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惊人地相似，即使在卡夫卡小说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我们通过所谓“党锢之祸”逾越了“乡下人”没有逾越的门槛，从法的门前来到了法的门后。让我们极为惊讶的是：这里同样没有法。如果我们把“党锢之祸”作为知识分子遭整肃的历史事件来看待的话，我们就无法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迫害事件都是在法律之外，由宦官集团翻手云覆手雨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来都极为看重的皇帝没有也不可能肩负起公正的责任，像“法”那样均衡和调节各方政治力量冲突，把社会利益和民众福祉置放于集团利益之上，就像在正常社会那样……没有，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或者自主选择或者被没蛋的人挟持，主观和客观上都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国家，这个极为神圣的字眼，在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那里成为了被卑鄙武装起来的人卑鄙地做卑鄙事情的卑鄙工具……法的门后空空荡荡，有的只是专制主义淫威，是人类邪恶本性没有任何遮拦的表演。
这时候，可怜的“乡下人”会怎样想呢？
他一定十分错愕，十分绝望，觉得来到了被颠倒的时空之中——在法的门前，尽管有看门人的捉弄和阻隔，经历了很多磨难，他总还认为只要逾越那道该死的门槛就可以看到法，就可以被法呵护。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越过门槛进入威严巍峨的宫殿，竟然从里面看到满目的龌龊与肮脏，正是这些肮脏龌龊的东西，以神圣的面貌出现，决定着世界的状态：“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第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原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说至百万余人，大师众至千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列传》）。知识分子最后都将被驱赶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得到专属于自己的标签，就像被放牧的羊在耳朵上嵌挂着的标签一样。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个群体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不是有人“天下无道者隐之”么？不是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么？不是有人“离经叛道”绝不趋时逢迎么？不是有人敢于“面诤”么？不是有人“从道不从君”么？不是有人敢于“与朝廷相忤”么？
但是，所有这一切，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当一代又一代皇帝都有机会无限欣慰地感叹“天下士子尽入吾彀中矣”的时候，知识分子无论怎样癫狂，事实上都无法跳出皇帝所设之“彀”的命运之厄，一切的信念在命运意义上也就失去了色泽，变得羸弱而苍白，更何况有那么多人掉头而返，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忙着去“食王爵禄报王恩”，去“忠君报国”，去信守“君尊臣卑”、“君命臣随”……乡下人在法的门后看到如此景象，发现自己竟然置身于这样一个群体当中，他还会继续寻找吗？我想他不会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不会继续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会对自己说，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吧！
怎么样呢？
历史事件相对于历史的宏观图景往往显得十分吊诡，譬如，汲取生死教训的往往不再是当事者（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调整自己的人生姿态了），教训留给了后来者，留给了与历史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人。
“党锢之祸”亦是如此，它把教训留给了此后漫漫一千八百多年间陆续登上社会舞台的知识分子，直至今天——当我们胆怯地琢磨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的时候，当我们比汉代儒生更加渴望成为“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的时候，当我们认为鲁迅骨头太硬缺少周旋的时候，当我们为了职位、职称和学术地位丢掉人格的时候，当我们“为粱稻谋”讲述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理论的时候，当我们不断叮嘱自己“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吸取“党锢之祸”的惨痛教训，我们都是落难的儒生……一种在精神世界深处不断脉流的集体无意识使我们成为了今天的样子。
然而我们又是如此不甘心，总想重温那些使我们感觉温暖的语句——
“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混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朝政混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知识分子“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朱自清：《论气节》）
但是今天我们讲不起气节了，朱自清先生，很抱歉，我们真的讲不起了。
一个连“清议”（其实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都可能被无法之法戮害的世界，所谓“浩然正气”，所谓“集体的力量”， 所谓“群众的运动”，仅仅是一种遥远的奢望，它很难作用于我等之辈的现世人生，很难。不管集体无意识也罢，对现实的感悟也罢，在我们精神世界深处始终有一种警觉，一种颤栗：我们知道有一种野蛮的力量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充塞了全部时空，你看不见它，摸不着它，但是它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在暗处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都会降临，随时都会施展淫威，随时都会置你于死地。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都是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最初，我们孤独地徘徊在法的门前却得不到法的遮护，更没有力量抵挡来自非法的欺凌；我们孑然而立，举目四望，无人相助；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全部是死寂，只有我们灵魂世界极深极深的地方，才汹涌着波澜，那是我们的本性……当我们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来到法的门后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所有的寻觅都子虚乌有。
真的，子虚乌有，这是一个空和无的世界。
那么，有没有实和有的世界？有的话，它又在哪里？如果“乡下人”离开法的门前，也不试图在法的门后寻觅，而是把目光转向更高远的地方，他将会发现什么呢？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