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危机暗伏

  “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赣、粤,一省不全。”

  山下在晚饭之前打电话到周家,找秋子讲话;先问了周佛海的病情,然后表示,他可能已无须额外的护理,医院则亟须秋子回来照料。他晚饭后会来复诊,看情形再作决定,请秋子预先准备。

  这是个伏笔。所谓预先准备,就是让她作归计。秋子便将一些简单的化妆品、衣物,打成一个小包,置在一边。杨淑慧心知其意,装作不见。

  约莫8点钟,留着一撮仁丹胡子的山下来了,跟周佛海夫妇略作寒暄,随即取病历来看;然后一面诊视,一面发问,”睡得如何?”“何处不适?”周佛海已有默契,只拣好的说。

  “睡得很好最好,清晨4点钟那一次服药时间,可以取消。12点那一次,请杨太太照料。”

  “好!”杨淑慧答说:“我本来就睡得晚。”

  “有件非常失礼的事,要请杨太太原谅。医院里实在很忙;周部长不用特别看护也不要紧。我想,今天就把秋子带回去。”

  “怎么?”杨淑慧装得愕然地,”秋子小姐要回去了。”

  “是的。没法子。”

  “啊!先生,”杨淑慧照日本通常将教师、医生、作家叫作”先生”的称呼,很恭敬地说:“能不能让秋子小姐再照料几天?”

  “实在没法子;也实在没有这个需要。”山下又说:“好在很近,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打电话来。我想,不会有紧急情况。”

  “这可真是没法子了。”

  杨淑慧道声”失陪”,随即退了出来,取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酬金;另外有个很精致的小首饰盒,一起递了给秋子。

  “真谢谢你!一点小小的礼物,略表心意。请你不要推辞。”

  秋子打开来一看,双眼立刻发亮;盒子里是一枚铜圆大的胸饰;用红绿宝石,围着一枚3克拉大的钻石,镶嵌成一朵菊花。她从未拥有过如此贵重的首饰。

  “不敢;实在不敢领。太贵重了。”说着,秋子弯腰,双手捧还首饰盒。

  “不!不!秋子小姐,你不要客气。”

  “周太太,”山下从秋子手里接过首饰盒,插嘴说道:“她确是不能接受你的礼物;除了太贵重以外,另外还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菊花是皇室徽。”

  “啊!啊!这是我疏忽了。”杨淑慧接着又说:“不过秋子小姐,必须接受我一样礼物。”

  秋子不答,只看着山下,等候他的决定;等山下点头示可,她才说一声:“谢谢!”

  杨淑慧将她带入卧室,拉开梳妆抽斗;里面是各式各样的饰物,”秋子小姐,”她说:“请你自己挑。”

  秋子挑了一个白金的项链;链上系着一枚十字架。杨淑慧记不起怎会有这么一样饰物;只以自己并非基督教徒,所以从来不用。不道秋子会挑中它!

  等秋子跟着山下离去;冈田接踵而至。这里夜已深了,犹来见访,当然是有了辻大佐那方面的消息。

  据说,对周佛海下杀手,确有其事;下手的方式也决定了,希望造成一次飞机失事;或是撞车之类的”意外事件”。倘或这方面的机会不易找,仍旧是用暗算的手段;在药物方面动手脚,不过不会像对付吴四宝、李士群那样彰明较著地下毒。

  听得这一说,周佛海连对山下都怀疑了;冈田也劝他说道:“你不妨找个可靠的中国大夫看看,不必一定请教山下。”

  周佛海点点头,不愿多谈这一点,只问:“至今未曾动手,是不是因为最近生病,不大出门;所以无法产生意外事件?”

  “那倒不尽然。他是还在做向东京交代的工作。”

  “向东京交代什么?”

  “要把你种种必须作断然处置的证据收集起来,应付军部、政府、重臣、元老;证明你确有取死之道。”冈田又说:

  “这部份的工作,据说已接近完成阶段了。”

  然则周佛海的一条生命,已有朝不保夕之势;他一下子又激动了,”我倒不一定怕死,不过这样死法,我是不瞑目的。”他说:“至少也要同归于尽。”

  “你不必这么想。事情并不到那种无可挽回的地步。我正在替你筹划一条釜底抽薪的路子。”冈田又说:“我正在摸他的底细。”

  “听说他跟樱社有关系。”

  日本少壮军人,凡有野心的都喜欢秘密结社;樱社是其中最有力的一个,成立于九一八事变那年,核心分子是桥本欣五郎、根本博阪田义郎,田中清等人,当时准备发动政变,出动第一师团,包围国会;推举小矶国昭、建川美次两少将,胁起议员提出对现内阁不信任案。同时推出代表,分谒闲院宫亲王,西园寺公爵,奏请皇命,由现任陆相宇垣一成组阁。

  此一预定于当年3月20发动的政变,由于宇垣一成考虑到后果严重,勒令小矶少将停止进行而”胎死腹中”。少壮军人异常愤慨,因而导致了解决满蒙问题”国外先行论”的抬头;他们的说法是,希望在国内出现有力的内阁,制订强硬的对华政策,是件不可能的事,只有在当地藉端挑衅,造成出兵的既成事实,迫使军部支持、内阁承认。九一八事变,就是在那种论调下酝酿而成的。

  “不一定是樱社。”冈田答说:“如果是樱社出身,问题则容易解决,小矶国昭大将,现任朝鲜总督,我可以跟他说得上话。”

  悄然低语之时,冈田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个小锦盒,不经意地掀开一看,视线立即被吸住了。

  “好华丽的珍饰!”

  “原是内人要送给秋子的。”周佛海看着山下交来,杨淑慧还未及收藏的那枚钻石胸饰说道:“秋子不肯收;山下也不许他权。”

  “为什么?”冈田很注意地问:“是因为太贵重了?”

  “还有一个原因;山下说这玩意的形状,像日本皇室的徽章,非平民所宜用。”

  听得这话,冈田忽然双眼乱眨,是心里有个突发的念头,必须赶紧捕捉的神情。

  周佛海觉得奇怪,不由得问说:“你想到了什么?”

  “这东西或许有点用处。”

  “那你就拿走好了。”周佛海毫不迟疑地回答。

  虽然周佛海并没有问到用处;冈田却不能不作说明,”我可以找到一条皇族的内线。”他说:“只要有一位殿下肯出面,不管直接、间接,都会发生很大的力量。”

  这话在周佛海是能充份领会的。日本皇族——昭和天皇和叔父及兄弟,都有军阶;甚至服过军职,担任过战地指挥官。

  军阶最高的是现为伊势神宫”斋主”的梨本宫守正,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是陆军元帅;其次是东久迩宫稔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陆军大将担任防卫军指挥官;他们弟兄3人,都是将官。但对少壮军人的影响力,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皇族的身分;像昭和的胞弟,高松宫宣仁是海军大佐;三笠宫崇仁刚刚才升陆军少佐,但如果他们肯为周佛海缓颊,辻大佐一定会卖帐。

  “这些路子能够走得通,确是既方便、又快捷;不过事不宜迟,而且要隐秘。”

  “那何消说得!”冈田想了一下说:“明天来不及;后天我飞东京。顺利的话,一星期就可以有结果。”

  在这一星期中,金雄白天天都去探病;看到秋子的踪影已经消失,知道接纳了他的建议。此外的情况,周佛海不说;他也不便问。

  直到他预备回上海,到周家去辞行时,周佛海才向他说:“你说的事不假;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

  看他说这话时,神态轻松,语气自然,金雄白知道不是故意宽他的心的话;很想了解危机消失的经过,但周佛海闭口不谈,亦就无法。

  “你回上海,请你到盛老三那里去一趟;说我谢谢他。”

  金雄白如言照办,回上海的那天,深夜到金神父路去访盛老三;那时是他一天精神最好的时候。

  “佛海特为要我来向你道谢。”金雄白又说:“以后如果有什么消息,仍旧要请你多关照。”

  “佛海先生的手腕确实高明,病在床上,居然能把这件事由大化小;由小化无。你请放心,暂时是没有事了。”

  不说还好,说了反而使金雄白不能放心;”暂时”无事,总归有事,不知什么时候再发作?他又玩味盛文颐的话,所谓”由大化小,由小化无”,自是包含着一段曲折的过程,可惜不能开口去问,因为盛文颐总以为周佛海一定告诉他了,如果一问,盛文颐会误会他跟周佛海之间,还是有隔阂的,以后他说话就有保留了。

  这时听差来请用消夜;小餐厅中,只有主客2人,一面喝高丽参泡的白兰地,一面谈平时局。盛文颐在东京方面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有些秘辛是连周佛海都不知道的。

  照盛文颐的说法,挑起十二-八这场看来已成为日本灾难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木户内大臣,要负很大的责任。

  太平洋战争之前的两个月,日美交涉形将破裂时,日本的陆海军,对是否与美国开战这个问题,发生了暗中对立的情况;陆军强硬,而海军不希望打,但为了面子,不肯明言;不管是阁议、大本营与政府的联席会议,乃至御前会议,总是将”烫山芋”抛给近卫,说听任总理大臣裁断,近卫第一次组阁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已颇痛心,当然不愿再发生日美战争。无奈海军的态度欠明朗,便无法软化陆军的立场,所以苦闷万分。

  后来,陆军终于了解了海军真正的态度;陆相东条便托人向近卫进言:“海军不愿作战,如果早日表明,陆军当然可以考虑;只将一切责任推向首相,实为遗憾。陆海军的态度,既不一致,则过去在御前会议中所作的,陆海军一致同意的作战指导纲领,自然全部要推翻了。目前除了内阁总辞,一切有关和战大计的拟订,从头开始以外,别无他途。在他的立场,未便当面请求首相辞职,所以只能间接进言。同时希望首相推荐皇族组阁,因为陆海军意见不一致,唯有皇族凌驾于上,才能笼罩全局。陆军方面的意见,并认为以东久迩宫为未来首相最理想的人选。”继任首相的产生,惯例先由现任首相与内大臣研究,获得一致同意的人选后,向元老及曾任首相的所谓重臣征询意见,如果没有人坚决反对,即由内大臣先面奏天皇,再由现任首相正式推荐。因此,近卫在了解陆军的意向后,立即跟木户见面;哪知木户对组织皇族内阁之说,大不以为然。

  结果木户支持东条组阁。消息一传到华府,美国认为这是日本不辞一战最强烈的暗示;对于日华交涉,能够获致协议,已不抱任何希望。不过,华府没有料到,日本发动战争会这么快。

  “木户这个人,我也见过;看上去文质彬彬、书卷气很重,其实是个喜欢弄权的阴谋家。由于他在天皇面前,特殊亲近的地位,可以口衔天宪,操纵一切。东条跟他是有勾结的,托人转达的那番话,目的无非倒阁而已。如果真的由东久迩宫组阁,日美开战,十之八九是可以避免的。”

  “光是军阀,成不了大事,也闯不出大祸,中外都是一样的。”金雄白不胜感慨地说,”中日两国搞成今天这种局面,都是因为有好些自以为可以操纵武人的政客主政。”

  “一点不错。”盛文颐突然问道:“你对汪先生的看法如何?”

  这话很难回答,因为汪精卫的复杂性格,很难用一两句话形容得恰到好处;沉吟了好一会说:“汪先生似乎天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你我的看法差不多。有位当代鼎鼎大名的文学家,说汪某确是美男子,如果他是女人,一定倾心而事。我也有同感。凡是跟汪先生接触过的,很少没有不为他的魅力所吸引的;此公真是政界的尤物。雄白兄,我这样说汪先生,不大尊重吧?”

  “稍涉不庄,却颇深刻。我倒很欣赏这个政界尤物的说法。”金雄白又说:“话好像还没有完,请说下去。”

  “皇帝背后骂昏君,关起门来只有我们两个人,说得刻薄一点也不要紧。自古尤物,皆是祸水;汪先生这个政界尤物,亦不例外,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他自己呢,到头来终恐不免红颜薄命之叹!”

  这番议论,初听只觉新颖;多想一想,却有惊心动魄之感,汪精卫果然是祸水,凡是跟他密切合作过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就以这次自重庆出走来说,一到河内,便送了曾仲鸣的命。如今日本败象已露,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句口号,看起来十之八九可以兑现;到那时国民政府通缉有案的人,恐怕凶多吉少;岂非都是追随汪精卫惹来的”祸水”?

  这样一想,不由得发生一种好奇心;以盛文颐的深于城府、工于心计,想来对自己的将来,一定想过;不知如何安排?

  于是他说:“盛先生,我姑妄言之,请你姑妄听之;倘或日本失败,你是如何打算?”

  “我何必作什么打算?”盛文颐答说:“像我这样,死了还不值吗?”

  金雄白没有想到,他居然如此旷达;一时倒觉得无话可说了。

  “你这话应该去问邵小开;他是早有打算了。听说他家养了共产党在那里。”

  “邵小开”是指邵式军;他居然会想到跟共产党勾结,这在金雄白是将信将疑的。

  正等作进一步追问时,盛文颐换了话题,”雄白兄,”他问:“你跟罗部长的交情很深,是不是?”

  这是指”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金雄白跟他早就不但神离,连貌都不合了;但毕竟曾有金兰之交,如果照实而言,会让人讥笑,如此异姓手足!因而含含混混地答说:“也还不错。”

  “既然交情不错,我有一件小事奉托;舍亲有一件与人争岂不争财的案子,在苏州打第二审的官司,听说对方在法院里用了钱,希望罗部长能查一查。”

  “好!”金雄白慨然应诺;因为他知道罗君强最喜欢管这种事,有把握可以替盛文颐办到,”是怎么个案情,请你说一说。”

  “我也不怎么弄得清楚,不过舍亲的理不输,我是知道的。有个节略在这里,请你带了去转交罗部长,一切都明白了。”

  金雄白接过节略,也没有兴趣去看它;第二天到报馆,打电话一问,恰好罗君强已到了上海,随即驱车相访。

  “我也正想邀你来谈谈。”罗君强说:“我实在须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今天重申前请,你肯不肯屈就?”

  罗君强以前曾约他当”司法行政部”的政务次长,金雄白没有接受;如今”重申前请”,仍旧无法使他满意。不过正有求于人,不宜一口拒绝。

  “兹事体大,容我考虑以后答复。”

  “什么时候可以考虑好?明天行不行?”

  “明天晚上好了。”金雄白急转直下地说:“今天来有一件事托你。这件事也是司法行政部长份内应办的事;是关于整饬司法风气。我有个节略在这里,你一看就明白了。”

  “行!你交给我就好了。”

  刚谈到这里,又有人来访,是”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陈秉钧;他也是金雄白的熟朋友,一起坐亦无妨。

  “部长,我来报告逆伦案的执行情形。”

  听这一说,金雄白更要坐下去了。因为华美药房徐老二弑兄案,就是由他的《平报》所揭发的,这件案子徐家弄巧成拙,到得罗君强一当司法行政部长,他是《老残游记》中”曹州太守”——庚子拳匪之乱,罪魁祸首之一的毓贤一流的人物;徐老二就算死定了。

  原来初审判的是10年有期徒刑,徐家自然放弃上诉,不道罗君强一上任就用电话指示原承办”检察官”以处刑太轻,提起上诉。这个晴天霹雳,震得徐家不知所措;所请的律师亦计无所出,唯有用老法子,让徐老二在庭上死不开口。即令如此”高院”仍旧仰承罗君强的鼻息,由10年徒刑,改判死刑。

  在此以前,徐家已知大事不妙;抢先一步,跟”最高法院”打通了关节,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那知罗君强另有先发制人的手段;在”行政院会议”中,公然质问张”院长”说,外间有”最高法院”受贿的谣言,此案将改判无期徒刑,请问张”院长”是否已有了这样的决定?

  做到”最高法院”院长,当然精通法律;认为罗君强问的话,根本外行,便用”哪里谈得到我来做决定;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不容干预”的话,将罗君强的质问,原封不动,顶了回去。

  但问题是,理论归理论,事实归事实;汪政府的”法院”,没有一个”院长”不是平头”法官”的。所以罗君强碰了个钉子,恨在心里,专找张”院长”的麻烦;这也是很伤脑筋的事,结果仍然屈服,维持了二审的判决。

  徐家自然不肯死心,活动”非常上诉”,”再审”都没有成功。徐老二则在监狱里装疯,撞壁寻死;于是只好将他从提篮桥监狱移到原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监狱,那里面只有一间有特殊设备的牢房,俗称”橡皮牢监”,顾名思义,可知它的作用。

  “执行是在漕河泾监狱……。”

  徐老二判的是绞刑;据陈秉钧细说执行的情形是:将徐老二提到监狱空地上,双手反绑于木桩,头上套一支皮包。哪知一直不开口的徐老二,到此时突然大喊:“冤枉啊!救命啊!”将”法警”吓一大跳。

  当然,喊破天也没有用的。当时”法警”用一根中间缚了一段横木的特号琴弦,扣除徐老二的颈部,转动横木,后紧弓弦,绞徐老二眼睛泛白时,随即松弦;等他长长透过一口气来再绞,这样三收三放,徐老二已经停止呼吸,腹部却隆然如孕妇;”法警”提起脚来,猛扫一腿,徐老二放了个”平身炮”方始脱离苦海。

  这些经过,听得金雄白毛骨悚然,心中作恶,等陈秉钧报告已毕,告辞而去,他的心情仍未能恢复正常。

  罗君强却是神态自若,斜睨着金雄白笑道:“这条命,雄白你知道怎么会送掉的?”

  这等于当头棒喝,金雄白不由得就回忆到事发之初的情形;而罗君强不等他回答,便已往下说了。

  “是我跟你两个人合送的。你我应该各负一半责任。不是你在报纸揭发这一起案情,徐家本来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大事化无,做得差不多了。”罗君强又说:“如果不是我坚持依法惩处,徐家有的是钱,捕房可能不会上诉,张院长也可能从轻改判。所以说,送了徐老二这条命,我与你应该各负一半责任。”

  语气好像忏悔;而神情却是得意。金雄白,真不明白罗群强的情形,何以会如此乖谬?于是,想起托他的那件事,顿生警惕;已经作了一次孽,不能再作第二次孽!

  “我现在要郑重声明,刚才我交给你的那件节略,并不是说,一定要请你照办;是非曲直,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我相信你会很公正,真是真,假是假,会细心去查真相。如果这件案子的法官没有错,我决不希望你为了卖我的面子去办他;倘或错了,也希望采取适当的纠正手段,不可苛求,免得我良心不安。”

  “你放心,你放心,我持平办理就是。”罗君强又问:“你回到上海以后,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哪一方面的?”

  “重庆方面。”

  “听说委员长要跟罗斯福、邱吉尔会谈。”金雄白说:“中国的国际地位确是提高了。”

  “是啊!”罗君强很起劲地说:“现在是我们要加紧活动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苦心维持的情形,一定要让委员长知道。雄白,你军统方面的关系很够,能不能替我也介绍一两位要角?”

  “我哪里谈得到关系很够?不过随缘助人,行心之所安而已。”

  “老朋友,你不说实话!”罗君强似乎不悦,”你有办法是你的;我又不会抢你的关系,何必如此!”

  金雄白不作声,只是报以苦笑,然后起身说道:“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不过,说实话,有时候我晚上也不大睡得着,前途茫茫,须早为计。”

  说完,金雄白不再作品刻逗留;留下罗君强一个人在想心事——最大的心事,自然是抗战胜利在望;”和平”破产。搞政治成则为王,败者为寇,而且不但是”人”;”事”的性质,亦随成败而转移。”和平”如果成功,可以说是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一失败就成了卖国的丑行。卖国是死罪,这个罪名如何担当得起?

  他心里在想,任援道早就有电台,而且有军统的密码本,周佛海亦复如此;甚至陈公博都已经有了电台。虽然日本人找麻烦,很伤脑筋;但有电台在手里,能跟重庆联络,毕竟是一大保障,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设法弄成功。

  一面动脑筋,一面随手拿起刚送到的晚报来看,入眼绝大的标题;正是记的徐家老二伏法的经过,强调杀人者死以及伦理之不可破坏;赞扬”罗部长”的”铁腕”,为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官员所不及。罗君强大为陶醉;在飘飘欲仙的感觉中,突然来了灵感。

  他在想,蒋委员长一向主张制订约法;约法就是宪法,可见得讲民主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而且蒋委员长一直尊重有社会地位的人;也一直重用有才干的人。如果能够表现非凡的才干;造成一种人人称赞的社会地位,等不久的将来,沦陷区一光复,不但可免除汉奸的罪名;还可能被重用。

  这个想法,使得他很兴奋;同时对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的技术方面,也有了个初步概念,要做一个现代的包龙图;找个最难治理的地方,搞得它弊绝风清,自会造成绝大的声望。

  罗君强的想法,渐渐成型了。最难治理的地方,莫如上海;不搞则已,要搞就在上海搞。

  “上海市长”陈公博,下辖7个区;自法租界收回,改设第八区,区长便等于法租界工部局的总董,因此逐鹿者,不计其数;其中有背景特硬的,起码也有3个到5个。给了这个,不给那个,势必得罪于人;最后只有一个办法,由陈公博自己兼任”第八区区长”。”秘书长”亦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赵叔雍兼任。

  那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势,可以逼迫陈公博不能再干上海市长?这就连罗君强自己都无法设想。不道冥冥中自有安排,居然有这样一种情势出现的可能了——汪精卫旧创复发;需要陈公博经常在南京,代理他的职务。

  汪精卫的创伤,发生于民国24年11月1日,五中全会开幕式既毕,全体摄影以后,突然被刺。由于蒋委员长未参加照相,以致陈璧君起了严重的误会;蒋委员长下令限10日破案。凶手虽因伤重毙命,但幕后指使者,毕竟于10日内现形;只是案子虽破,案情并未公布,因为是汪精卫一伙人的”窝里反”;只要陈璧君知道错怪了蒋委员长就够了。

  “区长”以官阶而论在荐委之间;”市长”是简任;陈公博另外两个衔头,”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是特任;而”立法院院长”是选任,因此有人做了一副谐联,上联是”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下联是”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罗君强心想,要取陈公博而代之,自己还不够资格,最好的安排是说动周佛海兼”上海市长”,自己以”秘书长”的身分掌实权。

  当然,这不是容易实现的事。摆在眼面前的问题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肯不肯干?二是陈公博肯不肯让?经过反复研究,别有心得,问题实在只是一个,不必问周佛海肯不肯干;也不必问陈公博肯不肯让,如果能出现一种情势,逼迫陈公博不能再干上海市长,那就非周佛海来接替不可;因为事实明摆在那里,除了周佛海,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上海市长。

  当时汪精卫身被三枪,一穿左臂而过;一伤左腮;一由臂部再射入背部。送入鼓楼中央医院,由卫生署长刘瑞恒亲自施行手术,只取出了左腮部的碎骨与弹片;背部夹在脊椎骨第五节的那枚子弹,送到上海请留德骨科专家,宋子文的表兄牛惠霖开刀,亦未能取出。

  当时牛惠霖曾说,弥留背部,一时并无大碍;但十年以后,子弹中锈;锈毒入血,可能危及生命。结果到第8年——自民国24年至民国32年,牛惠霖的”预言”,开始应灵了。

  这年从8月里开始,汪精卫就感到背部时常发痛;渐渐蔓延至胸部及两臂。到得12月里,情况显得相当严重;日本军医提出警告:倘非作断然处置。性命不保。

  所谓”断然处置”便是再一次开刀,将极可能已生锈的子弹取出来。为此,陈公博、周佛海召集要员开了一次会;最后由陈璧君决定:接受日本军医的建议。

  于是,由日本军医部队的长官,本为外科名医的近藤亲自操刀,果然,名下无虚,当时刘瑞恒、牛惠霖束手无策的那颗子弹,近藤只花了20分钟,就把它取了出来;手术经过,据”公报”中说:“极为良好。”

  初期的情况,确是很好;但诚如牛惠霖所说,锈毒已渗入血液,所以在开刀以后的三星期,寒热复作,创痛再发,一病倒就岂不得来;经常须召陈公博进京,”上海市政府”的大权,落在”秘书长”吴颂皋手里。

  这吴颂皋是周佛海的儿女亲家;看出陈公博势将常在”中枢”,便托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向陈公博进言,希望”徐庶走马荐诸葛”,保他继任。陈公博拒绝了;他心目中早有了”荐贤自代”的人:周佛海。

  这样迟延了两个月,汪精卫的病体,益发不支,召集中日名医会诊,断为”压迫性脊髓症”。日本方面的意见,认为仍须开刀割治。但手术相当麻烦,且须绝对保持安静,倘在南京,自不能完全摆脱公务;所以坚决主张,应该送到东京去作彻底治疗。

  彻底治疗能不能痊愈呢?没有把握;甚至五十对五十的成败比例亦不到。因此,便有了两派主张,一派赞成,送日治疗,痊愈虽无把握,至少有希望;一派反对,而原因却只意会,汪精卫要死也应该死在中国。

  但不管赞成、反对都无用处,只有陈璧君的主张才管用。她决定将汪精卫送到日本;时为民国33年3月3日。在用担架抬上专机以前,力疾作书:“铭患病甚钜,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佛海、公博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写完重看,将”佛海、公博”的名字勾了过来;确定了陈、周在汪政府中的地位。

  于是陈公博以代理”主席”的身分,提名周佛海接任”上海”市长;而周佛海却不愿继任。此举多少出乎陈公博的意外,自然要追问原因。

  “我的事够多了;上海的情形又如此复杂,若非全力以赴,鲜有不愤事者。我怕顾此失彼,甚至两头不讨好,不如慎之于始为妙。”

  周佛海说他事多,自非虚语,财政经济不必说,对日外交亦大部分由他主持;此外还掌握着一个实力相当坚强的税警团,同时各地”和平军”的首脑,如孙良诚、吴化文;以及为了防备共产党,特派军人担任江浙两省省长的任援道、项致庄,有事亦都要跟周佛海商量。这些陈公博都很明白;问题是,除了周佛海,更无第二个人能够接替。

  “我也不是最适当的人选。”周佛海问道:“你总听说过传得很盛的流言,说日本失败以后,对上海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处置?”

  “你是说,日本如果失败,不惜毁灭上海来泄愤的流言?”陈公博答说:“既谓之流言,自然不必认真。”

  “不然,既有这样的流言,表示日本方面将采取比较以前严格的措施,来对付我们的地下工作;我又恰恰处在这个敏感的职位上,日本一定事事掣肘,使得我原来的地下工作,更加困难。”

  这倒是实情,但陈公博没有第二个人可派任上海市长,也是实情。反复磋商,决定向重庆的军事委员会请示。

  除了他直接发电以外,周佛海又特地找了金雄白来;因为周佛海要跟蒋委员长私人的代表蒋伯诚商量,而期间的联络人是金雄白。

  衔命密访的金雄白,说明来意后,蒋伯诚毫不迟疑地答说:“上海的地位如此重要,佛海当仁不让;而且手下有直接指挥的税警团,无论人数、装备、训练,都可以跟日本在上海,争一日之短长,所以有佛海坐镇,将来反攻的配合方面,非常有利。我立刻打电报去请示;请你转告佛海,即便一时不肯担任,也决不要谢绝,免得将来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