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海图书馆中出来，怀里揣着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但我明白，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似水年华可追忆。现在正午的阳光照射在光滑的大理石上，能照出我的脸，而我的脸平静得与大理石一样。我从拥挤的人群中穿过，一切的喧嚣嘈杂都从我耳边向天空飞去。我笔直地走着，直到我看见米兰。
她低垂着头，显得更加丰满了，但我还是看清了她的脸，尽管这只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我的胃里突然翻涌起了一股咖啡的味道，我加快了步伐。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电话号码。我们谈谈。
去哪儿？
跟我走吧。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沿着淮海路向东，直到接近高架的一条小马路拐弯，小马路边有许多法国式的花园洋房，但在路的尽头却矗立着一栋高层建筑，我们在那下了车。在这栋大楼下有个瞎子在讨饭，我们从瞎子身边走过，上到了大楼最顶层的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带她走进一间小房间，窗边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婴儿手推车，一个6个月大的男孩正安静地躺在里面睡觉。米兰吃了一惊，她急急地俯下了身子看了看孩子，然后问我：“为什么把他也带来了。”
没人回答。
她看到房间里没有人，她的包也不见了，包里面有她的手机。门关着，她去开门，发现门被反锁了。开门，她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我在门外等了好久才回答——
听着，你们被我绑架了。
现在我们在顶楼，一切也都是从顶楼开始的。
一年多前的那个下午，父亲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要去外地，要我到他的公司办公室里去一次。这很奇怪，他从不叫我去那儿，也从来没让我办过任何事。因为我的精神有些不正常，其实，据说我的智商还要略高于常人，但是我的少年时代几乎就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们说我有病，有时病得轻，有时病得重，现在我虽然是自由的，但每星期都要去做检查。
我父亲在几年前办了一家私营企业，生意做得还不错，他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的一栋30层的商务楼的最顶层，我坐电梯到了那里，按着地址摁响了门铃。一个年轻的女子给我开了门，她很漂亮，典型的白领丽人，特别是当时紧紧盯着我的眼睛，我似乎能从中发现一种独特的美。那双眼珠就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神秘的黑夜，从黑夜的瞳孔中仿佛已点燃了一束火，对我闪烁着。
她立刻就念出了我的名字。我点了点头。她把我请了进去，我却像木头一样站着，我承认当时我把一切都忘记了，我被她的眼睛抓住了，而对自己的存在淡忘了。她笑了笑，伸出手拉了拉我的胳膊，把我拉了进去，然后关上了门。我说过我从未来过我父亲的办公室，这房间不大，20个平米左右，但布置装修得很温馨，就像个小家庭，从窗户向外看去景色相当好，似乎小半个上海都在我的脚下，我又往下望了望，太高了，一切都像是照相机镜头里那样被缩微了，我不免一阵头晕目眩地坐下了。她给我烧了一杯咖啡，然后坐在我的面前。
“我叫米兰，是你爸爸的秘书。”她做了自我介绍。我心想，米兰，这是个有趣的名字，AC米兰与国际米兰所在的城市，也是一种花的名字。我直勾勾地盯了她一会儿，然后低下了头。
“这只有你一个人吗？”好不容易我才憋出了一句。
“是的，这只有我一个，其实你爸爸也不常来，他大多是在他浦东的工厂里，喝啊。”她指了指咖啡杯，浓郁的咖啡香充满了整个房间，使劲往我的鼻孔里钻，让我的神经有些麻醉。我从不喝咖啡的，我看了看杯中那浓重的颜色，又看了看她的脸，她正盯着我。我当时的表情一片茫然，恍若走入一个巨大的迷宫，我突然感到有些害怕，我开始发抖，也许我的病要发作了吧。眼前的咖啡是一种诱惑，尽管我曾经极其讨厌这种外来的饮料，但在那天下午，我无法抗拒咖啡的诱惑，也无法抗拒她的眼睛中的诱惑。我仿佛可以在咖啡中见到一团灼热的烈火，但我还是颤抖着双手捧起了杯子，面对着她，她在笑，微笑着，和她的名字一样，她的笑像一株盛开的米兰。
杯口沾上了我的嘴唇。
我们的灵魂注定了悲伤的结局。
巴西咖啡。
你的魔法一股脑地灌进我苦涩的愁肠。
从此我被你的咒语禁锢。
门上装了一个特制的大号猫眼，外面可以看清里面的一切，里面却看不到外面。我从猫眼中向里张望，却看到米兰正在给孩子喂奶，天色已近黄昏，她和孩子的身上，还有她饱满的乳房上，都涂满了一股特别的光亮，就像是被打上了蜡一样。我仿佛从猫眼里看到了一幅拉斐尔的油画《西斯廷的圣母》。我静静地欣赏着，不敢打断她，似乎是站在大教堂里接受神甫的布道。但这一切都无法打断我所执行的绑架。
等她喂完了奶，我开了门进去，送了盒丰盛的饭菜给她，我静静地说：“吃吧。”
“放我们走。”
“不，我说过，你们被绑架了。”
“可他是你儿子。”
我听了这话，突然浑身发抖起来，目光直射着她，她开始有些恐惧了。
“你难道不明白你是犯法的。”
“法律规定，精神病患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她有些苦笑似的摇了摇头：“你现在看上去却比正常人还正常。”
“你们把我当过正常人吗？”我离开房间，又把它反锁上了。
我继续通过猫眼观察，她吻了吻孩子的额头，又把他放回到婴儿车里。她不去动饭菜，而是趴在窗台上，但这没有用，这里窗户都是用铁栏杆给封死的，玻璃也是封死的几块，根本就打不开。事实上，为了这次绑架行动，我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和周密的计划，我事先在两周前就租下了这套房子，并安装好了铁栏杆和铁门，还有隔音墙，这是一个特制的囚室。
“快吃吧。饭菜快凉了。”
她盯着我的方向看，却一言不发，她的目光突然间变得那么有力，简直就要穿透这张厚实的包着铁皮的门。从她的目光中，我看出原来她也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的目光战胜我了，我离开了猫眼，到另一间房睡下了。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我带着早点来到猫眼前，看到饭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吃了。米兰不在床上，而是斜倚在床沿下，眼睛半睁半合的，似乎一晚上都没睡。我想起了什么，开了门，对她说：“你一定憋急了吧，快上厕所。”
“放我们走。”
“我不想你被憋死。”
卫生间就在隔壁，她终于进去了，我守在门口。她出来后，没有反抗，她很聪明，知道反抗一个精神病患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她给孩子换了尿布，我早就准备了许多一次性的尿布了。“吃早饭吧。”
“请你出去。”她对我说。
我继续说我的故事，那天我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喝下了米兰给我的咖啡，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已是第二天自己家中的床上了。我努力地想要记起些什么，但什么也没留在脑子里，一片混沌，只有米兰的名字和浓烈的咖啡味道。我有些恶心。
过了一个月，我瞒着父亲，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去了一次他的办公室，但在顶楼那间房间却紧锁着房门，人去楼空。我回到家，几次想开口问他，但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他的目光与我仿佛不是一个世界的。
直到一年以后，父亲带回来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是个男孩，长得很好，他告诉我，这是我的孩子。
我没明白过来，我的孩子？我自己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呢。
父亲严厉地对我说：“你忘了一年多前是谁把你从我的办公室送回家的吗？”
我记起来了，但我不知道这与孩子有什么关系。
“你真是个白痴，我对你太失望了。”父亲大声地呵斥着我。
这方面的知识我当然懂，但——
“你难道不认账？”他又一次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不能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小畜牲。”他很喜欢这样骂我。
“我必须要承认吗？”
“是的，要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小畜牲。”
我认了。
父亲还带回来一个奶妈。他把孩子放在他的房间里，一回家就抱起孩子，快乐地逗弄一番。我却有些手足无措，反而总和我母亲呆在一块儿。她显得更老了，忧伤刻满了她的额头，令我一阵伤心。
我提出想见一见米兰。但遭到了父亲的拒绝，他又一次狠狠教训了我一顿：“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见她，你伤害了她，她永远都不想见你。”
听了这话，我又一次浑身发抖，我开始发作了，在把我送到精神病院之前，我又吃了父亲的一顿拳脚。
一个月以后，我被精神病院放了出来。
我开始讨厌回家，也许的确是有些如我父亲所称的小畜牲的品行了。这些天，除了见到父亲愉快地抱着孩子，就是窥见母亲在偷偷地流眼泪。我一刻也不愿意多呆，父亲似乎也由我去了。我放浪于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想起了一个催眠师，过去他曾经为我治疗过，效果非常好，但由于他是无照行医，所以治疗中断了。但我相信他，我按着他过去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这回却迟迟地没有进入催眠状态，我的意识在挣扎，在抵抗，仿佛是一场激烈的战争，他和我都用尽了全力，终于，他占领了我，我脑中的一切都倾泻了出来，包括我有意识的无意识的，还有我记忆与灵魂深处的。
催眠完了以后，他和我都满头大汗，他告诉了我答案。
回到家，父亲不在，去了浦东的工厂。我找到了母亲，她一天比一天老，我伏在她肩头哭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哭过了。一见到我，她也哭了，我们就像是有了某种默契，一见面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泪腺。
“妈妈，你一定知道真相。这孩子不是我的。”
“不要胡说八道。你是一个大人了。”
“妈妈，我现在很清醒，我知道你受了委屈，说出来吧。”
母亲看着我，她知道我已经长大了，她轻轻叹了口气，告诉我——
这孩子是我的弟弟。
我把门锁好，下了楼。楼下那个讨饭的瞎子，似乎注意起了我，他瞎了的眼睛有些可怕，而他那脏脏的脸和衣服让我在他跟前站了好久，我把一张100元的钞票在手里揉了半天，最终却塞回了自己的口袋。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让他在内环线高架上转一圈，这令司机很高兴。我在车上给父亲打了电话。
“爸爸，孩子在我手里。”
“小畜牲，马上带孩子回家。”
“米兰也在我手里。”
电话里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儿子，你病了，你该去医院。”
“对，我随时随地都会发作的。”
“好的，你先回家，带你儿子回家。”
“不，应该说是我弟弟。”
父亲又沉默了很久。
“你都知道了？”
“我恨你。”
“儿子，对不起，回家吧。”
“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什么都明白，你也明白，我弟弟是我最大的敌人。”
“儿子，你想怎么样？”
“给我500万。”
“好的，我把我工厂全部转让给你，还不止这个数。”
“不，我要现金。支票也不行，一定要现金。把厂给卖了吧。”
“儿子，你真的该去医院看病了，这工厂是爸爸的心血，是留给你的，我现在就写声明，把工厂的所有股份都转让给你，它可以为你赚更多的钱。儿子，你快回家吧。”
“爸爸，我现在，无法保证我弟弟的安全，他很小，他很脆弱。”
父亲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电话里向我大吼起来：“小畜牲，早知道今天，在生你的时候就该把你扔了，你不会向你弟弟下手的，你不会的。”
“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一个精神病人来说，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好的，你可以考虑一下，我还会打电话给你的。再见，爸爸。”
“不，不……”父亲还要和我说话，似乎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在他心中占据那么大的位置。我关了手机。桑塔纳继续在高架上飞驰，许多高楼从我的眼角边后退着，一切都变得模糊了。
父亲曾经很爱我，在他和母亲没有钱的时候，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我们的生活过得平凡但却幸福。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精神很正常，父亲常让我骑在他脖子上，带我出去，没有什么更多的娱乐，但我们都能感到快乐的含义。后来父亲从商了，我的精神也开始出现了问题，他无暇管我和母亲，于是就把我甩在了精神病院里，我就在那儿度过了少年时代，母亲每天都来看我，父亲却很少出现。我的病情日益恶化，发作的时候有暴力倾向，曾有一个医生遭到过我的攻击，弄得头破血流，而事后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我和父亲的关系开始疏远，确切地说，我成了他的耻辱，他从不敢对别人提起我。我能从他看我的眼神中发现那种极端的厌恶。越是这样，我的精神就越是遭到伤害，我讨厌他的工厂，讨厌他的汽车，讨厌他的钱。
桑塔纳开下了高架，我的心也被拉回了地面。
米兰在我的面前吃完了午饭，她抱起了孩子：“你要把我们关到什么时候？”
“我一切都知道了，我不会伤害我弟弟的。”
米兰低下了头，轻轻地说：“对不起。”
“你喜欢我爸爸吗？”
“你不懂，你不会明白的。”
“你让我感到恶心。”
“我承认，我和你爸爸伤害了你，也伤害了你妈妈。他想有一个继承人，能继承他的事业，而你却让他太失望了。但他不可能与你妈妈离婚，因为这样他会失去自己一半的财产。所以，只能利用你，这一切都是一个圈套，那天都是你爸爸安排的，让你到他的办公室去，那时我已经怀上了你弟弟。那杯咖啡里放了一些药，你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把你送回去了。你妈妈其实早就知道了，但她无从选择，她与你爸爸达成了妥协，只把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因为我有病，是不是？”
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面无表情其实就是最可怕的表情，但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把《追忆似水年华》扔给了她，让她做好长期失去自由的准备。我出去了，但没走，在猫眼里观察她。现在她的镇定自若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她坐到了床上，掩着脸，身体一起一伏地抖动着。她在哭。
孩子也在哭。
我突然感到哭声越来越响，从房里传出，从窗外，从墙上，从地下，从天空中，也从我的心里。
天黑了，我从我的窗口向外望去，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宛如天上的银河，那些灯光忽明忽暗，就像无数双眼睛在与我对视。也许在灯光下，或是黑暗中，有许多奇异的事情正在发生。而淮海路的灯光隧道却显得异常清晰。我出门去了，瞎子还在，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存在：“先生，您为什么走得这么急？”
“我要去和我父亲谈话。”
“愿你们父子和睦相处。”
难道他知道，我明白他是从我杂乱匆忙的脚步和说话的语气中听出来的，“谢谢。”
我依旧叫了辆出租车，让他沿着南北高架向北开，直到中山北路再回来。
在车上我给父亲打电话，这回他真的是有些着急了：“儿子，快回家吧，你妈妈想你都快想疯了。”
“爸爸，我建议你可以报警了，或者在电话上装上什么监听器之类的。好的，我的问题你考虑过了吗？”
“儿子，我会找到你的，但我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事业。”
“好吧，爸爸，我肯定你永远也见不到我们了。”
“儿子，这样，我先给你100万的现金，然后，你带你弟弟回家，我再正式把工厂和我其他所有的股票产权全转让给你，好吗？爸爸可从没这样求过别人。”
“把工厂卖了，卖了！我等不及了。”
“儿子，你不要逼我啊。过去全是爸爸的错，我向你认错了，我发誓再也不打你，不骂你，只要你和你弟弟回来。”
“不。现在请听好，下个星期一的早上5点整，把钱放到康定路与西康路口，康定路的路牌下，然后立刻离开。好的，再见。”
星期一的早晨5点，我在康定路和西康路路口的一个小弄堂的一个角落里偷偷观察着。路上没有一个人，平静得有些凄凉。父亲开着他的车，独自一人来了，他走下车，把一个大手提箱放在路牌下。父亲仪表堂堂，甚至比我更高大健壮，满头黑发，外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岁，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男子的魅力，我相信他的外表和他的事业都会令许多女人动心。我嫉妒他。但现在，他仿佛是一夜之间就老了，白头发也添了不少，他的目光失去了活力，向四周张望了一圈，当然没有发现我。他叹了口气，掏出手帕擦了擦脸颊上的眼泪，然后，他按照我所说的上车走了。
等他的车走远，我迅速地拿走了箱子，沉甸甸的，我改变了主意，没有叫出租车，而是缓慢地步行回去。我走得相当慢，甚至可以说是在散步，我沿着西康路往南，沉沉的箱子让我不断地换着手拎。路上逐渐开始有了一些上早班的人出门，他们起得绝早，多数是服务业的，他们带着浓浓的睡意走在路上，骑着自行车也无精打采的，但他们必须要这样，只为一份微薄的薪水，为了吃饭。而现在，他们不知道，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的我的手里有着500万，我突然有些难过。
走过上海商城，南京路的对过就是中苏友好大厦的后门，古典风格的友谊会堂前却立着一个非常前卫的现代雕塑。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到友谊会堂里看电影，当然也带着母亲，虽然当时家里没什么钱，但他总有办法搞到电影票，那时流行的是李连杰的《少林寺》，还有高仓健的片子。那年月看电影的人很多，不像现在电影院里稀稀拉拉的人，有时搞一张很卖座的电影票还得通点关系。我们着迷于年轻的李连杰与成熟的高仓健，还有许多耐看的国产片明星。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些电影的情节我都忘光了，所留下的只是支离破碎的片断，还有父亲的脸，现在父亲的脸，却几乎是陌生的了。
过了南京路，向东走一小段就在陕西路拐弯了，手里的箱子太沉重了，我不得不在路口的平安动感电影院门外休息一会儿，几辆出租车从我身边掠过，放慢了速度，但我没有拦。
6点了，南京路上还是保持着寂静，只有上早班的人匆匆走过，所有的繁华第一次在我面前褪去了颜色，就像是一个卸了装的女人，就算是舞会皇后，在人们的背后也是平庸的。我停了半个多钟头，才沿陕西路继续向南前进，这时候卖早点的已开始忙碌了。我拎着箱子吃力地爬上延安路高架下的人行天桥，再越过马勒别墅和几条小马路，直到淮海路的久事复兴大厦下转弯。现在我走在淮海路上，满街的广告牌有些刺眼，我抬头望了望老锦江与新锦江，它们也像一对父子，比邻而居。我慢慢地走到了思南路口，才离开淮海路，据说思南路上存在着比淮海路更迷人的气质，我对这条马路很熟，我能一一认出孙中山、周恩来、郭沫若、陈独秀、梅兰芳们住过的房子，踩着他们的脚印走路，我居然开始轻松一些了。学生们开始上学了，大人们开始上班了，早晨最活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看到了一对父子，父亲开着助动车，儿子背着书包坐在后面。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曾经骑着自行车带我上学，这记忆已失去很久了。于是，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爸爸，你应该报警了。”
“儿子，爸爸认输了，爸爸把工厂卖了，爸爸是爱你们的，带着弟弟回家吧，一切全都是你的。”
“不，已经来不及了，我现在不提什么要求，只希望你能立刻报警，不报警，弟弟将永远在我手里，他的明天是很危险的。”
“儿子。”他几乎是哭着说的，“我的事业已经完了，我活着的意义还有什么呢，现在只有你妈妈和你还有你弟弟了，你们是我生命中的一切，爸爸不能失去你们。”
我不愿再听下去了，我受不了了，我真怕自己会改变主意，我无礼地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爸爸，报警吧，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又关了手机。拎起了沉甸甸的箱子。
回到大楼，瞎子似乎已经熟悉了我的脚步：“先生，你好。”
“你好。”
“先生，你拎着那么重的东西，好像很重要，吃力吗？要不要我帮忙？”
这瞎子真奇怪，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听力和判断力。我不想回答，迅速上楼去了。
米兰吃完早饭，给我弟弟喂过奶以后，我把箱子在她面前打开了。
我和她一起数的，10万元一捆，总共50捆。然后，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点钞机，钞票在机器里传出了有节奏的点钞声，这声音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恶心。每一捆都是一千张100元的，并且没有一张假钞，父亲这回总算是比较诚实。500万，正正好好，人民币充满了我的房间，我们满眼都是四位伟人的头像。现在我们的样子就像是两个坐地分赃的江洋大盗，我看着她，她突然显得很紧张。
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播放了一个最新的通缉令。我和米兰还有我弟弟的照片全都上了电视，其中有“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有暴力倾向，非常危险，可能随身携带巨款”云云。我居然成了名人，这归功于父亲，他终于报警了。
第二天我出去给米兰和我弟弟买早点，发现卖早点的人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我急匆匆地付了钱就回去了。后来我每次出门都感觉好像有许多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他们仿佛在看一头凶猛的动物一样，从不敢用正眼对着我，但却都忍耐不住，要用眼角的余光斜视我。我一把视线扫过去，他们就立刻像触电一样把头扭开，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起来。甚至开始有人在我所在的大楼下对我指指点点，交头接耳。
真可笑，我还真希望他们都去报警呢，可那些注意起我的人看来都是些胆小鬼，我想他们一定先琢磨半天，仔细对照电视上我的照片，但又不敢确定，就算确定了，也没有胆量去报警的。他们既是绝顶聪明，也是绝顶愚蠢。我突然决定就这样等待下去，直到有哪个有胆量的报警。
我等着！
我一直把钱放在她房里，我问她：“你恨我吗？恨我就把钱全给撕了。”
“我为什么要恨你？一切都是我的错，与你爸爸无关，你不应该把你爸爸往绝路上逼，更加与你弟弟无关。要受惩罚的只有我一个人，随便你怎么报复我，我愿意承受。”
“我小看你了。”然后我走开了。
“不，请答应我，每天都进来跟我说说话，每天，我需要你和我说话，面对面的。我答应我不逃走。”
“我给你的书看完了？”
“非常感谢你给我看的书，所以我需要你和我说话。”
“你很寂寞？”
“是的，但并不只是因为我被你关在这。”
“你和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也寂寞吗？”
“是的。”
“我答应你。”
从此，我每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她的面前度过，她从不反抗，像头温顺的绵羊。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把我痛苦的少年时代全都倒了出来，我真没想到我的人质竟然是第一个听我倾诉的人。作为交换，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细细地把她与我父亲交往的全部过程都说了出来，包括最关键的细节。
米兰的父母都在外地，她从小一个人在上海长大，很羡慕我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她没有大学文凭，学历不符合，本来不可能到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工作。但事实上是我父亲看中了她的姿色，在她为我父亲工作的最初几个月一切正常，但后来我父亲向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可米兰绝不同意。正当米兰决定辞职离开我父亲时，米兰在外地的母亲得了一场重病，危在旦夕，急需几十万的医药费，我父亲卑鄙地趁人之危，向米兰的母亲汇去了30万元，并向米兰提出了要求。
米兰说，那晚没有月亮，就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父亲露出了结实的肩膀和宽阔的胸膛，还有发达的肌肉和他体内所散发出的成熟的气味，据说这气味能让女人疯狂。父亲的动作很体贴，就像慈父对待女儿一样温柔，让她回味无穷，听到这里我就想吐，可我必须克制住发抖的身体听下去。但我父亲在那天晚上的确很棒，至少米兰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她的第一次，她充分享受到了女人的快乐，尽管她并非绝对的自愿。她说她有的时候真的有了一种深深爱上我父亲，以至于一刻也不能离开他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又陷于巨大的痛苦与自责中。父亲永远也不可能与母亲离婚的，所以米兰永远只能是父亲的一种工具，一种发泄欲望的工具，还有就是为他留下一个继承人的工具，于是就有了我弟弟。父亲在西郊买了一栋房子给她住，她所谓的上班只是掩人耳目，大多数时间躲在房间里等待我父亲的到来，就像一只被囚禁的鸟，如同现在。
我不知道她所说的话真实程度有多高，但的确，我们每晚都说到深夜，她说着说着，就会哭出来，我也是，可能是因为精神病人脆弱的神经，直到再也撑不下去，我才出去，并锁上门。就这样，过了很久，我快遗忘了我所处的被通缉的危险，我甚至允许她除了上厕所之外，还能洗澡，于是我特意请人来装了热水器。
那天，我走出她的房间以后的整个晚上，我睡不着，我偷偷地观察米兰。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窗外，也许是在数铁栏杆。很久她才关灯睡下，她的影子在不断地翻身，发抖，说明她一直都没睡着，就这样，我能肯定，在我一晚没睡的同时，她也一晚没睡。她是一个女人，一个享受过男人的滋味，生过孩子的成熟少妇，我明白她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在心灵深处的，还有在肉体深处的。
当天空渐渐发亮的时候，我开门进去，悄悄地坐在她床边，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依然闭着眼睛躺着，但我明白她在装睡，她知道我在她身边。
我轻轻地对她说，我从小就是在被囚禁中长大的，这间房间就是按照我在精神病院的病房布置的。每天机械地吃饭，睡觉，再加上治疗，所谓的治疗，不过是打打针吃吃药听听音乐罢了。在病房里，我所能做的两件事，一是抓住窗户的铁栏杆，遥望天空，那是我从小就习惯做的事了，偶尔天空飞过一只鸟，会让我兴奋一整天。我甚至对铁栏杆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光线照射进来，铁栏杆的投影布满整个房间，这长长的影子也投在我的脸上，投在我的瞳孔里。随着光线的消长，那些投影也在不断移动，分割着天空，分割着我的世界。另一件就是熄灯之后的熬夜，我努力地睁着眼睛，尽管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似乎还是能看到什么，从我内心的深处，你有没有。其实我生来就被绑架了，被我的精神绑架，我们永远也挣不脱这个枷锁。
我说完这一切，米兰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我知道她全都听见了。她现在的样子很美，闭着眼睛，像是在等待什么，她似乎已敞开了一切。她裸露着双臂，光滑的皮肤闪着刚生完孩子的女人的丰满。我伸手去摸，轻抚着她的手臂，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有能力支配别人，尽管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她还是没有反应，我的指尖沿着她的手臂溯流而上，也许父亲就是这样做的，他的手一定更温柔，更老练，更能让米兰快活。我试着抓住了她的肩头，她圆圆的肩头像两个成熟的苹果，等着我来采摘。我加大了力量，她的眉头皱了一下，可能她感到了疼痛。我的手开始发抖了，紧接着这种颤抖传播到了我全身，于是，我松开了手，离开了房间。
下午，天空里飘起了雨丝，转眼间，已变成了瓢泼大雨。这条幽静的马路上人们撑起了伞，汽车放慢了速度，一切都灰蒙蒙的。雨点打在了窗户上，是天空叩响了我的耳朵，我把脸贴在窗上，我的皮肤一片冰凉。我来到米兰门上的猫眼前，她的脸也贴在窗玻璃上，她究竟是渴望自由，还是和我一样呢？
晚饭后，征得了我的同意，她洗了一个澡。她洗完了以后，对我说了声谢谢，然后自动地进房间了，我跟了进去。
“对不起，今晚请你出去。”
“不。”我拒绝了。
她穿着我早已给她准备好的浴袍，浑身散发着热气，她的头发披散着，发梢滚动着水珠。她的皮肤显得更加红润，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成熟的少妇。
我能想象出父亲一定也是在这样的诱惑下才无法控制自己的：“我爸爸也是这样把你金屋藏娇的吧。”
“我是一个弱女子。”
我的心突然被她的这句话抓了一下，其实我是多么脆弱啊，她是一个弱女子，这是郁达夫的小说。我靠近了她：“躺下吧。”
“为什么？”
“躺下，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她知道抗拒一个精神病人是徒劳的，她终于服从了，躺在了床上。我坐在她身边：“今天早上，你为什么要装睡。”
“我没有装睡。”
“你一晚上都没睡着，是吗？我观察了你一晚上，我也整夜未眠。”
她吃了一惊，“你何必呢？”
我没有回答，而是抓住了她的手，她没有躲避，我把头靠近了她：“为什么在早上，我抓住你手的时候不反抗。”
“我说过，我是一个弱女子。”
“是不是因为，我爸爸也是这样抓住你的手？你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被男人抚摸过了，很久没有快乐过了，是吗？所以你想起了我爸爸的手，你现在是不是很有一种渴望？我想帮你解决这种渴望。告诉我，我爸爸是怎么做的，教教我，我不会。请教教我。”
我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个孩子，这声音能打动每一个女人。我的手一下子变得滚烫，越抓越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父亲的一种报复，抑或是对父亲的一种模仿。
我曾说过，她的眼睛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阿拉伯神秘的夜晚，现在，这夜晚突然燃烧了起来。她看了我好久，目光像电流一样触痛着我，她抿了抿嘴唇，仿佛要把我给一口吞下，她终于向我发出了命令：“抓住我的肩膀。”
抓住了她的肩膀，我好像打开了一扇门。是的，她教我了，她现在是我的老师，她把我父亲对她所做的每一个细节都手把手地教给了我，好像我就是我父亲，我在代替他行使某种职责。灯开着，这间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暴露在上海的夜色中。
“你本可以逃走的，为什么不走？”现在天已经亮了，门却大开着，我在她耳边问她。
她不回答。
“告诉我，我跟我爸爸比，哪一个更让你快活？回答啊，是不是他比我更强。”
她还是不回答，我离开她，重新把门锁上了。
我又出去在出租车上给父亲打了电话，就像特意要向他报告什么好消息似的：“爸爸，真对不起，米兰的滋味我已经尝过了。”
电话那头的父亲又沉默了好久，我清楚现在他所想的，他说：“我答应再也不见米兰了好不好，米兰是你的了，儿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只要你和你弟弟。”
“爸爸，这算是丢卒保车吗？我会把这话向米兰转达的。”
“儿子，公安局已经开始全面调查了，爸爸一定会找到你们的，回来吧，爸爸还能救你，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突然有些伤感：“早就来不及了。爸爸。”
回到大楼，瞎子好像例行公事似的向我问好，仿佛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我终于给了他一千元钱。
这些天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被囚禁的生活，我想她可能爱上了这间房间，爱上了这张床，爱上这些铁栏杆，爱上铁门，爱上被人偷窥的猫眼。她没有一丝反抗的迹象，每天安静地看着窗户，给我弟弟喂奶，换尿布，等我回家，就像是正常的家庭生活。有好几次，我有意或是无意地没有关门就出去了，她完全可以带着孩子逃走，但她竟然没有。
终于有一天，她对我说：“我们永远住在这里吧，我无法离开这间房间，这间房间就是我的生命，你和我，还有你弟弟。”
我紧盯着她，我的目光充满了不知是敬佩还是蔑视。我突然失去了一种感觉，一种自我第一次见到她就缠绕在心头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断地促使我去行动，促使我真正地成长为一个大人。
“但我现在绑架了你，你和我弟弟都是我的人质。”
“这并不重要。”
我曾看过一本小说，写不知是什么朝代，有个刽子手抓住了一个女贼，在送她上刑场处斩她的时候，女贼爱上了刽子手，终于，刽子手没有杀她，而是贪污了她，也就是把她占有了。他把女贼带到家里的地牢里，囚禁起来，女贼却感到非常幸福，直到女贼心甘情愿地在地牢里与他终老一生。
“可我是个精神病人。”
“不，你是一个天才。”
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我突然有了一种感激：“你走吧，带着我弟弟走吧。”
“不，我是你的人质，我不走，除非跟你走。”
“为什么？难道精神病是会传染的，我把你也给传染上了？”
“不要问为什么？”
我其实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从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落入了她的陷阱，我永远都不能自拔。即使我绑架了她，占有了她，我仍然要毁在她手里，也许从头到尾并不是我绑架了她，而是她绑架了我。漂亮女人所具有的毁灭力是无穷的，尽管她依然是一个弱女子。
“如果我手里没有500万呢？”我终于说出了我想说的。
她似乎不相信这是我说的，但双眼立刻直射着我，像两支利箭，然后她扬起手打了我一个耳光。
我的左腮马上火辣辣地烧了起来，她的手掌不大，但掴起人来却特别重。我能想象自己的脸上有了五道红红的手印子。她又伸出了手，我无法躲避，只能接受她的第二击，但她没打，而是用手捂着我的左脸，轻轻地抚摸着，就像母亲抚摸儿子。
“对不起。”她哭了，“疼吗？”
她毕竟是个弱女子，我出去了，锁上了门。
我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我又回到了精神病院。在梦破的时候，天也亮了。我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于是不由自主地趴到了窗边，向下望去。我看到了警车，好几辆，亮着警灯，向这栋大楼驶来。
“最后一天到了。”我对我自己说。
然后我打开了米兰的房门，他们母子都在熟睡着。我小心地抱起了弟弟，他长得倒真有几分像我。他会长大成人的，他会成为一个伟男子，继承我父亲的全部家产，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也许他长大之后，根本就不知道有过一个哥哥，即便知道了，也只会对我这个精神病兼绑架犯引以为耻的。弟弟，我爱你，我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头。
我把弟弟放回到摇篮中。现在警察们一定还在楼下物业处询问我的情况及室数，也许他们已经坐上电梯了。我在米兰身边俯下身子，吻了她的额头，然后，我拎起了500万元的皮箱出了门，我上到了楼顶的天台。
我说过，一切从顶楼开始，一切也从顶楼结束。清晨的天台，出奇地凉爽，风很大，吹乱了我的头发。空旷的天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我孤零零地大口地吃着风。我拎着皮箱走到了天台的边上，向外一望，让我头晕了一阵，我慢慢地坐在了天台边的栏杆上，如果出了栏杆就掉下去了。我定了定心神，又向下看了一眼，清晨的大上海在一层薄雾的笼罩下被露水打湿了，远方更高的建筑物，如东面的东方明珠与金茂大厦都有几分模糊，更有许多在我之下的高层建筑连绵不断如起伏的雄伟山峦，也如狂风中的层层波浪。在几十层楼下的马路边，几辆大大小小的警车正停着，而警察们现在一定在我下面的房间里仔细地搜索着，也许他们以为我已在昨晚携款潜逃了，但他们发现了米兰和我弟弟，他们正在寻找，他们中也许会有聪明人，上到天台上。
来吧，上来吧，朋友们。
警察们终于上来了，他们行动矫健，如临大敌，包围了我，他们正欲冲上来将我捉拿归案，一个有经验的老公安喝住了这些年轻人：“当心他跳下去。”
他们立刻与我保持了一段距离。他们向我喊话了，要我别跳。
“朋友们，辛苦你们了，你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你们是最棒的，但对不起，让你们一大清早离开家人，赶出来抓我，真对不起，我向你们致敬。”我说罢跨了一条腿出去，等于是骑在了天台栏杆上。我与他们对峙了很久，直到我又看见了米兰。
“等等！”她抱着我弟弟冲上了天台，“别跳，快回来吧。”
“米兰，对不起，你现在自由了。从此以后，把我彻底忘记吧。”
“不。”她哭了，真的哭了，她哭得很美，我弟弟也哭了，这哭声让人揪心。她似乎要冲上来，但被警察拦住了。
她几乎是在大喊着：“回来吧，就算你蹲了监狱或是进了精神病院关一辈子，我也会等你的，就在你囚禁我的房间里，我永远，永远等你回来。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永远，这声音冲击着我的耳膜。她现在真美，尤其是哭的时候，再加上一身白色的衣服，就像是古代的女人在给丈夫送葬。我弟弟忽然停止了哭泣，睁大着眼睛在米兰怀中看着我，他永远也不会认识我了。我直起了上身，抬起了腿，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好像松了一口气，但转眼间她大声地叫起来：“不！”
我跳了下去。带着500万元的皮箱。
在我离开天台的瞬间，我打开了箱子，人民币，满世界的人民币，旧版的蓝绿色与新版的红白色，它们自由了，它们在天空飞舞，跳着芭蕾、国标、拉丁、探戈、恰恰、迪斯科，还有民族舞。500万人民币，总共5万张，它们也是五万大军，浩浩荡荡，气势如虹，从数10层的楼顶上一泻千里，攻击目标——地面。
我也自由了，我在空中做着物理学的自由落体运动，由人民币簇拥着，我是这支大军的统帅。风灌满了我的双耳，我什么都听不见，我只能睁大了眼睛，忽而仰望天空，忽而俯视地面，但更多的是面对着大楼的窗户。对，现在我看见21楼的一个家庭主妇打开了窗户，大概是想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但她看见的是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币。她大声尖叫了起来，但随后几张飘进她家的钞票却令她欢天喜地地相信今年一定会交上好运。
我第一次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实现了偷窥，18楼的窗台上有一盆米兰，正在开着花，那米兰的细小花瓣们散发的香味却极其浓烈地往我鼻孔里钻；16楼的四位还在打着麻将，他们白天睡觉，晚上通宵，像群夜行的动物；13楼的一个中学生正早早地起床背起了英语单词；9楼的一个家伙正在翻箱倒柜，屋子里一片狼藉，而我知道这家的主人出差去外地了，我大声地叫了起来：“抓小偷。”但愿人民警察们能够听到。
我感到地心引力越来越强，大地正伸出一只大手拼命地把我往下拽。我看到下面的马路上聚集了无数的人，行驶的汽车也停了下来，还有，那个奇怪的瞎子。他们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但又不得不停下来，欣赏欣赏一辈子所见过的最多的钱，还有我。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多么奇特的景象啊。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摩拳擦掌地准备接收这笔飞来的横财。
父亲，我见到父亲了，他向我奔来，向我喊些什么，我听不见。但我仿佛能看清他的脸，他的眼睛，就像是10年前的他，我也想要和他说些什么，许许多多的话，永远也说不完的话。不，我向大地冲去了，不，大地向我冲来了，我拥抱大地，大地也要来拥抱我了。大地，我来了。我，大地来了。
爸爸，我爱你。
一切都结束吧。
我在一片漆黑中走了很久，只有我一个人，我走啊走，似乎没完没了。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我见到了一束白光，我向那束光线奔过去，在光线的中央，有一个年轻人，他神情忧郁，皮肤白皙，高高的个子。他穿着一身绿军装和解放鞋，手里抓着一支枪。他向我走来，和我拥抱在一起。
他是1972年时的父亲。
这还是一间由铁栏杆组成的房间。铁栏杆的影子，投射在我的额头上。
我还活着。
在我落地前，我被几十名警察们拉起的尼龙网袋和无数的泡沫塑料垫子接住了。我只受了轻伤，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重新过起了过去的生活，但我开始明白，我的病好了，我已不再是个精神病患者。
半年后，我被父母亲接了出来。父亲告诉我，米兰在得救以后，就带着我弟弟失踪了，他们一直都找不到她。
我来到了半年前我绑架米兰时的大楼，楼下的瞎子已经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竟然是这个瞎子报的警叫警察来的，太不可思议了，难道他是装瞎的吗？我找到了那时我在顶楼所租的那套房子的房东，我要求买下它，但房东告诉我已经有人买下了这套顶楼的房子。
我失望地走出了这栋大楼，当我走过楼下的马路，抬头仰望顶楼的窗户时，我看到那排铁栏杆居然还在。然后，另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女人把头伸了出来。
是她。米兰。
我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怀揣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向顶楼的房间冲了上去。
写于2000/4/13
2000年9月获“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
2000年12月发表于《当代》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