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一个周末，艾丽丝应姐姐珍妮之邀去看她。姐姐和姐夫住在市里一个破败的贫民住宅区里。珍妮本来学的是法律，准备当律师，如今在负责社区一个为受暴力侵犯的妇女提供帮助的中心。一提到这个工作，她总是暗示说，那要比推销洗发香波或者家用洗衣粉意义重大得多。
在姐妹关系这种道德构架中，艾丽丝的地位是个轻浮的、一心只顾自己的小妹妹，而珍妮呢，却是品格高尚勇气十足的大姐姐，为了给贫困不幸的人以帮助，她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舒适的生活。
星期六一大早，姐妹俩到居住区附近公园里去散步。天下起了一点小雨，这使周围相当冷清萧条的景色更加凄凉了。
“你气色不错呀，”她们推开园门时珍妮说。
“是吗？”艾丽丝说，“哦，很高兴听你这样说，不过我倒不见得有这种感觉。”
“啊，怎么啦？”
“哦，我也不知道，其实也没什么事，”她回答说，惟恐姐姐会对她一团糟的心态作出什么评价来。
“嗯，说呀，我听着呢。”
“哦，说起来也很蠢，真的。我只是这会儿觉得有点不对劲。”
“去看医生了吗？”
“没有，跟身体无关。”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只是像平常一样，是心事。”
“说下去呀。”
“我只是觉得人活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累，而是精神上累。我看着别人，同他们讲话，还做着许多在别人看来很有趣的事情，可是不知怎的，一切都使我觉得不对劲。”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同外部世界之间仿佛隔了层东西，自己就像被一条毯子裹住了，我没法正常地感受一切。例如，前些天我在商店里看着一些花儿，也就是水仙，平常我是很喜欢花儿的，但这一回我紧紧地盯住了看，仿佛那是来自外层空间的什么东西。哦，真不明白我这是在说什么。也许这个例子很糟糕，不过要是你理解我的意思，你就会明白的，我觉得一切都不现实。”
沉默了一会儿，珍妮开口说：“要是这里的事情也不那么现实的话，我才求之不得呢。市政厅又在拨款问题上找我的麻烦。要是我们放手不管的话，那些王八蛋巴不得让这地方关门大吉呢。这简直是发疯，因为我们手头有这么多的事要做。我最近帮助的一个女人，她丈夫用锯子把她的四个手指锯掉了。就在昨天，社会服务机构送来一个孟加拉妇女，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她丈夫死了，丢给她三个路还走不稳的孩子。还有苏珊，才十三岁，她父亲由于对她进行性骚扰而给抓走了。”
“真可怕。”
“我有时候真羡慕你，”珍妮叹了口气，“这个礼拜我接触的现实够多的了。”
思想史表明，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欲望将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不那么现实的世界。
从逻辑上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论简直是胡闹。一切存在的东西本身都是现实的，但是，如果不是从认识论而是从道德的立场上来看，这种争论也还不无意义。所有被视作现实的东西也会被认为具有某种价值。
面对着世界上各种各样毫不相干的无聊事情（婴儿一个个出生，叶子从树上掉落下来，青蛙产卵，火山爆发，政客撒谎），哲学家给出了无穷无尽的现实的物质或思想供我们选择，这些物质和思想自然是互不相容的。在泰勒斯眼里，水是无法减缩的最基本的物质，现实蕴藏在水中；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现实蕴藏在火中；对柏拉图来说，现实蕴含在理性的心灵中；圣奥古斯丁则认为，现实蕴含在上帝中；霍布斯宣称，现实在运动中；对黑格尔而言，现实蕴含于精神的进步中；叔本华的观点是，现实蕴含在意志之中；包法利夫人致力于在爱情之中寻找现实，而马克思则相信现实蕴含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之中……
这些思想家自然会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起作用的也还有其他东西，他们只是将自己的观点确定为结构性的思想，也就是人类历史这一复杂机制中的主要动力。
但在这个名单中，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个异类吗？也许作为哲学家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她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方式却是常见的。就像在她之前的圣奥古斯丁那样，她采取了将事物按照“爱”这一是非标准进行区分的方式，不过，她谈的是对人的爱，而不是对上帝的爱。
一方面，这个世界有着珠光宝气的舞会，乳白色的书写纸和意味深长的目光；另一方面，却是平凡的生活，其中愚钝的乡下人为了生存而干活，家庭生活索然寡味，睡在身边的丈夫呼噜打得震天响。
艾丽丝在内心赞同包法利夫人对现实的评价。她也将人类幸福的极点建立在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之上，她随时愿意弃文明的其他成就（煮蛋计时器啦、摩天大楼啦、自我怀孕测试啦）而不顾，宣布说只有在恋爱状态中自己才觉得真正活着。这里所谓“活着”和医学上的定义完全不同，它和氧气的流通及大脑的活动无关，而只是要有这么一个人儿，她能够同他一起沐浴，在做爱之后能蜷卧在他身旁，并且用牙牙学语的口气同他说情话。
很难说清楚她是在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怪念头的。在她成为青春少女后，渐渐感到一种巨大的缺憾；这种缺憾无论是朋友或者亲属都无法填补，只有通过沉浸在电影或者抒情歌曲中才能暂时得到一点缓解。
从那时以来，经她同意进入她卧室的男子并没有使她的价值观得到多大改变，因为那些人都是些大路货。甚至在她听到姐姐以疯狂的丈夫砍去女人的手指为例说明现实世界的重要时，她仍然没法使自己承认这就是“现实”。少掉四个手指自然是个严重的问题，要是不去提古希腊人的话，这甚至是个悲剧。但是，她还是坚持认为，无论那些手指是多么重要，还是不应该将它们看成是现实的组成部分。
珍妮对此嗤之以鼻，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到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在自己和一瓶花儿之间存在什么令人难受的隔膜，或者是有没有堕入情网，重要的是，你是活着还是死去了，是有家可回还是无家可归，是受到虐待还是健健康康。因为这些事情是由金钱决定的，生活在伦敦东区要比伦敦西区更加现实，汽车加油站前聚着一群群脸上长满粉刺的瘦削的青年的街道就要比富人区来得更现实；在富人区，你看见的只是戴眼镜的男子擦着公司配用的汽车的镀铬轮拱。
那天晚上她们要同珍妮的丈夫一起吃晚饭，姐妹俩在回家时顺路到一家超市去转了转。珍妮拖了一辆购物车出来，费力地从星期六出来购物的人群中推过去。
“我想做个罐焖土豆牛肉和一些土豆泥，”她说，“你喜欢不喜欢？”
“对不起，你说什么？”艾丽丝回答。
“算了。听着，你就在这里等。我到熟食柜台那里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艾丽丝的注意力被大玻璃窗外面一对正在等公共汽车的男女吸引住了。男的是个高个子，穿着厚厚的呢大衣，他松开大衣，把恋人裹住了。他们呼出的气结成蒸汽飘荡在他们头上，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形成了一幅惬意的画面。他低下头来亲吻女友的脖子，女的呢，深情地捋着他短短的黑头发——艾丽丝低声叹了口气，这又使她想到，她是多么希望在寒冷的公共汽车站能有个人用大衣将她裹住，深情地亲吻她的脖子呀。
那天晚上，在吃过罐焖土豆牛肉和土豆泥，喝下太多的红葡萄酒之后，有关“现实”的二元性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起来。
“你这个人真叫我弄不懂，真的弄不懂，”珍妮说，“你这是在等谁呢？等救世主？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不是吗？那个人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笨，不是太英俊就是太丑，不是太热情就是太婆婆妈妈。你干吗不能少去想想别人的缺点，学会接受他，专心去干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呢？”
“亲爱的，什么事重要呀，我倒想听一听呢，”珍妮的丈夫约翰说，他靠到椅子背上，点燃了一支香烟。
“别胡扯了，约翰，你又不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说的是，我们彼此喜欢，彼此相爱，但这种爱不是搅得艾丽丝牵肠挂肚的那种爱，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像小提琴曲那么美妙，也不像巧克力那么甜得腻人。”
“才两分钟，那个常见的滑稽场面又来了。我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跟一个一有机会就要在什么事情上捅一刀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对啊，家里有个奥赛罗，一来就举起刀子把天真无邪又可怜的……”
“别自以为是呀。”
“冷静一点，亲爱的。”
“谢谢，我够冷静了。不过无论我做什么，你总是说三道四，我真是烦透了。”
“你是有点头脑发热了。”
“也许是吧。”
“嗯，其实毫无必要，”珍妮说，“因为我想我说的话并没有要得罪你，我只想提一提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使两人好好相处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件苦差使，换尿布呀，算好开销呀，尽管你们俩又累又烦，但这些事还是省不掉的。这里面根本谈不上什么魅力。要是你以为一切就像好莱坞电影中的接吻镜头一样，那简直是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