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朝拜东京记实。
听得徐采丞细说了经过，金雄白亦深感欣慰。对于徐采丞请他代为向周佛海要求，能给予充分的支持，自是一诺不辞。
“不过，这几天因为汪先生经满洲到日本去了；周先生要在南京照料，我一时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不要紧，不要紧！”徐采丞答说：“公司还刚开始筹备，实际业务开展，还早得很。”
机会很巧，就在第二天，金雄白接到周佛海的长途电话，希望他到南京去一趟；说有事需要当面谈。
于是金雄白搭卧车到了南京，下车还是清晨，便一直到西流湾去看周佛海；见了面他第一句话是：“今年是满洲国建国10周年纪念。”
金白雄以为是要写几篇文章捧场；那也是免不了的事，只得漫然答一声：“是的。”
“政府派出了好几个代表团，去参加庆典，同时举行各种会议。有一个叫做东亚操觚者大会，其实就是新闻记者大会；我认为你应该参加。”周佛海从容不平地说：“手续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请你准备动身。”
金雄白大出意外，也大感不快；认为周佛海不应该预先不征求他的同意，因而神色凛然地答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惟有在满洲国的名义之下，我绝不愿意去。尽管政府有不得已的苦衷，要跟伪满交往；可是我不能做出违背我自己良心的事。请你改派别人吧！”
周佛海颓然倒在椅背上，好半天才说了句：“你不了解我的苦心！我是考虑了好几天才决定的。”
这话更出金雄白意外，本以为他是未经思考，随便作的一个决定；此刻道是”考虑了好几天”；又说有”苦心”，倒要仔细听听。
“那里，汪先生去过了，我也去过了；不过我们去，在固定的日程下受招待，所看到的是关东军可以让你看的东西。现在你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分去，行动比较自由；我希望你仔细观察一下，东北同胞在异族压迫之下的生活实况。我担心日本将以统治东北的手段来统治我们，需要先到那里看一看，好作准备。”说到这里，周佛海有些激动了，”雄白，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那里即使是地狱，是火炕，你也要去一趟。”
“去了有什么用？看到，听到的，回来又不能发表。”
“这你错了！如其可以发表，或者等到可以发表的时候，满洲就不是现在的状态，很可能国已不国，那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段话驳他不倒；但如纯粹作为一个”观察员”，并不一定要他去，能胜任的人很多。
当他把这番意思表达以后，周佛海叹口气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我拉你加入和平运动，可能已毁了你的前途；这次再去参加他们的庆典，也许更不为人所谅。不过日本统治下的东北，究竟如何，是有必要去看一看的。我想不出有什么人可以代替你的观察力，不知道你能不能勉为其难？”
说到这样的话，金雄白只好同意。辞出周家，到”宣传部”联络好了，先回上海整理行装。3天以后，这个”代表团”已经在津平路的蓝钢车上了。
这个”代表团”有个联络官，是”满洲国驻华大使馆”的高级职员，名叫敖占春，相貌冷酷，不大容易使人亲近；金雄白怕他是特为派来监视的，更存戒心，上车以后，跟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车道尚未完全修复，勉强可以通行的黄河铁桥，速度极低；金雄白为了想仔细看一看莽莽中原，今昔异势之处，特地走出车厢，站在入口处，两手把着扶手，纵目四顾，正当感慨丛生时，听得有人在他身后喊：“金先生！”
金雄白回头一看，想不到的是竟从未交谈过的敖占春；他的面目本来可怕，此时更觉阴沉可怕，因此金雄白漫然答应一声，连一句”有何贵干”都懒得问。
那敖占春瞪了他一会，忽然用粗鲁的声音问道：“你为什么要去庆祝满洲建国10年？”
金雄白的天性宁吃暗亏，不吃明亏；有人用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发问，他直觉的反应，便是以同样的态度回敬。当下傲慢地答说：“因为知道那里是活地狱；所以趁现在要去看看人间地狱的真相。”
一听这话，敖占春脸上，立刻有两行热泪挂了下来；金雄白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的手已经伸了过来。金雄白也是直觉的反应伸出手去，发觉他的手心很烫，必是体内的热血在沸驰了。
当时没有交谈，敖占春放下了手，走了开去。但再一次见面时，金雄白觉得他的面目亦并不如何可憎，至于语言，那是更有味了，他还说了一个灯谜叫金雄白打；谜面是”汪精卫访溥仪”，打电影片名一。
金雄白怎么猜也猜不中，最后是敖占春自己公开了谜底：“木偶奇遇记”。汪精卫和溥仪，都是日本军阀炮制的傀儡，自然是”木偶”；说到”奇遇”，却有一段来历。
原来汪精卫在宣统年间，曾行刺过摄政王载沣；而载沣正是溥仪的生父，虽刺而未中，毕竟也是杀父之仇。不想30多年以后，溥仪会以”国宾”之礼，欢迎不共戴天的仇人，岂非不是”奇遇”？
这是最近流行在平津的一个笑话；敖占春又谈了一段故事，却不是笑话了。据说汪精卫到达”新京”——长春，日本军阀为他安排了一次对”满洲全国”的广播。汪精卫上了电台，开口说道：“我们，过去是同胞，现在也是同胞；将来，更一定是同胞。”
意在言外，可以作多种多样的解释；因此，满洲的热血青年，受了这几句话的激励，重新激起了一股抗日的暗潮。金雄白这才明白，怪不得敖占春起初的误会，会表现得那么严重；相形之下，此刻如果真的是去庆祝”满洲国建国10年”，那就太对不起满洲的热血青年了。
到得”新京”，代表团住在位于闹区的”第一旅馆”，招待得极其周到；但监视得很严。金雄白的交游甚广，许多老朋友看到报上登得有他的名字，纷纷前来拜访；但久别重逢并不能畅所欲言，尤其是两个以上的客人时，彼此都只谈些不着边际的废话；而到单独相处时，有的道苦经；有的提出警告，行动要小心；有的要托带不能形诸笔墨的口信。金雄白也才知道，沦陷区与”满洲国”，虽同在木偶统治之下；但前者的同胞比后者的同胞，实在要幸运得多。
第一旅馆有个侍者名张桂，总是等金雄白房间中没有人的时候，找个借口来搭讪，东问西问地希望了解关内的情形。金雄白起先以为他是奉命监视的特务，不免存有戒心；后来转念一想，自己不正是接受了周佛海的委托，来了解东北实况的吗？现在有此机会，为何交臂而失？同时又想到，自己的身分是新闻记者，向人发问是天职；有此职务上的便利，更不妨多问、细问。
于是，他一改态度，等张桂再来时，他很客气地说：“你请坐！”
“不敢。金先生，我站着很好。”
“不！”金雄白说：“你坐了下来，才好细谈；我要跟你谈的话很多，站着不方便。”
听这一说，张桂又考虑了一会，走过去将房门闩上；才走回来说：“恭敬不如从命。我斗胆了。金先生有什么话，尽管请说。”
“我想了解一下，日本人统治东北的情形。请你相信我，尽管跟我说。”
“东北老百姓的苦，一言难尽。总而言之一句话，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金先生你看！那国旗。”
“国旗”是两面，上面是太阳旗，下面是”满洲国”的国旗；金雄白倒想起一个从一到”新京便发生的疑团，正好向张桂求取解答。
“这两面国旗为什么缝在一起呢？”
“这正是东北老百姓受压迫象征。凡是挂旗，如果有两根旗杆，上首的一根挂日本旗，下首的一根，挂我们的旗；倘若只有一根旗杆呢，必是先挂日本旗，再挂我们的旗。大家为了方便干脆把两面旗缝在一起。”
“日本人有双重国籍，能占点什么便宜呢？”
“太多、太多了。譬如说吃饭吧，大米只有日本人跟满洲国的特任官本人能吃；我们百姓只能吃文化米。”
“什么叫文化米？”
“就是高粱米。”
“什么样子我没见过。”
“金先生是贵宾，自然用大米招待。”张桂说：“高粱米的味道，金先生是尝不得的，多少南方人说高粱米无法下咽；可是不能吃，也得吃。我们土生土长，叫没法子；南方好好的，干麻到这里来。”
“你说特任官本人才能吃大米，那么他的部属呢？”
“吃文化米。那怕像国务总理张景惠，跟他太太一起吃饭，也是不同的两种米。”
“这倒也公平。贵为总理夫人，一样也吃文化米。”金雄白苦笑了一下又问”你们的皇上呢？总很优待吧？”
“提到我们皇上，话可多了——”
张桂口中的”皇上”，即是”满洲国皇帝”溥仪。他的名义，最初叫做”执政”，直到1934年，才由于日本军部为了便于利用名义，才支持他成为”皇帝”。
溥仪一做了皇帝，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谒陵”。清朝从顺治入关以后，才有东、西陵；在此以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葬在辽阳，以后迁到由沈阳改名的盛京东南，称为”东京陵”；太祖本人葬在盛京东北，称为”福陵”；太宗皇太极葬在盛京西北，称为昭陵。除了四时大祭以外，每逢新君登极，必奉皇太后出关谒陵；尤其是谒太祖的福陵，更为郑重。
清朝的家法，只有4个字，叫做”敬天法祖”。溥仪从小便有极深的印象，所以初出关时，便想谒陵；但为”大臣”所谏阻，理由是现在的名义，还只是”执政”，列祖列宗并无此名号，与”法祖”的深义不符。溥仪想想也不错，只得暂且忍耐。
如今做了”皇帝”，宿愿得偿，溥仪自认平生第一快事。他的堂兄溥儒做过两句诗：“百死唯余忠孝在，夜深说与鬼神听”，这是胜国王孙莫大之悲哀；而自己呢，谒陵时要命”南书房翰林”好好做一篇说文，当初皇位从自己手里失去时，尚在冲龄；现在毕竟又”光复”了”神气”。列祖列宗在天有灵，谁不夸赞一声：“好小子！”
那知正当兴致勃勃之时，在安排”出警入跸”的谒陵行程时，溥仪的克星来求见了。
他的这个克星当然是日本军人，官拜大佐，名叫吉冈安直，本职是关东军的高参，派在溥仪那里做顾问，名义称为”御用挂”。吉冈安直是标准的”东洋小鬼”，一肚子的诡谋；本来派在天津时，不过是一个中尉，跟溥仪及他的胞弟溥杰相识。后来调回国内，在士官学校当教官；溥杰在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毕业后，转入士官学陆军；吉冈与他有了师生之谊，便多方笼络，大套交情。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目的在于登龙。
原来，日本军方在”傀儡”登场后，派过好几个”牵线人”，却都不安于位，主要的原因是所派的人，与关东军并无渊源，凡事扞格，只有知难而退。吉冈很想当这个”牵线人”，但亦深知，非先拉上关东军的关系，取得关东军支持不可。因此，利用与溥杰的关系，向关东军游说；说他与溥仪兄弟如何熟识，如何言听计从，如果能把他派到溥仪那里做顾问，他必可照关东军的意思，影响溥仪，俯首听命。
关东军被他说动，便派为高参去做溥仪的”御用挂”；官阶亦由尉官保升至构成为日本陆军骨干的大佐。吉冈感恩图报，十分卖力；不论大小事务，都要干涉；溥仪接见”臣下”时，他必陪侍在旁，俨然是唐朝”领侍卫内大臣”的身分，而权力超过不知多少倍。
吉冈与溥仪能够直接交谈，因为吉冈会简单的”皇军式”华语，又略谙英文；溥仪跟他用”皇军式”的华语如果讲不通，可藉助于英语单字，沟通思想。
“听说陛下要去祭祖拜陵；这个，”吉冈开门见山地说：“陛下，不行！”
溥仪大为惊诧，还怕自己没有听清楚，又问一句：“什么的不行？”
“拜祖祭陵的不行！”
“为什么不行？”溥仪脸都气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陛下不是清朝的皇帝，是满洲国的皇帝。”
“这有什么分别？我大清朝本来就发祥在满洲。”
“不是！不是！清朝由孙中山先生推翻了。陛下现在是住在满洲的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的祖陵，会引起误会。大大的不可以！陛下明白？嗯！”
溥仪还真不明白，自己还会做了日本跟朝鲜人的皇帝。不过吉冈似乎也言之有理，得要另外找个理由。
这个理由不难找，”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他说：“自然可以去祭爱新觉罗祖先的陵墓。”
“爱新觉罗的子孙，大大地多；派别的子孙就可以。”
溥仪语塞，结果只好打消了谒陵的计划，关起门来祭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
以后，事情发展到不但不能公开祭自己的祖宗；日本军阀还要替溥仪换一个祖宗；有一天吉冈突然对溥仪所供设的佛像发表了不满的言论。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应该相同。嗯？”
“嗯”是吉冈跟溥仪交谈时，特有的语气；摆在最后，便是要求肯定的意思。
“不错！”溥仪心想，日本也是佛教国家，可说信仰相同，所以作此肯定的答复，作为敷衍。
然而吉冈要肯定不是佛教；佛教早就在”外国宗教”这句话上，被他否定了。他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现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为天皇而死的，都能成神，在神社中受供奉。
溥仪不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意思何在；吉冈亦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不久，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由于张鼓峰事件失利，被调回国，向溥仪辞行时，提出了一个”希望”。
“日满亲善，精神如同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这件事希望陛下考虑一下。”
溥仪这才明白，日本的宗教是”神道教”祭奉天照大神，”满洲国”的宗教与”日本一致”，亦就是以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作他爱新觉罗子孙的祖先。这件事让溥仪啼笑皆非，不知所措了。
不久，溥仪听人说起，这件事在日本军部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有些人表示反对，因而未作成决定。这些人都是久居中国的日本军官，可以”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为代表；他们在中国住得久了，深知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思想，决不可丝毫轻视；”满洲国皇帝”虽是傀儡，到底是他们名义上的元首，如果硬派天照大神为溥仪的祖先，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应。
如今植田谦吉，为了要冲淡他在张鼓峰事件中处置失当的过失，毫不愧作地出卖溥仪的祖宗，来作为平衡他的过失的手段，而又恰逢日本神武天皇纪元2600年纪念，极右派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正在狂热地鼓吹军国主义，对于植田的旧事重提，全力赞成。于是军部不顾本庄繁、土肥原等人的反对，决定给溥仪换祖宗。
这个任务交给植田的后任，也就是溥仪成为木偶以后，第五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梅津美治郎中将。
梅津也知道满清皇族，尽管父母在时，不孝顺的也有，但对于死去的祖宗，无不尊敬；怕一提此事，与溥仪会起争执，就懒得跟他面谈，只命吉冈传话说：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溥仪应当奉迎天照大神，立为国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建国2600年大庆，正是迎奉天照大神极好的时机。溥仪很可以亲自到日本去祝贺，顺便办了这件大事。
溥仪生气所受的刺激，据他自己说，还不是被冯玉祥、鹿锤麟”逼宫”；而是民国17年土匪军长孙殿英盗掘”东陵”，以致乾隆及慈禧的尸骨狼藉。当时他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彪的花园中，得报痛哭流涕，在张园设了供奉乾隆及慈禧灵位的”几筵”；像”大丧”那样，”朝夕哭临”，而且发誓：“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现在却真的不能做爱新觉罗的子孙；而是要认”倭奴”为祖先了！这个刺激比得知盗陵事件要深得多。而且当年还有”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其他遗老会出主意；此刻不但郑孝胥已死，其他可供咨询的人，亦都生离死别，风流云散，一个可以商量大事的人都没有。加以吉冈日夕絮聒，逼得他只有关起门来，向列祖列宗的灵牌祈告，只是为了”屈蠖求伸之计”，不能不从权处置。
于是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最主要的节目，自然是会见日本天皇裕仁，陈述希望。
这篇”台词”是吉冈找了一个日本汉学家佐藤知恭预先拟好的；佐藤知恭在”满洲国”的官衔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实际的职司，有如清朝的”南书房翰林”，专门撰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诏令。他替溥仪拟的”台词”，反复强调”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裕仁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
“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桌子上早已备好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气”：一把剑、一面铜镜、一块玉。奉迎了这3件”神气”，即表示奉迎了天照大神；回到长春，在”帝宫”之东，照日本的营建制度，修了一座白木建造，不加髹戚的”建国神庙”，作为”满洲国”的”太庙”。
从此以后，溥仪及”满洲国”的百姓，在生活上多了一件大事。原来奉迎天照大神”回国”，不光是建一座神庙的事，首先是发布由佐藤知恭执笔的”国本奠定诏书”，接着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名为”祭祀府”，设总裁、副总裁各一员，总裁是曾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宪兵司令官，以及关东军参谋长的桥本虎之助。同时各地亦都依照规定，建立神庙，派定”神宫”管理；无论什么人经过神庙，都须作90度的鞠躬礼，否则处罚。东北的百姓为了不愿行这个礼，出门宁愿多走三五公里路，绕道避开神庙；因此；一经选定了建立神庙的地点，商店门可罗雀，非闭歇不可；住户亦是迁地为良，否则不但早晚进出，行礼麻烦，而且亲朋友绝迹，孤立寂寞，人所不堪。
不过，百姓可以避免给天照大神行礼，溥仪却是避不了的，每逢朔、望，由他领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及”满洲国”的文武大员，祭祀一次，祭祀要穿”礼服”，怪模怪样，十分滑稽；溥仪是最讲究服饰漂亮的，穿过一次，为弟妹姬妾在暗中窃笑后，就怎样也不肯再穿，找到一个藉口，说现值战争期间，理应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关东军听他言之有理，也就同意了。
当然，这是溥仪精神上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常常祭祀完了，遇有感触，便会流泪；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句话，他算是想开了。
这个人是溥仪的侍婢，封号是”贵人”。由于”皇后”已死，别无妃姘，所以这个”贵人”，等于溥仪的妻子。她本来也是满洲旗人，姓他他拉氏，与光绪的瑾妃、珍妃同姓却非同族；所以入民国后，瑾妃的娘家人，改汉姓为唐；她家改的汉姓为谭。
这谭”贵人”芳名玉龄；被选入宫时，正是抗战爆发那年，才17岁，还是初中学生。谭玉龄在北平上学时，正在”九一八”以后，听见看见许多日本兵及浪人横行霸道的事，心怀不平，常跟溥仪谈起。
到了”满洲国”，对关东军及吉冈自更无好感，在溥仪面前，对他们有时冷嘲，有时热讽，有时索性破口大骂，倒能稍解溥仪心头的积郁。所以他前后4个妻子，比较起来对谭”贵人”还有点感情；也常能接受她的劝告。
“我劝皇上，别想不开了！”她说：“反正就现在不把日本人当祖宗，将来溥杰的儿子继了位，还不是照样有那么一天。”
这是句很透彻的话，原来溥仪的胞弟溥杰，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以后，关东军就不断有人向他谈婚姻问题，鼓吹日本女人的温柔能干，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以后，看溥杰并无表示，便由吉冈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杰能与日本女人结婚。
溥仪大为紧张，将他最信任的二妹韫和找了来商量大计。兄妹俩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溥仪没有儿子，所以日本人笼络溥杰；必要时可以仿照光绪入承大统的成例，取溥仪而代之；而溥杰的儿子既有日本的血统，那么”满洲国”跟日本根本就是一体了。
明白了关东军的阴谋，唯一的对策，就是抢先给溥杰找一个妻子。溥仪把他找了来，起先是训诫，说他如果娶了老婆，将来一切都会在日本人监视之下，后患无穷。
接着溥仪许下一个诺言，一定会替他找个好妻子；他应该听”皇上”的话，不要想什么日本女人。溥杰自然恭恭敬敬地连声称是。
于是溥杰派韫和为他的”钦差”，专程入关，到”北府”向他的父亲载沣说明其事。不久由溥仪的岳父荣源做媒，找到一位很理想的小姐——这位小姐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才貌双全；她家上代也出过好几个王妃，所以算是亲上加亲，格外觉得圆满。
等韫和回来一说，出示照片，溥杰非常满意。那知好事多磨，吉冈直接找到溥杰去办交涉了。
“听说阁下要到北平去，是吗？”
“是的。”
“去干什么？”
听他的语岂不礼貌，溥杰傲然答说：“办私事。”
“是结婚吗？”
听他说破了，溥杰不便低头，点点头说：“对了。”
“这个不行！”吉冈很不客气，连连摇头：“大大地不行！”
“为什么？”溥杰也沉下脸来，”你是不是要干预我的婚姻？”
“不是我，是关东军。”吉冈答说：“关东军希望阁下跟日本女子结婚。以便增进日满亲善。阁下的身分是御弟，自然应该做出亲善的表率。这是军方的意思；阁下明白？嗯！”
“我不明白。我也不需要明白。”
“不明白的不行！日本的皇室譬如御弟三松宫殿下、高笠宫殿下、闲院宫殿下，他们的婚姻，都要经过重臣同意。”吉冈又说：“本庄繁大将要亲自为阁下做媒；你不可以到北平，应该等东京的消息。”
溥杰无法再作争辩；他也很了解，只要吉冈说了”你不可以到北平”，就会有人在车站侦察，不容他上火车入关；而且说不定从此刻起，他就在日本人监视之下了。
很快地，东京方面有了消息，本庄繁替溥杰找了个贵族的女儿做妻子。这个古老的贵族是侯爵，名叫嵯峨胜；他的女儿叫浩子。1937年4月初，溥杰与嵯峨浩子，在东京结了婚。
一个月以后，关东军所选择的”国务总理”张景惠，通过了一个名为”帝位继承法”的法案；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溥仪的长辈，包括他的祖父醇亲王奕譞，父亲摄政王载沣，伯父德宗景皇帝载湉，由于慈禧太后的喜怒不测，都被折磨得有了神经衰弱的毛病；溥仪禀承遗传，而且自幼至长，经过无数风波，从到”满洲国”发现关东军的淫威，比传说中慈禧整人的手段更可怕，因此，他像他伯父那样，也是无嗣，也是神经极度衰弱——这个毛病的特征之一，是疑神疑鬼，终日不安；关东军所授意的”帝位继承法”一出现，在他的看法就像40年前慈禧立”大阿哥”那样，”废立”的先声，”皇位”要不保了！
不但”皇位”不保，还有性命之忧。谁都看得出来，”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只是”聋子的耳朵”徒有其形，真正的要点是在”弟之子继之”这5个字上；说得明白些，日本要一个日本血统的”满洲国皇帝”，也就是由嵯峨浩子的儿子来继承大位。
然则，如何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溥仪跟他的两个妹妹，韫和与韫颖私下密议过；认为当年立”大阿哥”时，德宗多少视皇位如鸡肋，真要其去，亦无所留恋，所可用自己情愿逊位的方式，达成慈禧的愿望，不至于非驾崩不可。但是此刻的溥仪，却不能用此方式，何况他本人并不像德宗那样，有必要时不妨放弃皇位打算。
更有一点不同的是，当时既有保驾的大臣，也有”保皇党”，内则肃王善耆和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外则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这一班朝廷视之为柱石的封疆大臣，连”废立”都表示反对，更何况要害德宗的性命？
这一有利的条件，在溥仪并不具备，他不但没有保驾的”大臣”，连一个可共心腹的人都没有，因为吉冈监视得很严。眼前唯一能替他分忧的，只是两个妹妹，可是她们的力量有限，除了替他出主意以外，别无用处。
两姊妹为他出的主意是，必须对溥杰夫妇，加意防范。她们的看法是，日本人可能会毒死溥仪，让溥杰得以继承皇位，如果溥杰生了儿子，日本人又会毒死溥杰，让他的儿子来做皇帝。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日本人眼前的目标是溥仪。
因此，等溥杰带着新婚妻子回长春以后，兄弟间的一道鸿沟，立即很明白地显现了。溥仪再也不敢跟溥杰说一句心里的话；有时溥杰邀请溥仪”临幸”，对于嵯峨浩子亲手所做的菜，他必得等主人夫妇先动了筷子，方敢进食少许。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溥杰夫妇都看了出来，为了免得自讨没趣，就再也不愿请溥仪吃饭了。
约莫半年以后，传出来一个”喜讯”，嵯峨浩子怀孕了。这一下，溥仪更觉紧张；不过他也不便过分关切弟妇怀孕这件事，只是在暗中不断占卦，从”诸葛马前课”，到牙牌神数都试过，但始终不能确定，嵯峨浩子生的是男是女？
幸好，嵯峨浩子生的是个女儿，溥仪得以暂时松一口气，但隐忧始终存在。溥仪更寄望谭玉龄能为他生一个儿子，即令生子在五岁便须送至日本教养，有他亲笔所写的承诺书；可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而且是纯粹的满族血统。
这几乎成了妄想，他自己知道，谭玉龄也知道，她是早就看透了，”满洲国”的天下如能存在，迟早必归于日本。未来尚不可保，何必又把过去看得这么认真！她的观点影响了溥仪，终于将奉天照大神为祖先这件事抛开了。及至谭玉龄一死、更使得溥仪只剩下唯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谭玉龄死得非常突然。她的病是副伤寒，据中医诊断，并不算严重。但治伤寒是西医比较有把握，溥仪的”御医”介绍了一个长春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此人表现得很热心，守在病榻旁边，打针、输血，忙个不停，向溥仪保证，必能治愈。
那知吉冈得知消息，破例要搬到”宫内府”办公所在地的”勤民楼”来住；说是便于照料。一到就派人去找了日本医生来，闭门长谈，谈了有两个钟头；那日本医生从勤民楼回来以后，态度大变，不再忙着为谭玉龄打针、输血；他自己也不大说话，脸色阴沉沉地，像怀着莫大的心事。
在勤民楼的吉冈，却命宪兵不断地打电话给病室中的特别护士，询问病况。实际上这是不断给日本医生加压力，要他早早下手；这样过了一夜工夫，谭玉龄一命呜呼了。
溥仪刚刚接到消息，吉冈跟着就来了，说是代表关东军司令来吊唁，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花圈。这使得溥仪大为怀疑，何以能预备得这么快？莫非事先已经知道，谭玉龄将死在何时？
于是私下打听治疗经过，断定谭玉龄多言贾祸；由于常常批评日本人，以致为吉冈下了毒手。
不久，吉冈笑嘻嘻地拿了十来张年轻女子的照片，给溥仪过目，照片上的女子，一望而知是日本人，有的还穿着蓝色白边的水手服——日本女学生的制服，都是这个样子。
“谭贵人死了以后，陛下很寂寞。”吉冈说道：“陛下需要一个温柔的女子来伺候；这些，都是很好的淑女，请陛下挑选。”
溥仪一听这话，赶紧双手乱摇地说：“谭贵人遗体未寒，我无心谈这类事。”
“是的，我知道陛下很悲痛；我的目的，正是要解除陛下的悲痛，所以要早日为陛下办好这件大事。”
“这确是一件大事。不过，因为是大事，更需要慎重考虑。”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们可怜的皇上，对不愿娶日本妃子这一点，倒是意志很坚决，不管吉冈怎么说，他总是敷衍着，不过，”张桂怀疑地说：“究竟能不能坚持到底，实在很难说。”
金雄白饱闻了溥仪的故事，内心浮起无限的感慨，”我们总以为他不过丧心病狂，甘作傀儡；现在才知道这甘字用不上，竟是辛苦作傀儡，连石敬塘、张邦昌都不如。”他停了一下又说：“真是此中岁月，日夕以泪洗面。”
“可不是！皇上苦，百姓也苦。”张桂放低了声音说：“金先生，你看蒋委员长的军队到底打得过日本小鬼不能？”
问到这句话，金雄白不能不稍作考虑，他必须再一次确定张桂决非替日本人工作，才能说实话。
于是他定睛注视着张桂，从他眼里那种充满着祈求的光芒中，他直觉地感到说实话是不要紧的。
于是他说：“即使眼前打不过，将来一定能打得过。本来蒋委员长的办法，一直是苦撑待变，现在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跟美国旗命，不就是大变局的开始吗？”
“是，是！金先生，我还想请教你老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汪主席是跟蒋委员长唱双簧，这话是真的吗？”
“唱双簧是不见得。不过汪先生的本意是救国家，和平也好，抗战也好，只要于国家有益，汪先生本人并无成见。”
“那么，到底他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以前他主张和平；现在不反对抗战，而且暗中在帮助抗战。”
“嗯，嗯！”张桂口头唯唯，脸上却有困惑的神色。
这也难怪，因为话好像有矛盾；金雄白觉得必须作一个解释，想了一下，决定先谈事实，再说理由。
“我举两点证明，汪先生不反对抗战，而且在暗中帮助抗战。第一、和平军从来不以国军为敌。组织和平军，一方面是打算着能够让日本军撤走以后，能接替防务、维持治安；一方面是监视共产党的新西军。第二、重庆派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大都知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汪先生决不愿造成分裂。”
“是，是！”张桂脸上的疑云，涣然冰释，”怪不得汪主席说东北的百姓将来仍旧是同胞。”
“对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金雄白接着又说：“当初汪先生主张和平，本心无他，不过估计上错了。错在两点：第一、他轻估了国军的力量，以为会支持不住；第二、他过于相信日本人，谁知道日本人会这么坏！”
“是啊！不经过不知道日本人之坏。”张桂紧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关乎蒋委员长跟汪主席的说法，不知道是真是假？”
“请问，是怎么个说法。”
据张桂所听到的说法是如此：汪精卫从重庆出去以前，本想当面跟蒋委员长谈和平问题；那时恰逢蒋委员长政躬违和，因为重感冒卧床休息，汪精卫借探病为名去探动静，问疾以后，正要谈入正题，不料蒋委员长拿起床头上的一杯白开水，喝了口说：“如果我们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连喝杯水都不自由的。”汪精卫默然。
“大家都说，这是蒋委员长洞烛机先，故意这么说一句，让汪主席开不得口。”张桂又说：“不然，他们两位意见不同，当时就会起争执，传出去不大好。”
“这话我亦听说过。当时我觉得蒋委员长不能容他人陈述意见，令人失望，现在才觉得他是对的。”金雄白作了个结论：“总而言之，此一时、彼一时。局势的变化，在主张和平的人，都没有料到；否则就不致于有眼前暂时分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