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叫朱国桢的人。
朱国桢生于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字文宁，号平极，别号虬庵居士，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曾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成为熹宗的重要辅臣。就像很多政客一样，朱国桢晚年也遭到奸党挤压弹劾，不得不托病辞官，回老家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颐养天年。朱国桢的退休生活过得很充实，竟然编撰刊刻出一部《皇明史概》，包括《皇明大政记》、《皇明大训记》、《皇明大事记》和所谓“开国”、“逊国”时期的诸臣列传，记录了明朝200多年的历史。这位朱老先生还以“朱史氏”之名评点历史和人物，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有司马迁遗风。遗憾的是朱国桢先生没有等到这些书付梓出版就离开了人世，只留下尚需整理的稿本。此时，中国再次改朝换代，随着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明王朝灰飞湮灭，清兵入关，清王朝成为了国家正统……“明史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俗话说“世无三代富”，朱国桢死后，朱氏家族急遽中落，不肖子孙们治家无方且不学无术，竟然将朱国桢所撰《皇明史概》中的《列朝诸臣传》换了银子。购买《列朝诸臣传》的，是当地富豪庄廷珑。庄氏家族不仅家资丰厚，还人才辈出，有“九龙”之称：庄允城与弟弟庄允坤、庄允埰，庄允城的儿子廷珑、廷钺，庄允埰的儿子廷镳、廷鎏、廷镜、廷铣这两代9人中，庄允城、庄允坤、庄廷珑皆为贡生，其余多为庠生，喜读经史子集，吟诗作画，在宽泛的意义上，这些人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在当地煊赫一时。庄廷珑是“九龙”中的佼佼者，从小文采出众，15岁就被从县学选拔为贡生，进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读书深造。“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在庄廷珑踌躇满志打算进身仕途之时，19岁时却因病双目失明，只得抱憾离开京城，重归故里。
庄廷珑把朱国桢的书稿买下来，起初只是想让门客给他朗读消遣时光，并没想要用它做什么事情。不知道哪一天，这个看不见眼前世界的人突发奇想：“司马迁有言：‘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我一个废人，如果能给后人留下些文字，也不枉到世上走了一遭。”朱国桢这部尚待整理的书稿，正好可以成庄廷珑着书立说的模本，于是他决定请人修撰并以自己名义刊刻出版。庄廷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庄允城，庄允城似乎没有意识到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更没有估计到这件事隐含着的巨大政治风险，竟然支持了儿子的主张。
江浙一带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人才荟萃，名士辈出，要寻找编修史书的人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庄氏父子列出了18位当地名士，分头发出聘单，诚请他们共同完成“参订”《明史》大业，接到邀请的名士纷至沓来，开始了这一浩大工程。顺治十二年（1655），庄廷珑罹患一场大病，撒手人寰。庄允城老年丧子，极为悲痛，为了实现爱子的遗愿，继续致力于书稿修订工作，几年之后，这部书终于撰写完成，取名为《明史辑略》。为了提高书的分量，就像今天不知名作者出重金请着名作家、评论家为作品写序一样，庄允城约请退休在家的前礼部侍郎李令皙为《明史辑略》写一篇序言。
李令皙自幼聪颖灵慧，文采超群，早在明天启四年（1624）就中了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又中了进士，任江阴知县。清兵入关，明灭，李令皙得知弘光皇帝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便前去投奔，官至礼部主事。但是，在清兵推进下，南明朝廷仅存在1年就宣告溃解，满怀救国图存热情的李令皙只得归乡隐居。李令皙怀着对大明王朝的无限怀恋和对清王朝的无比憎恨，毅然接受为《明史辑略》写序，无奈此时李令皙也已经双目失明，只得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一个叫陶铸的同乡，请陶铸代为撰写。陶铸不知深浅，一挥而就，写出了漂亮的序言，交给李令皙，李令皙签署上自己的名字交给庄允城。
序言即成，意味着《明史辑略》可以刊刻印制了！庄允城特意将儿子庄廷珑列为本书“总纂”，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主要执笔人”，其他18位参编人员都榜上有名，作为“共同作者”。庄廷珑岳父朱佑明乃湖州巨商，腰缠万贯，此时亦慷慨解囊，答应承担大部分刻印费用，庄允城大喜，马上聘请最优秀的刻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在湖州南浔镇北圆通庵开始刻板和印刷工作。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冬，《明史辑略》开工印制，正式“出版”。日渐老迈的庄允城手捧着这部凝聚着庄家人心血的着作倍感欣慰，认为可以告慰爱子庄廷珑的在天之灵了，把书赠送给很多亲朋好友，为了收回成本，他还委托往来于南北的商贩运往各地发卖。
很多震惊历史的大事件都是由看似不起眼小事引发出来的，“明史案”也基本如此。为什么要加“基本”二字？事情性质决定的。清顺治十七年（1660）是什么概念呢？是清王朝建立的第17个年头，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年的1966年。在这样的时候由个人私刻出版《明史辑略》，等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有一个国民党伪政权工作人员秘密印刷出版《中华民国史略》，里面不仅有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记载，更有对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以及总统蒋介石的史实记录。这样一部作品会遭到怎样的对待，不是多么难于想象的事情——公安部一定会把它作为国字号第一案件来侦办。或许因为那时资讯不像今天这样发达之故，《明史辑略》最初并没有被公安部挂牌督办，我甚至认为公安部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事件还在它的诞生地浙江省湖州市酝酿。
我前面已经交代，庄允城为了增加《明史辑略》的分量，开列了参与编修的18位名士的姓名，就像《三国演义》号称“80万大军”实则只有50万人一样，是为了吓唬人的，实际上真正参与修订的不到18个人，一些人甚至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到名单上的。如果平常时期，列就列上了，被列上去的人高兴还来不及呢！问题是，现在是新中国，你却印制了一本记述国民党政府历史的书籍，小样儿你不是活腻了？！知识分子都是极聪明的人，怎么能闻不出危险的味道呢？结果就有举人查继佐、贡生范骧、陆圻3位同志一起，向浙江省按察使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厅）出具呈文，检举庄允城在湖州搞非法出版活动，《明史辑略》有严重政治问题。
或者缺乏政治敏感性，或者因为案件太多无暇顾及，总之我们得到的历史记载是：浙江省公安厅认为“文章之事，不便存案”，没有受理此案，而是把它转给了浙江省教委，教委主任胡尚衡大概也没把它当成大事，顺手批转给了湖州市教委，让过问一下。湖州市教委主任赵君宋是一个老同志，在教委工作很多年了，党性很强，下意识觉得这件事也许不那样简单，就让人花6两银子买了一部《明史辑略》回来，认真研读。这一读不要紧，赵君宋同志为之一振：书里面到处都是蒋介石的名字，“违碍”之处比比皆是！怎么就会“为之一振”呢？莫非赵君宋主任也跟李令皙同志一样“怀着对大明王朝的无限怀恋和对清王朝的无比憎恨”？不是，赵君宋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有的只是卑劣的利益算计——既然此书“违碍”，如果给那个有钱没处花、专干这没名堂蠢事的庄允城稍加暗示，他不就得乖乖拿出钱来消灾了事？于是，赵君宋主任让手下工作人员从《明史辑略》中抄录数十条“违碍”字句，列榜于教委大门旁边的墙上，放风说要把这件事上报省委、省政府。
财大气粗的庄允城不是软柿子，尽管听到风声，却没有像赵君宋同志期望的那样携重金来“消灾了事”，而是把钱花在了另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湖州市政府一个叫张武烈的官员。张武烈立马西装革履来到到省教委，缓缓踱进主任办公室，声音平静地向赵君宋同志罗列了一些老天爷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赵君宋主任的脸儿当时就绿了。
“我跟你说这些，”张武烈继续平静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怎么可能“没有别的意思”呢？赵君宋主任面部扭曲着恐惧、怨恨和乞怜的神情，看着张武烈，连一句问话都说不出。张武烈似乎真“没有别的意思”，说完就告辞，赵君宋两腿发软，但还能够送客。
“哎，”即将走出办公室，张武烈突然回过身子，“听说有一部《明史辑略》？”“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有，有这么一部……”“又不是什么好事，甭宣传了。”“啊？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就是给你提个建议，怎么处置，是你教委主任的事。”“我知道，我知道。”赵君宋随后就撤掉了教委门前的告示，庄允城心中一块千斤巨石落地。
就像非洲鬣狗闻到腐尸味道一样，一个叫李廷枢的人也闻说了《明史辑略》的事。李廷枢过去是市政府某局副处长，因为贪污扶贫救灾款被判刑3年，刚刚刑满释放，正处于生活无着状态，怎样搞钱成了这个人的头等大事。他和赵君宋主任一样，也认为《明史辑略》是一个“商机”，便托人买了一部，亲自送给曾经给自己很多关照的湖州市长陈永明。李廷枢先介绍背景情况，然后总结道：“所以，你尽管向庄允城狠敲一笔银子，得手后……”
陈永明是一个典型的腐败分子，在有利可图的事情上从来都不竭余力，于是让一个叫周国泰的办事员把庄允城请到办公室。“……事情嘛，就是这么个事情，”陈永明对庄允城说，“我不为难你，你今天就可以回去，你看着办。”庄允城千恩万谢，回家以后连一口热汤都没顾上喝，就到银行往陈永明账户转了数万两银子。陈永明市长看银子到账了，遂下令追回书版，全部劈毁，这就是说，准备把事情给压下去。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像所有贪恋的人都容易犯贪恋的错误一样，陈永明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想：“李廷枢哪里就会知道庄允城给我打款的事？我好不容易赚的钱，凭什么就要让他分一份去？”就没有按照先前约定给李廷枢一定份额的好处。李廷枢何等样人？岂能不知道陈永明的算计？这人高就高在没跟陈永明市长翻脸，而是继续保持交往，还经常用金钱哄陈永明高兴，全部目的，就是要拿回送给陈永明的那部《明史辑略》，因为这部书已经绝版，再也没有办法买到了。失去警觉的陈永明还真的把书还给了李廷枢。
李廷枢当天就把《明史辑略》送给了一个叫吴之荣的人。吴之荣祖籍江西抚州，顺治七年（1650）熬成了归安县（今属吴兴）知县。当了人民公仆的吴之荣同志完全忘记了人民公仆的本分，欺诈百姓，勒索富民，简直无恶不作，终于在顺治十年（1653）年被上级监察机关侦办，因贪污受贿罪名锒铛入狱，被判处死刑。吴之荣神通广大，在监狱等待行刑的日子花大把大把的银子使绞刑一拖再拖，一直拖了6年也没有执行。顺治十六年（1659），皇帝大赦天下，吴之荣侥幸出狱，寓居湖州，专干诈骗勒索的勾当，较之当知县的时候愈加心狠手辣、冷酷残忍、阴险歹毒。李廷枢抱着一部《明史辑略》来探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起初他没怎么在意，但是翻阅几页过去，这个曾经在官场上混迹多年的歹徒马上凭着政治敏感意识到这是一桩好买卖——解放多年，已经绝对不容许再提蒋介石了，所有历史教科书都把国民党描写成了吃人恶魔，而《明史辑略》却把国民党蒋介石作为历史主线进行描绘，绝对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吴之荣抓住这一点，不仅向庄允城，同时还向资助本书出版的朱佑明公开敲诈，数额之巨，令人咋舌。在此之前，湖州市长陈永明同志都被庄允城用金钱捋顺了，面对一个市井无赖，庄允城当然有理由轻蔑，道：“你这种杂碎我见得多了。”把吴之荣赶了出去，吴之荣在朱佑明那里也遭到严词拒绝，吴之荣很不高兴。小人不高兴往往很麻烦——吴之荣索性于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把“逆书”之事告发给了驻防在杭州的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柯奎将军。庄允城绝对没想到吴之荣会把事情闹到省军区去，更为严重的是，柯奎是满洲八旗将军，权倾一方，他要是认真起来可不得了，于是很恐惧，赶忙托人馈送柯奎将军丰厚财礼，请求宽宥。我们不能说柯奎将军见利忘义，一开始就想做贪赃枉法的勾当，但是据《范氏记私史事》记载：“之荣认为奇货可居，先唆投将军柯云：‘庄氏巨富可扰……’”的确有一种暧昧在里边，至于这种暧昧发没发生作用，我们不好妄断，所以这话放下。我们看到的是：柯奎将军把告发材料掷还给吴之荣委托的人，说：“吾系武职衙门，不便与闻。”不管这件事。
这下轮到吴之荣发愁了：难道此事就这样休了不成？万般无奈之下，吴之荣亲自来到庄允城家，提出只要庄家稍微馈赠些银两，事情就过去了。庄允城早就被李廷枢、吴之荣之类的东西弄得烦扰不堪，为消灾避祸损失了大量资财，恨不得把吴之荣放到嘴里嚼了，哪里还肯给这个流氓无赖半两银子？又把吴之荣驱赶了出去。吴之荣敲诈庄家不成，再次转向资助刻印《明史辑略》的朱佑明。前面说了，朱佑明为地方一霸，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勾连，不仅严词拒绝纳贿，还让家族妇女群起而攻之，把吴之荣大大羞辱了一番。
吴之荣意识到，庄、朱两家把省、市领导都用银子封住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进京上访，直接向刑部（公安部）告发。吴之荣一刻也没有停留，真的往北京去了。吴之荣住在六里桥附近汇集了很多上访人员的村落，连夜撰写材料，摘取《明史辑略》中悖乱之语，着重说明书中“朱史氏”即为朱佑明（实则朱国桢），告发庄允城、朱佑明非法出版反动书刊，严重影响大清国的稳定。吴之荣把材料连同挖改过的《明史辑略》（我们随后再说何处做了挖改）呈递给了刑部，然后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历史也暂时忘记了这个角色。
然而，一出大戏继续上演，舞台也已经不是小小的湖州，更不再是地处一隅的浙江，而是天朝——最终决定人们生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