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常常会提到女人的外貌；这个女人鼻子很好看，那个女人双腿修长，另一个女人脚踝优美。他也会指出他觉得难看的地方：这个女人的乳房松松地垂着，那个女人的大腿像树干，另一个女人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
他和艾丽丝走出超市时从一个女人身边经过，他说：
“天啊，真是太奇怪了。那些女人个个面容姣好，但是往下看就不行了，她们的身材真叫人恶心。我是说，你有没有看到她有多胖呀？真叫人难以置信。她的脸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胖，但其他部位就不行了。”
尽管他对艾丽丝从来不说什么不入耳的话，但这种评论还是使她觉得老大不舒服。
“你干吗老是这样说呢？”她问。
“怎样说？”
“我不知道——说人胖啊瘦啊，这样那样的。”
“我只是实话实说呀，我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的……”
“对，好啦，最好还是别这样。你总是那样看待别人的身体，这真很可怕。”
“你是不喜欢我看待你的身体吧？”埃里克以夸张的口吻模仿加利福尼亚人的口音，“算啦，别对我太苛刻呀，”他边说边伸出胳膊拢住了她。
“我并不是想苛刻，那只是……我不知道，算了，别提它了。要不要到外卖酒店去买两瓶酒？”她问，咳嗽了一声清清喉咙。
但是在回家的路上，艾丽丝还是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埃里克对她的身体一向都非常大度。在卧室里脱光衣服后，他有时候会半真半假地要她模仿雕塑或者绘画里的姿势，大声宣称她就是他的维纳斯、阿佛洛狄忒、夏娃或特洛伊的海伦；在喝下几杯酒之后，他会模仿舞台剧的口气，声称她的胸脯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她的眼睛像是东方的珠宝，她的三角区令人销魂。
“别胡吹了，你这个诗人才半瓶子醋呢，”她总会说，一边用床单把身子遮起来。
“啊，维纳斯今晚显然害羞了，她没有心情同丘比特性交啊。”
“假使漂亮的丘比特箭法不是这样差的话，她也许会……”
艾丽丝觉得不安，因为她吃不准自己的身体在埃里克的情感中到底起多大的作用。她希望他觉得她漂亮迷人，但矛盾的是，她又不希望埃里克仅仅是被她的肉体吸引而爱上她。
她觉得被人爱慕隐含着从好到坏一系列的原因：尽管任何原因都会有，但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她才承认那个声称爱她的人是出于真心。
肉体这个中心令人完全无法控制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对方立即很自然地把肉体和“我”等同起来，完全没有给它以反映内心意识的机会。尽管肉体只是根据我们形形色色的DNA结构排列而成的细胞集合体，那些见到我们的人总禁不住会看出它所包含的意义和性格。出于一种可悲的谬误，他们可以把我们的容貌称为美丽、尖酸、老实或是可爱，这就同诗人根据自己情感上的标准，将一些没有生命的风景贴上种种标签一样，不是说这座山“雄浑”，就是说那条小溪“欢快”。
尽管心中明白肉体并不能代表自己，但是我们很难将这种想法应用到对别人的观察上。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习惯把别人同他们的外貌联系起来。我们往往不充分理解他们自我认同的危机，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内心感觉到的自我远不如我们根据其外貌所下的结论那么清楚，因为我们的结论来自亲眼所见，也就更加实在。
只有从内省的角度我们才可能感到，我们对肉体其实并不比对遥远的银河系中某个行星的形状了解得更多。无怪笛卡儿会对心灵/肉体的问题进行探讨。在《方法谈》一书中他满怀厌恶地宣称：“这个‘我’，也就是说心灵……是完全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尽管他好几部传记的作者都提到他喜欢丝绸手帕和佛兰德斯马裤，这也许同他作品中那些正统的文字有点不合拍）。
自然，也有些人全心全意同意肉体反映了人自身。他们对自我的概念和护照上的相片契合得天衣无缝。他们很可能在经过镜子前面时眨眨眼睛，心满意足地想，不错呀，老朋友。埃里克对外貌信心十足，其根源也许就是这种幸运的契合感，倒不一定是怎样地特别虚荣。他觉得自己的面孔精确地反映了自己的为人。如果人们一提到他就想起他机灵的眼睛、短短的头发、强有力的下巴和孩子般的笑容，并且为此而爱他，他觉得很高兴。
可是，还有那么一些表示出程度不同的不满的人。他们不满之处从“我不喜欢自己的眼睛”到“见鬼，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等等，无所不有。不，也许“我不喜欢自己的眼睛”算不上是个好例子，因为肉体和自我概念的不协调远不只是“不喜欢”自己的眼睛。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个心理的、基于存在感的问题，即“这两只眼睛‘不是我’”。例如，艾丽丝不喜欢自己的大拇指，但她也认为她的大拇指很恰当地反映了她的为人。它同她的自我感觉相吻合，在指甲周围混合着理想主义，在指关节周围有些尴尬感，边上是讽刺，拇指常常弯曲，在紧张的状态中时时被咬啮过。可是，在脸的问题上，她就没法采取这种恰好相契合的态度了。她的脸总是会突然自行其是，在应该悲伤的时刻却显得很高兴，在应该深思熟虑的时候却显得无所谓，在需要强硬的时候却显得软弱可欺。她在火车车窗上看见自己的脸，为脸上那种十二岁小孩才有的表情而大为震惊；接着她又会在办公室窗玻璃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像，那张脸看起来像是六十岁，不觉又让她大吃一惊。
在十几岁时，每当她站在明察秋毫的镜子前面时，总会痛苦地意识到内心与外貌不一致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她会从镜子前跑开，一头扎进书本。如今，她可以半开玩笑地告诉埃里克说，那段日子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压抑”：
“我对性还有其他一切都紧张得不得了。我讨厌自己，更讨厌男孩子。我对男孩子怕得要命。要是有男孩子走过来同我讲话，我从头到脚都会窘得通红，而且还会紧张得要抽筋。我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拉上窗帘，把镜子蒙起来，躺在床上看一些无聊的小说。要是有人想要进来，我就会高声尖叫。”
艾丽丝的母亲带有老式的偏见，认为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应当一门心思吸引男孩子的注意，以便将来找个好丈夫。艾丽丝整天只肯穿旧牛仔裤和套衫，这让她大为惊骇。她向来精力充沛，于是便拉着女儿到一个又一个的服装店里，闯进女装部，以夸张的失望口气问女售货员：“请问这里有没有什么衣服适合给这位小姐穿的？”
由于这些商店通常都会落后于流行时尚半个世纪，艾丽丝从店里出来后的打扮简直同结婚蛋糕差不了多少，她身上全是蝴蝶结、丝带和褶边。这些东西与其说会吸引某个唾沫四溅的男性来从母亲手里娶走她的尴尬的洛丽塔，还不如说会把他给吓跑掉。
使艾丽丝对自己这个与内心不契合的身体生气的是，其他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一切都很和谐，而她自己却一点都感觉不到。艾丽丝把自己的外形想得一团糟，进而以为男人会认为她的为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埃里克半开玩笑地夸她的胸脯时，她一点也不开心，就像是代替某个缺席的人去出席庆典领奖似的。
“你的鼻子最像你这个人了，”在卧室里埃里克看着艾丽丝鼻子的侧影，告诉她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它小小的，有点往上翘，鼻尖细细的……”
“你学过鼻相学吗？”
“当然。见鬼，那是什么呀？”
无论别人尽多大的努力，他们也还是很难理解艾丽丝这句话：“我的外貌其实并不代表我自己。”大家莫名其妙（这是情有可原的），他们很可能作出种种符合常情的解释，说他们当然不会以貌取人，外貌有什么要紧等等。可是他们又能怎样呢？一提到她和她的抱怨，大家免不了就会联想到她这个有形的肉体。所有那些问题都是通过身体表现出来的呀。
艾丽丝最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有关某个模特儿的访谈录。这位名模容貌美丽。为了她那张面孔，有人把自己的祖宗拍卖掉也会心甘情愿，但是她却声称在男女感情上，她的身体只是个累赘。她嫁给了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她爱的不可能是这个人的身体，因此在择偶问题上她充分表现出一种心态，或许她希望其他男性也能用这种心态来对待她。
艾丽丝的结论是，一个人长得丑还是美也许并不重要——肉体仍然是个祸根，因为是它造成了一道鸿沟，使人们的自我感觉与他人的看法之间形成着巨大的落差。以容貌作为衡量尺度，患象皮病的人和顶级名模虽然有天壤之别，但是他们在心理构造上却没什么两样。
不过，在艾丽丝的做法中也有某种矫情之处，这一点尤其可以从她每年花在内衣和洗面香皂的钱上看出来。
在这里，矫情可以定义为一种模棱两可的形式，一方面，你既可以出于恐惧而对某样东西大加谴责，因为它太强，追求的人太多，你无法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你又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中获益。大获成功的艺术家故作姿态，他们可以勇敢地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加挞伐，同时又高高兴兴地去将自己的作品售出后的支票兑成现钱。“你并不一定非要漂亮才会幸福，”挣了千万美元的模特儿故作姿态地说，可就在不久之前，她还把当前使她觉得幸福的所有事情叙说了一遍（包括到肯尼亚打猎，收集各种香水），这些事情显然同她的外貌密不可分。说艾丽丝故作姿态，是因为她买那么多性感漂亮的内衣，却又声称：“我决不会以貌取人，我希望周围的人也能如此。”
她明白那些不幸的游戏规则——这一知识指引她购买衣服和美发——可要是某个男人真的注意她，她倒是有点巴不得他的欲望中并不包括这些东西。要是她的身体吸引别人的注意，她并不希望情人的注视到此为止。在她的想象中——这倒完全不是假正经——肉体会像笛卡儿指出的那样不相干——并不是不加理睬，因为性毕竟是很美好的，只是不相干。别人爱上她，是因为把肉体去除之后还剩下其他一些神秘的因素，这是由历史、印象、习惯和脾气等乱七八糟地搀和在一起组合而成的。她把这些东西称作是自我。
艾丽丝的父亲在投资失误，把钱全都赔光之后，便经常告诫他女儿要当心男人为了金钱来接近她。他说：“你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为了钱的目的来勾搭你，我的话没有错，这要比为了性更加糟糕。”他对此有切身体会，他妻子的爱结果也同他的收入一样靠不住。
由于深知爱情和金钱之间的关系，他最初立志要挣大钱，但问题是他再也无法相信那些因为他有钱而看上他的女人，这也像追求美丽的肉体一样。父亲言传身教，把对人际关系的悲观看法传给女儿，他甚至会变得很极端，骂她的一个十七岁的男友纯粹是揩油，因为他们一起去看电影或者听音乐会时，有时候是她付钱买票。这个问题如今已经不那么尖锐了，经济上的崩溃使他既丢掉了金钱，又失去了妻子，弄得艾丽丝只好依靠一份虽不可观但无疑很有几分可爱的月薪。
埃里克的生活方式要奢侈得多。艾丽丝不止一次地说：“我喜欢同你一起出去，因为这使我看到了我以前不知道的伦敦的各个方面——饭店啦，剧院啦什么的。”
埃里克听了这些话，总是宽厚地微笑着。不过，要是换了别人，他很可能会问问艾丽丝，要是他出乎意料地破了产，再也不能享受这种高收入阶层才负担得起的伦敦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艾丽丝还会不会愿意再同他待在一起。
不过他没有这样问，他对爱情的起因并不神经质地多加担忧，他只是大度地宣称：“只要有人爱我，我又何必去追根问底呢？”
在刚认识埃里克并且开始同他交往时，艾丽丝得到了提升，主管好些更为重要的合同，她如今负责联系的客户业务额达到五十万英镑左右。她被派往都柏林和巴黎出差，同来自波士顿和马德里的客户洽谈生意，还给单独配备了办公室和秘书。
她明白别人会心存妒嫉，因此总倾向于对自己的成就保持低调。如果有朋友说：“我就喜欢你那样的工作，”她总是回答说：“哎，你其实是不会喜欢的。像你现在这样要自在得多。”
埃里克对艾丽丝倒是不会嫉妒，他只为她骄傲（也许是以家长式的目光来看待吧，它的潜台词是：“我向来是这个真正的商业圈子中的一员，欢迎你也参加进来。”）。在她为自己公司又签下一笔合同的那天，他请她出去吃饭，对她满口夸赞，后来又不住地亲吻她。他总喜欢在朋友面前吹嘘说自己的女朋友肯定会成为英国企业界的女强人，她从别人那儿不止一次地听说，他在她背后把她捧上了天。
无论这样被人看重感觉有多么舒服，艾丽丝还是觉得有点儿遗憾，因为埃里克总是在她感觉强有力、事情做得出色时对她最好，而在她觉得软弱无力、缺乏自信时却不怎么样。在她自己付得起钱时，她并不需要他请她出去吃饭；在她几乎可以相信自己相貌很有魅力时，也不需要他夸她长得有多漂亮。
在对待成就的问题上，她的父母同埃里克持同样的态度，也就是说，她出色的成绩会促使他们明显增加对她的感情。在十三岁前，她在学校里成绩一向不大好，似乎注定是读不好书了。这使她在家里备受冷落，同她学习出色的姐姐相比，简直显得有辱门楣。但是，到了十几岁时，她的表现令人大出意外，功课越来越出色，各科的考试成绩都是优。一夜之间，她变成了家里新涌现出来的英雄，父母的礼物和关爱劈头盖脸地朝她飞过来。“你真的不想再去度假、再买件裙子、换一辆漂亮点的自行车吗？”父母总会问。可是沉默寡言的她什么都不要，宁愿穿最旧的衣服，把父母的提议看作是侮辱。这些提议确实是侮辱，因为它只是从前那种做法的另一种表现而已（是好了，但不过只是另一种表现），从前他们仅仅由于她成绩不好就认为她有辱门楣。
她父母有时候解释说他们对孩子的关爱不够，只是因为“我们不大会同子女相处，我们总想能和成熟懂事的人交谈，就像现在同你这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恨不得你们马上就长大”。
如今她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任何话题了。他们急吼吼地想在朋友面前展示自己这个既长得漂亮又能说会道的女儿，想不到女儿对此显然没有兴趣，这使他们大为诧异。在对待自己的成就上，她的态度同某些好莱坞影星有些相似，这些影星只是同成名以前的朋友交往——“假如你在我不得志的时候爱我，那么你就会永远爱我。”这种态度隐含着这层意思：“如果你只是现在我出名的时候才爱我，我怎么能知道你爱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名声呢？”
假如某人各方面都很成功，工作出色，住房宽敞，家里还有游艇，口才又很好，人也长得漂亮聪明，那么迟早会有人爱上他或她。可是，爱情最理想的形式是父亲或母亲对孩子的那种无条件的爱。我们最初能感受到的爱，是在自己一筹莫展、软弱无助的情况下得到的别人的关怀照顾。有些婴孩长得十分逗人怜爱，但是他们还是无法应对世界，因为那是外部的东西。父母爱他们，照顾他们，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是自己的亲骨肉。尽管他们流口水、拉屎撒尿、呕吐、大哭或做出其他自私的举动，父母仍然会爱他们。
只是随着婴孩逐渐长大，这种亲情开始变得不完全无条件了，需要他们做点儿事情——例如在吃饭时说谢谢啦，给妈妈拿杯子啦，刷洗盘子啦；再大一点便是调台找电视节目啦、给他们在马斯蒂克岛租房子啦、在圣摩里兹租牧人小屋啦。但是，尽管这些事情肯定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真正的欲望并不是要得到小女明星和访谈节目主持人的夸赞，而主要在于重现父母和子女在婴儿时期那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使当父母的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一片赤诚，始终不渝地爱自己的孩子。
艾丽丝意识到自己在和埃里克的关系中有些紧张，这就是说，她内心一方面巴不得自己成为一个流口水的婴儿，很难服侍，不可理喻，老是要求多多，另一方面，她又完全明白，为了使他的爱情不致冷淡下去，她非得要扮演一个成熟负责的女人的角色，漂亮机智，不会有过多的要求。
她有时候同埃里克谈论政治，结果总是她的观点偏左，他的观点偏右。在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型汽车制造厂垮台之后，他们禁不住热烈地争论起来。
“听着，一个企业只有干得出色才配生存下去，”埃里克说，“要是他们能够生产出人们喜欢的汽车，那么它就具有继续干下去的资格。目前的现实是，它再也做不到这点了，因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们产品的样式早已过时，庸员又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管理不善，又没有投下足够的资本改进工艺设计，更新设备——这样自然会垮台，这是活该。”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两万工人会失业，整个城市都完了——你还认为这很正常吗？”
“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是亚洲国家能够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汽车来，没有理由不购买它们的产品。这儿的一个城市完蛋了，但在韩国或者马来西亚，会有整个城市因此而繁荣起来——这就是游戏规则。韩国公司花费巨资更新机床，那些设备要比这个国家见到的先进得多。政府总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撑将要倒台的公司吧——这就是适者生存的原则。你得让经济真正按照需要运行，要是继续支撑那些被市场判了死刑的企业，就是人为地进行刺激了。”
“但这很可笑，很不人道，很残忍呀。要是政府给企业一笔贷款，帮它在这几年里渡过难关，使它振作起来，重新赢利，那对纳税人也没有什么坏处呀。”
表面上，这只是一场有关某个经营不善的汽车制造厂的命运的争论，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两种观念的冲突，它同过渡性贷款或者韩国在机床上的投资毫无关系。艾丽丝为这个汽车制造厂辩护，其实就是主张弱者也有被爱的权利；埃里克的尖锐措辞是资本主义、达尔文主义的表现。她担心的是他在爱情问题上也会同生意上一样，暗暗支持这种看法。
她害怕的是他这种经济逻辑的冷酷心态，担心有一天，等她的大腿和乳房松弛下来，他也会认为她“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无论那个汽车制造厂是不是真正值得维持下去，她为它辩护，实际上也带有儿童要求无条件地（即使她已破产）被人爱的欲望的痕迹，也就是希望国家能像父母一样什么都不计较。也许这个汽车厂管理不善，但这个企业不也属于这个国家，厂里的工人不全是国家的公民吗？政府难道就没有责任对它进行扶助，使它恢复活力？
最近有个合同没有成功，有个同事想把责任全推到艾丽丝身上，这时候，埃里克帮了不少忙，他给她出主意叫她把此事向上级报告，同时又不得罪其他同事。当他认为她受委屈时，会挺身而出为她说话，但如果她感情上的困惑与工作中的芥蒂、与朋友或者家里人生病无关，他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他无法理解没有明显理由的苦恼，她无法对这种苦恼作出什么全面的解释，只是心里不痛快，只是希望有人能自然而然地给她以安慰，不用多说什么道理。她也并不真想让自己的这种弱者心态成为他的负担。他明白在她处在强有力的位置时他是多么自豪——尽管她真正希望的是，有机会表达她一直无法说出来的一句话，那就是：“就因为我恐惧、焦虑、害怕而爱我吧，我有时候会不知所措，就因为我这个样子爱我吧。”
几年前，艾丽丝去佛罗伦萨度假时，在梅迪奇宫有个男子上来同她搭讪。在她观看戈佐里的一幅画作时，他凑在她耳边说，她的皮肤看上去就像天使的一样。因为他的皮肤也并不差，而且他还戴了一副角质框架的眼镜，这使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专到画廊来勾引女人的，因此在他接下来请她喝咖啡时，她欣然同意；这之后便是共进午餐，又一起去乌夫兹散步，最后呢，在一起共度良宵。
早上乔万尼给她端来咖啡，送来亚麻布浴衣，他们坐在他位于佛罗伦萨近郊的住所的阳台上。接着，他用带有口音的英语结结巴巴地大胆发动起爱情攻势。他学着美国人的样子，每句话结尾总要称呼对方的名字，以这种方式来表示显然出自内心的情感。不过，也许是同这位英国小姐共度的良宵（或者只是咖啡）使乔万尼记忆力出了问题，他最后提到她名字时并不是路易斯·卡洛尔笔下的艾丽丝，而成了但丁笔下的比亚特丽斯。
由于艾丽丝根本没料到他会这样一本正经地宣布自己的爱情，而一夜情的不成文规矩也很清楚，她并没有忙着去纠正他的错误，她也没有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其实只是形同路人而生气。不过，在回英国的火车上，一想到对方一方面热情洋溢地示爱，另一方面却连她的名字都弄不清楚，把她同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女子混淆在一起，艾丽丝不觉哑然失笑。
在艾丽丝看来，一个人对自己的心上人了解得越多，也就是说有越多的证据证明爱情与对某些细节的掌握密不可分，这种爱情也就越加真挚。这倒不一定是有关对方的什么大事（年龄啦、职业啦、国籍啦等等），而是一些人人各不相同的小事情——爱吃什么果酱呀、儿时琐事的回忆呀、最喜欢哪种花儿呀，使用哪种牌子的牙膏呀等等。
她信任那些努力想了解她的爱好的人，推而广之，她对那样的人也有一种认同感。他们谈话时常常会讲到诸如“你记得我上星期告诉你……”，而不是犹豫地问：“这件事我是讲给你听的还是讲给我的室友听的？”他们会记得她的生活小事（“你说过你小时候跟母亲一起去斯特拉斯堡的……”或者甚至更加微不足道的小事：“你喝茶总要加两块方糖，对吗？”），这表明她在别人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如果一个男子记得她某个词的发音有些特别，或者她使用叉子的方法有点儿怪，或者明白她爱读什么书，喜欢上哪类饭店，这似乎要比送价钱昂贵的玫瑰花束或者长篇大论地宣布他多爱她更加令她怦然心动，她会认为这个人更加关心她。她宁愿听一个男子说：“你这对耳环真好看。上星期二你戴的也是它，对吗？”而不想听他说：“真的，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你这样漂亮的女人。”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谦虚。
因此，有一天埃里克无意中对她说：“看你削橙子模样真可爱，”她不知怎的只觉得心头一热，笑了起来。在同“我”有关的事物中，注意到她削橙子时的样子，要比一些远为冠冕堂皇但却不这么具体的恭维话使她感到亲切得多，它更能打动她的心。
如果两个陌生人在晚会上见面后，谈起彼此都觉得在这种场合去找人攀谈很有些尴尬，承认自己都有不善社交的问题，奇怪的是，这一来反倒很有可能消除他们交谈的障碍——双方都害怕说话不自然，但把问题挑明后，反倒不会有这种危险了。
焦虑反映了个体面对社会压力和期望时所感到的恐惧。我会不会像同伴希望的那样有趣呢？我说的话是不是他想要听的呢？我会不会符合我所爱的人的期望呢？
由于这些焦虑集中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一层敏感的隔膜上，你可以想象得出，在无法把这些焦虑告诉别人时你会感到有多孤独，这意味着没有人能够理解你置身人群中时所感到的恐惧。当你告诉别人说“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时，别人却莫名其妙地回答说：“你在说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值得你不安呀？”你就会产生这种孤独感。因为我们总是对那些使我们焦虑不安的原因一笑置之，无法对焦虑产生共鸣，这就使我们无法同别人一起以一种幽默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这种幽默感必须具有某种气质以及对人性进行一定研究之后才能获得。
艾丽丝回忆起一次谈话，这使她加深了对埃里克的感情。那次他们谈到了少年时代、夜总会和足球队。
“天啊，我记得，我属于讨厌跳舞的人，”艾丽丝说，“我喜欢跳舞的想法，但总是怕难为情，一想到要步入舞池就吓坏了。记得有一次参加夏令营时，有个男孩请我跳舞——我紧张得要命，便拒绝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此错过了机会，他很可能成为我的终身伴侣呢……”
“我很高兴你错过了他，”埃里克回答，“你说到跳舞的事，我懂你的意思，要是你没有把握做好某件事，自己就会觉得像是个傻瓜。在那种年纪，有各种各样的事你得参加，要是不去，你就会觉得融不进同学的圈子里去。我在足球俱乐部那件事上也是一样。在我读的学校里，人人都得支持一个足球俱乐部，我呢对足球一点都不感兴趣，因此也就不表态站在哪一边——想不到有一段时间，别人把我看成了怪物。我记得自己还去问过母亲，一个俱乐部也不想支持行不行，我的做法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他们有关夜总会和足球队的交谈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围绕这两种活动都存在着家族式的集体压力。能够袒露心腹，说自己不感兴趣或者觉得焦虑不安，也就是同习俗决裂，承认自己并不喜欢社会公认的人人都应该乐于为之的事情，两人取得了认同，彼此的关系就得到了加强。
按照现代骑士风格的信条，最高尚的爱情应该是心灵之爱。要是有哪个女子敢于把自己其貌不扬的男朋友介绍给女友，并且告诉别人说：“要知道，马西米兰很有学问。我迷恋的正是他的才华。”她这个说法很可能引起一片惊叹和赞许。那些对漂亮的身体、装修豪华的住房或者只是脾气好乐于助人的伴侣垂涎三尺的人，站在这个在爱情问题上道德高超的完人旁边一定会自惭形秽——她在意的是心灵之爱。
如果说艾丽丝不希望男友爱的只是自己的肉体，那么你也许会以为她希望对方爱的是自己的心灵。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如此，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清楚。许多人夸她聪明，因为她小时候书念得好，后来上了大学，如今又身居要职。她也意识到自己智力上的突出之处：她数学很好，能画出一些图表在每星期的销售会议上展示，对规划的产量和兑换率计算都很准确。她记忆力很好，又懂好几种语言。但是，她并不希望别人仅仅因为这一点才爱上她；她明白，只要头痛或者心境欠佳，她的智力立刻就会大打折扣，人们认为属于她心灵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些心智上的技巧，那同她真实的自我并没有多大关系。
因此也许应对心灵作进一步的区分：一方面是智力，另一方面是除去智力之外的那些更难以描述的富有弹性的物质。
在本质上，艾丽丝只是希望男友爱的是构成她这个人的那些要素，要是她丢失了这些东西，那么在逻辑上她这个人便不复存在了。她希望别人爱的是她身上这些不可缺少的东西。
到了一定的时候，由于运气不好，她会失去的有：
a）容貌
b）职业
c）钱
d）思考能力
然而她仍旧还是自己。
因此，她希望能将这些标准排除在爱情的动机之外，因为这些东西对她来说都是身外之物，完全不由她控制，因此隐藏着风险。这些东西也许眼下很迷人，但是总有一天会无影无踪的——一旦它们消失了，给她以支持的情人也就不见了。
我们可以将这种对爱情起因的满怀焦虑的追索同笛卡儿对真理的艰苦探求勉强作一类比。他对“我思”的那句著名的回答是个工具，用来超越蒙田、伽利略和伽桑狄引入到哲学中的不可知论，它半真半假地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万物确实存在，万物真正如我们所感知的那样呢？”（凌晨三时那个令人沮丧的问题：“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不是在逢场作戏呢？这事真正同我有关吗？”必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笛卡儿对不可知论寻根问底，最后总结说，尽管他觉得身边的许多事物不可知，但有件事他却毫不怀疑，那就是他眼下正在进行思索。正在思索的人可以怀疑一切事物，小至树的颜色，大到地球的形状，但他们觉察到自己正在思想，从而可以肯定自己的存在。这一点正如笛卡儿在他的《方法谈》中所说：“即使我认为自己是在做梦，我所见到的与想象中的一切纯属虚幻，但我却无法否认这些思想确实在我心中。”
不应该将“我思故我在”同后来人们为了说明合理性对它所作的解释（所谓的“笛卡儿精神”）混淆起来。笛卡儿根本没有主张说，人只有在认真思索并且最好是报名攻读高级哲学课程时才能声称自己确实存在。“我思”决非价值判断，同人们提到各种不同的活动时所暗示的“我感知故我在”、“我打墙球故我在”等等有所不同。它只是指出在所有其他事物都不可知的情况下人能完全肯定的最起码的东西。它把所有不能确定的东西一一剥除掉，最后只剩下一个无可争议的真相，有了这一前提，其他真相就有可能复活。
对爱情真实标准的追求轨迹也多少与此相似。持怀疑态度就意味着把世所公认的爱情动机称作肤浅不真实，例如某人美丽、富有、才华横溢或强有力等等。这些并不提供你希望在对方的追求里发现的那些不可减少的要素，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偶发的不幸事件而烟消云散。
这个问题也是笛卡儿遇到过但却并不为之烦恼的，其要点在于当你一旦开始剥离的过程，无论是企图发现确定的真相或者真正的爱情标准，随之而来的答案会变得太具体，结果又会模糊起来。笛卡儿认为一切都不可知，但却认识到他对自己正在思考有十足把握——这一确定的事实的确很奇妙，但有关真相的性质，它又告知他什么了呢？他对这一点怎么办呢？他能够加以运用吗？毫无疑问，那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与对知识的探求又有点不着边际。
在艾丽丝将所有那些一时的爱情标准一一排除之后，她又剩下了什么呢？在她将肉体、智力和财产等一一去除之后，还有什么值得人爱的呢？
就像笛卡儿一样，没有多少东西了。
她剩下的只是纯粹的知觉，那是生命的核心所在，她希望别人就因为她这个人而爱她。
无怪她会一直不停地购买化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