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那天晚上，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我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当时，我正在等着雨停，——那场雨很大它从我同于特分手的那个时候起，就倾泻下来了。
几个小时前，我和于特在事务所里见了最后一次面，那时，他虽象以往一样在笨重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不过穿着大衣。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将要离去了。我坐在他的对面，坐在通常给顾客预备的皮扶手椅里。房间里，乳白色的玻璃灯具射出一道道强烈的光线照得我两眼发花。
“完了，居伊……一切部结束了……，”于特说罢，长叹了一口气。
写字台上，摊着一卷档案材料。它也许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目光惊愕、脸部浮肿的男人的，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那天下午，她要去和另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棕褐、脸部浮肿的男人幽会，地点是在同保罗-杜梅林荫大道相邻近的一条街上，即维塔尔路上一家备有家具的公寓里。
于特沉思地捂着胡子。那灰白色的短胡子，把他的两个腮帮子都盖满了。他那一对通常很亮的大眼睛，此刻显得茫然失神。在写字台的左边，放着我在工作时坐的柳条椅子。在于特的背后，一些深色的木制书架挡住了半壁墙。书架上面，放着最近五十年来的各种《博坦》和年鉴。以前我常听于特说，这些工具书是他须臾也不能离开的，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代替它们。他还说，这些《博坦》和年鉴是人们所能拥有的最珍贵、最生动的图书馆，——因为在它们的一页一页上，汇编着许多人和事以及一些现已不复存在的行当，它们只有在这些《博坦》和年鉴上才能查到。
“这些《博坦》，您打算如何处理呢？”我问于特，同时抬手指了指书架。
“居伊，我把它们都留在这里。这套房子，我将继续租下去。”
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周围。通向隔壁小间的两扇门敞开着，可以瞥见里面旧的天鹅绒长沙发、壁炉以及反映出一排排《博坦》、年鉴和于特的面孔的一面镜子。在这个小间里，经常等候着我们的顾客。地板上，铺着波斯地。墙上靠近窗子的地方，挂着一幅东正教的圣像。
“居伊，您在想什么7”
“什么也没有想……那么说，您要继续付租金了？”
“是的。我不时还要回巴黎来，事务所就是我的落脚点。”
他把香烟盒向我递来。
“只有使事务所保持原来的样子，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八年多了。一九四七年，他亲手创建了这个私家侦探事务所。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他已和其他好多人共过事了。我们的职责是向顾客们提供一些于特称之为“风化情报”的东西。“这一切都发生在，”于特常常得意地这样说，“‘上流社会的人们’中间。”
“您觉得您能住到尼斯去吗？”
“当然可以。”
“您不会感到腻味吗？”
他喷出一口烟雾。
“居伊，人总有一天要退休的。”
于特笨重地站起来。他的体重大概要超过一百公斤，身高可能有一米九五。
“我乘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的火车走。还有点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喝上一杯呢。”
他走在我前面，我们一起来到了通向前厅的走廊。前厅的形状稀奇古怪，是椭圆形的，墙壁上的颜色呈浅灰褐色，有些地方已经褪色了。地上，扔着一只黑色的公文皮包，因为里面的东西塞得太鼓，它的盖子已经无法关上了。于特把它捡了起来，用手托着拿走了。
“您没有什么行李吗？”
“我把一切都预先托运走了。”
于特打开大门，我关上了前厅里的灯。在楼梯的平台上，于特踌躇了一会，然后才把大门关上。关门的金属碰撞声使我感到揪心，它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一段很长的时期结束了。
“哎，居伊，真叫人伤心啊，不是吗？”于特一边对我说，一边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绢，擦着额头。
门上，仍然挂着那块长方形的、黑色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着金色的、并以闪光片装饰起来的两行宇：
C·M·于特
私家侦探
“我把它留在这里，”于特对我说。
接着，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圈。
我们顺着尼埃尔林荫大道，一直走到佩雷尔广场。虽然是在夜间，而且早已进入冬季，但是天气还很暖和。到了佩雷尔广场，我们坐在“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这里的椅子“和以前一样”，是细藤编花的。
“您呢，居伊，您以后怎么办呢？”他喝了口兑水的高级白兰地，这样问我。
“问我吗？我正在追踪一条线索。”
“一条线索？”
“是的，关于我过去的一条线索……。”
我用夸张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弄得他笑了。
“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过去的。”
这一回，他态度严肃，我很受感动。
“但是您得考虑考虑，居伊，您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必要，我可吃不准……”
他缄默不语了。他在想什么呢？在想他自己的过去吗？
“我给您一把事务所的钥匙。您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那样会使我高兴的。”
他递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它放进我的裤袋里。
“打电话到尼斯来找我。随时告诉我……有关您过去的事……”
他站了起来，同我握手。
“你要不要我送您上火车？”
“啊！不！……不必了，……那太叫我伤心了……。”
他只一步就跨出了咖啡馆，头也没有回。我的心里，立即出现了一种空虚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个人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十年前，我突然患了遗忘症，犹如堕入五里雾中。他同情我的处境，并且靠他的门路多，甚至还使我获得了户籍。
“拿着吧，”他那时一边对我说，一边递给我一只大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身份证和一本护照。“现在，您叫‘居伊·罗朗’了。”
这个私家侦探，我以前曾经求他帮过忙，请他用他的机智协助我寻找我过去的证据和踪迹。此刻，他接着又说：
“我亲爱的‘居伊·罗朗’，请您从观在起，不要再往后看了，多想想现在和将来吧。我建议您和我一道工作……”
如果说他同情我，那么这是因为他本人的记忆也有漏洞——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失去了他自己的踪迹，他一生中的整整一个时期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了，没有留下一点线索，没有留下一丝一缕还能同过上挂上勾的关系。可不是吗，我目送着在夜色中离去的这个身着旧外套、挟着黑色大公文皮包、年迈力衰的男子，他同过去那个波罗的海的网球好手、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英俊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有什么共同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