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行推开钱善波办公室大门，直冲冲走了进去。钱善波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收拾着什么，抬头一见苏行，顿时满脸堆笑，站起身来说：“哟！你亲自来了。你说你一个朋友找我，问一辆计程汽车号牌，我都不敢离开办公室，生怕他来了找不到人，他到底来了没有？”
苏行按捺住心中的悲伤，说：“他不会来了。”
“不来了？出什么事了？”
“我来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苏行说着，终究还是没按住，鼻子酸酸的，眼里有一股热热的东西直向外涌。
钱善波很会察言观色，他觉得不对劲，连忙悄没声地给苏行沏了一杯茶，然后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等着苏行说话。
“你可能猜着了，”苏行喝了两口茶，喃喃说，“被害的，就是我那个朋友，我让他来找你……唉，谁知……”
钱善波很吃惊，瞪着眼珠子问：“真的是你朋友？他也是你们……”他用手比画着。
“不，你别打听太多，你只知道是我朋友就行。”
“哦，可我没闹明白，他怎么会死在女厕所呢？”
“我还想问你呢！”
“妈的，凶手这胆子也太大了，跑到运输署来杀人。不行，凶案发生在运输署，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运输署每个职员都有义务积极协助警方调查，绝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钱善波的口气里透着一万分的假惺惺。
“你最好把这话说给警察听。”苏行冷冷地说。
“说了，刚才警察到办公室来我就说了，不过……”钱善波挠了挠脑袋，“我毕竟不是目击者，那是女厕所，我也没法目击。我只看见尸体从厕所抬出来，脸都是黑的，很吓人。警察局也没细问我，就直接找第一个发现尸体的目击者去了，毕竟人家在第一现场。对了，我干脆把那女的给你叫来，你问问她，看能不能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我上楼之前问了一个叫陶柏盈的女人，她向我描述了一些情况，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
“什么？你认识她？”钱善波打断苏行，表情紧张地问。
“不认识。你别拿眼睛瞪我，我怎么可能认识你们运输署的人呢？我只是看警察在询问她，拿本子记着什么，所以我猜，她一定是第一现场的目击者。”
“她……她……”钱善波的眼睛里突然洋溢出一种说不清楚的舒坦，好像谁在给他挠背，他连连点头，说，“人很不错的，就是年龄大了点，不然的话，她前程似锦。”
“目击凶杀，跟年龄有关系吗？”苏行猜到，钱善波和陶柏盈之间有暧昧关系，他装成什么都不知道，故意拿话噎他。
“嘿嘿，没关系，没关系。”钱善波又挠挠头，说，“那打听出什么线索没有？”
“有，初步推测，是毒杀。凶手有可能是个女人，她事先在女厕所躲着，在我朋友经过时实施下毒，然后拖进了女厕所。不过，这只是初步判断，还不能确定怎么下的毒。听着，老钱，我现在有件事，需要你的帮助。”
钱善波脖子一耸，好像被什么击中似的，他知道麻烦来了，但又不敢拒绝。钱善波咧着嘴，不情愿地点着头，“你说吧，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义不容辞，绝对帮忙。”
“那就好，”苏行看了看办公室大门，“说话方便吗？”他担心隔墙有耳。
“没事，尽管说。”钱善波满不在乎地摆摆手。
“是这样，”苏行说，“之前发生了一点事，我们需要了解一辆计程车的情况，有目击者见到了那辆计程车，所以，我们来你这儿，就是想查阅那辆计程汽车以及司机的资料。”
“哦，就这个事啊？这个好办，好办！”钱善波松了一口大气，“你知道司机叫什么吗？”
“我就是想知道他叫什么。”
“哦，我明白了，你通过号牌查他的姓名、住址？”
“对！”
“现在你知道有我这个朋友有多重要了吧？”钱善波咧嘴笑着，“大事我帮不了，这个小忙，就是我眼皮底下的小事一桩。”他回身打开档案柜，在里面的卷宗翻着，问：“他的号牌是多少？”
苏行说：“我只知道数字里有个4，有个9，字母里有个v。”
“就这些？”
“是。查起来困难吗？”
钱善波在卷宗里抽出一册厚厚的本子，笑着说：“整个香港，1947年已登记和领牌的计程车数目为329辆，去年递升到344辆，今年还没统计，你说困难不？就是一个一个翻，也能把他给找出来。”
5分钟后，钱善波一拍桌子，说找到了。他把卷宗推到苏行面前，指给苏行看：“喏，估计就这个！”
苏行看见卷宗内页有一栏写着：morris oxford mo，lv4190，何龙钧holoong-kwan，1899年2月2日出生，九龙深水埗宪发针织厂。
苏行说：“老钱，你给解释一下。”
钱善波说：“前面是计程汽车的牌子，英国摩利士oxford，这款牛津mo你肯定见过，车头鼓起一个大包，所以这个车有个外号：荷包蛋。lv4190就是这个车子的号牌，完全符合你提供的条件。”
“另外的车子都不符合吗？”
“我刚才浏览了一下，只有这部车子符合。没错，就是它。”
“哦，就是说，何龙钧就是计程车司机了。”
“对，后面是他的英文名，登记时必须填写，哪怕他不认识一个字母。看出生年月日，今年他正好满50岁，是个老司机。另外，他的住址不是很详细。他居住的地方不是什么正规的街道。那里除了打鱼的，就是海外华侨投资的纺织、制衣、五金和搪瓷厂。我想，这个何龙钧就住在那个宪发纺织厂宿舍。”
苏行又扫了一遍卷宗内页，把司机的名字，住址又背了一遍。他问钱善波：“那辆英国摩利士计程车怎么认？车标是什么样子的？”
“好认。车子是黑色的，车标呢，中间有一头牛，两边是飞翼，下面是大写英文morris。”
大明书店在毕打街街口拐弯处，面积不大，两扇褐色的大门，上面镶着两块白色的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书店的招牌在大门上方，除了汉字，还有一排英文：light bookstore。书店老板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20岁左右，身材不高，但曲线突出，一身藕荷色高衩旗袍，更显玲珑娇小，凸凹有致。
她叫谢晓静，去书店的人都叫她晓静。
下午5点，太阳还挂在空中，街面被阳光晒得发烫。周哑鸣坐在书店最里面的座位，手里捧着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厚厚的精装版，描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和女仆喀秋莎·玛丝洛娃的故事。他一面看着“房子前面百步开外的峭壁下有条小河”，一面用眼角睃着窗外。
时间到了，苏行该来了。
谢晓静给周哑鸣端来一杯咖啡，在周哑鸣对面座位坐了下来。每逢周末，周哑鸣都会到书店来坐坐，他喜欢翻翻小说杂志什么的，时不时还买一本回去。更重要的是，除了祥和国际商贸公司，大明书店是另一个联络点，它是祥和的分支，用以掩护祥和公司的真实背景。也就是说，周哑鸣布置任务，或者开会，一般都选择在书店。很多不知道祥和公司的人，却都知道大明书店。晓静的父亲是中共老党员，在汉口组织工人示威时，被军统特务枪杀，晓静和母亲躲过特务的追捕，从内地逃到了香港。母亲去年患病离世后，家里只剩下晓静一个人了。父亲是干什么的，晓静很清楚，所以她毫不犹豫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继承父亲的遗志。她表面身份是大明书店的老板，暗地里担任周哑鸣的通讯员，是周哑鸣最得力的助手。
此时，她神情有点忧郁，大大的眼睛盯着周哑鸣，不安地说：“他怎么还没到呢！”
“是啊！约好5点在这儿会面，应该马上到了，他以前从没迟到过。”
“不会出什么事吧？”晓静更加担心。
“再过半小时他还没来，我们就撤退，必须撤退。”周哑鸣说。
“好！”晓静望着周哑鸣，她的眼睛蕴藏着一种很柔软的东西。周哑鸣知道晓静喜欢他，他又何尝不喜欢这个漂亮的姑娘呢？只是这层纸没被捅破，也没时间捅破。眼前的任务这么艰巨，爱情对于他们来说，是不能碰触的事情。他们的每一次见面，都有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一个无法预知自己生命的环境，怎么能预知爱情呢？他们谁也不舍得给对方带来遗憾，不舍得伤害对方，在随时为自己的信仰牺牲时，爱情只能退居幕后。
“晓静，把武器准备好，以防万一。”
“如果苏行出事，会暴露书店吗？”晓静无比担忧地盯着周哑鸣，那种眼神让人心痛。书店就像她的根儿一样，让她一下子放弃，肯定不舍。但是，她必须时刻准备着抛弃书店，随时都有可能是在书店的最后一分钟，就像她跟周哑鸣会面一样，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
“我们要往最坏的方面想，随时准备战斗。”周哑鸣说。
谢晓静拿起随身携带的奶白色小皮包，那把柯尔特左轮手枪就在包里，枪是银色的，非常漂亮。武器就是这样，它的终极目的是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灿烂的死亡，这样形容这款柯尔特左轮是再好不过了。
半个小时后，从书店的橱窗向外望，苏行已经出现在街口。谢晓静马上站起身，躲在窗帘后面，一双忧郁的眼睛迅速扫视着周围的一切，她要在10秒钟内确定，是否有人跟踪苏行。
很快，她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暂时没有危险，周哑鸣紧张而僵硬的身子松弛下来，重新陷入座位中。
苏行左顾右盼，从书店门口经过而未入，走过20米后，他突然蹲下身子系鞋带，眼角迅速从肩头向后窥视。如果有人跟踪，遇到被跟踪目标突然蹲下，跟踪者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伫步，不知所措；二是闪躲，生怕暴露。当然，还有第三种，若无其事走过。这是修炼到一定程度的跟踪，面不改色，如入无人之境。第三种虽然能掩护跟踪者，可目标丢了，自己也丢了。当然，他的格鲁吉亚老师叶甫根尼·康斯坦丁诺维奇教给苏行的反跟踪术不止系鞋带这么简单。最有效的反跟踪术是突然转身，迎着跟踪者走过去，当擦肩而过时，又立刻转身，跟在跟踪者身后。这样，被跟踪者瞬间变成跟踪者，由被动变主动，让真正的跟踪者手足无措，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这是已经确定身后有跟踪者的情况下采取的招数。现在看来，这招用不上，苏行在3秒钟内已经确定，没有发现情况。
他倒退回来，快速闪进书店。
谢晓静把苏行让进，然后走出书店，站在大门外，继续警戒。当目标消失的时候，跟踪者往往就会自动显现出来。晓静警惕地望了望大街各个角落，还好，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她把捏在手里的皮包放了下来。
苏行进来的时候，周哑鸣就发现他脸色不对，像得了大病似的。周哑鸣预感情况不妙，急切地问：“怎么了？许才谦呢？”
苏行再也无法按捺住自己的情绪，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哽咽着说：“老许他……他被害了。”
“什么？”周哑鸣顿时惊呆了，“发生了什么事儿？”
苏行挺了挺胸，稳住自己的情绪，然后把在运输署见到的一切向周哑鸣叙述了一遍。周哑鸣听后身子瑟瑟发抖，他气愤地说：“肯定是保密局方面的女特务，最善于毒杀，她们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
苏行咬着牙说：“一定要给老许报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杀手是怎么盯上许才谦的呢？”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我和老许从报社出来，只去了新西伯利亚咖啡厅，然后在咖啡厅门口分手。他去运输署，我去祥和公司向你汇报情况。如果这个女杀手盯上老许，应该是在从报社到咖啡厅的路上，或者隐藏在咖啡厅附近，从我和老许分手开始跟踪。”
“当时你在咖啡厅门口没发现什么异样的情况吗？”周哑鸣问。
“从咖啡厅出来时，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情况。”
“她肯定躲在暗处，你只是没看到罢了。这个狡猾的女特务应该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在涂哲被人从咖啡厅扶出来时，她肯定看到了计程车，知道那辆车是唯一留下的线索，于是她跟着许才谦到了运输署。她知道许才谦到运输署的目的，她必须掐断这根线索，保护那个疤面人，所以，她毫不犹豫选择在运输署下手。”
“可是，她怎么认定老许去运输署，而不是我呢？她也应该跟踪我啊！”苏行不解地问。
“我分析，她认识涂哲，也认识同在《大公报》的许才谦，她只是不知道你是谁而已。在你和许才谦两者之间，她当然选择《大公报》的人，只能说，这次她选对了。不过，也可以说选错了，她跟踪许才谦，只能掐断一个线索，她要是跟踪你，就跟到祥和公司去了。那样，就不是损失一个许才谦，而是毁灭我们在香港的整个工作小组了。”
“按照你的推理，这个女杀手下一个要寻找的没准就是我。”苏行说。
“对，杀死一个许才谦，只能让许才谦停止追踪那辆计程汽车，还有一个人也知道那辆计程车的情况，她仍需要继续追踪。毫无疑问，那个女杀手下一个目标就是你。她本来可以轻易在运输署碰到你，只是她作案后不可能待在原地，也就错过了你去运输署的时间。”
“看来，他们起码有两个人参与进来，一个负责绑架涂哲，掐断涂哲证明我身份的唯一联系；另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女人，负责扫除一切没有清理干净的蛛丝马迹。”
“我想也是这样。这说明什么呢？”
“我差不多猜出来了。”苏行很自信地答道。
“你说！”
“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童教授不信任我，信任他们。那么，他们一定派人去接触童教授了，他们做的是跟我们同样的事，接走童教授。”
“没错！”周哑鸣说，“还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什么问题？”
“按童教授的信仰，他怎么可能跟他们走呢？不可能！他们肯定非常了解教授的思想，教授是拥护我们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教授没有理由跟他们走。”
“我想也是，即使我们接不走，他们也无法接走，除非他们采取惯用的绑架手段。”
“不，他们开始还不会采取这样强硬的手段。他们不傻，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周哑鸣说。
“怎么解决？”
“冒充。”
“冒充我们？”
“对！冒充共产党接走童教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童教授毫发无损。而绑架童教授，只能发生在冒充失败，或者鱼死网破的时候。”
“所以他们必须掐断涂哲这条线，让我无法取得教授的信任。那，他们又怎么证明他们是共产党呢？”
“这点小事是难不倒他们的，他们有部门专门干这个，伪造证明，模仿笔迹，办的手续比咱们还正规。教授是无法分辨这些的。也许在教授脑子里，有证明信就是最正确的。你要记住，搞科学的人信证据，他们最恨的就是，空口无凭。”
苏行一拍大腿，说：“怪不得！教授问我有没有证明信，还问我认识不认识李克农。”
“教授这样问过你？”
“问过。”
“这说明，已经有人给教授出示了证明，并以李克农的名义，妄想堂而皇之接走教授。”
“可是，我们没有傻到用一张纸和一个人名来暴露自己的地步吧？”
“是，我们不会，但他们认为我们会，认为我们像政府机关正规文书往来一样，有证明，有公章，有签名。他们也不想想，既然可以如此，那我们还搞什么地下活动？我们正大光明地干上一仗不就行了？”周哑鸣激动起来，“没关系，我们会成全他们的，再过段时间，我们就正大光明了，我相信这一天马上就要来到。”
“下一步怎么办？”苏行焦急地问。
“我让晓静迅速通知那边的同志们，马上做好战斗准备。无论是谁，想要接走教授，杀无赦！我俩呢，首要任务是救人，别再耽误了，马上去深水埗，到宪发针织厂找到那辆神秘的黑色摩利士，司机何龙钧会告诉我们疤面人把涂哲弄到哪儿去了。”
夜深了，何龙钧强撑着疲惫不堪的身子，驾着车在街上游荡着。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很少有人干了白班还加夜班，身体受不了。长年累月下来，不到中年就废了，但老何不一样，他必须挣钱，给卧榻不起的老婆看病。计程汽车公司的老板知道老何的情况，就同意了老何加夜班的请求。其实，老何没力气再熬夜开车，他真的太累了，他真想趴在方向盘上睡一会儿，哪怕睡上5分钟也行。
在外人眼里，老何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膝下三儿一女，女儿何丽英是老大，在宪发纺织厂上班，去年嫁给了纺织厂一个叫王平富的工头，生有一子。工头利用自己的小小权力，在纺织厂一幢旧楼给老丈人找了间房。托闺女的福，老何一家才在深水埗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时逢国内战乱，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向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割给英国人的这片地成了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第22任香港总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接纳了他们，但这个精瘦的秃顶英国男人不允许他们在高楼大厦间栖居，那有辱大英帝国的形象，难民们潮水般地涌向深水埗。这里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居住场所，他们拖家带口，露宿野地，或者找点油毛毡、席子、木棒，临时支起一个篷子，一家人挤在里面，便算是一个新家了。要几年后，深水埗才有闻名世界的“笼屋”。在当时，老何一家能在纺织厂有个正经房子住，在难民眼里，那可真算是有点档次了。
老何的三个儿子都不大，大的叫何旺龙，刚满17岁，跟老何的一个朋友出海打鱼。最小的儿子何上和才10岁，还不懂事，整天跟比他大3岁的哥哥何百和在纺织厂院子里弹玻璃球。老何有房，还在计程汽车公司上班，每天开着黑色的摩利士在纺织厂进进出出，把很多人的眼睛都涨疼了。
然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老何的老家在福建，父母早亡，他跟着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姑姑过，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老何打光棍打到30多岁，才由邻居说亲，娶了邻村一个傻乎乎的老闺女，叫吴九姑。吴九姑给老何生了三儿一女，还给老何带来了她家族的遗传病：大脖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吴九姑脖子越来越大，当她的脖子比脸还粗时，就开始整天躺在床上咳。一到晚上，她就变成一台巨大的风箱，一晚上呼呼呼的，能将楼顶掀翻。治病就需要钱，可老何开计程车的薪水，除了能刚好维持家里的生计，哪里有多余的钱给老伴治这种疑难杂症呢？
老何到处借钱，春节前闺女还在纺织厂通过女婿借了一笔，可那点钱，对治疗老伴的病是杯水车薪。老伴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窟窿，借的那点钱就如同一颗小石子，丢下去连个声响都听不到。要是多遇见几个今天那样的乘客就好了。那个乘客看上去并不像个有钱人，但出手阔绰，他递给老何一叠大钞，就扶着另一个有病的乘客下车了。老何想找零，但那人摆了摆手，把脑袋伸进车窗，伸进来的脑袋把老何吓了一跳，那人的额头全是坑坑洼洼的疤痕，像烧坏的。老何心里突突直跳，说：“我马上找零，马上！”
但那人又一次摆了摆手，说：“不，剩下的你拿着，”并用一根指头竖在嘴唇前，又说，“你应该懂。”
老何懂，那是乘客让他闭嘴的意思，多余的钱等于封口费。
老何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男人扶着一个醉醺醺的女人下车，然后塞点小费，要求老何别对任何人提及下车的地点。通奸的事太龌龊了，老何恨不得下一分钟就忘掉，谁管你在哪里下车？可今天这个，男人扶着男人，还要求缄口莫提，老何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呢？这让老何有了兴趣。关键是，那人给的小费，出乎老何的预料。
这个世界有些人是不在乎金钱的，但老何在乎。他一想起老伴越来越粗的脖子，就更在乎了，没有什么比金钱更让人爱的。老何想，在那人下车的那条街转悠，说不定还会碰到那个出手大方的男人。计程车司机就是这样，他们知道该在哪个地方等候乘客更能挣着钱。
老何在那条大街一直转到深夜，也没见到那个人出现。期间他搭乘过另外几个乘客，离开过那条街，是不是在这个时间错过了那个人呢？老何懊恼不已，心想，再有其他乘客搭车就说车坏了，需要到修理厂修理。有句俗话，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现在老何倒舍得孩子，可狼始终没有出现，老何只得回纺织厂，心想明天白天再来，他不相信那个人这辈子只搭乘一次计程车，他一定还会出现的。
快到纺织厂时，老何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停车，是两个男人。这么晚搭客是件很危险的事情。老何把车小心翼翼地停到路边，右舵的车，左边的手才有空间发力。一般的人没那么大力气，但老何不同，他是左撇子，力道全集中在左手了。老何的左手握着一把锋利的尖头钢锤，一旦发生情况，钢锤可以瞬间砸进人的头骨，再狠命一搅，足以致人死命。
一个穿着白色西服，面色黝黑的年轻人，把脑袋从车窗探进来，笑吟吟地问：“是何伯吧？”
老何一惊，心想他怎么知道我姓什么，他边点头，边捏紧左手上的钢锤。
年轻人说：“何伯，耽误你点时间，我们打听个事。”
原来不是搭乘车的，老何本想一踩油门走了，但转念一想，对方怎么知道他是谁呢？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老何问：“什么事？你说。”
年轻人问：“今天下午，何伯记得在新西伯利亚咖啡厅门口，搭乘过两个男人吧？一个男人扶着另一个上的车。”
老何心里更觉蹊跷。下午那个满脸有疤痕的乘客给了他封口费，现在就有人来打听这件事，看来，下午那两个男人是有问题的，不然也不会那么大方地给他一叠钞票不找零。老何想，什么封口费不封口费的，眼前这个年轻人给他两叠钞票他就讲。现在，他脑海里浮现的是老伴的大脖子，而不是下午那个疤面人。
老何说：“记得，我怎么不记得。但是……但……”他停住了，看见年轻人手里有一叠钞票，比下午男人给他的厚多了。
“够交一个月住院费的，”年轻人把钱递过来，说，“我们从不亏待帮助过我们的人，当然，也不会忘记不帮助我们的人。”
“你们是什么人？”老何伸出手，捏住年轻人手里的钞票，他试着往外扯，没扯动。
年轻人笑了：“说吧，我只需要知道他们在哪里下的车？”
老何盯着钞票，他觉得那叠钞票比手里的钢锤还锋利，已经插进他的心脏，让他心疼不已。
“毕……毕……”老何使劲捏着钞票，“毕打街。”他终于说出来了，同时，手一松，钞票变戏法似的来到自己手上。
让老何没想到的是，事情还没完。对方显然被“毕打街”这三个字惊到了，两个男人对视了一下，然后急切地问老何：“何伯，你能确定是毕打街？”
“确定。我不会记错地方的。”老何语气肯定地说。
“那何伯，你再想想，他们是在毕打街哪个地段下的车？附近有什么标识性建筑？比如银行、邮局、书店、公寓……”
“在一幢褐色的大楼前下的车，”老何说，“很好认的，毕打街就那么一幢褐色的大楼，四层，以前是个印刷厂，你一去那条街就能看见。”
“哦，那麻烦何伯了，谢谢你！”年轻人有礼貌地频频点头，然后挥挥手，和另外一个男人消失在黑暗中了。
老何愣了一会儿神，盯着手里的那叠钞票，感觉像做梦一样不真实。他感觉老天怜悯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帮他来了。想着想着，他的眼角湿润了。他叹了口气，松开离合，踩着油门，让车缓缓向前走着，刚才一身的疲乏早已云消雨散，反之，他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老何决定把钱放回家，顺便看看病榻上的老伴，然后干个通宵。
车驶到纺织厂大门，昏暗的路灯下，仿佛站着一个人。老何用大灯闪了一下，那人向他招手。都要到家了，还有生意，今天是怎么了？老何心里突突直跳，他从没感觉自己离老天这么近。
老何把车开到那人跟前，这才发现，招手的是个年老的女人，穿着开衩很高的旗袍，右手拄着一根拐杖。此时，海风袭来，吹散老妇的白发，遮挡住她的面孔，在阴惨的路灯下，老何看见老妇涂得很红的嘴唇。
夜这么深，突然看见这样的老妇站在路灯下，老何心里有点发颤。
老妇举着厚厚的一叠钞票，比刚才那个年轻男人拿给老何的还要多。老妇说：“我要上车，开门，扶我一下，我走不动了。”
老何不发颤了，他觉得那叠钞票在颤，甚至整个世界都在颤。那叠钞票就是老伴的脖子，他真想捏住它，捏住就能变细。
他下了车，绕过车身，向白发苍苍的老妇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