王大霖是中央社会部直属部门执行部行动大队的大队长。从职务上看，他比邓杰低，但他有尚方宝剑，有逮捕任何人的权力，包括中共高级干部。在延安，王大霖名声在外，很多打入中共内部的国民党特务，都是他亲自逮捕并枪决的。他和邓杰部门不同，表面上看，邓杰负责情报，他执行命令，工作上必有联系，其实不然。王大霖执行的是更高层的命令，而非二局。所以，接到迅速赶往二局的命令时，他以为要执行逮捕任务，后来才知道，是接受任务。他有点纳闷，他从来没接受过来自二局的任务，但命令如山，必须执行，何况他和邓杰的私人关系相当不错。当年他俩曾接受秘密指令，一起打入国民党内部，配合相当默契。
王大霖接着说：“邓处长，说正事吧！”由于双方太过熟稔，王大霖一点也不客气。邓杰也喜欢他这种不拘小节的脾气。邓杰办事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他和王大霖，可谓惺惺相惜。
王大霖带来的人一共11个。命令上是这么要求的，人是他挑选的，个个精明能干，身手不凡。此时，他们满登登地站在屋门口，黑压压一堆，屋里炕桌上唯一的一盏小油灯摇晃起来，邓杰干脆一口把灯吹了。这下，外面倒是出了太阳，屋里却更黑了。
“大家伙坐下说吧！”他的手向下按了按，但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屋里根本坐不下。他咳了一下，扶了扶镜框，只能言归正传：“李克农副部长现在正带着中社部其他同志在北平工作，这个月下旬，我们要迁到那里，保卫工作必须提前准备，所以，李部长临走前，就把这次任务交予我们二局全权处理。”
原来是这样，王大霖想。
屋里很静，只有微微的喘息声此起彼伏，大家都用目光盯住黑暗中的邓处长。他像个剪影，只不过剪得太瘦了。
“这次行动的代号为‘向北方’……”
“向北方？”王大霖不禁重复了一遍。
“对，但不是你们向北方，相反，你们必须去南方，去香港。”
屋里起了一点躁动，但很快又平静下去。
“前段时间，我部派出苏行同志去香港，准备把居住在那里的童江南教授接到北方来。童教授是我们需要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到来将对新中国国防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国民党方面呢，也派出他们的得力干将，也是童教授过去的学生张幕前往香港，意欲跟我们争夺童教授。国共双方争夺童教授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然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方面竟然打着我们的旗号，也就是说，他们冒充共产党，准备把童教授劫走。而且，他们的野心还不止如此，他们还准备收集居住香港的所有进步人士名单，妄图一网打尽。”
“如果不打我们的旗号，就很难打动童教授的心，童教授是心向北方的，是这个意思吧？”王大霖插话道。
“对！为了这次行动，国民党保密局真是煞费苦心。特工张幕手持一份伪造的证明，上面还伪造了我部领导的签名，以此博得童教授信任。我们不可能让国民党特工得逞，于是，一直潜伏在香港《大公报》的涂哲就成为了我们的人证，是唯一可以证明苏行身份的关键证人。需要说明的是，涂哲跟童教授是交往了十多年的老友，同时他也是我党优秀党员，参加过许多革命工作，表现相当优异。童教授对涂哲相当信任，甚至超过他的学生张幕。本来，局面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有信心挫败那个特务，揭去他的面具，从而取得教授的绝对信任。谁也没想到，情况有了变化……”
“等等，我来猜猜，”王大霖扬了扬手，“涂哲不见了。”
邓杰抿嘴笑了笑，说：“还有呢，你再猜！”
“他们绑架涂哲，掐断他为苏行做证的链条，这样，只剩下伪造的那份证明，教授不得不信任他们。”王大霖继续往下推理。
全屋的人都静静地盯着王大霖，希望他能把下面的情节身临其境地描述出来。
“再往下！”邓杰鼓励着。
王大霖不好意思笑了，说：“邓处，根据以往经验，我只能推理到这儿了，而且我敢断定，涂哲已经遇害。”
“没错！涂哲已经遇害，但是他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遇害的……”
全屋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
“他是个叛徒，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叛变，一直隐藏在我党内部的特务，在最后关键时刻，他为张幕做了证，而不是苏行。”
“啊？”王大霖不禁惊呼一声，“难道他做证说张幕的身份是共产党，而苏行反而不是？”
“不但不是，他还说苏行是保密局特工，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完全相反的证明。”
屋里又是一阵躁动，听到这样的事，没有一个人不义愤填膺。
“关于从香港接走童江南教授这件事，”邓杰回身一指炕上几个盘腿而坐的人，“我已经跟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磋商了整整一个晚上，一宿没睡。”
王大霖似乎知道了什么，他开始摩拳擦掌。
“上级决定，迅速把你召来，由你组建一支12人的特遣队，以最快的速度前往香港。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把童教授一家从香港抢回来！”
“抢回来？”
“对！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耐心跟保密局那几个手段毒辣的特工周旋，我们本来打算用委婉的方式把教授接来。现在看来，我们太天真，太理想化了。你们应该知道，童教授的身份是多么重要。如果美国人在二战时知道童教授，他早就被请到华盛顿去了。这么重要的专家，敌人能拱手让我们轻易得到吗？你们要做好打大仗的准备，敌人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给你们制造困难，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对教授下手。摆在你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王大霖“啪”地一个立正，说：“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晚上，从石家庄起飞，把你们空投到粤北山区一个接头地点。由于飞机续航问题，只能这样。那里有游击队接应你们，帮你们完成后面的路程，你们会在游击队的带领下到达一个叫深圳的小渔村，然后乘坐渔船，从蛇口出发，进入香港。下面的话你要记清楚，进入香港后，你去找一家书店，书店在毕打街街口拐弯处，叫大明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叫谢晓静，是我们的人。我们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点的负责人叫周哑鸣，你们认识，他和苏行在书店等你们。我估计，如果顺利，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正式进入阵地。”
“邓处，请放心，特遣队保证圆满完成任务！”王大霖又是一个立正。
“好！祝你们马到成功！”邓杰狠狠地拍了拍王大霖的肩膀。
从屋里走出来，外面的空气好多了，太阳早已挂在当空，把人照得暖洋洋的。王大霖和11个战士上了马，回身齐刷刷地朝送出来的邓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一夹马肚子，12匹战马立即扬起脖子，后腿连蹬几下，翻起一阵黄尘，嘶鸣着朝村外奔去了。
王大霖特别兴奋，这个任务是他喜欢的，他可以直面敌人，甚至直接去打击敌人。
他的兴奋不止这一点，从屋里出来时，他悄悄问邓杰：“童教授到底是什么方面的专家？”
邓杰说：“具体内容是保密的，最好别问，手下的人如果问起，你也以组织纪律名义加以阻止。”
“好，我知道。”
“不过，有一个内容我必须悄悄告诉你。”邓杰突然压低声音。
“什么内容？”王大霖不知道邓杰搞什么名堂，以为他有什么恶作剧。他想远离邓杰，不想让他的恶作剧得逞，可看邓杰的表情，不像有什么开玩笑的成分。他缩紧脖子，把耳朵凑近邓杰说：“说吧，什么内容？”
邓杰的话，让王大霖像塑像一样凝固了。他的背部起了一片鸡皮疙瘩，随后这片疙瘩迅速蔓延，很快布满全身。他呆住了，不想动，同时他想让邓杰的话在自己的耳边多萦绕一会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用疑惑的目光寻找邓杰脸上的变化，想从中看出一点不真实的破绽。然而，邓杰非常真实，而且知道他的心思。他用表情再一次告诉王大霖，刚才的话是真的，你没听错。
王大霖木偶一样，僵手僵脚走向自己的马匹，抓住马鞍想翻上去，但第一次没有成功。这引来了战友们的一阵轻声讪笑，他们不相信队长这么笨拙，就连回身对领导敬礼，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力，那么灵活。回去的路上，王大霖是兴奋的，同时也是麻木的，这感觉让他陌生，也很不适应。他胃部有些不适，有点疼，他停了下来，战友们也停了，纷纷问：“队长，你怎么了？”
他没有言声，下了马，来到滹沱河边，望着蓝莹莹的河水发呆。战友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不好再问，他们只能下马，静静地站在离河边稍远的地方，望着队长的背影。
王大霖调整着自己的呼吸，他双手压着胸，向下赶，一直赶到腹部，这样可以让自己多喘出一口气。他感觉胸里特别憋得慌，从来没有地憋。他管不了那么多，一屁股坐在河沿，揪着自己的头发。他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是激动，还是难过，还是其他什么，他说不清楚。他想要释放点什么，于是他试着对着河面大吼。“啊……”好点了，胸中的憋闷好像松多了，再来一次：“啊……啊……啊……儿子——”
他终于喊出来了，也彻底轻松了。
刚才邓杰悄悄在他耳边说的话是：“苏行说，在香港见到了你儿子，他还活着。”
王大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4年前那个晚上，那是抗战结束前夕，上级决定派他和邓杰到上海工作。临走前，他就知道，这辈子很难再见到杏姑他们母子了。派往上海执行潜伏任务的同志很多牺牲了，他们不是被国民党军统或者中统抓捕，就是被日本特高课和汪精卫七十六号杀害。去上海，意味着九死一生。死亡恐惧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没有人可以在死亡面前坦然面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战士，服从组织的命令，就是最大的忠诚，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生与死，没有时间考虑离去还是重生，他们没有余地退却，也没有理由退却。
那晚，延安的月亮特别亮，挂在宝塔山上空，照得延河水波光粼粼。他和杏姑坐在河沿，河水的倒影，像细碎的银子，揉在他们脸上，映照成两个亮晶晶的银盘。
“哥，你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我们娘俩呢？”杏姑带着哭腔问。
“杏儿，过了年就回，你可得等着我。”王大霖的心里也酸酸的。
“哥，能回不？”
“能。”
“你给个保证！”
“放心吧，杏儿，我就是人回不来，变成鬼也得回。”
杏姑“咦”的一声，哭出声来，软在王大霖怀里，两只手紧紧抓住他的衣袖，再也不想撒手。
“杏儿，我开玩笑的，你等着吧，我肯定能回来。”王大霖抚摸着杏姑的头发说。
“我不准你死，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想活在世上了。”
王大霖紧紧抱住杏姑，说：“杏儿，你应该知道，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我就已经把生与死置之度外了。革命，肯定会有牺牲，你在延安这么多年，看到的，听到的，也不少了。这次，党组织把我派往上海，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
杏姑哭得更厉害了，说：“我当然替你高兴，我恨不得你马上立功，恨不得咱们取得最后胜利，恨不得明天就停止战争，可是，可是……我和孩子，如果你真的没了，你可让我们娘俩怎么过啊？”
他们的孩子才六七岁，要是自己真的牺牲，杏姑可怎么办呢？之前看到的牺牲，都是别人的牺牲。他可以悲伤，或者唏嘘，然后化悲痛为力量，但这事要是摊在自己家，他还真的没有想过。
“也许一去，就是几年……我的工作性质，又决定了我不能给你们写信。唉！”王大霖的心也沉了下去，“我们之间不能有任何联系，这是组织上规定的……”
“能不能带着我和孩子一起去上海？”杏姑突然问。
“恐怕不行。以前那么多同志被派往国统区，没有一个人带家属去执行任务的，没有一个，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杏姑不说话了，情况的确如此，没有一个人带家属去执行任务。但是，她就是不舍得王大霖走。她有一种预感，他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哥，你给我唱个歌吧！”杏姑拽着王大霖的衣袖恳求着。
王大霖在延安唱歌是出了名的，方圆几百里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延安举办的文艺汇演中得过很多奖，就连著名演员胡朋、于蓝、李丽莲、陈波儿都称赞过他。杏姑当年在台下看王大霖演出，被他悠扬婉转的歌喉迷得如痴如醉，不能自已。她就是因为这个爱上王大霖的。王大霖也被台下这个眼睛大大的，梳着一根大辫子的姑娘吸引住了。每次演出，杏姑总是早早就来到舞台下面，抢坐第一排的位置，而王大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杏姑来了没有。如果看到杏姑在，他的演唱就特别有状态，如果不在，他明显有些心不在焉。他们两个的事，很快被领导看出来了，最后在组织的撮合下，二人结为伉俪。
一听杏姑要听自己唱歌，王大霖来了精神。近来工作繁重，很久没亮过嗓子，心里正痒着，被杏姑这么一撩拨，哪里还收得住？他扬着脖子顺口就来了一段：
骑白马，跑沙滩
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
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
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
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八枪，没盖盖
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
一人一个女学生。
“不听这个，不听这个！”杏姑捂着王大霖的嘴，“这个调调太低了，我喜欢高的，能把天唱破的那种。”
王大霖肚子里的歌多着呢，都是土生土长的陕北调调，起码有上百首，他一扬脖子，又来了一曲：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呦
三盏盏的那个灯
哎呀带上了那个铃儿呦噢
哇哇得的那个声
白脖子的那个哈叭狗
朝南得的那个咬
哎呀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呦噢
过呀来的那个了
你若是我的妹子儿噢
招一招的那个手
哎呀你不是我那妹子儿呦噢
走你得的那个路
“好听！这个好听！这是我最爱听的……”杏姑的话还没说完，嘴就被王大霖的嘴堵上了。杏姑吓了一跳，没料到他会突然来这么一下。一秒钟后她反应过来，马上迎上，再也不想分开。
延河水，潺潺流着，把他俩的喘息声都给盖住了。他俩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向窑洞走去。
那天晚上，他们酣畅淋漓地折腾了好几回。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样疯狂的情景好像不多，新婚那天算一次，然后就只有这一次了。他们把离别的这个晚上，当成合卺之夜。虽然没时间喝交杯酒，但他们的身体已如同两杯黏稠的陈酿。
躺在炕里头的儿子，一直在梦乡中，他不知道爸爸要走。当他清晨醒来的时候，爸爸已经不见了。他不知道爸爸在他脸蛋上亲了多少次，更不知道爸爸的眼泪滚落在他的脸颊。他后来知道的是，妈妈告诉他，爸爸被坏人杀死了……
往事如烟，时光稍纵即逝，离别延安的那一幕，镌刻在他的脑海中，一辈子也不能磨去，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杏姑母子……
这天晚上，王大霖一直没有睡好，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这次被派去香港执行任务，像极了几年前在延安告别杏姑的那种感觉。只不过，那次是离别，一次看不到结果的离别，而这次，是将要相逢，或者说，期待跟杏姑母子相逢。
从上海回来后，杏姑母子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许多人猜测，得知王大霖已经牺牲的消息时，杏姑就带着孩子去了上海。因为不止一个人听到杏姑说，她不相信丈夫已经离开人世，她感觉丈夫还活着，就在上海。如果她真的这么说过，可以肯定，她去上海找王大霖去了，还带着不满10岁的孩子。王大霖急了，想去上海找杏姑，但是，组织不允许他冒这个险，更不允许他再在上海露面。
有一件事他没有跟杏姑说。去上海前，组织上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给他和邓杰一人安排了一个女人，让他们假扮成夫妻。虽然是假夫妻，只是个形式，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夫妻生活，但是他还是瞒了杏姑，害怕杏姑不高兴。
从延安走的那天，他见到了自己的新“老婆”，她叫林曼，一个在上海滩演过四五部电影的演员。几年前，她跟许多要求进步的文艺青年一样来到延安，想跟着共产党干出一番事业。这次派她跟王大霖扮成假夫妻，一同去上海，正是对她积极要求进步最好的奖赏。她对上海非常熟悉，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王大霖熟悉周围的环境，同时还协助王大霖搞情报工作。
林曼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一双妩媚的大眼睛，仿佛随时都在说话，让人一心想从她眼睛里探出个究竟。她的嘴角左上方，长有一颗美人痣，衬托着薄薄的嘴唇，灵巧的鼻子，加上会说话的眼睛，使得她很讨人喜欢。不过人们要是以为她还是一名在银幕上喜怒无常的女演员就大错特错了，经过这几年的特殊训练，她已经由一名电影演员，转变成一名优秀的电报发报员，并掌握了多种破译密码的技术，很得上级赏识。
邓杰的“老婆”叫林俪，是林曼的姐姐。从长相上看，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女人是一家人。林俪比妹妹高多了，两腿修长，身材更加苗条，腰板直直的，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姐妹俩性格迥异，一张一弛，跟邓杰和王大霖一配，看上去真像天生的两对情侣。
他们在霞飞路租了一座小洋楼，离杜月笙公馆不远。洋楼是早年来上海滩淘金的一对荷兰夫妇的私邸。1937年上海沦陷后，荷兰夫妇撤离到欧洲，房子暂时由一个中国仆人看管。不知什么原因，战后这对荷兰夫妇一直没有回来，房子仍由那个中国仆人管理着，开始他不愿把房子租出来，担心荷兰夫妇回来埋怨自己。后来通过做工作，他终于答应让这两对男女住进去。洋楼分上下两层，双折线屋顶，侧墙沿街开了数扇老虎窗，窗口像荷兰人一样，又瘦又高。荷兰人喜欢把楼梯弄得又窄又陡，跟着一个人上楼，你要小心前面那个人的脚后跟踢到你的额头；或者，一个人在上楼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绝对不能下楼。除了楼梯狭窄，其他方面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卧室有两间，都在楼上，一间邓杰林俪住，剩下的一间是王大霖和林曼的。他们不可能真睡在一起。通常的情况，男人睡在地下。一对陌生男女，突然同居在一起，肯定有很多不适。白天，他们必须装出很甜蜜的样子，手挽手，头挨头，说着情话，宛如初试云雨的新婚夫妻，幸福地在大街出双入对。而到了夜晚，他们又变回陌生人，客气而冷漠。
日本投降后，王大霖与邓杰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做了一名普通的报务员。这个单位是个要害部门，非常敏感，对招聘进来的每一个员工审查特别严格。王大霖和邓杰自称在欧洲留学多年，最近才回到国内发展，准备为中国的无线电事业做出贡献，再加上伪造的各种证明非常逼真，想不信他们都难。他们必须先从一名普通的报务员做起，如果以后有机会升迁，便可以掌握全国的无线报务情况了，那是窃取情报的最佳途径，也是他们此次任务的最终目的。第一年，王大霖和邓杰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没敢轻举妄动，除了白天上班，回家就是陪“老婆”到左邻右舍打牌，或者看电影，或者逛舞厅，生活很有规律，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知道，无线电管理局肯定有专人在暗中观察他们，一旦发现有一丝一毫的异样，就会被驱出无线电管理局，甚至逮捕法办。
他们唯一要做的是，卧在那里，无声无息。
第二年，由于技术娴熟，业务水平高，又会为人处世，他们双双被提拔成科长。当然，这是无线电管理局对他们明察暗访后得出的结论：没背景，可以用。
他们沿着在延安就设计好的一条隐秘路线悄悄前行着，路途顺畅，没有一丝破绽。他们没有想到会出什么差错，但不幸的是，差错如期而至。
问题出在林曼身上。
刚开始的一两年，王大霖和林曼相安无事，他们各自扮着各自的角色，表演得相当投入，就仿佛是真的夫妻一样。但久而久之，常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青年男女，难免生出一些尴尬事来。林曼身材曼妙，有时候喜欢在王大霖面前显摆一下。后来，王大霖越来越觉得事情正朝着不正常的方向发展。刚开始，林曼换衣服洗澡什么的，还在王大霖面前遮着挡着，尤其晚上睡觉，二人更是一个床上一个床下，和衣而睡，互不干扰，白天再恩恩爱爱，到了夜晚都会变得冷漠与绝情。可近来，林曼突然开始不设防，入浴不关门，浴后更是穿着性感的睡衣在屋里走来走去，胸部、腰肢时隐时现，搞得王大霖的眼睛不知道往哪里搁。有天晚上，林曼钻进王大霖的被窝，直接对他说：“大霖，吻我吧！”
王大霖惊得坐起来，打开电灯，看着披头散发的她，惊愕地问：“林曼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林曼坦然地告诉王大霖，她今年虽然刚满22岁，但已经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16岁时，嫁给了一个年迈的导演；第二次是18岁时，她又跟一个落魄的诗人结了婚。后来她孑然一身来到延安，就一直没有了性生活。刚开始，紧张的学习与生活，让她无暇去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的身体才会苏醒过来，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把她折磨得像只困兽。来上海后，她的精神以及心理一下子放松了，没有在延安时那么紧张，于是，欲望又重新大胆地注入她的身体。最近，她阅读了几本性学博士张竞生的书，尤其对他描述的“第三种水”非常感兴趣。她虽然经历两次婚姻，但从未体验过“第三种水”，她渴望了解。
在王大霖瞠目结舌中，她脱光自己，拉着王大霖的手，开始引导他。“大霖，来吧！爱我一次吧！我想，党组织既然给了咱们夫妻之名，那么就应该默认夫妻之实，再说，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咱俩不说出去，谁也不知道。在一间屋子住这么久，就算不发生什么，你也会一辈子背上这个名的，那还不如痛痛快快做一次，堂堂正正做一次夫妻。我知道你心里装着杏姑，没关系，我不要求你装着我，我只想让我的身体装着你……”
王大霖没想到林曼会这样，他从开始的不安变成愤怒，这哪里还是假借夫妻之名的革命同志，分明是一头发情的母兽。他真没看出林曼是这样一个女人，之前太尊敬她了，把她想象成圣女，不可冒犯。现在看来，一个在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女演员，即使不是水性杨花，在私人生活作风上也是非常开放的。他接受不了，不是身体不能接受，是道德规范阻止了他。人不能一味地顺从身体的需求，他必须在一种规范下约束自己，否则人和兽便没有什么区别了。他的道德规范告诉他，他只有杏姑，不能有其他女人。
他轻轻推开林曼的身子，礼貌地拒绝了她。他以为这么绅士地浇灭一个女人的欲火就万事大吉了，却不知道自己的拒绝招来了林曼的报复。
林曼正是这么干的。其实，从回到上海滩后，她就逐渐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她不相信共产党能干成大事，觉得自己之前跑到延安去参加所谓革命，是那么的冲动与幼稚。回到上海重新出入各种宴会舞会后，她渐渐找到了以前的生活状态，她猛然醒悟，这才是她要的生活。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她不去享受现有的生活，非要拧着劲去战斗，去争取未来的生活。她频繁地出入各种舞会，甚至夜不归宿。这已经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为此，邓杰和王大霖都对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就连姐姐林俪也对妹妹的举动非常不满，跟妹妹大吵了一架。她收敛了几天，然后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邓杰和王大霖一看情况越来越失控，已经没法让林曼再在上海待下去了，否则会惹出更大的乱子。他们给延安发报，建议组织立即来人，把林曼接回去。
林曼可不想再听什么邓杰王大霖摆布，她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久，她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个名叫梁君的青年男子，那男子年方三十，身材挺拔，英俊倜傥，舞姿潇洒，吸引着舞会上所有女人的目光。林曼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男人，并迅速与梁君恋爱起来。梁君不但对她体贴入微，更让她满意的是，他在床上的表现更让她大开眼界。后来，当她知道梁君的真实身份后，她害怕了。但此时的她已经身不由己，而且梁君答应她，事成之后还会奖励她一笔不菲的奖金。她动心了。抓捕邓杰和王大霖，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一起被捕的除了林曼的姐姐林俪，还有来洋楼开会的10名地下党员。后来，除了邓杰和王大霖被营救出来外，其余的人，包括林俪，都在龙华监狱被枪决。而林曼，则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王大霖被捕的消息传回延安，传着传着，就传成他已经壮烈牺牲。毕竟，被捕就意味着牺牲，很少有例外。
杏姑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后，带着孩子离开延安。至于到没到上海找王大霖，后来又是怎样带孩子去的香港，谁也不清楚。现在唯一知道的是，孩子出现在香港。那杏姑呢？肯定也在香港吧！问题是，苏行认错人没有？他见到王大霖儿子的时候，孩子还小，经过几年变化，孩子的长相有了很大变化。还有，苏行既然认了出来，为什么当时不把那个小孩拉住呢，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王大霖一肚子疑问，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他披着衣服来到滹沱河边。
此时的天空像块深蓝色的幕布，上面挂满了星星。他坐在河滩一块大石头上，双腿一叉，从腰里抽出烟袋锅子，填上烟丝，点燃，狠狠吸了一口，又缓缓吐了出去。他不会忘记当初回到延安时，怎么度过失去杏姑母子那段艰难时光的。那种割了心的疼痛，抽掉魂魄的失落，以及刻骨铭心的自疚，折磨得他痛不欲生。他无数次地坐在夜空下，仰望着星星，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杏姑，你们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没有答案。
不过，他始终相信，他这辈子还可以见到杏姑母子，他不相信失去了他们。他曾经无数次回忆在延河边给杏姑唱歌，回到窑洞亲吻儿子的情景。儿子那张熟睡的、热烘烘的小脸蛋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现在他多大了？长多高了？算起来，该12岁了吧？还有，杏姑他们为什么去了香港？离别这么多年来，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好在，有了消息，比一无所知好。
天开始蒙蒙亮，深蓝色幕布变成浅蓝，随即被太阳染红。西柏坡吹响了起床号，号声嘹亮悠长，他整了整衣服，从河滩站起来，朝村里走去。今天上午，他就要跟战友们前往石家庄机场，他默默地对自己说，杏姑，等着我，儿子，等着我，我找你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