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把自己要出去的想法偷偷告诉了吴哥。自从看到吴哥替我求情的那一幕，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绝对能够靠得住的人。吴哥说，他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到钱还在帮主手中，他不愿意就这样空着手跑出去，家中一儿一女还等着他养活。
我说，钱不要也行，赶快出去，出去后什么都好了。
吴哥说，他不甘心，他不甘心这些年乞讨的钱都送给帮主这个大浑球。
吴哥还说，他只要自己的那一份钱，拿到钱后，他就回家，在村中盖一座两层高的小洋楼。夜晚吃过饭后，他就搬张藤椅坐在楼顶上，吸着旱烟叶子，不，那时候就不吸旱烟了，改吸过滤嘴的红塔山；看到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了，就跟飞行员说：“伙计，也来一根吧。”
我说，人家飞行员才不要你的烟，飞机上不让吸烟。
吴哥认真地说，那就让他带回家吸嘛！怕啥？老哥有钱嘛！
我想起了那个疯女人，我问吴哥窨井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
吴哥说，这个女人以前也是草花头（乞丐），是别的男草花头发现她夜晚睡在公园里，就把她绑架了，带进窨井里，进献给了帮主。以后，她成了帮主的女人，也是只有帮主才能碰的女人。
没有人知道疯女人家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经历，她来自哪里。
我想帮主窨井中的这个女人，可能也是被人从外地扔进了省城里，然后被乞丐们绑架后送进来的，直到现在都能看出她是很漂亮的。她有过丈夫吗？她的父母会不会一直在寻找她？她难道要在窨井中生活一辈子？一辈子都做帮主的泄欲工具？
后来来到南方的一座城市，我深深感到了什么叫人性化管理，什么叫以人为本。有一次，我去救助站采访，那天刚好也有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我看到一幢高大整洁的大楼里，里面住的全是智障人，从50多岁的老人到几岁的孩子。救助站先送这些智障人去康复中心治疗，有的能够减轻病情，有的则无能为力。病情较轻的，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然后让家人来接；家人经济困难，无钱来领的，救助站则会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将智障人送到家中；而那些病情没有丝毫减轻的，就会一直生活在救助站里。
同一片蓝天下，同一方土地上，用范伟大哥的话来说就是：“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吴哥的梦想就是回家。他说他经常梦见一对儿女站在家门口等他，夏天也梦见，冬天也梦见。夏天的时候孩子的皮肤被晒得乌黑，冬天的时候孩子的手脚都被冻裂了。
我说，既然这么想家，就赶快回家啊。你是老大，没有人监视你，你什么时候想走就能走。
吴哥说，他的钱还在帮主那里，他要到钱才能回家。什么地方都没有家好，“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娘娃娃热炕头”。
我不知道吴哥有没有婆娘，我也没有问。他只是向我说起过一对儿女的情况，从来没有说起过婆娘。
吴哥还说，等到有一天他要到钱了，就和我一起回他家。他家在黄河岸边，全堡子有几十户人，有一所学校，就是没有老师。我当过民办老师，去他们那里教书合适。
我问，学校一直没有老师吗？
吴哥说，以前有过一个，从外面堡子来的，不会教书。有一次，乡上来人检查工作，听这个老师给学生讲课。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喊：“刺啦啦——啊（汉语拼音a），念。”娃娃们大着嗓门一齐跟着念：“刺啦啦——啊。”“刺啦啦——喔（汉语拼音o），念。”“刺啦啦——喔。”下课后，乡上的人就问：“你怎么前面还有刺啦啦？”这个老师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是跟着录音机学习的。”然后，他就把乡上的人带到他的房子里，按下了录音机的放音键，磁带陈旧，录音机卡带，就发出了“刺啦啦——啊”的声音。
我笑出了眼泪，这是我这些天里第一次开怀大笑。
吴哥说，唉，就连这样的老师，都留不住啊。村子小，周围十里就只有这样一个村子，没人愿意来教书。你来了肯定教得好。再怎么说，教书比你当草花头好得多。
我没有言语，我知道我不会去那个黄河岸边的村子去教书。我担心说出来会让吴哥失望。
有一天，我问吴哥，为什么所有人都怕帮主？
吴哥说，传销你知道吗？这也跟传销一样。
我不明白，想让吴哥进一步解释，但是，吴哥不解释。吴哥说：“你以后就知道了。”
吴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午后。那天，我正在街边乞讨，突然下起了雷雨，满大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豆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上，激起一泡泡的尘烟。我慌慌张张地收拾好破碗，将一把硬币塞进裤兜里，一路叮叮当当地跑进了附近一幢还没有盖好而又废弃的楼层里，突然就看到了吴哥和他那几个小乞丐的身影，原来，这里是他们的根据地。
那几个小乞丐都是残疾，有的缺脚缺手，有的瞎了眼睛，看起来呆头呆脑，一句话也不说。我问吴哥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残疾孩子，莫非他们真的是被人弄成了残疾？吴哥只是悄悄地说，听说这些孩子有些是偷来的，有些是在大街上捡拾的，和我上次见到的隔街乞讨的那两名孩子一样。
我心头突然一阵发紧。这些可怜的孩子，如果他们真是偷来的或者捡拾的，那么，他们在这里乞讨，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不知道父母是谁；而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父母，也不会知道孩子在哪里，不知道孩子已经做了乞丐。这一家人该有多么痛苦啊。母子生生别离，音讯茫茫，会让他们留下一生的痛苦和缺憾。
不过，我还是希望吴哥的话只是道听途说。这些年来，我多次暗访过乞丐群落，但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打手们弄残儿童的情景。
十年后，有一部叫做《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打手们把浸泡过乙醚的毛巾，捂在孩子的嘴巴上，孩子很快就昏迷了。打手们然后拿起刀子，残忍地剜掉孩子的眼睛。
当时，我看到这个情节时，头发倒竖，大汗淋漓，全身颤抖不已。
我看着这部电影中孩子们乞讨的情景，突然就想起了十年前与吴哥交谈的那个雨后的下午，心头一阵阵揪疼，恐怖席卷了我的全身。
我告诉自己，电影中的情节是在印度，而我们生活在中国。中国不会有这样残忍的情景。
吴哥，还有那些残疾孩子们，他们现在去了哪里？
自从进入窨井后，我和帮主很少说话，我每天只是把当天的收入和支出、乞丐们的生活费用整理好后，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交给帮主。帮主对我也是一句话不说。
有一天早晨，我照例准备出去乞讨，帮主突然说：“你等等。”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些紧张。
等到窨井里只有他、我、疯女人三个人了，帮主才说：“这段时间你干得很好，以后我就带你去美国。”
我没有吭声，把讥笑埋藏在心中，脸上却不动声色。我想：你能带我去美国？你带我去美国干什么？继续当乞丐？
帮主继续说：“等到我们每人攒到10万元，就带你们去美国，睡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份。”他用手指在窨井里划了一个圈。
我继续不动声色地听着，感觉这个满脸胡子的疯子在说梦话。美国太遥远了，有的人想去美国，是那些贪官们和富翁们。难道这一群乞丐也能去美国？笑话。10万元就能去美国？我听说有些福建和广东的人想去美国打黑工，最少要交给蛇头20万，蛇头才会带你去美国。
帮主看到我面无表情，就问：“怎么？你不信？”
我赶快点头说：“信，信。”
帮主又轻描淡写地说：“我有亲戚在美国，钱多得很。亲戚在美国开工厂，造电视机，过去了大家就在他工厂里工作，都当工人。”
我连忙又点点头。
走出窨井，走在公园僻静的路上，我突然明白了吴哥所说的“传销”的意思。帮主给每个人用红蓝铅笔画了一个彩色的美国梦。帮主说，只要你听话，这幢楼房就是你的，这座工厂就是你的。所以大家就都很听他的话，都想到美国去当工人。
十年前的美国，那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何况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们。
知道了吴哥的根据地后，我每隔几天就装着解手，去吴哥那里转转。我知道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我。监视和告密者在乞丐群落里无处不在，这就像白色恐怖一样。
吴哥说他不想去美国，他只想回家。他说，就算他去了美国，那一对儿女怎么办？我没有戳破帮主的肥皂泡，我没有说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美国，甚至连蒙古都去不了。出国是需要护照的，你们哪个人有护照？你们又知道护照是怎么办理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用美国梦蒙骗大家。他到底在耍什么阴谋？
吴哥问我帮主的钱都放在哪里。
我说，你想干什么？
吴哥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我们那么多钱放在他一个人手中，会不会有事？
我说，帮主每隔几天就让人把零钱换成整钱，然后藏起来。窨井的角落有个铁罐子，铁罐子下面有个洞，钱都藏在洞里面。
吴哥没有说话，只用一双因为浑浊而显得忧伤的眼睛望着天空。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很后悔那天把藏钱的地点告诉了吴哥。如果没有告诉他，也许就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就不会这样深深地追悔。
当天晚上，也许是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睡在最外面的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打骂声和求饶声，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梦，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惊恐地睁开眼睛，突然看到吴哥倒在地上，脸上全是鲜血，像一层红纸糊在脸上。他呻吟着、喘息着，声音很大，像拉动了风箱。
看到吴哥伤成了这样，我忘记了害怕，我问帮主：“怎么了？为什么打他？”
帮主没有说话，我又看着烛光中刀疤那张异常狰狞的脸，刀疤说：“他妈的偷老子们的钱。”
吴哥有气无力地说：“我只想回家，我只要我那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