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第二次，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我坐在了警察局里——这次是在弓街——等待接受询问。统计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随机抽样，一种否认事件重要性的有效方式。除了克拉莉莎和乔斯林之外，还有另外七位目击者一起呆在房间里——四位在邻近两张餐桌上就餐的顾客，两名侍者，还有餐厅领班。塔普先生预计第二天能在医院病床上做出笔录。那个女孩和那位老人由于受惊过度，现在还无法开口说话。
距事件发生只有几个小时，我们就已经成了晚报上的头版头条。一名侍者出去买了份报纸，我们围拢阅读，发现自己的经历变成了常见的“餐厅暴行”、“午餐梦魇”以及“大屠杀”，大家感到一种奇怪的兴奋。餐厅领班指着一句话，它将我称为“著名科普作家”，将乔斯林形容为“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而克拉莉莎则仅仅是“秀美婉丽”。餐厅领班带着职业化的尊敬朝我们点头。我们从报纸上得知，科林·塔普是国家贸易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以经商为本，原任下议院议员，最近刚获拔擢入阁，据说他“在中东人脉颇广，而树敌也甚众”。文中还对救了塔普性命、事后又神秘消失的“一位英勇无畏、舍身一搏的食客”做了推测。报纸内版刊登了背景报道，说什么伦敦是“狂热分子的游乐场”，在这里很容易搞到武器；还有一篇评论文章，说“我们以往熟悉的那种天真无邪而非暴力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云云。这些报道显得那么熟悉，而且出得这么快，叫人颇感诡异，就好像他们对这一主题早有筹划，仿佛我们目击的这一事件已有所安排，只是为了给这些报道增添分量而已。
有两名警探负责为目击证人录口供，但他们需要花时间做些准备。一阵兴奋过后，我们回到了座位上，一份浓重的沉寂随之笼罩周遭的空气。我们哈欠连天，露出疲倦的微笑，承认它们有极强的传染力。警方终于准备就绪，克拉莉莎和乔斯林最先接受询问。二十分钟后她出来了，坐在我身边等她的教父。她取下济慈诗集的包装，打开书籍，嗅着书页。她抓住我的手轻轻一挤，将嘴唇贴近我的耳朵。“这份礼物棒极了。”紧接着她说：“我跟你讲，乔，你就告诉他们你所看到的，好吗？不要唠叨你那老一套。”
从她先前说的一些话里我就已经明白：她没有认出帕里。现在我不打算和她争论。我是在孤军奋战啊。我只是点点头，说：“你要送乔斯林回去吗？”
“是的。我会在家等你。”
他出来了，我们握了握手，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了。我坐下来继续等待，准备着想说的话语。餐厅领班出来后，一名就餐者进去，稍后一名侍者也进去了。我是倒数第二个接受询问的，一位彬彬有礼的年轻男子带我进入询问室，他自我介绍说是华莱士警探。
落坐前，我就说出了预先准备好的话：“干脆开门见山吧，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击中塔普先生的那颗子弹是冲我而来的。那个独自用餐并出手干预的男人最近一直在骚扰我。他的名字叫帕里。其实，今天早些时候，我就向警局投诉过他。我希望您能联系一下哈罗路警察局的林利巡官。我甚至还告诉过他，我认为帕里也许会雇人来伤害我。”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华莱士专注地看着我，不过——我心想——他并不十分惊讶。我说完后，他指了指一把椅子。“好。让我们从头开始吧。”然后他开始问我的姓名和住址，要我从抵达饭店起一五一十道来。这一过程必定迂腐无比，而且华莱士还时不时地把话题转向不相关的事情：他想知道我们都在饭桌上谈了些什么，还一度让我描述我同伴们的情绪；他还询问了食物，并让我评论服务质量。他问了我两遍我是否听见帕里或者穿外套的男人们叫出声来。问完后，他将我的陈述念给我听，每句话都拖音拽调，就像在吟诵清单上的一项栏目。他把我的陈述写成了一篇散文，我当即就想说这不是我的笔录。当他读到“有一个人在距离我们用餐的桌子不远的一张桌子上独自用餐，我认出这个人是……”的时候，我打断了他。“对不起。那不是我的原意。”
“您没有注意到他？”
“我看见他了，但起初并没有认出他是谁。”
华莱士皱起眉头。“但是您见过他很多次，他老是站在你的房子外面，还有其他什么的。”
“他剪短了头发，而且把脸转过去不朝我们看。”
华莱士作了一个修正，然后一直念到最后。我在笔录上签字时，他说：“如果您不介意在警局里呆一会儿的话，罗斯先生，我希望稍后能再和您谈谈。”
“我不介意在这儿等，”我说。“外面有人想杀我。”华莱士点头微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嘴唇往两边拉了拉，但没有张开。
餐厅里的所有目击证人都已离去，现在和我一起呆在等待区里的是一群愤怒的美国游客。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行李在一家旅馆外被装上旅游车时叫人偷走了。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和他们分开坐着，在沉默中难以置信地摇头，竭力想忍住眼泪，却没有成功。
我和克拉莉莎坐在一起时，我就决定不要给警方太大压力。事件本身的性质会敦促他们尽快行事。我先前的投诉已经记录在案，餐厅里发生的一幕则是对其绝对的确认。帕里必须被指控为谋杀未遂，而在那之前我需要保护。现在我是从餐厅来的人中唯一留下的，我的兴奋感也正在逐渐消退。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立和脆弱。帕里的阴魂自始至终都萦绕在我身边。我格外留意，正对着门口坐着，远离唯一的一扇窗户。每当有人进来，我就感到胃里一沉，生出阵阵寒意。我恣意妄想，脑海中浮现出他的形象，他隔着街站在警局对面，那两个穿着外套的男人侍立在他左右。我走了过去，站在警局入口处朝外张望。他不在那儿，但我既不感到惊讶，也没觉得轻松。此时出租车和私家车载着一群群的人们来观赏今晚的歌剧。快七点十五分了。时间自身重叠在了一起。欢乐的人群从我身边经过，走在回家或去往酒吧和咖啡馆的路上，被一种他们没有感受到而我并不拥有的自由所护佑：他们没有阻碍，没有人想要杀死他们。
一个曾被误诊患有晚期恶疾的朋友，有一次曾向我诉说在离开医生办公室时她所感到的孤独感。朋友们的同情只不过更加凸显了她与众不同的命运。她自己也认识一些已经离世的人，所以非常清楚没有她生活将会如何继续。时间的洪流将会淹没她的头顶，她的朋友们会感到悲伤，然后恢复如初，只是多了点滴明智，而日复一日的工作、聚会和晚宴将一如既往，翻腾辗转，未留下任何记录。这就是我转回身走进警察局时的感知感觉。那不完全是自怜，尽管确有一点自怜的成分，而是唯唯退缩，向自我的内在核心退缩，缩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其他所有的一切——那些恼火的游客，那个受到打击的女孩——都好像和我隔着一块厚厚的玻璃板。我回到等待室，思绪就像鱼儿一样在小小的玻璃缸里漫游；没人面临我现在这样的麻烦和危险；如果我能把处境换成一张歌剧戏票，甚至仅是一只丢失的包，或者是其他任何折磨那个女孩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我几乎与一直在找我的华莱士撞了个满怀。他变化多端，少了份彬彬有礼，多了些活跃灵动。“这边请。”说罢，他带我重新穿过走廊，回到询问室。落座时，我高兴地看到桌子上放着几页林利巡官所作记录的传真件。
华莱士注视着我，他的眼里透出新的兴趣。这不再是为目击证人录口供的例行公事了。“是这样的。刚才我和林利巡官聊了一下。”
“好啊。那你们已了解情况了。”
他微微一笑，几乎有点盛气凌人。“我们认为是的。你一定不乐意，罗斯先生。但是我要请你再向我陈述一遍事情经过。”
“那份口供？为什么呢？”
“我们从头开始好吗？你是你们这桌最后一位到的。带我回顾一下那天早上你的所作所为吧，就从九点开始说起。”
也许是我生性迟钝，在四十好几的时候我才认识到，一个人没必要仅仅因为一个要求是合理的，或者是被合理地提出的，就非得去遵从这一要求。仗着年纪，你就可以去顶撞冒犯。你可以做你自己，可以对别人说不。我把手臂交叉在胸前，假惺惺一笑，予以友善回绝。“抱歉啦。我是不可能越说越好的。我要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梅隆小姐是在大约八点三十分出门上班？九点？”
“你们有没有派一辆警车去弗劳格纳巷？”
“我们还是继续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之后你干了什么？打电话？写文章……？”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不抬高嗓门。“我想你还不明白。这是一个危险人物。”
华莱士把他面前的文件仔细搜寻了一遍，包括林利的笔记和他自己的，一边咕哝着：“这里应该有份记录的。”
“他不会只试一次就罢手的。我希望你能做些更有实际意义的事，而不要把你已经听过的口供再记一遍。”
“在这儿呢。”华莱士高兴地说，抽出一张被撕成两半的纸。
我控制住自己的声音。“除非你要告诉我，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在中午控诉并记录在案的那个男人应该坐在几英尺外，当……”
“济慈和华兹华斯？”华莱士问。
我一时被弄糊涂了。从他的嘴里讲出来，这两个名字听上去就像是嫌疑犯，就像两个恶棍，在当地小酒馆里拼酒喝的一对儿。
“吃午餐时你们谈到了他们。”
“是的……”
“其中一个在打击另一个，对吗？是谁在打击谁？”
“华兹华斯对济慈——但不管怎样，那都只是一个故事。”
“那么它不是真的？”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已经被他搞得完全偏离了方向。“嗯，我们现有的唯一记录并不靠谱。”现在我可以看见，在华莱士的那张纸上有一份编过号的列表。
他说：“那一定很不寻常。”
“什么意思？”
“哦，你知道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就像你自己，出书的作家以及所有那些人，不是都会记日记吗？让人觉得如果有谁能把历史记录清楚，那就非他们莫属了。”
我一言未发。我正被他引向某处。最好还是不要抵抗，任他带我到他想说的事情上去。
华莱士查阅着他的列表。“听听这个，”他说，“实在很有意思。第一条：塔普先生这桌人比你晚来了半小时……”他竖起一根手指，预先制止了我的否认。“这是你那位凯尔教授说的。第二条，也是教授所说：是塔普先生去过洗手间，而不是他的女儿。第三条：凯尔教授说，在你们的餐桌附近没有人独自坐在那儿吃饭。而克拉莉莎·梅隆小姐说，在你们的餐桌附近是有人在独自坐着吃饭，但她以前从未见过他，对此她记得非常清楚。第四条：梅隆小姐说，在那两个人来到塔普一家人所坐的位置之前，枪就已经露出来了。第五条所有目击证人都提到了，只有你除外：其中一个男人用外语说了些什么。三人认为是阿拉伯语，一人认为是法语，其余的人不确定。那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会说阿拉伯语。那个认为是法语的人不会说法语，也不会其他任何外语。第六条……”
念到第六条时，华莱士改变了主意。他把纸折好，放进茄克最上面的口袋里。他身体前倾，把双肘搁在桌面上，用推心置腹而又带有一丝怜悯的口气对我说：“我再免费告诉你一些事情。十八个月前，在亚的斯亚贝巴一家宾馆的大厅里，有人就想要塔普先生的命。”
一阵沉默。我心想，这个被误杀的人竟然真的遭到过枪击，这也太不公平了。在这种时候，我最需要的证明居然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巧合。
华莱士轻轻地清了清嗓子。“我们不必一五一十地重述整件事情。我们就来谈谈冰淇淋吧。你的侍者说，枪击发生的时候他正把冰淇淋送到桌上。”
“我记得不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开始吃了，然后血才溅到了上面。”
“那名侍者说血溅了很远，一直飞到他那里。他将冰淇淋摆上桌的时候，它们已经染上血了。”
我说：“可我记得自己还吃了两勺呢。”
我感到一阵熟悉的沮丧。没有人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我们生活在一片由大家部分共享、不可信赖的感知迷雾中，通过感官获取的信息被欲望和信念的棱镜所扭曲，它也使我们的记忆产生倾斜。我们根据自己的偏好观察和记忆，说服自己相信这一切。无情的客观性，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总是注定失败的社会策略。我们的祖先愤慨激昂地讲述半真半假的故事，他们为了令别人信服，同时也就说服了他们自己去相信这些故事。经过一代又一代，成功将我们精选出来，同时我们的缺陷也伴随成功而来，深深地刻在基因中，就像大车道上的车辙一样——当它不适合我们的时候，我们便无法与我们眼前的东西达成一致。所信即所见。正因如此，世界上存在着离婚、边界争端和战争，有一座圣母马利亚的雕像会泣血，还有一座伽内什的雕像会喝牛奶。也正因如此，玄学和科学是这样无畏的事业，这样惊人的创造，比轮子的发明更重要，比农业更重要，是与人类天性的本质完全对立的人造产物。公正无私的真理。但它不能把我们从自身中解放出来，车辙印实在太深了。客观性里不存在个人救赎。
但我对用餐过程的描述到底符合了我的什么利益呢？
华莱士正在耐心地重复着一个问题：“那份冰淇淋是什么口味的？”
“苹果。如果那位侍者说它是其他任何口味，那我们说的就不是同一个人。”
“你的教授朋友说是香草味的。”
我说：“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嘛。为什么你不和帕里谈谈？”
华莱士下颌上的皮肤略有起伏，他的鼻孔也微微张开。他强忍住不打呵欠。“他在我们的名单上。我们会联系他的。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找到那两个持武器的人。不过，罗斯先生，你要是不介意，我们还是继续讨论冰淇淋吧。是苹果味呢还是香草味的？”
“知道这个能帮你找到持枪者吗？”
“知道目击证人在全力协助我们，这是很有助益的。细节很重要，罗斯先生。”
“那么，是苹果味的。”
“那两人中哪个个子高一些？”
“拿枪的那个。”
“他瘦一点吗？”
“我想他们都是中等身材。”
“关于他们的手，你能回忆起什么吗？”
我想不起来了，但我做了很多动作，皱眉，转头，闭眼。据神经系统学家报告，当受试者在一架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下被要求回忆一个场景时，成像扫描仪可显示在主管视觉的大脑皮层上出现了剧烈活动，但记忆能提供的图像实在过于贫乏，几乎没有一点影像，几乎不在视觉范围内，就像是低声耳语的回声。你无法从中检查出新的信息。在仔细检查下，它会折叠隐藏起来。我看到了黑色长外套的袖子，就像用达盖尔银版法拍的相片一样模糊，而在袖子的尽头——什么都没有。或者，反过来说，什么都可能。手，手套，爪子，钩子。我说：“对于他们的手，我啥都记不得了。”
“再为我努力想一想。比如说，有没有一枚戒指什么的？”
我想象出一只手来，和我自己的十分相像的手，并想象上面戴着克拉莉莎给我的那枚镶有金银条纹的戒指，故意做成了小尺寸，虽不张扬却很有品位。她在我的指节上打了黄油才把它戴上。我不能轻易将它取下，这曾一度让我们很开心。我说：“我不记得了。”然后我又补充道，“我想我要走了。”接着便站了起来。
华莱士也站了起来。“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帮助我们。”
“我还希望你们能帮助我呢。”
他绕过桌子走过来。“请相信我，这件事的背后没有扯上帕里，但我倒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帮助。”他一面说着一面掏茄克口袋。他拿出一板银质透明塑料药片，在我面前晃了晃。“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我呀，我每天早餐前服用两片。四十毫克。双倍剂量，罗斯先生。”
我沿着走廊匆匆离去，心里再次涌起一阵退缩、孤立的感觉。也许，归根结底，这是自哀自怜吧——一个疯子想要杀我，而法律所能建议的无非是百忧解。
夜色已深，我在我那条街的尽头处下了出租车，利用一排法国梧桐作为掩护，开始朝我们的公寓大楼走去。他不在平时呆着的位置上，也不在克拉莉莎出门时他时而出没的地点。他也不在我身后，不在前方的某条小路上，不在女贞树篱后面，也不在楼房的拐角处。我开门进去，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仔细听着动静。从楼下的一间公寓里隐约传出一阕渐入高潮的交响乐章，平庸而又夸张，可能是布鲁克纳的作品，而从我上方的某处，在天花板的空间里，传来水流过管道的声音。我缓缓走上楼梯，一直靠着拐弯处的外侧走。我并不真的认为他能有办法进入大楼，但这份谨慎的习惯让我心安。我开门进屋，用钥匙将前门锁死。空气中的静谧让我即刻明白，克拉莉莎已经在儿童房里睡着了。果然，我在厨房餐桌上找到了她留下的字条：“累死了。早上再聊。爱你，克拉莉莎。”我看着这个“爱”字，试图从它的字形中析取深意或希望。我检查了天窗上的锁扣，然后走进每一个房间，打开灯光，关严窗户。随后我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格拉巴酒，走进书房。
我一直保留着两本通讯录。那个口袋大小的硬皮笔记本是我平日里使用的，出门时带着的也是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曾有两次或者三次把它落在了旅店房间里，还有一次落在了汉堡的一间电话亭里，结果不得不再换一本。另一本通讯录是一个已磨损破烂、大裁规格的分类簿，我从二十出头就拥有了它，而且它从未离开过我的书房。显然，如果我弄丢了我的小笔记本，那么它就可以用作备份或信息储存库，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它已然成了一份个人和社会的历史记录。它记载了电话号码本身的日益复杂；早期条目中的三位数伦敦区号带着爱德华时期那种古怪而雅致的气息。作废的地址记载了许多朋友的漂泊无定或飞黄腾达。有些名字已经不再需要抄写：有些人死了，或者淡出了我的生活，或者与我有了过节，或者完全失去了他们的身份——现在，有数十人的姓名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我拧亮躺椅边的台灯，手端格拉巴酒坐下，打开分类簿的首页，开始翻阅写得满满当当的纸页，在重重叠叠的字迹中寻找，希望能找到与犯罪有瓜葛的人。也许，归根到底，我所过的是一种狭隘的生活，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坏人，不认识任何参与有组织地犯罪的坏人。在首字母拼音H的条目下，我找到一个贩卖破烂二手车的熟人。他已经死于癌症。在K条目下，有一位老校友曾在一家赌场工作，他带有抑郁症倾向。自从他跨入一场积怨深深的婚姻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的妻子是位精神病医生，正是她给他安排了电击疗法。后来他们在比利时安家定居。
我继续翻阅这一生中结交的所有朋友、半熟的朋友、不熟的朋友和陌生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非常和蔼可亲。或许里面是有那么一到两个骗子，一名懒汉，一位吹牛大王，还有一个善于自欺的家伙，但没有一个靠干违法勾当度日，没有人专门从事不法行为。在N的条目下，有一朵英国玫瑰，我是在1968年秋天与她认识的，那时我们在喀布尔和马扎里沙里夫分享一个睡袋。数年后，她返回英国，开始有系统地入店行窃，并以此为乐。现在她是切尔滕纳姆一所学校的校长。坏事没有坚持做下去。同样在N条目下的还有约翰·诺兰，二十年前被判了罪——谋杀。他在一次聚会上喝了个酩酊大醉，把一只猫从二楼阳台上扔了下去，结果猫穿在了公园栏杆上。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充满正义地起诉了他，他被判处罚款五十英镑。但不管怎样，他还是保住了自己在税务局的工作。
这本记载着人类交流与短暂拥有的末日审判书，我已经花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来增补修订，它讲述了一个关于现代邪恶的独特故事，由于里面的角色被筛选得太细，性格缺陷太过纠结，因而刑事司法体系对它兴趣无几。我的社交圈字母表显示，失败者寥若晨星，成功者不可悉数，且教育程度与财力的差距甚微。大多数人并非腰缠万贯，却又比较富足，所以就没有必要去拿别人的钱财。也许中产阶级的犯罪多半发生在脑子里，或者发生在床上或者床边。殴打、攻击、诱拐、强奸和谋杀等阴晦的幻想在适当的时候会产生。然而，使我们犹豫退缩的并不是道德，而更应该说是品味，礼节。克拉莉莎教过我司汤达的一句名言：“坏品味引发罪恶。”
我愈发失望了，继续快速翻查我的末日审判书，毫不理会由某几个姓名激起的蠢蠢欲动的好奇心或模糊的内疚感，直到我终于进入了最后要找的那一片灌木沙漠——U、V、X、Y和Z。这里贫瘠不毛，环绕着蕴藏最后一线希望的一块绿洲——W条目。在一长串带有田园风味的伍德、维特菲尔德、瓦特和沃伦中间，隐藏着一个淡淡的、细长的铅笔字迹（并非出自我手）——乔尼·B·威尔。在我的书中，他绝非罪犯，但在我的脑海中，他就像一个神经细胞那样交游甚广、人脉颇丰。
他的本名叫约翰·威尔，B这个字母是他（或别人替他）借来的，出自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查克·贝利，那个像摇铃铛一样弹吉他的乐手。在我的记忆中，对咱们的乔尼来说什么事儿都来得不容易，他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穿梭在伦敦南北郊区之间，把北美大麻和印度大麻送到公寓楼上那些过于挑剔、不肯屈尊下楼来亲自取货的客户手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毫无疑问都是个毒贩，但是“毒贩”这个称谓对于他总显得太刺耳，太不礼貌，因为乔尼·B·威尔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认真尽责、卖高档酒的商店店主，或者是个忙碌的熟食店老板。他对标定价格十分小心，只出售质量上乘的货物，并且对自己的产品了如指掌，熟知到了令人腻烦的地步。在信用方面他也毫不逊色——在找的零钱中过分仔细、清清楚楚地点出一张张五镑面值的钞票，当交易未能成功、要归还尚未承付的转账支票时，他也同样表现得一丝不苟，只是有点卖弄的味道。他不会害人，作风低调，到处都受人欢迎。在他那永无止境、朦胧模糊的往返之旅中——在所有新买卖成交时或成交前他都要吸上一支——他可能会穿梭于各种场合：先到一位眼科专家顾问家里喝茶，然后到一位律师朋友家泡澡，接着在一位摇滚明星家里吃晚饭，随后前往一群护士的住处并在那里过夜。
他也有他自己的住所，位于斯特里特姆，小得就像个接通了卫浴设施的清洁工具橱。一天夜里，乔尼应声开门，结果发现门外站着四个戴着咧嘴傻笑的吉米·卡特面具的家伙——那时也正值卡特执政时期，时间有点久远了——每人手里都攥着一根撬棒。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碰他一根汗毛，只是从他身边挤过，把他的单元房砸了个稀巴烂——前后肯定只花了五秒钟——然后就扬长而去。有组织的犯罪逼得嬉皮士们关门歇业。
乔尼的遭遇是市场合理化中的一起早期案例。在此之前，毒品的进口和销售由风险资本家们操控，孤独的达摩流浪者们则将全部赌注押在一个塞得满满、散发芳香的背包上面。现在，穿西装的和拿撬棒的联合起来，将市场整合一体，并使之民主化，产品只局限于三等的巴基斯坦大麻，销售范围则扩大到了酒吧、足球场看台和监狱。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乔尼·B·威尔看样子只能另谋出路了，这时那个毁掉他的家的组织为他提供了保护，还有一笔微薄的基本工资和销售业务提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开始扩大交际圈，广泛吸收人脉，而这也正是我认为他能帮助我的原因。他的雇主是一帮野心勃勃的小伙子，住在塔尔斯山的“阿狗酒馆”后面的一幢独立房屋里。他们认识很多朋友，也派乔尼跑腿办了很多差事。这伙暴徒仍然将乔尼视作从前那个讲信用的诚实店主，所以他在他们中间周旋应对，从不曾受到冷嘲热讽，也未遭伤害。与此同时，他还设法继续为他那些口味挑剔的老主顾提供一流的行货——来自尼日利亚的带有叶片纹饰的圆锥形纸袋，纳塔尔和泰国的编织手工艺品，还有美国橘郡的农业无子新品种和黎巴嫩的轻金箔。在新的管理体制下，他那梦幻般的典型工作日可能会要求他必须中午与现代主义者吃午饭并享用贮藏啤酒，下午就要和送这些人进监狱的王室律师一起喝茶。
这是一种孤独寂寞的生活，还很艰辛，比摇铃铛辛苦多了。乔尼·B·威尔始终不曾发迹。他太诚恳，太老实，也因吸了太多大麻而神志不清。他从不坐出租车出行。世界上还有哪个毒贩会穿着破烂的旧鞋，花三十五分钟去等公交车呢？他仍执拗地保持那份单纯的信念，认为自己是个慈善家，相信点燃并吸入树脂或结着果、开着花的叶片正慢慢让人类缓和下来，进入一种良好的情绪之中，而一旦人人都变得脾气温和、让灵魂向光明开放，那么一切公仇私斗便会偃旗息鼓。与此同时，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变得生气勃勃之时，不管是穿西装的、拿撬棒的，还是律师、顾问和摇滚明星，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忙着一件事情：赚钱。
书房里，我置身其中的那圈灯光仿佛变得更加明亮，在我的周围缩小聚拢。那杯格拉巴酒已经见底，不过我并不记得已一饮而尽。我死死地盯着乔尼细长的名字和旁边那七位数字。还有谁会比他更能助我一臂之力呢？以前我为何没有想到他呢？当时我怎么没有立刻想起他呢？答案乃是：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见面了。
就像在我之前的许多人一样，我也慢慢地开始承认，在成功而压抑的中年生活中，酒精是改变一个人心智状态的最佳物质。它既合法，又具有社交性，可以把一个人的轻微上瘾轻易隐藏在其他人之中；它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妙表现形式，色彩如此绚丽，味道如此可口，你手中的酒以它独特的形态轻易征服了你；液态的它与日常作息相一致，与牛奶、茶、咖啡，与水——因而与人生本身——浑然一体。喝饮是一件自然之事，而吸入闷燃冒烟植物的烟雾则与呼吸有点差距，就像吞服药丸和摄食有差距那样；除了蚊虫叮咬以外，自然界里没有任何类似针头那样的穿刺。一杯纯麦芽酒加矿泉水，一杯冰凉的夏布利白葡萄酒，或许只能稍微改善一下你对事物的感观，但却会让你那完整的自我保持如镜面般平静。当然，也要考虑到醉酒的情况，它会让人变得粗野，导致呕吐和暴力，然后是不可自拔的上瘾，身心俱毁，甚至可能会羞耻痛苦地死去。但这些纯粹是滥用无度的恶果，源于人性的弱点和个性的缺陷，就像从瓶中倒出的红酒一般必然。你实在不能怪罪于物质本身。就连巧克力饼干也有它们的牺牲品，而我有位年长的朋友吸食了三十年的纯海洛因，一生仍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我站在昏暗的走廊里聆听，耳中只有木头和金属收缩发出的吱嘎声响，还有管道深处潺潺退去的流水声。厨房里传来冰箱的嗡嗡低语，而在更远处，夜间的城市发出令人心安的隆隆轰鸣。我回到书房里坐下，把电话放在大腿上，思考着这一时刻，这个转折点。我即将踏出这份恐惧和谨小慎微的白日梦境，跨入一个结果明了、锋芒毕露的世界。我知道，一个行动、一个事件就会触发另一个行动和事件，直到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我也知道，如果我还心存疑虑，那么此刻我还来得及退缩罢手。
铃响过四声后，乔尼接起了电话，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他一下子就想起了我。
“乔！乔·罗斯。嘿！你过得还好吗？”
“是这样，我需要些帮助。”
“哦，是吗？我这儿有些非常有趣的……”
“不，乔尼。不是那个。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一把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