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狂热
对异性的认识不仅由必然产生的爱的激情来决定，而且受各种社会因素影响。显赫的社会地位会提高一个人作为亲昵友谊所带来的价值。从一定程度上说，对爱情对象的评价是对异性的天赋品质和后天长处的评价。而对相互吸引和理想化的异性之间的相互评价也是千奇百怪的。这里首先涉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女性的品质和优劣。妇女一直是男人亲昵感情、猥亵的客体，她们真正的的价值却长期受到恶意的损害、破坏和贬低。
在阶级出现以前的社会里，妇女抚育子女，维持原始聚居处的秩序，保持火塘里的火种不致熄灭，采集果实，使男猎手服从“家规”，妇女是主人，是受人尊敬的母亲。而在阶级制度里，男人成为一切尘世财富的占有者，妇女则沦为男子永世的社会附属物。女人成了平庸的俏皮话的笑料和道德指责的对象。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出了女人，这一说法使原来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女人天生低于男人并且永远依赖男人”的观念流传下来。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阐述了一种新的思想，认为在他虚构的未来的理想国里无论男女都应该从事同样的工作，甚至也要像男子一样效命疆场，但这并不意味着男女的价值是相等的。柏拉图说，“妇女在数量上超过男子的程度，相当于她们按长处说不如我们男子的程度”。他认为，对有许多欠缺的女性来说，最合适不过的，就是成为男性获得尘世幸福的工具了。
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政治论》一书中偶尔也为妇女假惺惺地说说话。认为妇女只不过也是软弱的、不完善的人。亚里士多德通常很“中庸”。他不把妇女和奴隶等同起来，但是他把妇女归入儿童、未成年人一类。妇女也有思维能力，不过“程度极浅薄”。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丈夫像一个国君一样统治着妻子，像一个皇帝一样统治着孩子”。
在古代的雅典，妻子处于未成年人的地位。法律规定的义务是，用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话来说，做自己老爷的一条“忠实的狗”。有些古代的理论家甚至“证明”，妇女“不属于人类”。富裕的希腊奴隶主的妻子通常是足不出户的。她们被禁止出门。雅典的贵妇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被饲养、监禁在自己丈夫老爷的家里。据阿里斯托芬说，甚至用体型高大的猛犬来看守她们。她们习惯于对丈夫唯命是从，做一名家庭牢笼里的囚徒，直到死去。合乎男子口味的一个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谦恭、忠实、不声不响、像蜜蜂一样吃苦耐劳。
笼罩在妇女头上的歧视和诅咒到罗马帝国时期依旧保存着。妇女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古罗马诗人卡图鲁斯建议丈夫们给这头“桀骜不驯的牲口”戴上笼头。罗马的法律禁止妇女担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职务)。除了奴隶制时期卫道士的詈骂之外，后来又加上了封建制时代的宗教诅咒。教会人士把女性的吸引力看成是魔鬼的手指。这就使他们喋喋不休地咒骂爱情的美妙和它巨大的生命力。
基督教用教义让人们在思想中确立妇女的地位。《圣经》的“创世纪”中说，在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教训而犯罪之后，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第三章，第十六句)新约中使徒保罗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也完全符合这个判决：“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第十四章，第三十四——三十五句)使徒保罗在致以弗所人的信中又一次强调了这个永远有效的判决：“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第五章，第二十二——二十四句) 一千四百年前，马康高级神职人员会议一本正经地讨论过一个问题：女人是不是有灵魂。基督教的这次会议最后以仅仅一票之差的多数认定，虽然妇女是低级生物，但毕竟还是拥有类似灵魂的东西。这可真算得上是宽宏大量了!
中世纪的僧侣哲学加深了传统的男人对妇女的歧视。基督教的神学家为了诋毁妇女，把古代最有权威的思想家对妇女的不良评价统统汇集起来。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必需牢记亚里士多德的一句箴言：“自然界总是力求创造男人，它只在力不从心或是偶然的场合才造出女人。”布鲁诺曾经以讥讽的口气说老学究波里尼。波里尼宣称妇女是“消极的物质”，而男子则是“积极的、有创造力的形式”。波里尼说：“物质和妇女是缺乏理性的混沌，是犯罪物，是强盗的森林，是肮脏的物体……女性是调皮的、脆弱的、朝三暮四的、娇滴滴的、渺小的、不正派的、受人鄙视的、低浅的、卑劣的、遭人唾弃的、不体面的、凶狠的、有害的、可耻的、冷漠的、不成体统的……这是铁锈，是荨麻，是莠草，是瘟疫……”
文艺复兴时代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妇女的屈辱地位有所缓和。妇女又像古代那样，成了美感欣赏的对象，艺术所表现的主题。宗教改革的典型——路德狠狠地打击了僧侣哲学。他恢复了被践踏了的肉体快感的权利，宣称由于生命的“自然需要”，“一切为夫者都应有妻，而一切为妻者都应有夫”。但是传统的夫权仍然保留下来了。连卢梭也认为妇女是价值不大的个人，他强调说，男子和妇女的能力“正在逐渐平衡”。可是他还是赞成传统的男性权力。卢梭说，“妇女的第一个品质，也是唯一重要的品质，就是温顺。”千年的悲剧演化为人类的罪恶。资本主义开始了可耻的买卖妇女的勾当，资本主义给妇女像商品一样贴上商标。而对男子的权利的保护，却规定了各种细则。
拿破仑·波拿巴对妇女在社会中的态度是很典型的。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进妇女的教育。他鼓励而且支持坎彭夫人创办寄宿学校。在他的影响下，意大利办起了第一批女子学校。1810年，波拿巴曾经任命了一名妇女德让利斯夫人为巴黎的督学。但拿破仑仍然声称，培养妇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养育下一代英雄人物。波拿巴是以一个独裁者的眼光来傲视妇女的。他“……对一切有天分、有学识的妇女都感到厌恶”。他最后还是把热尔曼娜·德·斯塔尔驱逐出了法国。
在敌视妇女的知名人物中，有叔本华、尼采、斯特林堡等人，他们把对女人的敌视态度发展成理论，尽管很偏激，但分析起来却异常有趣。
叔本华下面这段话表现了他对妇女的敌视：“只有因为性欲的冲动而使理性变得迷惘起来的男子，才会认为体格矮小、窄肩宽臀的女性是美丽的。女性的全部美貌就在于这种性欲……妇女就其本质而言，是注定要听人差遣的，她需要一位主人……女性最出类拔萃的代表也从来没有生产过……任何堪称伟大和独具风格的作品。”
“老派的法国式风流和德意志基督教的愚蠢让人们对妇女有一种荒唐的崇拜，这种崇拜的结果只是使妇女的狂妄倨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们就像是贝拿勒斯的圣猴一样，由于知道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放肆到了极点……妇女终生都只是些孩子……大自然用尖爪和利齿武装了狮子，用长牙武装了大象，用獠牙武装了野猪，赋予公牛以尖角，赋予墨鱼以搅浑水的能力，而赋予妇女的则是……装腔作势的本领。从这个天生的根本缺点……派生出虚伪、不忠、背叛、忘恩负义。”叔本华是从理论上为节欲和禁欲主义的与世隔绝辩护的。他认为亲昵的感情是灵魂玩弄的狡黠“骗局”，主张只有进入佛教的涅磐境界才能杜绝，而其实这与基督的禁欲是一致的。
叔本华对妇女所持的充满敌意的观点虽然是那个时代的整体观念的产物。但是如此极端的愤慨，事实上是他个人际遇的反映，充满失恋的人生际遇使他培养了对妇女的变态歧视。他的悲观主义由此而生。
另一个狂热地仇视妇女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他和叔本华不同的是，他并不蔑视两性在肉体上的结合，但却鼓励对妇女的暴虐。他提倡肉欲方面的暴戾行径，宣称为了实现超人的理想，应当不停地生孩子。在这出神秘的性奇迹剧中，男子通常是“圣者”，而妇女不过是“母鹅”。但这还不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鄙视女性心理的全部。他接着写道：妇女从不懂得什么是“友谊”，妇女是“猫”，充其量也只是“奶牛”。“一个真正的男子有两重愿望：占有玩具和经历危险。而女人是玩具，因此他才需要女人，但是女人是最危险的玩偶，男子要时刻提防……男子的幸福是‘我要’。女人的幸福则是‘他要’。”尼采还写道：“妇女最大的本领是撒谎。”她求解放的愿望来自“有学问的愚蠢公驴”的影响。妇女一旦革除了“怕男子”的习惯，希望获得自由，她就丧失了自己“最富有女性的本能”。尼采认为，男人应该把女人看做“占有的对象、应该关锁起来的私有物”。这套理论的结晶就是尼采的那句名言：“是去找女人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尼采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渊于一种病态。尼采的生活悲剧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像狄奥尼索斯那样追求肉体快感的奥秘，另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尤其是爱情的挫折时常萦绕在心头，越抚摩越是疼痛，加之日益临近的疾病。这种病态的复合体有强大的传染性。阴暗的叔本华和疯狂的尼采还是稍逊一筹，与悲观主义者奥托· 魏宁格相比。魏宁格畅销一时的书《性别和性格》是这方面的顶级之作，在他突然悲惨地自杀之后的五年内用欧洲各主要语言出了十三版。魏宁格写道：“妇女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她造成任何一种东西，而男子则只能获得他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他认为，妇女哪怕是在男子实实在在的影响之下，也不能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任何东西”，或者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按魏宁格的说法，男子是精神性的生物，而妇女则纯粹是肉体性的生物，男子的性生殖器官数量很少，而且限于严格的部位，而妇女则是“性欲本身”。男子首先是创立已经存在的纯精神领域，而妇女却“只关心性生活”。
魏宁格说，妇女“没有本性”，“妇女惟一的本性就是缺乏这种本性”。妇女也许正因此而显得难以捉摸。一个纯粹的女人是“一具空的容器”，是绝对的“子虚乌有”，是虚构。“男子对妇女的关系犹如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妇女是男子的所有物或是孩子的所有物”。这个幼稚的动物性别是不懂得什么叫人的自由的。妇女“缺少幻想力”，缺少想象力，缺少对各类艺术的审美观。男子总是“力求深入事物的本质，而不计较细节，可是妇女的思想却老是“在事物之间”游移，而不去研究任何事情，也不去认识这些事物。一般说来，妇女完全“没有了解客观真理的愿望”。她拘泥于细微末
节，本质上是不郑重其事的。“女人能够说话，可是不会议论”；“女人老是说谎，连她在客观上说的是真理时，也是在信口雌黄。”
不仅如此，魏宁格还认为女性排除了天才。对于妇女已经做出的种种发明，魏宁格却认为那不过是“把别人的思想据为己有”。在描绘妇女的道德面貌时，魏宁格使用了他调色板上最阴暗的色彩。“妇女没有道德”，缺乏同情心，没有自尊感，没有羞耻，不知礼节而又好奇心重。
魏宁格认为，妇女的自然体现实际上只有两种类型。由于“妇女需要的是性交，而不是爱情”，因此，她看待性交一是作为母亲，即获得孩子的手段，二是作为妓女，即获得快感的手段。魏宁格如此反对女权的观点，其最终结论是什么呢?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妇女被贬低为动物。他说：“不论某个男子何等卑贱，他总是大大超过最高尚的妇女。而且大到无法比拟的程度。”
魏宁格的出发点，是从设想理想的男子和理想的妇女的基本品质的结合开始的，但是逐渐失去了内部的平衡，丢失了学者起码的严谨作风，除了危言耸听的偏激之词外，没有找到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更没有有利的论证和科学的依据。在他的书中，最后的结论就是，通过对女性的贬损，得出了人类发展的远景凶多吉少，正是有了女人的干扰，人类在慢慢走向自杀，文明的最终结果是毁灭。
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也是一个著名的反对女权的人。在他的长篇小说《狂人辩词》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怪诞的妇女形象，而这个形象他认为有很强的代表性。她完全受着本能的支配，言而无信，自私自利，被病态的性欲搞得神志不清；小说的结尾一声警告：“当心女人!”斯特林堡想通过这部小说来向社会发出警告：相去如此悬殊的两性一旦获得平等权利，将产生极大危险。人类应当保持警惕，随时避免危险的来临。斯特林堡说：“两性平等，这绝对是退步，是荒谬绝伦的事，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最新梦呓。妇女是男子必不可少的附庸，是他精神的产物，妇女不能获得丈夫的权利，因为妇女只在算术上构成人类的‘一半’，而从相对的观点来看，充其量只占六分之一（这倒不知道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叔本华、尼采、魏宁格、斯特林堡等人反对女权的主张表现了一种偏颇、一种成见。种种病态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弥补心灵受到的创伤。强烈的反对女权的主张通常是在某种个人悲剧的基础上产生的。妇女在社会中的无权地位也是她在文化方面显示才能的主要障碍。越缺少文化，文化的意识就越匮乏。
大男人，小丈夫
几千年来对妇女的社会歧视相适应的是经常地赞扬男子，说他是万能的主宰，他以无可辩驳的能力体现了人的智力的、体力的、美感的和道德的本质
把男子神秘化和对男子的赞扬起初是神话般地推崇男子，把自然力幻化为男性神祗。这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中深刻地反映出来，所以就是在妇女眼中，男子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可以触摸到的、凡尘的事物。许多世纪以来，“强有力的”男性一直统治着世界。
西蒙娜·德·比维尔写道：“妇女自己也承认，世界是属于男子的……妇女则局限于自己的肉欲和家庭，而在决定目标、规定价值的这些具有人的外貌的神祗面前，感到自己是软弱无力的。因此，说妇女永远是婴儿，这话不无道理……妇女注定应当对男子俯首帖耳……她习惯于承认男子的权威……所以，男子的世界在妇女看来是一种先验的现实，是无条件的存在。”母系氏族时代，人们崇拜的是女性神祗。母系氏族时代“至高的母亲”(在克里特岛是赫卡蒂，希腊神话中最初为月神，掌管裁判及赎罪。在小亚细亚普遍为人们所崇拜。在福里吉亚是基贝拉——小亚细亚福里吉亚人崇拜的众神之母等等)的地位被宇宙的合法主宰“至高的父亲”所取代。从此开始了贬低妇女的时代。宗教、宣传、艺术、科学、权力统统都集中在男子强有力的手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写神话，制造社会舆论，伪造真理，确定美的标准。他自负到如此地步，甚至愚蠢到想和妇女争夺做母亲、生孩子的权利。《圣经》里就说，上帝起先创造了一个男人，就是神话里的始祖亚当。但是他没有劳动的“帮手”。“上帝就从那人身上取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二句)古希腊神话关于这场分娩说得更加离奇。雷神宙斯吞下了即将生下一个女孩的智慧女神墨提斯之后，感到头痛欲裂。他自己的儿子赫菲斯托斯——打铁业的守护神一锤砸开了他的颅骨，于是英姿勃勃的女神、绝顶聪明的帕拉斯出世了。宙斯从而证明了男子即使在分娩方面也优于妇女。
更为有趣的还有某些氏族的一种有趣的风俗“库瓦达”。在孩子生下来以后，立即把母亲移开，而让丈夫躺到床上去。他装模作样地呻吟喊叫，仿佛是在经历分娩的痛楚。最后，房门打开了，有人把孩子抱出来给大家看。假冒产妇的父亲躲在床上接受家人的祝贺。
对这种风俗的社会意义有许多解释。塔尔德说，这很有可能是母系氏族的遗风，男子模仿产妇以取得“家庭里的权威”。但是塔尔德本人却倾向于施塔尔凯的解释，认为这种奇怪的习俗是把“父亲的勇敢”传给孩子的一种方法。这种习俗的意义在于巩固父亲的尊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由男子扮演的这出闹剧，其目的在于取代产妇，从而欺骗在这时向产妇袭来的魔鬼。“库瓦达”这种习俗显然是戏剧性地体现男子的愿望的一种仪式，企图降低妇女做母亲的权威，剥夺妇女天经地义的荣誉，赋予男人以特殊的能力。使人们相信男子既能支配生命，又能创造生命。虽然这种风俗滑稽可笑，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无疑起过重要的社会心理作用，很好地确立了父权制的统治。
在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奥瑞斯忒斯》里，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制社会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对男子的赞扬。被奉为古代美学文献典范的这部作品的思想是男子的主导地位和对妇女的贬损。《奥瑞斯忒斯》捏卫了奴隶制的男子权利，实际上是对男子的一曲美学和精神的赞歌。它由三部分组成，三部曲的第一部里描写了英雄阿伽门农得胜归来，他赢得了特洛亚战争的胜利，回到阿耳戈斯。他狡猾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技却并不像佩涅洛佩那样独守空闺等着他。她找了一个丈夫的替身。克吕泰墨斯特技还设下计谋谋杀了阿伽门农。借口是他把自己的女儿伊菲格涅亚供献给了神祗。
三部曲的第二部是阿伽门农的儿子奥瑞斯忒斯回到阿耳戈斯。他得知父亲被害的真实情况以后，就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技和她的情夫。在第三部里厄里倪厄斯(复仇女神)紧紧追赶着奥瑞斯忒斯，他只好躲进阿波罗神庙。后来在帕拉斯的神庙里审理了这个案子。智慧女神、男子权利的维护者主持审理，被任命为审判官。这已经暗示了故事的结局。复仇女神控告奥瑞斯忒斯杀害了生母，阿波罗则为被告辩护。奥瑞斯忒斯只对妇女们说道：“你们无权指责我，你们只是在家里坐享丈夫的劳动果实而已。”
克吕泰墨斯特技的辩护人厄里倪厄斯同为奥瑞斯忒斯辩护的阿波罗之间在帕拉斯神庙的一场争论是很有意思的。厄里倪厄斯以母权制的立场证明，奥瑞斯忒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治，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生母，而克吕泰墨斯特技则是无罪的，因为她杀死的是丈夫，而“丈夫并不是血亲”。阿波罗提出了相反的伦理主张。他宣称，奥瑞斯忒斯杀死的是母亲，却并不是自己的血亲，因为一个人的血缘只同父亲有联系：
孩子并不是被称为母亲的人所生，
她只不过抚育播下的种子。
孩子是父亲所生。而母亲只是保存果实而已，
……
父亲没有母亲也能生育。看，站在你们面前的是
帕拉斯，她是奥林匹斯的宙斯的女儿。
她并不是由母腹中出世的——
哪一位女神能生育这样的孩子?
最后，帕拉斯以仲裁人的身份裁决说：
现在轮到我了。裁决要由我来做。
我投下我的石子，支持奥瑞斯忒斯。
因为我并不是由母亲所生。男子的一切
对我都更亲近可贵……
我是父亲的女儿，我当对父亲忠诚，
我不怜惜杀害了丈夫的女子。
丈夫才是一家的主人。
奥瑞斯忒斯得救了，
虽然两造秋色平分。
而厄里倪厄斯却在绝望中一声长叹：
啊，年轻的神灵!你们践踏了古老的律令。
唉!你们把凶手从我们手里夺去。
啊，多么可耻!啊，气愤难平!
厄里倪厄斯的失败标志着奴隶制时代妇女权威的衰落。杀死了生母的奥瑞斯忒斯的得救表明了男子权利、男子意志、暴力的胜利。但作为主宰的男子在当时还并不占有智力上的优势。拉法格说：“体力是荷马时代父权制的英雄人物的首屈一指的美德。”
据神话中所说，连宙斯本人的知识也极其有限。他拿不出聪明的主意来。他虽然力大无比，智能却贫弱得很。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不得不解决难题的时候，往往求教于母系时代的女神们。他把智慧赋予帕拉斯。当时妇女是智力的体现。这就是生活中的反常现象。男子作为奔跑和投掷的能手、开拓者、祭司、立法人、先知而享有盛名。艺术更是大加颂赞颂他的功绩和发现。埃及的巨型雕像、菲狄亚斯和伯拉克西特列斯的大理石雕像完美地体现了男子的形象。荷马的长诗、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和罗马的镶嵌图案里表现的也是男子的形象。
男子编织了桂冠，把它们戴到自己头上，象征永世不衰的荣誉。凯撒和拿破仑，维吉尔和歌德，伏尔泰和拜伦头上都有桂冠作装饰。紫罗袍①（① 紫罗袍在古代是权贵的象征。）披在男子的肩上。皇冠即使偶尔也戴在妇女头上，也是为男子的头颅制造的。男子是社会的太阳。妇女只能托他的荫庇。男子是战士，是骑手。他的权力和永远旺盛的体力象征是宝剑，而这只能悬挂在男子的腰间。他身着铁甲，头戴铁盔。他功盖千秋，仿佛雷神从天而降。古希腊罗马时代在两性之间掘下的这道鸿沟，几千年来不断地扩展着。
男子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这个似是而非的世界，不让妇女染指。这是战车、利剑、盔甲的残酷世界，发明了诱人魔力的世界，流血的战争和科学的奥秘的世界。男子，是世界的征服者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是伟大的诗人荷马，是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揭开宇宙秘密的物理学家伽利略，是领导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是发现美洲的航海家哥伦布，是洞察人性的天才作家莎士比亚。
许多世纪以来，男性自我表现的这个世界是残酷、神秘而又光耀夺目，令人心醉。他踌躇满志，得意忘形，毫无廉耻。他的力量被自我极度夸张、歪曲，走入了极端。
然而事情却起了变化。过分的吹捧引起不公正的侮辱，接着又是不适当的赞扬。物极必反。对男性的颂扬给男性的指摘准备了条件。这仿佛是一种补偿，借此来维持两性生活的平衡。
对男子所产生的敌视有时甚至达到怪诞离奇的地步。卡赞吉耶夫严肃地批判了魏宁格反对女权的主张。他写道：“男子不仅强奸了各种年龄的妇女，而且往往为了达到性欲的目的而撒谎。男子常常做出种种允诺，赌咒发誓，装模作样，以达到占有的目的。事后他却卑鄙地逃避或是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他声称：“男子的小算盘比妇女多得多”，“男子在性关系上的不知羞耻……毒化了社会风气、书籍、杂志等等”。
妇女长久以来的悲剧的罪魁无疑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历史的复仇女神正在他头上盘旋。男子受到讥笑，他们遭到讽刺的皮鞭无情的痛打。歹毒的、不留情面的奚落就是男子的命运。按法国女权运动者克莱门斯·罗耶的说法，男子正在逐渐退化。这是自然界的调节，也是某种惩罚。而妇女则无论在智力方面，还是体力方面都在日益进化。女权主义者们十分肯定地说，将来妇女肯定要取代男子，掌握独裁的权力并支配整个世界。
妇女解放的斗争在某些妇女组织的活动中有气势汹汹的反男性倾向。美国女权运动的激进派不遗余力的攻击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以至这一派的极端分子宣称男子的出现是生物学上的偶然，原因是男子的遗传基因(和女性的遗传基因不同)由于染色体不足而不够格。现代美国的阿玛宗人①（① 古希腊神话中传说有好战的女人国名阿玛宗。）声称，即使缺少作为生产要素的男子，将来完全可以用机器补偿。看来，历史又在重演另一部闹剧。当然，男女平等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进步趋势。但是，这个必然的结果应该排除对任何一方的羞辱、报复、奚落和不尊重。这方面的过激做法必将历史拖入另一个极端和矛盾之中，诸如出现令人望而生畏的口号：“小心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