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情绪轻松地从医院里走出来，还抿着嘴轻轻哼着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小曲。她身上穿的是一件谈茶色的夹大衣，脚上穿的已不是靴子，因为街上到处都干了。她觉得浑身轻松，尤其是两腿，走起路来是那么不费力气，简直可以穿越全城。
傍晚同白天一样，阳光灿烂，虽然已有些转凉，但仍春意盎然。去挤那闷得要命的公共汽车可真没有意思。她只想步行。
于是她徒步走去。
他们这座城市里没有比开花的杏树更美的了。此时她忽然心血来潮，一定要赶在春天到来之前看到开花的杏树，哪怕看到一棵也好，想碰碰运气，向某处的篱笆后面，或者哪怕远远地往矮墙里边看上一眼，那种没粉红色她是不会同任何别的东西搞混的。
但这样的时节尚未到来。树木刚刚开始由灰转青：现在正是树上已呈现绿意、但灰色毕竟仍占优势的时候。如果在什么地方还看得见矮墙里边、靠近城市建筑物的一小块园地，那里也只有刚刚翻耕的、风干了的稿主。
时令尚早。
平时，薇加乘上公共汽车之前，好像总是匆匆忙忙，可是坐到弹簧已坏的座位上或终于抓住了吊环的时候，却总是这样想：我什么也不想做，整个晚上也不会想做什么。理智上明知不该这样，晚上的时间却总是胡乱打发过去，而第二天早晨还是乘那路公共汽车赶去上班。
今天，她却不慌不忙地走着，心理倒是什么都想做！一下子浮现出许多事情：有家务要做，还要跑商店、做针线活、去图书馆，或做其他愉快的事情——这些事儿谁也没有禁止或妨碍她做，然而在这之前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加以回避。现在，她甚至想把这些事情一下子都做了！可她偏偏不急于乘车回去快点着手做这些事情，一件事也不急于做，反而慢悠悠地走着，似乎皮鞋在干燥的柏油马路上每跨一步，对于她都是一种享受。
她从还没有关门的几家商店门口经过，却没走进任何一家去买需要吃的或用的东西。她从许多海报跟前走过，却一张也没有看过，尽管就她现在的心情来说倒是想看看它们的内容。
她就这样走着，走了很久，一切乐趣尽在其中。
她脸上时不时浮起笑容。
昨天是“三八”妇女节，但她感到自己心情压抑，仿佛遭到鄙弃。而今天是普通的工作日，情绪却如此轻松愉快。
今天之所以有节目的心情，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对了。蕴藏在心底的、坚信不疑的那些论点遭到嘲笑，不被承认，而你赖以维系的那根线，今天却突然发现是一条钢丝，它的可靠性竟得到这样一个饱经沧桑、多疑而又倔强的人的承认，而且这个人自己也满怀信心地攀住它。
他们就像在人心相隔的无底深渊上空一起乘高架缆车徐徐滑行，彼此都能充分信任。
这简直使她欣喜若狂！要知道，尽管你明白自己精神正常，并非疯癫，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听到别人说你精神正常、并非疯癫，况且这个别人又非同一般！她只想对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说了那样的话，感谢他经历了那样的坎坷还能保持自己的本色。
感谢是一回事，而目前需要做的是向他解释激素疗法的必要。他否定了弗里德兰德，但同样也否定激素疗法。这里存在着矛盾，但从逻辑上来看，病人是没有过错的，倒是要追究医生的责任。
这里存在矛盾也罢，不存在矛盾也罢，反正必须说服他接受这种治疗！不能听任这个人又被肿瘤抓回去！她愈来愈激动：必须说服他，必须拗过他，非把这个人的病治好不可！但要苦口婆心说服这样一个伶牙俐齿而又固执己见的人，首先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可是在遭到他的指责时，她自己猛然醒悟：他们医院里所采用的激素疗法是根据全苏的统一指示进行的，它以广泛的肿瘤类别为对象，论点是相当笼统的。现在她不记得有哪一篇专题学术论文是具体论述激素疗法足以有效遏制精原细胞瘤的，而这类文章可能不止一篇，况且还有国外的。为了给予证明，必须把这些文章统统读了。总的说来，她来得及读过的实在不多……
但是现在却不同了！现在她什么都来得及做！现在她一定要去读这些文章。
科斯托格洛托夫有一次毫不客气地对她说，他看不出他那个用药草治病的立医生哪点不如科班医生，还说在医学方面他没看到数学式的精确数据。当时滚加几乎是生气了。但事后一想，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在用爱克斯光破坏细胞的时候，难道他们知道——哪怕是大约知道——遭到破坏的正常细胞占百分之多少，病态细胞又占多少？这比上医生不称分量而光凭手抓晒干了的药草究竟可靠多少呢？……有难解释过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用普通芥末膏治病的道理？或者：人们都一股脑地用青霉素治病，可是在医学界有谁做过认真的解释，青霉素效力的实质是什么？难道这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问题…这需要注意多少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啊，要读，要思考！
但现在她什么都来得及做！
瞧，真快，她不知不觉已到了自家门前的院子里！她登上几级梯阶，跨进栏杆上挂满谁家的地毯、擦脚势的公用凉台，穿过有不少凹坑的水泥地，兴冲冲地用钥匙打开整套公寓合用的那扇保护层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的门，沿着幽暗的过道往前走——那里并不是每一盏电灯都可以开的，因为它们分别接在各家的电度表上。
她用另一枚钥匙（英国货）打开了自己房间上的保险锁，这间斗室此刻在她看来一点也不阴郁。同市内所有的底层窗户一样，这房间的窗上也装有防盗贼的栅栏。这时室内已有点昏暗，只有早晨才能射进明媚的阳光。我加在门口停住脚步，大衣也不脱就惊奇地望着自己的房间，仿佛望着新的住所。在这里倒是可以过得挺好、挺快活的！大概，此时只是愿换一块台布。有的地方的灰尘要抹去。墙上的画也许该换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的白夜》和《阿卢普卡的柏树》。
但是，脱去了大衣和系上了围裙之后，她却先到厨房去了。她模模糊糊记得，在厨房里该从哪件事情做起。对了！应当把煤油炉点起来，给自己做点吃的东西。
然而，邻居的儿子，那个中途辍学的健壮的小伙子，把一辆摩托车推到了厨房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拆卸，把零件—一放在地上涂油。夕阳照了进来，映得厨房里相当亮堂。当然，要挤到自己的桌子跟前去也可以，但薇加忽然完全不想在这里忙活了，而只想到房间里去，一个人待在那里。
就连吃东西也不想了，一点也不想！
于是她回到自己房间里，欣然把保险锁咋嚷一声锁上。今天她完全没有必要走出房间了。玻璃缸里有巧克力糖，可以不慌不忙地咬着吃……
薇加在妈妈留下的五斗橱前蹲下来，拉开了一只很沉的抽屉，里边放着另一块台布。
不，先得把灰尘抹去！
而在这之前，又先得换上普通点的衣服！
薇加兴致勃勃地一次次转换着念头，就像跳舞时不断变化舞步似的。每一次转换都给她带来新的乐趣，跳舞的乐趣亦在其中。
也许，该先把《要塞》和《柏树》挂上？不，这要动用锤子、钉子，而干男人的活最使人不愉快。暂时就让原来的画那么挂着好了！
于是她拿起一块抹布在房间里抹灰尘，一边以微弱的声音哼着小曲。
但她几乎是一眼就看到昨天收到的那张彩色的明信片，它斜靠在一只凸肚的香水瓶上。明信片的正面是红玫瑰、绿缎带和一个浅蓝色的“8”字。反面则是打字机用黑色字体打出的几句祝辞。这是基层工会寄给她祝贺国际妇女节的。
凡是节日，对于单身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而妇女节，对于一个年华正在逝去的单身女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姨居和未嫁的女人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似乎表示她们很快活。这个院子里昨天就有这样一次聚会。有个妇女的丈夫也在她们之中；后来她们喝醉了，就轮流跟那个男人接吻。
基层工会对她的祝贺没有任何嘲笑的意味：祝她在劳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祝她个人生活幸福。
个人生活…有如一副总是滑下来的面具。无非是一条被抛弃的死蛹。
她把明信片撕成了4片，扔进了废纸篓。
她继续收拾屋子，指试香水瓶、展示克里米亚风景的一座玻璃的金字塔式模型、收音机旁的唱片盒、电唱机的塑料匣子。
此时此刻她可以听自己的任何一张唱片了，无须担心触到痛处。可以放那张使她忍受不了的：
如今，跟过去一样，我仍然独自一人……
不过她找了另外一张放上去，打开了收音机上控制唱机的开关，尔后坐到妈妈留下的深靠背圈椅里，把穿着长筒丝袜的两只脚也蟋到了椅子上去。
揩灰尘的抹布一只角仍握在她心不在焉的手中，像一面三角旗垂向地板。
房间里已变得晦暗，收音机的刻度盘清晰地闪着绿光。
这是芭蕾舞剧《睡美人》组曲。现在是柔板，接下来就是“仙女出现”的段落。
蔽加听着，但不是为自己听。她想像着，一个被雨淋湿、疼痛难忍、濒临死亡、从未得到过幸福的人从歌剧院的包厢里听这段柔板，该有什么样的感想。
她把这段柔板再放一遍。
又放了一遍。
她开始谈话了，但不出声。她在想像中同他谈话，仿佛他就坐在那里，隔着一张圆桌，也是在闪着绿色微光的晦暗中。她在说她必须说的话，并且也听他说：她能正确无误地听到他可能回答的话。虽然很难预料他这个人会做出什么反应，但薇加对此似乎已经习惯了。
她就今天的话题继续跟他谈。根据他们目前的关系还怎么也说不出口的话，现在倒是可以说了。她在向他阐述自己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论。海明威笔下的超级男人，不过是一些尚未上升到人的生物罢了，海明威还只是在浅水里浮游。（奥列格必定会嘟哝说，他从未读过海明威的什么书，甚至还会夸耀：部队里没有那种东西，劳改营里也没有，）女人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的完全不是这个：女人需要的是温柔体贴，需要的是安全感——同他在一起，有如有了挡箭牌、避风港。
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感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
关于女人的说法则更为混乱。卡门曾被宣布为具备最典型的女性特征。被认为最具有女性特征的是那个积极寻求享乐的女人。但这是假女人，是伪装成女人的男人。
这里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解释。然而，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他似乎一时不知所措。正在细细地思考。
而她再一次重放那张唱片。
天完全黑了，她忘记了继续抹灰尘。刻度盘的绿光颜色愈来愈深，房间也愈来愈被这绿光照亮。
开灯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可是她又必须看一下不可。
不过，即使在幽暗中，她那可以信赖的手也找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只镜框，她满怀深情地将它摘了下来，拿过去凑到刻度盘前面。即使刻度盘没放出自己那幽幽的绿色星光，甚至此刻熄灭了也罢，薇加仍能继续看清照片上的一切：这是一个男孩清秀的面庞；一观尚未见过世面的眼睛有如万里晴空；雪白的衬衫上系着生平第一条领带，身上穿的是生平第一件西服，而且，不惜在翻领上扎个小洞孔别了一校正规的像章：白色的圆圈，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侧面头像。照片是6X9英寸，像章极小，但白天还是看得很清楚，而此时凭记忆也能看出，这是列宁的侧面头像。
“我不需要别的勋章，”男孩的微笑仿佛在说。
就是这个男孩为她想出了“薇加”这个名字。
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之后很快就会死去。
薇拉·汉加尔特的恋爱也是这样。当时她很小，还坐在课桌旁。
可是他——在前线牺牲了。
从此以后，这场战争无论属于什么性质都可以：正义的也罢，英雄的也罢，卫国战争也罢，神圣战争也罢——对于薇拉·汉加尔特来说，这反正是最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她同未婚夫在一起被打死了。
她是那么希望这时候自己也能够牺牲！当时她抛弃了医学院，立即要求上前线。但是没被批准，因为她是日耳曼人。
战争爆发后头一年夏天的两三个月，他们还在一起。当时她也明确知道他很快就要去参军。到了现在，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谁都无法解释：当时他们怎么没有结婚？纵使不结婚，他们怎么竟让这几个月——最后的仅剩的几个月给白白过去了？当一切都在崩塌、断裂的时候，他们面前还能有什么障碍？
障碍还是有的。
如今，这件事在任何人面前也讲不清楚。哪怕对自己，也是如此。
“薇加！我的薇加！”他从前线大声呼喊。“在你还没有属于我之前，我不能死！现在我已经觉得：只要我能有3天工夫抽出身来——度假也罢！住院也罢！——我们就结婚！是吗？你说是吗？”
“你不要为这件事心里难过。我永远不会属于别人。我是你的。”
她曾这样满怀信心地写信给他。而当时他还活着！
可是他没有负伤，他既没有机会住院，也没有得到假期。他是当场牺牲的。
他死了，可是他的星还在闪耀，一直在闪耀……
但是那颗星的光在盲目闪耀。
这不是本身已经熄灭而放出的光仍在照耀的那种星。这是本身还在闪耀，还在灿烂地闪耀，可是它放出的光谁也看不见、谁也不需要的那种星。
她要上前线没有被批准——想死也不成。那就只得活下去。只好回医学院去读书。在医学院里她甚至还是个班长。收割庄稼、大扫除、星期日义务劳动——她总是带头。她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指导她实习的奥列先科夫医生对她十分满意（是他把盗加推荐给东佐娃的）。她的事情只剩下治疗，和病人打交道。她只能从中得到解脱。
当然，如果站在弗里德兰德的水平上考虑问题，那末，念念不忘一个死人而不找另一个活人，简直就是荒唐、反常、发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体组织的规律、激素的规律、年龄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能？但薇加她可知道，这些规律在她身上统统被推翻了！
倒不是她认为自己被“永远是你的”这一誓言终生束缚住了。不过也存在这个情况：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亲近的人，不可能完全死去，这就是说，他多少能够看到一些，多少能够听见一些，他还在场，他还存在。他会在无能为力的状况里默默地看到你怎样欺骗他。
如果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哪里还谈得上细胞生长、反应和分泌的规律！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还谈什么细胞？谈什么反应？
只不过是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迟钝罢了。变得疲惫而已。我们在悲痛和忠诚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们把悲痛和忠诚都交给了时间。唉，我们只是在每天都填饱肚皮、舔舔指头这方面才堪称寸步不让。如果两天不给我们吃饭，我们便会变得失常，我们便会气得发狂。
我们人类就前进了这么远！
薇加表面上没有变，但心却碎了。她母亲也死了，而她本来只跟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也是因为伤心而死的：她的儿子，薇加的哥哥，是位工程师，在1940年被投进了监狱。头几年他还有信写来。头几年她们还给他往布里亚特一蒙古自治共和国那儿寄过邮包。可是有一次邮局发来一份使人纳闷的通知书，结果母亲领回来的是自己寄出的邮包，上面盖了好几个邮戳，地址也一再被划去。她把邮包带回家来，像带回来一口小棺材。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这匣子差不多能盛得下。
这使母亲垮了下来。再加上儿媳不久又嫁了人。母亲对这一点怎么也不能理解。她对薇加倒是理解。
就这样，只剩下薇加了然一身了。
当然，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人中间的一例。
全国有那么多单身女人，使人简直想根据自己所认识的女人作一个大致的估计：单身的是不是比有丈夫的更多？这些单身的女人都是她的同龄人。年龄相差一岁、两岁……最多10岁。她们也是在战场上牺牲了的那些人的同龄人。
对男人，战争是慈悲的，把他们带走了。而把女人留下来受痛苦折磨。
要是有谁从战争的废墟下幸存归来而尚未结婚，那他就不会选择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做妻子，而是挑年轻些的。至于年轻几岁的人，那他可说是整整年轻了一代，还是个孩子，不曾经受过战争的辗压。
这就样，千千万万的妇女来到世上盲目地生活着，她们从未被编成什么大军。这是历史的差错。
但她们之中有的人也并非命运不济，只要能aufdieleichteSchulter去对待生活就行。
日常的和平生活的漫长岁月渐渐流逝，而薇加却始终有如戴着防毒面具，脑袋老是被那可恶的橡皮套住。她简直要发疯了，她被闷得虚弱不堪，于是把防毒面具扯下来了。
看起来使人觉得她的生活比较合乎人情了：她允许自己得到别人的好感，开始注意穿戴，也不回避同人们见面。
忠贞包含着崇高的满足。也许是最崇高的满足。即使别人不知道你的忠贞也没有关系。甚至你的忠贞不被别人赏识也不要紧。
但只要它是一种动力就行！
然而，如果它什么也推动不了呢？如果谁也不需要它呢？
防毒面具的圆眼孔不管有多大，从里边往外看毕竟不怎么清楚。摘去了防毒面具，没有玻璃片隔着，薇加就会看得清楚了。
然而，她并没看清楚。由于没有经验她撞得很疼。由于不够谨慎，她失足了。这短暂的、不值得的亲近关系，不仅未给她的生活带来轻松和光明，反而使她受到玷污和屈辱，反而破坏了她的生活的完整和匀称。
可是现在要忘记那段历史却不可能。也无法抹掉它。
不，她可不会以轻率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一个人愈是脆弱，就愈需要有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偶然的机会才能接近一个跟自己类似的人。每一次新的巧合，只会多少提高一点点接近的程度。然而，只要有一点儿合不到一起，就会马上前功尽弃。这种合不到一起的现象又总是那么很早地出现，那么明显地暴露出来。简直没有人可以商量：该怎么办？日子该怎么过？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生活道路。
很多热心人劝她领一个孩子。这件事她同各种各样的女人认真地商量过很久，她已经被说服了，自己心里已经热乎起来，到儿童收容所也去过几回。
不过最后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可能出于无计可施一经决定马上去爱一个孩子。危险还在于，以后她可能不再爱那个孩子。更为危险的是：他长大后也许会跟她格格不入。
要是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好了！（一定得是女儿，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对男孩就无法那样去培养。）
然而，她也不能同一个陌生人去重走这泥泞的路。
她连灯也没有打开，在圈椅里一直坐到深夜，从傍晚开始急于要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收音机刻度盘的这点光对她来说已足够亮了，凝视着这柔和的绿光和黑色的刻度，她陶醉于沉思默想之中。
她听了好多张唱片，其中最令人心情压抑的几张听了也不觉得难过。她还听了几首进行曲。听进行曲的时候，她仿佛觉得在她前面的晦暗中举行凯旋式似的。而她高高坐在古老庄严的高靠背椅里，把两条修长的细腿蜷在身下的一边，有如一个胜利者。
她穿过了14片荒漠，总算走到了。她度过了14个疯狂的年头，结果证明自己是对的！
正是在今天，她多年的忠贞获得了新的、完美的涵义。
她几乎是保持了忠贞。可以认为那是忠贞不渝。在主要的方面保持了忠贞。
然而，正是在今天，她觉得那个死者是个孩子，而不是现在的同龄人，不是一个男人——没有那种能使女人感受到安全的男子汉的魁伟体魄。他既没有看到战争的全貌，也没有看到它的结局，更没有看到战后多年的艰苦岁月，他始终是一个有一对晴空般眼睛的青年。
她躺到了床上，但并没立刻入睡，也不担心今夜会睡眠不足。睡着了以后还常常醒来，做了不少梦，一夜做这么多梦似乎是太多了。有些梦毫无意思，可也有一些梦她竭力想留在脑海里，直到天明。
早晨她醒来，脸上泛起了笑容。
在公共汽车里她被推来挤去，甚至脚上被踩，但她毫无怨恨地忍受着这一切。
穿上了白长衫走去开5分钟的碰头会时，她从老远就高兴地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从楼下的走廊里迎面走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虎背熊腰，像大猩猩那么可爱而又可笑，他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薇加还是头一次见到他。他的两条胳膊实在是又长又重，垂着的时候几乎把两个肩头也拖着往下沉，这看起来仿佛是身材的缺陷，事实上倒是优点。他的脑袋很大，成梯次配置，向后鼓出个圆顶泊色的船形小帽像平时一样很随便地、可有可无地扣在头上，从后面翘起几只角，中空的帽顶也已被压瘪。他的胸部罩着前面不开襟的白大褂，有如涂着白雪样伪装漆的坦克的前部。像平时一样，他一路走，一路眯缝着眼睛，表情严肃可畏，但薇加知道，他脸上的线条只须稍加调整，就会变成一列笑容。
当薇加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面对面在楼梯口相遇时，他脸上的线条果然移动了。
“你回来了我可真高兴啊！这里简直就缺你了！”薇加首先向他说。
他笑得更明朗了，并用垂着的一只手从下面挽住她的臂肘，使她转向楼梯。
“什么事情使你这样愉快？告诉我，让我也高兴高兴。”
“没什么，什么事情也没有。你呢，这一趟跑得好吗？”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叹了口气：
“好倒是好，可也有扫兴的地方。莫斯科让人不安。”
“那你以后可要详细谈谈。”
“我给你带来了唱片。3张。”
“是吗？都是什么？”
“你是知道的，那些个圣一桑什么的我搞不清楚……反正莫斯科百货大楼里现在有慢转唱片柜台，我把你开的单子交给了他们，一位女营业员就包了3张给我。明天我给你带来。听我说，熊鲁霞，今天咱们得去参加一次审判会。”
“参加什么审判会？”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要审判第三医院的一个外科大夫。”
“提法院正式审判吗？”
“暂时还是同志式的批判。不过，调查已经进行了8个月了。”
“为了什么事情？”
护士卓妞刚值完夜班沿着楼梯下来，她那黄色的睫毛很明显地闪了一下，同他俩—一打了招呼。
“一个婴儿手术后死了……趁我刚从莫斯科回来还有那么点冲劲，我一定要去，开上几炮。而在家里待上一个星期，尾巴就又夹紧了。咱们一起去，是吗？”
但盛加既来不及回答，也来不及拿主意，因为此时该到那软椅套着套子、会议桌上铺着天蓝色台市的房间里去开5分钟的碰头会了。
薇加非常珍视自己同列夫的关系。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样，他是薇加在医院里最接近的人。他们的关系的可贵之处在于，一个没有妻子的男人与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之间几乎不可能有的那种关系：列夫从来没用特别的目光看她，没有暗示过什么，没有超出界限，没有产生野心，而她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关系牢靠而友好，一点也不紧张：在他们之间，恋爱、结婚之类的话题，向来是避而不谈的，仿佛世上根本不存在这类事情。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必定能猜到，薇加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关系。他本人曾经有过妻子，后来没有了，再后来跟某人“相好”，医疗中心的半边天（这就等于整个医疗中心）喜欢议论他，而目前，似乎怀疑他跟手术室的一名护士有关系。一位年轻的外科女医生——安热莉娜确信地说有这么回事，但是人们怀疑她自己在追求列夫，千方百计想得到他。
在整个5分钟碰头会的时间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直在纸上画什么棱角鲜明的图形，甚至笔尖把纸也画破了。而我加恰恰相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静地坐在那里。她内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稳。
碰头会结束了，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从大房间女病房开始巡诊。那里她有许多病人，每次巡诊都要花很长时间。走到每一个病人跟前，她都会在床上坐一坐，检查一下，或轻声地谈几句话，她不要求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病房里鸦雀无声，因为这样反而会显得拘束，何况要阻止女人们说话也不可能。（在女病房里比在男病房里更需要讲究策略，更需要谨慎小心。在这里，她作为一个医生的重要性和成绩并不是那么肯定无疑的。只要她表现出情绪稍微好些，或者过分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跟病人说一切都会圆满结束，那就马上会感到病人对她投来的毫不掩饰的目光或怀着妒意侧目而视的神态，意思是：“你自然无所谓了！你什么病也没有。你是不会有体会的。”按照同样的精神疗法，她劝那些怅然若失的女病号在医院里也不要不注意自己的仪容，不妨讲究点发式，稍擦点脂粉。然而，如果她自己热衷于打扮，就会不受欢迎。）
今天也是这样，她尽可能持重地、精神集中地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按老习惯不理会嘈杂的人声，只听自己的病人陈述病情。忽然，从另一面墙那儿响起一个拖声拖气的声音：
“哟，都是些什么病人呀！这里有的病人可真像公狗似的喜欢围着母狗转！就拿那个头发蓬乱、皮带束在病号衫外面的家伙来说，只要那个叫卓妞的护士值夜班，他就缠着跟她拥抱！”
“什么？……是怎么回事？……”汉加尔特问她的病人。“请您再说一遍。”
病人也就又说一遍。
没错，昨天夜里是卓姐值班！昨天夜里，正是刻度盘上亮着绿光的时候……
“对不起，请您再从头详详细细地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