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第二天我们醒来时，这些事件仍然在我们头顶游离不散，但这充满责任的一天，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份安慰。克拉莉莎在八点半离开家门，去学校给本科生教授浪漫主义诗歌课程。她参加了一场本院系的管理层会议，和一位同事一起吃了午饭，批改了学期论文，并对一名研究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辅导，那名学生正在写关于利·亨特的论文。傍晚六点，她回到家里，而我还在外面没有回来。她打了几个电话，冲了个澡，然后和她的哥哥卢克一块儿去吃晚餐。卢克已经结婚十五年了，他的婚姻目前正濒临瓦解。
我一大早起来就洗了个澡，然后端着一小壶咖啡进了书房。有那么一刻钟左右，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屈服于那些专属自由职业者的诱惑——看报纸，打电话，做白日梦。我脑子里有一大堆题材可以用来盯着墙壁发呆。不过我还是振作起精神，强迫自己写完了一篇关于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文章，准备发给一家美国杂志。
我对这项工程的兴趣已经延续好几年了。它体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英雄主义与高贵气质：不用于军事目的，也不用于急功近利的商业用途，而是被一种简单而高尚的动力所驱使——为了知晓和理解更多的知识。望远镜上天后，科学家们才发现，望远镜上那块八英尺厚的主镜片磨得过平，差了千分之十英寸。这时，下面地球上民众们的普遍反应却不是失望，而是兴高采烈和幸灾乐祸，整个星球都拿它当作令人捧腹的笑柄。自从泰坦尼克号沉没以来，我们就对技术人员一向苛刻挑剔，对他们那些不着边际的宏伟目标冷嘲热讽。现在，我们有了迄今为止太空中最大的玩具，据称有四层楼那么高，它被制造出来是为了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奇迹，捕捉可以用来揭示宇宙起源的图像，以解开我们在时光之初的诞生之谜。可它却失败了，不是因为电脑软件中运算系统的神秘故障，而是出于一个世人皆能理解的错误——目光短浅，采用了过时的磨制方法和抛光手段来制作镜片。一时间，哈勃变成了电视里滑稽搞笑节目的主要对象，和“麻烦”、“破烂”等词汇押韵，验证了美国终端科技工业的衰微。
哈勃的构思固然宏伟，而挽救哈勃的行动在技术上更是超群出众。宇航员进行了数百小时的太空行走，十面纠正镜片被超人般精确地设置在问题镜片的四周边缘，而在地面上的控制中心里，如瓦格纳管弦乐队般庞大的科学家群体和电脑设备在原地检测指挥。从技术层面上讲，这比把一个人发射到月球上更加困难。错误被纠正了，距今120亿年久远的图像从太空中传来，清晰而真切。人们忘却嘲笑，换以惊讶和好奇——只有一天——然后又开始各行其是。
我一口气工作了两个半小时，没有休息。那天早上，当我在电脑里输入我的文章时，不安困扰着我，那是一种让我难以确定的生理感觉。有些错误是再多的宇航员也纠正不了的，就像我昨天的那样。可我到底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呢？如果这种感觉是“愧疚”，那么它究竟从何而来？是在气球下面抓住绳子，还是放手的时候，是后来靠近尸体附近，还是昨晚在电话上的时候？这份不安依附在我身上，并深入我内心，就像是一种没有洗过澡的感觉。但当我停止打字，停下来将整个事情回想一遍后，我发现那根本不是愧疚。我摇摇头，字打得更快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把深夜来电的想法全部抛之脑后的，我设法把它和昨天遇到的所有麻烦混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仍处于惊愕之中，我想要保持忙碌以抚慰自己。
我比截稿时间提前了五个小时完成了这篇文章，作了些修改，把它打印出来，然后用传真件发到了纽约。我给牛津市警察局去电，在电话转接了三个部门之后，我得知法院将组织一个陪审团听取约翰·洛根的死亡调查，死因裁判庭很可能会在六周内召开，参与这一事件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参加。
我乘坐出租车前往索霍区，去会见一位电台谈话节目的制作人。他把我引进办公室，对我说，他想做一档关于超市蔬菜的节目。我告诉他我对这个不熟悉。这位名叫埃里克的制作人随即站起身来，做了一番激情四溢的演讲，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对于像四季荷兰豆、草莓这一类食品的需求，正在损害一些非洲国家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经济。我说这可不是我的研究领域，然后我告诉他某几个人的姓名，让他不妨试着与之联系。随后，尽管我几乎与他素不相识，或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回应了他的满腔热情，给他讲述了那场事故的来龙去脉。我情不自禁啊。我得对什么人说出来呀。埃里克很耐心地听着，他摇头晃脑，适时地做出些回应的声音，不过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就好像我是一个受到传染的病毒携带者，带着一种新近变异的厄运病毒踩进了他的办公室。我本可以中途打住，或者以一个不够自然的结局收场，但我还是说了下去，因为我欲罢不能啊。我是在讲给自己听，对我来说，一条金鱼也可以成为好听众，和一个谈话节目制作人没什么分别。等我说完以后，他赶紧向我道别——还有一场会见在等着他，以后他有了其他主意会再和我联系。当我走出来、踏上污秽肮脏的米尔德大街时，我感觉自己也被玷污了。那种无可名状的感觉又回来了，这一次，它让我感到沿着后脖颈传来一阵刺痛，肚子也疼了起来，隐隐又产生了一股想要拉屎的冲动，这在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
整个下午，我都在伦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度过，查阅一些与达尔文处于同一时代、却更加默默无闻的人物的资料。我想写一篇关于轶闻和叙事在科学文献中消亡的文章，我的观点是，达尔文那一代的科学家是最后一批能在其出版的论文中讲述故事的人，而在今日看来，这种做法已经成了奢望。这里有一封1904年写给《自然》杂志的信，一份通讯员稿件，投给该杂志的一个长期合作通讯项目，研究的对象是动物的意识，尤其探讨了是否可以认为像狗这样的高级哺乳动物对其行动造成的后果具有认知。作者X先生有一位亲密的好友，这位朋友的狗特别喜欢趴在书房壁炉边一张舒适的椅子上。有一次，在吃完正餐后，X先生和他的朋友退到书房里，去品尝一杯波尔图红葡萄酒。那只狗被赶下了椅子，它的主人坐在了这个位置上。狗蹲在炉火旁，在沉默中静静地待了一两分钟，然后来到门边，呜呜叫着让人放它出去。它的主人热心地站起来穿过房间，这时X先生看到，那条狗猛冲回来，又一次占据了它最喜爱的位置。有那么几秒钟，它的嘴边露出了一丝毫不掩饰的得意表情。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那只狗肯定有一个计划，它对未来有一种知觉，知道自己能通过深思熟虑的欺骗手段去改变现状，而在开展行动的意向和达到目的后的欢喜结果之间，肯定有一种记忆行为起到了中介作用。这篇文章里让我感兴趣的是，叙事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如何遮蔽了科学的判断。从任何科学考察标准来讲，这个故事，无论有多么动听，都是在胡说八道。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印证，也没有任何术语可以定义，它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例子，一种赋予动物人格体现的可笑的拟人论调。我可以很轻松地用一种说法来解释这件事情，从而让它变得更符合生物的自然反应，或者把那条狗描述成一种命中注定要永远活在当下的可怜生物：被主人赶下椅子后，它在炉火旁找了个次佳的位置蹲下，在那里舒舒服服地烤火取暖（而不是在动坏脑筋），直到发觉自己需要出去撒泡尿，于是它便按着平时主人教它的做法去了门边。突然，它注意到那个自己无比珍视的宝贵位置又空了出来，便一下子忘记了从自己膀胱里传来的内急信号，跑了回去，重新占据了椅子。那副洋洋得意的表情不过是它高兴情绪的瞬时表现而已，或者仅仅是观察者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狗身上的心理映射罢了。
我自己就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皮质光滑的大扶手椅上，看到眼前的三名读者都在睡觉，每个人的大腿上都放着书或杂志。图书馆外，圣詹姆斯广场上车流熙攘，喧闹无比，就连送快件的摩托车也像其他人节奏紧张的高速运动那样，听来令人昏昏欲睡。阅览室内，隐蔽的古老管道中传出低沉含糊的汩汩水声，而在附近，传来一下脚踩在地板上的嘎吱声响。有个人站在杂志架后面，我看不见他的身影。他挪动了几步，停了一两分钟，然后又开始动弹。仔细回想起来，我发觉，从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种声音的出现直至现在，已经将近有半个小时了。我心想，自己是否可以和这个家伙讲讲道理，请他保持静立，或者建议他拿上一叠杂志，然后安静地坐下来。那个叫我烦心的家伙又稍微动了一下，闲庭信步，传来四声嘎吱嘎吱的响动，然后一切复归宁静。我继续阅读X先生的文章，想了解他对犬类心智能力的论述，但现在我的心已经分神了。当那个人开始穿过房间往外走的时候，我决定，即使我现在从纸上看不进任何东西，我也不会抬起头去看他。但随后，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只看见一只白鞋，还有红色的什么东西从我眼前一闪而过，然后，弹簧门“吱”地发出一声叹息，合上了。那扇门正通向阅览室外面的楼梯。
既然那个浪费时间的好动家伙已经走开，我的烦恼又转移到了图书馆的管理上。众所周知，这座图书馆里面总是有噪音，特别是书架上那一排排嗡嗡作响的荧光灯，没人能修好它们。或许我在威尔康图书馆里会更高兴一些。这里的科学类藏书少得可怜，仿佛人们只需要通过阅读小说、历史和传记类书籍就足以了解这个世界。这座图书馆难道是科学文盲开办的吗？他们怎还敢自诩接受过教育？莫非他们真以为只有文学才是我们文明中最伟大的知识成果？
我在心里痛骂了足足两分钟。这股愤怒团团包围着我，让我对自己视而不见。然后我猛地回过神来，因为单纯的自我意识突然苏醒了，告诉我就算是那位X先生也无法为他朋友的狗代言。当然啦，让我焦躁的并不是那吱呀作响的地板或图书馆馆方，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尚待我自己去弄明白的情绪状态。我往椅背上一靠，开始收拾笔记。这时我仍未领会到那只鞋还有颜色所提示的意义。我盯着放在大腿上的那页纸，在我的思绪失去控制之前，我所写下的最后一些话是“意向性，意图，企图驾驭未来”。当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它们指的是那条狗；可现在，当我重新阅读它们时，我开始烦躁不已。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眼来描述我的感觉。肮脏，玷污，疯狂，有生理性质，却又与道德相关。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这个说法明显是错的。我拥有一种思想，一份情感，一种知觉，并正在寻找那个适合去形容它的字眼。“愧疚”对应了过去，那么，哪个词又和未来有着同样的联系呢？“意向”？不，不是对将来的影响。“不祥之兆”。对未来感到焦虑，感到厌恶。“愧疚”和“不祥之兆”，这两个词被一起捆定在从过去到未来的主线上，在“现在”这根枢轴上转动——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刻才能去体验它。它并不是“惧怕”，“惧怕”太集中了，又有一个对象。而“恐惧”的分量又太重了。是害怕将来。那么就是“忧虑”。对，差不多就是它了。是“忧虑”。
在我前面，三只瞌睡虫纹丝不动。弹簧门的摇摆幅度慢慢减小了，从假想的层面上更进一步，现在空气中只剩下了四下回荡的分子运动。刚刚离开的那个人是谁？他为何离开得如此突然？我站起身来。是了，就是忧虑。一整天里，我都处在这种状态中。它很简单，只是惧怕的一种形式。对结果的害怕。我一整天都在害怕。我会这么迟钝，竟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吗？在埃克曼那著名的跨文化研究中，它不是和厌恶、惊讶、愤怒和欢欣一起，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吗？害怕，以及从他人身上得到的关于害怕的认知，与杏仁核中的神经活动有关，而杏仁核深陷在代表我们是哺乳动物的那一部分大脑里，能让人猛然做出迅速的反应——难道不是这样吗？可我自己的反应却并不迅速。它姗姗来迟，犹抱琵琶半遮面。污染，困惑，夸夸其谈。我的惧怕感让我觉得害怕，因为我还不晓得它的来由。它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我在它的驱使下会做出什么事情？这两个问题让我心生畏惧。我一直盯着房门，视线始终无法移开。
也许只是因为视觉暂留引起的错觉，或者是由于神经受阻、感知上出现了延误所致，不过在我的眼中，即使我已经在拔脚朝门口走去，感觉上我仿佛仍然弯腰坐在我那张光滑的皮椅里。宽阔的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我一步两阶地跑下去，在中间的楼梯平台上抓着端柱一个转身，甩开三大步，飞下最后一段楼梯，冲进书籍预订和目录查询的图书馆大厅，扰乱了那里平静的空气。我在人群中闪展腾挪，跑过读者留言簿和像小学生般胡乱堆在一起的小背包与外套，穿过大门，来到图书馆外的大街上。圣詹姆斯广场的交通陷入了瘫痪，路上看不见一个行人。我寻找着一双白鞋，一双系着红色鞋带的运动鞋。我快速地在拥堵停滞的车流中穿行，身边经过的车辆都在耐心而有节奏地颤动着。我很清楚，如果我自己不想被位于图书馆门前的人看见，我就得站在东北方向的街道拐角处，在原来的利比亚大使馆对面的位置上。途中，我朝左面的约克公爵大街瞥了一眼：人行道上空空如也，而街道上车满为患。如今汽车就是我们的市民。我抵达了街角处，站在栏杆前。没有人，甚至连个公园里的醉汉都没有。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四下环顾，调整呼吸。以前，那位女警官伊芳·弗莱彻就是在这里被一名利比亚人从街对面的窗户里开枪打死的。在我的脚边，有一小丛用毛线捆扎起来的金盏花，像是一个孩子带来的。用来装花的果酱瓶已经被打翻在地，里面有一点点水。我一边继续朝四面张望，一边跪下来，把那些花放回瓶子里，然后将瓶子推得离扶栏更近一些，这样它就不会再被人踢翻。我不由自主地觉得，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好运，确切地说，是保护。我还觉得，在这样充满希望的抚慰行动中，在抵挡那些疯狂猛烈而不可预测的力量的过程中，所有的宗教都得到了创建，所有的思想系统都得到了展现。
然后，我又回到了阅览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