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被轰得脑袋开花不说，身体还几乎被劈成两半，金纳吉镇的乡民都怀疑她是不是不守妇道；渐渐地，怀疑变成了揣测，最后大家都讲得好像真的一样，什么半夜常有车子停在门口啦、只有婊子才会像她那样看人啦之类的；每次乡民在讨论的时候，韦恩·艾佛里总爱插上一句：“她那台播种机1983年时就该卖给我啦。”说得好像这也是她拉皮条的证据。
千错万错都是受害者的错，这是很普遍的想法，但是谣言竟可以传得这样煞有介事，好像所有人的朋友的表哥的朋友都上过我妈一样；而且大家手上好像都握有那么一点证据，譬如知道我妈大腿内侧有一颗痣，或是右边的屁股上有一道疤。虽然我不相信这些谣言，但是我对童年发生的事情总是半信半疑。七岁的事情谁还记得清楚呢？从照片来看，我妈一点也不像荡妇。少女时代的她扎着马尾辫，红发像烟火那样炸开来，她是那种大家都会说“好看”的人，长得很像清秀的邻家女孩，或是令人念念不忘的保姆。二十岁的她身上爬满孩子，也许一个，也许两个，也许四个，虽然嘴巴咧得更开了，却是笑中含怨，身子也总是歪向一边。我想象她不断被小孩紧黏着。四个孩子，很重的。三十岁的她几乎不拍照，少数几张可以看见她认命地笑着，显然是一出镜头就垮掉的笑容。
我已经好多年没翻这些照片了。以前我总是紧抓着它们不放，仔细看她身上穿的衣服、她脸上的表情、她背后的景物，企图从中看出一些端倪。那只搭着她肩膀的手是谁的？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在什么场合？后来上了中学，我把这些照片和其他东西一起封箱，收在看不到的地方。
现在，我站着看这堆无精打采地放在楼梯底下的箱子，心中满怀愧疚。没想到再次面对家人要鼓起那么大的勇气。我之所以只带蜜雪的字条去卖，就是因为我没胆量拆开它们，只是刚好摸到一个胶带松脱的纸箱，便伸手进去找，而第一个找到的就是蜜雪的字条——好像在玩恐怖箱一样，好悲哀呀。过去这么多年来，我小心翼翼地不去想当年那场命案；如今情况倒转，假如我真的想让真相大白，就必须镇定地面对家人留下来的遗物：一把陈旧的打蛋器，高速旋转时会发出像雪橇铃声叮叮当当的声响；弯折的刀叉曾经在我家人的口中进进出出；一两本着色本，涂得满满的、没超出外框的是蜜雪的，涂得无精打采、多处留白的是我的。正视这些遗物，其实也只是一些普通的东西罢了。
看看哪些能卖钱吧！
对于杀手俱乐部那些天家血案迷而言，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有钱也买不到。那支杀死我妈的十口径猎枪，正是她猎鹅时惯用的枪，现在跟那把斧头一起收藏在某个存放物证的抽屉里。那把斧头也是从我们家的工具室拿的，所以更加确定班恩有罪，因为外人不可能毫无准备就跑来杀人，总不能碰运气找武器吧。有时候，我会想象那把斧头、那支枪、那条蜜雪睡过的床单……那些血淋淋、黏糊糊的证物躲在大盒子里密谋着什么吗？它们都洗过了吗？如果掀开盖子，箱子里会飘出什么味道？我记得当年谋杀案事发不到几小时，现场就弥漫着腐烂的气味，事隔多年，那股恶臭是不是变本加厉了？
我去过芝加哥一次，那次是到博物馆参观林肯的遗物，包括弹片、林肯的头发和林肯睡过的床铺。床铺前后有纤细的床板条，床垫上还留着凹痕，仿佛连床铺也知道要保留林肯睡过的痕迹。最后，我受不了就跑进厕所，把脸贴在冰冷的厕所门上，想办法停止天旋地转的晕眩。如果把天家的遗物收集起来、对外开放参观，这会是一场怎样的展览？又有谁会来看？展示柜里会陈列几束我妈沾满血块的红发吗？当年拆除我们家的时候，那几面写满脏话的墙如何了？可以从供我藏身数小时的芦苇丛中采集到一束结霜的芦苇吗？或是展示我那生了冻疮的手指头末节，或是我的三根脚趾？
我还是鼓不起勇气，只能转身背对那堆纸箱，在我的餐桌兼书桌前面坐下。因为莱尔的一封信，我从芭芭拉·艾歇尔那边收到一袋莫名其妙的包裹，里面有一卷在1984年拍摄、片名是《纯真的人危险了：撒旦势力威胁美国》的录像带；一叠全是谋杀案相关报道的新闻剪报，用回形针固定在一起；几张芭芭拉站在正在审理班恩的法院外的拍立得；一本书名为《解救家人大作战》的实用指南，有好几页书角都被折了起来。
我把回形针从那叠剪报上拆下来，放在厨房里一个专门搜集回形针的杯子里；像回形针、圆珠笔这类易得的办公室用品根本没必要买。我把录像带放进那台古老的家用录像机里。喀啦。嗯——哼——五芒星、羊男、死人、嘶吼的摇滚乐团，从屏幕上一闪而过。一个顶着一头前短后长的时髦发型的男子，在一面涂鸦墙前面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解释：“本片告诉你如何分辨谁是撒旦的子民。”他访问了警察、神职人员和几位“撒旦的子民”，其中最有力的两位“撒旦的子民”，眼线画得比轮胎的胎纹还粗，身上罩着黑色披风，脖子上画着五芒星，却是在自家客厅接受访问；他们坐在廉价的棉绒沙发上，可以瞥见右方的厨房，一台黄色电冰箱摆在五彩缤纷的亚麻地板上。我想象他们受访完后便钻进厨房，在冰箱里翻找可口可乐和金枪鱼沙拉，视线不时被披风挡住。就在主持人提醒家长要多多检查孩子的房间，看一看有没有碟仙图和太空超人的模型时，我把电视机关了。
那叠剪报跟录像带一样没用，至于芭芭拉为什么要寄她在法院外面拍摄的照片给我，我一点头绪也没有。我垂头丧气地坐着，完全提不起劲。我大可上图书馆搜寻相关数据，不过就像我三年前说要在家里装网络一样，也是到现在还没有下文，反正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做，我这个人动不动就喊累。所以我打电话给莱尔，才响了一声他就接了。
“嘿！丽比！”他说，“我正要打给你呢！我想为上周的事情向你道歉。你一定觉得我们联合起来欺负你一个吧，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哟，真会说话。
“知道就好，你们太差劲了。”
“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大家都各持己见，但是，呃……就是没人认为班恩有罪。是我考虑不够周到。都怪我脑筋转得太慢，没有事先想清楚。没想到，就……没想到你认为的真相跟大家不一样。我是说……虽然我知道……虽然我们都知道班恩是凶手，但是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相信，因为大家花了那么多时间在争辩……唉，总之，对不起。”
我不想对莱尔有好感，因为我已经将他归类为烂人了，但是我欣赏直率的道歉，就如乐盲欣赏美妙的音乐——尽管自己做不到，但是可以为他人鼓掌喝彩。
“嗯。”我说。
“如果你想卖纪念品，我们社团还是有很多人想买。这是你打来的原因吗？”
“哦，不是，我只是在想，我最近仔细思考了一下这整件案子……”我刻意保持沉默，简直要把那几个“点点点”大声念出来了。
我们约在附近一家叫“莎拉的家”的酒吧，刚开始我觉得这间酒吧的名字很怪，但是气氛微醺得恰到好处，店面空间也够大，毕竟我不喜欢受到压迫的感觉。到的时候莱尔已经坐在里面了，他一看到我进门立刻站起来，瘦长的身子又是转身又是弯腰地拥抱我，镜框就这样戳上了我的脸颊。他今天上半身穿的也是一件20世纪80年代的夹克，这次是丹宁布，上面有着写满口号的纽扣：喝酒不开车、日行一善、摇滚投票[1]。当他重新坐下，身上传来喀啦的声响。莱尔大概小我十岁吧！不知道他这身打扮是刻意复古还是纯粹冒傻气。
他又开始道歉了，但是我一点也不想听。够了，谢谢！
“听着，我不打算说我相信你们的论点——班恩无罪，也不认为我的证词有什么不对。”
他张开嘴巴，好像有话要说，但是又随即闭上。
“不过，如果我想再深入调查这整件案子，你们社团肯不肯帮忙出钱呢？就当是付我工资吧。”
“哇！丽比！你竟然对调查这件案子有兴趣，还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莱尔说。我讨厌这小鬼说话的语气，他知不知道他是在跟长辈讲话啊？他一定是那种搞不清楚状况的学生，明明已经下课、同学们都不耐烦地在抖脚了，可是当老师问有没有问题时，他却不识趣地问个不停。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大家对这件案子的说法莫衷一是，只是苦于求助无门，但如果是丽比的话，相信大家都会乐意帮忙。”莱尔一边说一边在桌子下面抖脚。“大家可是抢着要跟你说话啊。”
“没错！”我指一指莱尔旁边那壶啤酒，他赶紧用塑料杯倒了一杯给我，但大多是泡沫。他手指迅速地抹了一下鼻子，接着伸进塑料杯里，用鼻尖出的油销蚀泡沫，然后又斟了一些啤酒。
“你希望我们怎么付你薪水？”他把啤酒递给我，我接了过来，放在桌上，内心在为该不该喝而天人交战。
“我希望按件计酬。”我回答，假装自己才刚想到这点，“约访的对象不同、访问的问题不同，价钱当然也不一样。”
“好啊，我们这里有一长串的名单等着你去访谈。你真的都没有跟你爸联络吗？路尼绝对是我们最想约访的对象之一。”
路尼，我那脑子坏掉的老爸；过去三年来他只打过一次电话给我，疯疯癫癫不知在咕哝些什么，还一边“呜——呜——”地哭，大概是叫我汇钱给他之类的，后来就再也没打来了。无所谓，反正他本来就很少打给我。班恩出庭时他偶尔会出现，有几次还穿西装打领带，不过大多穿着睡衣就来了，还一副醉醺醺的模样；后来班恩的辩护律师干脆叫他别来了，实在是有碍观瞻。
现在问题更棘手了：他在杀手俱乐部是众矢之的，是大家公认的凶手。在天家血案发生之前，他就曾经入狱三次，不过都是因为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我老爸好赌成性，他什么都赌，天气、赛狗、宾果游戏牌、彩票下注；话说他还欠我妈赡养费呢！把我们赶尽杀绝不失为他脱离苦海的上上策。
可是，我不觉得我爸有办法犯下凶杀案，他不够聪明，也没有野心。他连照顾我一个人都照顾不好。命案发生后，他在金纳吉镇附近游荡多年，中间有几个月藏匿在其他州县，我偶尔会收到他从爱达荷、亚拉巴马、南达科他州温纳市等地寄来的包裹，封口都用胶带捆着，里面装着公路廉价餐馆送的撑伞大眼女娃或是在邮寄途中摔个粉碎的陶瓷猫咪。我知道他会在镇上是因为我看到山顶那间小木屋袅袅升起的炊烟，而非他来看我；只要黛安阿姨看到他在镇上，就会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哼着《可怜的乔之死》[2]。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既可怜又可怕。
他跟我避而不见也许是我的福气。命案发生前那个夏天，他回来跟我们一家团聚，但是他也只知道捉弄我而已。刚开始还只是一些吓唬小孩子的伎俩，后来却越来越过分。有一天，他钓完鱼回家，湿淋淋的雨鞋重重地踩在走廊上，当时我正在浴缸里洗澡，外面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来啊，快开门哦，有个惊喜要给你啊！他猛然撞开门，浓浓的啤酒味跟着他闯了进来。他手上不知道抱了什么东西，只见他双手一摊，一尾六十厘米长的鲇鱼活蹦乱跳地跳进浴缸，吓得我整个人不知所措。我慌慌张张地试图爬出浴缸，而鲇鱼黏黏滑滑地滑过我肌肤，带须的鱼嘴一开一阖，好像某种史前生物。如果我把脚放进那条鱼的嘴里，它一定会顺势把我整条腿吞掉，像一只靴子那样牢牢地包住我的腿。
我从浴缸边缘“扑通”一声滚到地上，在踏垫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爸爸对着我大吼大骂，叫我不要再哭了，真是一群废物！饭桶！
我们后来足足有三天都不能洗澡，因为爸爸一直说他累得无法杀鱼。我想我会那么懒惰，都是遗传自他。
“我从来就不知道我爸的下落。之前听说他在阿肯色城，不过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也许更久。”
“这样啊，不过最好能赶快找到他，有人巴不得你多问他几句呢，但是我不认为路尼就是凶手。”莱尔说，“虽然他欠钱不还，又有施暴记录，确实有足够的杀人动机。而且他脑筋有问题。”他不屑地笑了笑，“我无意冒犯，但是你爸好像没有聪明到能杀人。”
“不要紧。那你认为谁才是凶手呢？”
“我还不打算说。”他拍拍身边一叠文件夹，“你先读一读这些跟本案相关的资料吧。”
“我的天……”
我正说到“啊”，便猛然想起这句话原来是我妈的口头禅：我的天啊，这该怎么办啊。
“如果班恩真的是被冤枉的，为什么他不上诉呢？”我越问声音越尖，最后两个字尤其拔高，好像小孩子在哭闹：“为什么我不能吃点心？”原来我也偷偷希望班恩是无辜的、班恩能够回到我身边，我想念以前那个班恩、变坏之前的他。我曾经想过，如果班恩洗清冤屈、获释出狱，他会将双手插在口袋，跟我一起坐在餐桌前共进晚餐，两个人高高兴兴，心无芥蒂，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不过前提是我有张餐桌而且他无罪。仔细想想，将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是班恩的习惯，他总是一副局促不安的模样。
要是总拿“如果”和“但是”来安慰自己，圣诞节可不会开心！黛安阿姨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这句话简直毁了我的童年，时时刻刻提醒我人生犯错在所难免，我们永远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种金玉良言。
别忘了！乖宝宝！别忘了！班恩那天晚上在家。我下床跑去妈妈房间时，我看到班恩紧闭的房门下透出一丝光线，可以听见里头压低的说话声。他就在房里。
“你可以自己去问他啊，不如就先去见他吧，去见一见班恩。”
班恩还蹲在大牢里。过去二十多年来，我都强迫自己不要去想象监狱的样子；现在，我想象哥哥被囚禁在那里，在铁丝网后面，在水泥墙后面，在灰色长廊的尽头，在一间窄小的牢房里。他会把家人的照片带在身边吗？
狱卒准许他带家人的照片吗？我再次惊觉自己对班恩的生活一无所知。我完全不知道牢房的样子，只能凭电影中的片段臆测。
“不要，我还不想见他。”
“是钱的问题吗？我们会付你薪水的。”
“不光是钱，问题可多着了。”我自言自语。
“好——吧，那你想先调查路尼吗？还是……另有打算？”
我们沉默地坐着，两个人都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摆，眼睛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看。小时候心理医生坚持要我多交朋友，所以大人动不动就把我送去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刚开始那十分钟特别难熬，每当大人一离开，小朋友就不知道要玩什么，只能呆呆地站在电视机旁边，偏偏大人又交代不能开电视，所以只能把玩天线。我跟莱尔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我在那碗免费供应的花生里挑挑拣拣；那些花生已经去壳，就像甲虫脱壳后的外皮那样易脆。我丢了几粒到啤酒里，增加咸味；戳一戳，花生在啤酒里载浮载沉。现在想想，我的诡计简直幼稚、可笑。我真的要去访谈那些杀害我家人的嫌疑犯吗？我真的有办法解开谜团吗？排除那些一厢情愿的看法，班恩真的是被冤枉的吗？如果班恩真的是无辜的，我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内心深处兴起一股想临阵脱逃的冲动；我好像被泼了一桶冷水，原来我灵光乍现的好点子有那么多纰漏，而我却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去弥补。
我没办法把头蒙进棉被里，假装这一切都没发生过。房租眼看就要到期了，买食物的钱也快没了；虽然我可以领失业救济金，但是我总得先搞清楚怎么领；说不定那些申请材料还没搞定，我就先活活饿死了。
“好吧，我去找班恩。”我嘀咕道，“就从班恩开始吧。不过我需要三百美元。”
我口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不认为自己真的可以拿到钱，没想到莱尔却打开他那捆着胶带的陈旧尼龙皮夹，从里面数了三百美元给我，从头到尾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
“莱尔，你哪来那么多钱？”
他先是强作镇定，把上半身挺得更高更直。“杀手俱乐部的钱全归我管，其中有些闲钱可以供我自由使用，我决定把这些钱用来赞助你的计划。”莱尔的小耳朵红得发烫，好像生气的婴儿。
“你明明就是挪用公款吧！”我突然喜欢起这小鬼了。
[1] 非营利事业组织，旨在推动年轻选民投票，并以广告提醒年轻选民投票的重要性，也将娱乐界和青年文化纳入其活动中。——编者注
[2] 《可怜的乔之死》是《奥克拉荷马》中哀悼反派男配角惨死的曲目。——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