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是五点四十五分。我让出租汽本司机在夏尔-马丽-维多尔小街上等着我，我自己顺着小街一直步行到克洛德-洛兰街，俄国教堂就在那里。
俄国教堂是一座两层的楼房，窗户都拉上了窗帘。教堂的右侧，是一条很宽的林荫道。我伫立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我先是看到两个女人，她们在教堂靠近街道一侧的门口停了步。其中一个剪着棕色的短发，肩上搭着一条黑色的羊毛披巾；另一个头发金黄，满脸脂粉，戴着一顶灰色的高帽子，它的形状同火枪手的那种帽子一样。我听到她们说的是法语。
从一辆出租汽车里，费劲地爬出来一个肥胖的老年男子，他的头发已经全秃了，有着蒙古褶的眼睛下面鼓着两个明显的皮囊。他正走上林荫道。
在教堂的左边，有五个人从布瓦洛街上正钥我这里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女人，她们搀扶着一位老人，老人是那样的苍白而虚弱，以致给人的印象犹如一尊干巴的石膏像。跟在后面的是两个男子，他们长得很象，无疑是父子俩。两人都穿着剪裁雅致的灰色条纹西服，父亲有一副那种自矜漂亮的男子的外表，儿子的头发金黄而卷曲。就在这时，一辆轿车开到这群人的身旁嘎然停住，从车上走下来另一个老人，他身被一件罗登缩绒厚呢披风，灰色的头发理成平头，看去身板硬朗，动作利索，有着军人的风度。他会不会就是斯蒂奥巴呢？
他们走到林荫道的深处，从一个侧门进了教堂。我真想跟着他们走，但我要是出现在他们中间，想必会引起他们注意的。我想到要是不能把斯蒂奥巴认出来，心里越来越焦虑不安。
在右边的远处，有一辆汽车刚刚停下。车上先后走出两男一女。其中有个男的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海军蓝的呢大农。我穿过马路，等着他们。
他们走近了，越来越近了。我感到那个高个子男人在同另外两个人走上林荫道之前，曾盯着我瞧着。在朝着林萌道的彩画玻璃窗的后面，点着一些大蜡烛。那高个子弯着腰跨进门去，这扇门对他来说是太矮了。我确信他就是斯蒂奥巴。
出租汽车的发动机没有熄火，但司机并不在驾驶盘前，一扇车门虚掩者，好象司机随时就要回来似的。他到哪里去了呢？我向四周扫视了一眼，决定绕着这些建筑群走一圈去找他。
就在那附近的夏尔邦-拉加什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我找到了他。他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放着一杯啤酒。
“您还要等很久吗？”他问我。
“啊……还得二十分钟吧。”
他头发金黄、皮肤白晰、面颊丰满、两眼蓝而突出。我觉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的耳垂，象他的那样多肉。
“如果我把计费器开着，您不会在意吧？”
“没有关系，”我说。
他乐意地笑了。
“您不怕有人愉走您的车子？”
他耸了耸肩。
“您知道……”
他叫了一客熟肉酱三明治，一边认真地吃着，一边用阴郁的目光盯着我。
“您到底在等谁呢？”
“等一个人，他大概就要从不远的俄国教堂里走出来了。”
“您是俄国人吗？”
“不是。”
“真傻……您早先该问问他几点钟出来嘛……这样您就可以少花点车费了……”
“算了。”
他又叫了一杯啤酒。
“您能帮我买份报纸吗？”他对我说。
他做出往口袋里模着硬币的样子，我止住了他。
“甭找了……”
“那就谢谢了。您帮我买份《刺猬》。哎呀，再一次谢谢您了……”
我兜了很久，才在凡尔赛林荫大道上发现一个报贩。《刺猬》是一份用略微带些绿色的纸张印刷的出版物。
他用食指蘸着口水一页一页地园着，皱起眉头读着。我呢，我就瞅着这位胖胖的、头发金黄、蓝眼睛、白皮肤的人读着他那份纸张略微带些绿色的报纸。
我不敢打断他的阅读。最后，他看了看他那小小的手表。
“该走了。”
到了夏尔-马丽-维多尔衔，他坐在他车子的方向盘前，我让他等着我。我再次亡立在俄国教堂前，不过这次是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一个人影也没有。也许他们都已经离去了吧？要是那样，我就不会有机会再找到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的踪迹了，因为这个名字没有收进巴黎的《博坦》。在对着林荫道的彩画玻璃窗的后面，大蜡烛一直在燃烧着。我以前认识这个现在大家为她做弥撒的老妇人吗？如果我那时经常和斯蒂奥巴来往，他很可能会把他的朋友们分绍给我，其中也许就有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呢。在那个时候，她当比我们年长得多。
他们走进去的那扇门一定是通向举行宗教仪式的小教党的，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者那扇门。它突然打开了，戴着火枪手高帽子的金发女人在门口出现了。搭着黑披肩的棕发女人跟在她的后面。接着是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那父子俩，他们搀扶着那位“石膏”老人，后者此刻正同长着蒙古人脑袋的秃顶胖汉在说着什么。胖汉俯下身子，把他的耳朵几乎紧贴在老人的嘴上，因为那个“石膏”老人的声音确实轻得只有一口气了。其他的人也跟着出来了。我注视着斯蒂奥巴，心里怦怦直跳。
他终于随着最后一批人走了出来。他身材非常高大，又穿着海军蓝呢大衣，使得我能够牢牢地盯住他。他们人很多，至少有四十个。大多数的人都上了年纪，不过我也注意到有几个年轻的女人，甚或还有两名儿宣。大家都停留在林荫道上，彼此说着话。
那条林荫道，此刻真象一个外省学校课外活动的院子一般。他们把那位脸色白得象石膏的老人安顿在一张长椅上，轮流到他跟前问长问短。他是谁呢？是不是就是报上讣告中提到的那个“乔治·萨谢尔”呢？还是“年轻侍从学校”的一个老校友呢？他也许在旧制度崩溃以前，在彼得堡或者黑海之滨，同这位玛丽·德·罗泽纳太太还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呢？那个长着蒙古人眼睛的、肥胖的、秃顶的人，也被很多人围着。那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父子俩，在一群一群人的中间来回走动，他们就象社交场中的两个伴舞，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他们看去自命不凡，那个为父的还不时仰头大笑，——我认为那样是很失礼的。
斯蒂奥巴呢，他同戴着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在严肃地交谈。他搂抱着她的胳膊和肩膀，这是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表示。他从前准是个美男子。我看他已有七十岁了。他的脸显得有点臃肿，头顶已经秃了，但鼻子相当大，昂着头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气。至少，这是我从远处看去所得到的印象。
时间在流逝。将近半个小时快过去了，但他们却还在没完没了地谈着。我真担心他们之中有人最终会发现我正站在人行道上。那个出租汽车的司机呢？我三步并作两步地折回夏尔-马丽-维多尔街。出租汽车的发动机一直开着，司机正坐在驾驶盘前埋头读着他那份纸张略微带些绿色的报纸呢。
“好了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还得再等一小时。”
“您的朋友还没从教堂里出来吗？”
“出来倒是出来了，但他正在和其他的人聊天呢。”
“您不能叫他过来吗？”
“不能。”
他的一双蓝色大眼睛带着一种不安的表情凝视着我。
“请您不必担心，”我对他说。
“我是为您考虑……因为我不得不把计费器开着……”
我重新回到了俄国教堂对面的我的岗位上。
期蒂奥巴已经向前走了几米。确实，他已经离开了林荫道的深处，走到人行道上了，处在由戴着火枪手帽子的金发女人、搭着黑披巾的棕发女人、长着蒙古褶眼睛的秃顶男子以及另外两个男人所组成的包围圈之中。
这一回，我穿过街道，走到他们旁边，但是背对着他们。我满耳朵里听到的都是从那些俄国人嗓子里发出来的温柔的话语声，其中有个人的声音比其他人的更为凝重、更为洪亮，莫非就是斯蒂奥巴？我转过身去，只见他长时间地在紧紧拥抱着那个戴火枪手高帽子的金发女人，差不多是在摇着她，他脸上的线条因肌肉的抽搐而变成了痛苦的强笑。之后，他又以同样的方式轮流拥抱了那个长着蒙古褶眼睛的、肥胖的、秃顶的男人和其他的人。这时我想：他准是要走了。我于是奔向出租汽车，跳上车座。
“快……一直开……到俄国教堂前……”
斯蒂奥巴还在同他们说话。
“我该干什么呢？”司机问我。
“您看到那个高个子了吗，那个穿海军蓝呢大衣的？”
“看到了。”
“如果他上车，我们就跟着他。”
司机扭过头来盯着况他的一双蓝眼睛都鼓出来了。
“先生，但愿这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请放心，”我对他说。
斯蒂奥巴离开人群，向前走了几步，头也没有回，只是挥了挥手。其他的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不动，目送着他离去。戴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站得比其他人稍前一点，她挺着胸，如同古时帆船的船首头像，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她那帽子上的大羽毛。
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汽车门打开。我想他一定是把钥匙弄错了。当他一坐上驾驶盘前，我就俯身向出租汽车司机说：
“跟着那辆汽车，就是穿着海军蓝呢大衣的人钻进去的那一辆。”
但愿我没有跟错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真正表明这个人就是斯蒂奥巴·德·嘉戈里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