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头说，“最近一些年帝王题材文艺作品勃兴，荧屏（电影、电视连续剧、‘讲坛’之类）上，出版物（学术专着、国家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各种形式的历史读物）里，舞台（话剧、京剧、舞剧以及各种地方戏）深处，到处都是山呼万岁之声，无数皇帝在森严巍峨极尽奢华的宫廷里励精图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殚精竭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当然是一种文化行为，在这种文化行为中，蕴含着哪些深刻的社会学寄意呢？与我们正在谈论的“明史案”文祸有没有内在关联呢？以改编自畅销书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为例，剧情简介如下——
清顺治十八年，恶疾天花袭击皇宫，皇帝爱妃命丧黄泉，顺治痛不欲生，立意遁入空门。危急之际，孝庄太后力挽狂澜，下令“改朱批，行蓝批”，并将大病初愈年仅八岁的玄烨推上龙座，成为康熙皇帝。康熙即位后，鳌拜等权臣威迫有加，连孝庄太后也只好含辱。鳌拜“亲政”开始，康熙改归皇权，权臣竟图谋废君改朝，康熙被迫殊死相争，最终智擒鳌拜，肃清政敌。吴三桂等“三藩”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康熙年轻气盛，下旨撤藩，引发三藩之乱。朝廷兵将屡被吴三桂击败，明后裔朱三太子也趁机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太监造反，宫廷大乱。康熙陷入绝望，意欲退位，在孝庄太后的怒斥与激励下，康熙重振精神，起用汉臣周培功，与吴三桂拼死一搏，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康熙时代，已是国富民强，一片盛世景象。郑成功后裔郑经割台湾岛自立，不肯归降；蒙古葛尔丹也磨刀霍霍，推崇元大都立誓杀回北京。康熙先安抚葛尔丹，暂缓西北局势；然后起用名将施琅一举收复台湾，继而调转枪头率20万大军，在辽阔的草原上进行殊死的决战，全面消灭葛尔丹的余部，完成了中华民族版图的统一。班师凯旋以后，孝庄太后归天，太子与权臣结成同党，意欲提前即位。康熙废除太子，引发夺嫡之争。“千叟宴”上，康熙即宣布“立储”遗旨，却猝死在龙座上，诏书随风飘落玉阶，无人知晓它的神秘。
正写也罢，戏说也罢，我们都没有看到康熙皇帝手里制造的至少13宗文字狱案件，就连惨烈程度并不亚于“明史案”——从时间上来说，“明史案”亦应归为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的文字狱案件——的被誉为“清初三大文字狱”的“黄培诗案”、“朱方旦私刻秘书案”和“《南山集》案”，也没有提及。
我简略说一说“《南山集》案”。
康熙四十一年（1702），江南名士戴名世（1653-1713）的弟子尤云鹗抄录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名为《南山集》，一经问世即风行各省。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一个与吴之荣类似的卑劣小人）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借《南山集》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 康熙皇帝龙颜大怒，让刑部立案调查，穷追猛打。此时，明清之际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疆等虽已故去，但他们提倡“反清复明”、讲究“夷夏之别”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而专制主义王朝最无法容忍的就是思想，所以，接连发生所谓文字狱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的出现具有相同的机理，相同的过程，相同的结果。
“《南山集》案”的结果是：戴名世被凌迟处死，戴明世之弟被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以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均被处置；戴名世、方孝标的所有着作及书板被清查烧毁，列为禁书；为刻印《南山集》出资的尤云鹗、刻《南山集？孑遗录》的方正玉和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均被判处绞刑；《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记载的南明桂王明史事，因此牵连到方氏宗族，也一并治罪，已经去世的方孝标被剖棺戳尸，妻儿等被发配黑龙江，财产系数没收上缴国库……《南山集》案前后牵连三百余人。
如果按照文章逻辑，我们随后就应当对康熙这个残暴的专制主义者进行谴责了，我们有很多武器可以使用，譬如上面引述过的洛克的理论，美国《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民主、自由的宪政理论，阿伦特反极权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年代发出的历史先声，甚至于改革开放以后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成果……然而，文章的逻辑是文章的逻辑，还有比文章的逻辑更为强大的逻辑，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政治逻辑，你要看它允许还是不允许你进行谴责，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它是不允许对康熙先帝进行谴责的！
在这种政治逻辑中，康熙这个封建帝王在21世纪的中国成了什么呢？竟然成了一个被呵护、被赞赏的所谓“大男人”！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就名为《大男人》——
一生有一种大海的气魄/岁月一页页无情翻过/把乾坤留在我心中的一刻/就已经注定我不甘寂寞/一心要一份生命的广阔/世界一遍遍风雨飘落/把江山扛在我肩头一刻/就已经决定我男儿本色/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说/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大男人不好做/风险中依然执着/儿女情长都藏在心窝/任它一路坎坷/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说/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大男人不好做/风险中依然执着/儿女情长都藏在心窝/任它一路坎坷。
你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儿女情长”的好皇帝与无数知识分子喷溅的鲜血、滚落的头颅联系在一起呢？你描述过的惨烈文祸，难道是“把江山扛在我肩头一刻，就已经决定我男儿本色”的吾皇做的事情吗？你该不是别有用心，诋毁我们伟大的先祖吧？——假设有一个80后小青年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还真的无言以对，我无法告诉他说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无法告诉他说事情正是那种强固的政治逻辑一手导演出来的，我担心他无法听懂。
政治逻辑意犹未尽，在这部电视连续剧中还穿插了另外一个主题曲，名为《向天再借五百年》——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
刀雪剑风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做人一地肝胆/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我不知道康熙帝这位英明领袖“梦中的明天”是不是今天的样子，但是我却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康熙皇帝如果像他想望的那样“再活500年”在空间意义所呈现的形态：老人家出生在1654年，如果身体永远健康“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54年；老人家从1667年亲政，如果舍不得权位“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67年；老人家1722年驾崩，如果万寿无疆“再活500年”，更是得到2222年……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在皇帝面前当然不值一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偷偷想象一下：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空之中？
用史书记述的方式，我们应当是在“康熙三百四十六年（公元2008年）”，在这样的时候，你敢保证不再发生“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么？你敢保证一生绝对不会遭受被凌迟处死的厄运么？你敢保证你的家人不被流徙到偏远山区去么？当你回首亲身经历的“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时候，你难道感觉不到康熙帝“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的情怀，领略不到康熙帝“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的气概么？我想你是能够感觉也能够领略的。
我从来不把文化行为仅仅作为单纯的文化行为看待——诸如荧屏（电影、电视连续剧、“讲坛”之类）上、出版物（学术专着、国家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各种形式的历史读物）里、舞台（话剧、京剧、舞剧以及各种地方戏）深处，到处都是山呼万岁之声，无数皇帝在森严巍峨极尽奢华的宫廷里励精图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殚精竭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化行为往往从最本质意义上体现一个社会系统内在的精神质地。
什么样的精神质地呢？管仲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贵之、贫之、贱之。”（《管子？任法第四十五》）这种状态一下子就延续了数千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谴责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鲁迅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的册页上到处写的都是“吃人”二字……谁吃人？皇帝吃人，专制主义统治集团吃人。
鲁迅这样概括历史：“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鲁迅：《坟？灯下漫笔》，1925年）
在历史的末端，经由国家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严格审批，多少真正有思想和精神价值的作品不被批准上演和出版，有的甚至于被禁止和取缔，大量为皇帝歌功颂德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如《康熙王朝》者却不断得到纵容和鼓励，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公器为其造势，是不是这种“皇恩浩荡”之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