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矫楠所说的报复那么快地降临到我头上来了吗？
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
瞅着十九号大院门口爸爸的漫画像，瞅着幽静的二号小楼封死百叶窗的一层层大字报，我忍不住要这样扪心自问。
远远地站在马路对面的街沿上，我真不敢往十九号大院走去，我真不敢想象家里又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柏油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一片凄寂，一片冷清，初冬的寒风吹落了梧桐树梢上最后一批黄叶，枯萎的残叶铺得满地都是，也不见有人清扫。听说，清洁工们都造反去了。长这么大，我听说过多多少少口号啊，什么口号我听来都觉得顺耳。唯独“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我总觉得有些刺耳，有些喊不出口。也许，这正是我立场不坚定的表现吧。自从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以来，我一直处在心惊胆战的状态之中。
不说远了，就讲十九号大院所在的这条马路吧，路两旁一幢又一幢花园洋房里，先是老板、资本家被抄家，接着是教授、学者、名医生、工程师等等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游街，这些天来已波及到好些干部家里。口号喊得更吓人，“油煎×××！”、“砸烂×××狗头！”都是直截了当地指名道姓。弄得整条马路人心惶惶，即使在大白天里，家家户户的铁门全是紧闭着的。
我们家的日子更不好过。一两个月以前，阴影就已遮住了我们一家。爸爸妈妈在饭桌上很少讲话，每当哥哥慷慨激昂地讲起红五类子女在社会上采取了啥革命行动，他们的红卫兵团在哪儿与人展开大辩论时，爸爸总是一声不响，而妈妈呢，老用毛主席那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语录，去提醒哥哥千万不要莽撞。
我虽然小，可毕竟是个姑娘，比哥哥细心一些。瞅着爸爸妈妈不悦的神情，联想到“十六条”里面“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条，我的心头一次一次地升起疑云：他们会不会就是那种人呢？要不，他们为啥闷闷不乐，为啥老是沉着脸呢？
我的预感终于得到了证实，两天前的傍晚，妈妈从单位里打电话回来，说她不回家来吃晚饭，也不回家来睡。电话恰好是我接的，我听得出，妈妈的声音很低沉，还带一点颤音。捧着话筒，我不安地尖声问：
“为什么，妈妈，为什么不回家？”
“妈妈单位里有要紧的事，你告诉爸爸就……”
妈妈的话被一声粗暴的呵斥打断了：“什么要紧的事？犯了罪还不敢对子女讲。说老实话，你被隔离审查了，要家属送铺盖、洗漱用品来！”
爸爸当天夜里就给妈妈送东西去了，我要跟去，爸爸不许我去。他说这不是我去的地方。人虽然没去，心还是随着爸爸去了。妈妈被隔离审查的地方，是监狱吗？有没有看守？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到了吃饭的时候，看守给送饭？我的心像火燎一般难受，妈妈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会给放出来吗，什么时候放出来？无数问题涌上我的脑际。楼下的厨房里有响动，是范阿姨在移动椅子。哦，不仅仅是我在等，范阿姨也在等，也在为妈妈担心。我坐在楼梯口上，双手托着腮，茫然地瞅着二号小楼这幢房子，这幢我自小就居住的房子，这会儿在壁灯的映照下，竟变得陌生起来。这幢房子是我的家吗？我的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开始冒出来。我多么想有个人聊聊，有个人陪伴着一道说说话啊，可唯一能交谈的哥哥，却早在半个月以前就不回家了，他说红卫兵总部要值班，他天天睡在值班室里。
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已撑着楼梯扶手睡着了。是他把我推醒的。我一边揉眼睛，一边站起身子，心慌慌地问：
“爸爸，妈妈被关在哪儿？”
“就在她上班的单位里。”
“在区委？”
“嗯。”
“妈妈……好吗？”
“她很好。她还让我对你说，别为妈妈担心，过些天，妈妈就会回来的。”
“真的吗？妈妈还说了啥？”
“她还说，要提醒玉苏，该学会独立生活了；玉苏不再是个孩子了……”
“我早说了嘛！我不是孩子，我是个大人了。”我撅着嘴对爸爸道。
尽管爸爸说妈妈很好，但我却感到，爸爸去了这一趟，脸色、眼神全变了，变得苍老、憔悴，变得忧心忡忡，似有啥难言之苦。第二天从学校回来，我还看到从不吸烟的爸爸，呆痴痴坐在椅子上一口接一口地猛抽着烟。
昨天晚上气温骤降，西北风把小楼旁广玉兰树的叶子“哗啦哗啦”撩拨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起床，爸爸就让我给妈妈送毯子去。他好像忘了，仅仅只在两天以前，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那不是我去的地方。
捧着毯子，一条提花羊毛毯子，我到妈妈上班的区委会去了。区委大院里闹翻了天，整幢区委大楼，仿佛被巨幅标语、大字报包了起来。迎面一条巨幅标语，从区委大楼顶上，一直书到大楼墙脚：“殷晨芳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那粗直乌黑的大字，一看就晓得是用大板刷写的，妈妈的名字上头，还用红笔打了几个大叉叉。乍一看到，这条顶天立地的标语，就好像在向我张牙舞爪，朝着我扑过来。我惊骇地垂下眼睑，心怦怦跳着，往大楼里走去。一路上，到处都能见到打着叉叉的妈妈的名字。
果然不出我所料，妈妈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阶级敌人。照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来说，我应该同她划清界限。可她总还是我的妈妈呀，我还得给她送毯子进去呀！要不，到了夜里她要挨冻的。
妈妈被关在哪儿呢？我懊悔离家时匆匆忙忙，没细细地问一下爸爸。
正在走廊里东张西望，有人朝我厉喝一声：“干什么的？鬼鬼祟祟的，想搞阴谋诡计吗？”
我循声望去，拐向楼梯的转弯处，站着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脸上油津津的，一双突暴的蛤蟆眼射出两股凶光，直瞪着我。
我慌得几乎瘫倒下去，嘴张了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人朝我走过来，我觉得他好像要打人，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两眼惶恐地瞪着他。以前我也到妈妈单位来过，依稀记得，这个人好像是区委大院里的公务员。
“你说啊，要干啥？”这人走到我前面两三步远，站停下来了，恶狠狠地问。
“我……我给妈妈送毯子……”我好容易憋出一句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恐惧使得我的声音发抖。
这人的一双大手朝我伸了过来：“把毯子交给我！”
我乖乖地把毯子递给了他。
“滚吧，以后别到这地方来。难道你不知道，上头有命令，被隔离的人不能见任何亲戚朋友，包括家属子女。快走。”
走出区委大院好远好远，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凶神恶煞的公务员连妈妈的名字叫啥也没问，他会把毯子贪污吗，他会知道我是殷晨芳的女儿吗，他会错送给另外一个人吗？记得，区委会里，像妈妈那种年龄的阿姨、婶婶，可不是一个两个啊，万一……万一毯子送不到妈妈手里，妈妈就将挨冻，就将因寒冷而生病……我真不敢想下去。可让我再到区委大院去一次，就是拿着棍子赶我，我也不去了。我多多少少还存有一点侥幸心理，我认得这人是公务员，也许，公务员也认得我就是殷晨芳的女儿哩！
这点儿自我安慰，丝毫都不能使我感到轻松一些，相反，越是往回走，我的心头越是沉重。
一个念头那么顽固地出现在我脑子里：莫非，这就是矫楠所说的报应，这就是我家应得的报复。
我明知道，文化大革命同矫楠之间，一点儿都勾连不上。这是一场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而矫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学生。甚至“死猫儿”这样的老师都能治得他无可奈何。可我仍然按捺不住心头的这种猜测，只因为，只因为矫楠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只因为他那副气忿恼怒的神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哦，这件事一直是我心头的阴影。可以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事情会是那个样子。
郁强和余云的“桃色新闻”在全班暴露以后，“死猫儿”专门找我谈话，说作为一个团员、一个积极分子、一个干部子女，对班上出现的这件大事，应该有个态度，应该写一篇批判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在墙报上登出来。
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但碍于老师的面子，还是勉强写了。题目也是沈老师出的：《斥资产阶级思想在我班的泛滥》，我是做命题作文。
没想到，文章写出来，班上的墙报抄出来了，又引起了校刊《红色接班人》的注意，他们也将这篇文章转载了。一时间，整个校园里都议论纷纷，对“桃色新闻”持好奇心的初三年级、高中部的学生，常常跑到我们初三(7)班的教室门口探头探脑，想一睹郁强和余云的尊容。当然，这篇文章把郁强和余云得罪了，他们从此再没同我说过一句话，给过一个笑脸。这点我心头是清楚的，万万没料到，这篇文章也得罪了矫楠。写文章时，我心头很明白，中心思想是针对郁强和余云那件丑闻，从没半点针对矫楠的意思。可是，矫楠却对号入座，自认为文章是答复他的公开信。
那是临近寒假的一天，几门主课考完了，我的分数都在九十分以上，想到寒假里将轻松愉快地玩个畅，我心头由衷地高兴。说老实话，尽管闲暇下来，矫楠信中的某些打动我心灵的话，还会时不时冒出一段来，但我基本上把这事儿置之脑后了，他没再来纠缠我，爸爸妈妈也没再向我提及一个字儿，我只把这件事作为搅动我心灵池塘的一块小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激起的涟漪越来越微弱了。
因此，当那天他在离我家很近的街角上堵住我的去路时，我大吃了一惊。而当他恶狠狠地把话说完之后，我心头的震惊更是无法抑制。我真想冲着他大步走去的背影诅咒他，真想擂他几下。
“听着，我恨你，你不但会骗人，骗得那么巧妙，你还会咬人，咬了人都不留下齿印。”他的嗓门虽不高，可我听得出，他的每一个字，都是从肺腑里蓄积了力量吐出来的。瞅着他阴沉的脸，望着他那双我不敢凝视的眼睛，我觉得事情很好玩儿。
我坦率地微笑了：“我在哪儿骗了你，又在哪儿咬了你啊？”
“你真会演戏，我算服了你啦！”他讥诮地道。
我越听越傻了：“我会……演戏？”
“瞧你，这会儿演得天真极了，可爱极了。”要是他换副笑脸，听了这句话，我会心动的，可他那张脸太骇人了。我不但笑不出来，我简直委屈得想哭。我带着几乎哭泣的颤音道：
“你……你到底要说啥呀？”
“你一定要戳穿吗？我来满足你，你跟我说，你把我的信毁了，我真相信了你。”从他的脸上，我头一次懂得形容词“咬牙切齿”是个什么模样，“可你把信交给了‘死猫儿’，让他背地里整我。你呢，装着没事人似的，还在墙报上写文章。你……我恨你，告诉你，我要报复！你记住，你会得到报应的，你们一家子都会得到报应的。你记住吧，牢牢记住吧！”
还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他陡地转身走了，走得很急很快，当时只因受到侮辱急于发泄，我真想赶上去骂还他，真想捶他几下。待到冷静下来，我才想到这件事情的真相，原来爸爸说把信留在他那儿，原来爸爸只是当着我的面显得若无其事，原来爸爸把信转给了老师，他直接进行了干预。这一来，沈老师为什么要我在墙报上写文章的含义深沉了，这一来，矫楠在老师眼里的印象是一落千丈了。奇怪的是，“死猫儿”抓到这一把柄，为啥不像对待郁强和余云那样在班上公开训斥呢？为啥他对我像啥都没发生过一样呢？我隐隐约约猜出一点了，很可能这是“死猫儿”同爸爸妈妈之间达成的默契，很可能这是他们为了爱护我的名誉。而矫楠呢，“死猫儿”当然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遭受到的批评和压力不会比郁强和余云小……
想到这些，我的脊梁上淌冷汗了。这不是我们愿意的结局，我把这件事想象得美好得多，也简单得多。事已至此，我又能怎么办呢？责怪爸爸，怨恨老师，都已经是马后炮了。再说，爸爸也好，沈老师也好，不都是为了我好吗，不都是为了爱护我的名誉嘛。像郁强和余云那样，把事公开了，两个人的名声也就跟着臭了。打死我都不愿意要这么个结果。
只是，在校舍走廊里，在教室里，我总有股愧对矫楠的情绪，总不敢坦然自若地瞅他那对阴沉的眼睛一下，只要他的身影出现，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回避开去。有多少次，我自己安慰自己，是初三下学期了，再难熬，也不过是十多二十个星期的事。毕业以后，萍水相逢在初三(7)班的这帮男女同学，都将各自东西，都将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谁还能碰到谁啊。况且，矫楠只不过是发狠地说说罢了，他并没对我怎么样啊，谅他也不敢。
谁能想得到呢，偏偏就在毕业前夕，来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家遇上了厄运。话恰恰给矫楠说准了，我们家遭了殃。
一阵粗吼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声声嚎叫掀起的喧哗中，我清晰地听到了爸爸的哀叫，凄厉难忍的哀叫。
我的毛发全在这一瞬间竖了起来，血都涌上了自己的脸。
对爸爸的忧心和关切压倒了我的恐惧，我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十九号大院，冲到二号小楼跟前。没等我跑进门去，头发蓬乱、满脸是血的爸爸被一帮人连拉带搡地拉下了楼梯，爸爸的脚步跟不上，还在半层上，一脚踩空，整个儿摔了下来，倒在楼梯脚下。
“爸爸！”我哭喊着扑上去。
没待我迈进门槛，我的肩膀被人重重地赏了一拳，痛得我一声锐叫，跟着又一拳打在我鼻根上，顿时，我的双眼金星迸飞，整个脸部疼得像揭了张皮，我不由得哭出了声。
哭泣时，我依稀听到有个人骂道：“你还敢上来，上来撕烂你的嘴！”
透过一双泪眼，只见一帮家伙团团围住了爸爸，有人的拳头雨点样落下，有人干脆用脚踢，还有人朝瘫在地上的爸爸吐口水。
“爸爸！”这时候我只是在心里嘶声喊着爸爸，尽管我的嘴也张开了，可我已不敢发出声，也发不出声了，震惊和恐怖似一条无形的绳索扼住了我的脖子。
“好了，别让这家伙躺着装死，把他逮走！”
随着一声命令，肆意虐待爸爸的那帮人簇拥着，像拖一口袋土豆似的，把爸爸拖出了十九号大院。
嘈杂的喧嚷随之渐渐远去，终于啥都听不见了。可我的头脑里还在嗡嗡轰响，还在一次又一次重叠地复现爸爸被毒打的惨景。我木呆呆地站在那里，小楼还是小楼，广玉兰还是广玉兰，生活中的一切却全变了。远远的，其他几幢小楼旁边，有人站在那儿朝我窥视，我不愿让他们看到自己挨过揍的脸，把目光收回来。门口台阶边的墙角，一滴浓浓的墨汁眼泪般垂吊在大字报边缘，滴落在墙角，又渐渐地凝成一滴。那墨汁是这样黑、这样浓得起腻。我不由得抬眼一望，啊！墙上贴着一张最后通牒：勒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宗竞常、殷晨芳一家滚出这洋楼深院。限期三天之内搬到瑞仁里六十四号底楼居住。若到期不迁，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我目瞪口呆地盯着这张勒令。瑞仁里，瑞仁里，那不是一条破破烂烂的弄堂嘛！班干部和团员熟悉全班每个同学家庭住址时，我去过瑞仁里同学的家，那是人住的地方吗？没有煤气，卫生设备是几户合用的。天哪，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在那个环境中怎么生活下去。怎么办？我怎么办？
爸爸被逮走了，妈妈被隔离了，哥哥恐怕早晚也要被红卫兵总部开除，家里只剩我同范阿姨两个人，哦，范阿姨也要走的，那些资本家，那些反动权威家的保姆、佣人、阿姨不都走了嘛，我一个人，我孑然一身，叫我如何搬家，叫我如何到瑞仁里去住啊！
“看，宗玉苏在那里！”一个尖脆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我刚转过半个身子，初三(7)班的一帮红五类子女，在团支书许小妹带领下，呼隆隆涌了过来，把我团团围在中间。
“这会儿该轮到我了。”我心头吓得“怦怦”跳，疑惧地瞅着许小妹那对虎虎有生气的眼睛，那只扁塌塌的朝天鼻子。我不想朝其他人望，不用瞧我都知道，也属红五类出身的矫楠，肯定也在这帮人里面。这下子，算是让他看到我的狼狈相了。
奇怪得很，这么一想，我倒稍微镇定下来。不，我不能让他看我的笑话。
“鉴于你家已成了黑七类，你就是个狗崽子！”许小妹用她过去对要求入团的同学上团课的声音，对我进行了宣判，“红卫兵团部作出决定，开除你的红卫兵资格。把你的红袖章交出来。”
我从裤兜里慢吞吞地掏出了红卫兵袖章。它还是新的，幸好我有先见之明，没把它戴在手臂上。当初只觉得我的袖章太宽太大，戴在臂上飘飘荡荡多出一块不雅观，我没戴它，心想有机会把它改合适一些再戴。现在倒不需要费这道手续了。
“狗崽子，她还傲哩！”
“叫她跪搓衣板，她就傲不起来了。”
我听到几个同学在许小妹身后议论，心又慌了。
许小妹把红袖章一把抢了过去：“听着，现在向你宣布命令。”
许小妹身旁闪出了杨文河，朗诵般朝我道：“命令狗崽子宗玉苏，明天早上必须到学校贴出认罪书，随后同其他黑七类子弟一起，集中在小礼堂请罪。”
“听见了吗？”许小妹陡地一声喝，还跺了跺脚。
我嘀咕了一句：“我……我认什么罪？”
“你心头清楚，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许小妹的口气刻薄极了，朝天鼻孔呼呼地出着粗气，“有人给你写情书，你还想藏着不交呢！你就认这个罪吧，腐朽思想的罪。”
我的头上像被人浇了一瓢烫水，猛地仰起脸来，只见十几张红卫兵参看第46页一张张熟悉的脸全在我眼前闪过……
的脸在我眼前晃动、晃动，许小妹冷眼斜望着我，杨文河居高临下盯着我，有人在冷笑，有人在点点戳戳，一张张熟悉的脸全在我眼前闪过，唯独没有矫楠那张我最怕见到的脸，没有。
那个时候，不要说在我们中学里，就是在堂堂高等学府，全国出名的大学里，也是明确规定不准许恋爱的……
当高材生郁强和漂亮姑娘余云逛马路谈恋爱的消息传开之后，当默不作声的矫楠曾给矜持高傲的宗玉苏写了封情书，并且打动了公主样的宗玉苏心灵的秘密，终于通过不知什么途径传到我们这些人耳朵里的时候，天地良心，我们这些少男少女都是怀着又妒忌又羡慕又幸灾乐祸的情绪看待这两件事的。
特别是对矫楠，我们这帮人都用讥诮、嘲弄的语言谈到他的失败，巴不得他落个这样的下场。这是符合我们“狐狸吃不到葡萄，却说葡萄是酸的”那种心理的。“文革”的浪潮初初掀起的时候，同学们一轰而起地杀上社会，“死猫儿”为了讨好学生，并以此表明自己是同小将们站在一起的，透露了不少内幕新闻：矫楠给宗玉苏写情书，宗玉苏把情书珍藏在枕边的书本里被父母发现，她的母亲携着情书专程来找班主任老师，详尽了解自己女儿在校的表现，还细细打听了矫楠的情况，要求老师对矫楠严格管教，但不希望将事情张扬开来，影响宗玉苏的声誉等等，都是“死猫儿”有意无意间讲出来的。他好像还摸透了我们这拨表面上对此事嗤之以鼻，内心里却不肯漏掉一个细节的同学们的心理，讲完以后郑重其事地道：
“这个走资派，她把我当成傻子了。从她那么详细地询问矫楠的家庭情况，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退一万步讲，宗玉苏真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矫楠要同她谈朋友，那也是痴心妄想。”
“死猫儿”这回是过于聪明了，他不晓得，在听他叙述这些事情的红五类子弟中，有一个人是矫楠的好朋友杨文河，仅仅只半天工夫，杨文河就把这些事儿告诉了矫楠。
在浊浪滔天、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类初中毕业班学生少男少女间的趣事，当然引不起人的多大兴趣。
但对矫楠的未来来说，对他个人的感情经历和命运来说，这事儿确确实实地起了难以预料的作用。
听了这件事，他想些啥呢，他遭受到什么刺激呢？
我们有意无意地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