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或许与这场政治角力的戏剧性结局有关，宦官和知识分子这两大政治集团都没有汲取教训，这就为第二次党锢之祸埋下了伏笔。
我们先说宦官方面。
没蛋的人有没蛋的人的做事风格——历经了这样一场政治风波，按说宦官们也应该汲取教训，敛声屏气低调做人了，但是他们不，“既然我可以让皇帝把你们丫的逮起来一次，照样可以逮你们第二次！”所以用不着夹起尾巴做人，该咋还是咋，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威风，继续专权，继续左右朝政，继续为非作歹，继续巧取豪夺，很多人富可敌国，做弃船准备，纷纷把妻子儿女送到国外，向国外转移巨额资产，据说每年达五百亿美元之多。
就连术士张成也肆无忌惮起来，在皇家刊物上发表文章《有关‘禁锢运动’的几点思考》，说桓帝释放李膺及其追随者，并不意味“党锢”运动错误，而是桓帝审时度势、慈悲为怀做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经过桓帝默许和支持，张成的观点迅速成为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进行宣传的“主旋律”，所有官方报纸、广播、电视舆论一律，集中进行宣传轰炸，消失了其他一切声音。
知识分子如何？
历经劫难而不死的知识分子声望在民众中间不降反升，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知识分子再度忘乎所以，标榜、结聚之风愈加盛长，甚至有推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李膺等八人为“八俊”，郭泰等八人为“八顾”（顾，以德行感染他人之意），张俭等八人为“八及”（及，引导他人之意），尚度等八人为“八厨”（厨，仗义疏财之意）的舆论，俨然社会楷模。
知识分子一得意就轻狂，这些书生气十足的家伙们，完全忘记了党锢之祸刚起时的惨烈疼痛，飘飘然起来，互相激励，立志要抗拒宦官专权，为祖国而战，“入世”的情绪再度高涨。
168年，桓帝驾崩，13岁的灵帝继位（他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够弄懂人世间发生的事情），窦太后临朝，一向反对宦官专权的窦武执掌朝政——这是一个对知识分子极为有利的局面。窦武不想辜负人民的寄望，更不想错过历史良机，于是戏剧性剪除无所不在的宦官势力。可惜，命运不济，窦武的图谋败露，反而被宦官势力逮了个正着，缉拿归案，被枭首于洛阳，“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后汉书？窦何列传》，落得个家破人亡。
这还不是这群生不逢时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结局。
“八及”代表人物张俭是山阳（今山东省金乡县）人，延熹年间被山阳太守翟超聘为东部督邮。“士为知己者死”，得了新职的张俭工作很认真，把那个地方治理的不错，老百姓很满意。
真是无巧不成书，大宦官侯览的老家正好在张俭管辖的地区。侯览家族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可以说劣迹斑斑，对宦官干政素来极为反感的张俭就想收拾侯览，上书举劾侯览及其亲属借助国家权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罪恶，请求中央干预，依法严惩。
侯览在中央工作，地位远在张俭之上，有条件控制来自知识分子的任何控告，结果，他截获了张俭的劾疏，获得了整治张俭的机会——张俭的同乡朱并为人奸佞，历来为张俭所鄙视，朱并当然很不愉快，就像所有告密小人那样，开始留意张俭的言语行踪。没多久，朱并就发现张俭与侯览之间有隙，想方设法勾结上了侯览，把张俭所作所为和盘托出，侯览大喜。在侯览唆使下，朱并具笔上书朝廷，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党谋反，图危社稷”。
灵帝身边的宦官曹节与侯览心有灵犀，跨越几个部门，将这封书信直接转呈给了灵帝，这下子把事情闹大了。
灵帝年幼，再加之天生是一傻蛋，没了主意，问侯览怎么办？侯览伏在灵帝耳边，“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于是灵帝颁诏，下令逮捕张俭等人。
对知识分子抱有新仇旧恨的宦官把上次的党锢事件受害者李膺等人再次牵扯进去，又开始了一轮对知识分子的绞杀运动，全国再度陷入血雨腥风。
侯览派出很多武警前往山阳，进行拉网式搜查，试图捉住张俭将其碎尸万段。在很多当地民众掩护下，张俭最终逃出武警包围圈，消失在大山深处，而曾经掩护过他的人却受到牵连，成百人因此被逮捕法办，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张俭得以活命，李膺和范滂等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被再次逮捕入狱。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逮捕发生之前，李膺好友曾经劝他躲一躲，李膺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结果，“诣诏狱”，最终惨死于狱中，“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后汉书？禁锢列传》）。范滂等一百余人皆死狱中。
宦官势力在这一轮政治较量中明显处于上风，他们决定乘胜追击，毕其功于一役，将所有知识分子列为惩治绞杀对象，一场大规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在这场运动中，《后汉书》记载，单是获死、徙、废、禁刑罚者就达六七百人，有的被开除公职逐出城市成为流民，青年学生被强制到贫困山区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领导干部被送到“五？七干校”强制劳动改造，还有的被流徙到大西北戈壁荒漠自生自灭，为了避免“罪大恶极”者行刑前呼喊反动口号，甚至被按在砖头上，用一把普通的刀子隔断喉管，然后砍杀。
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为不识时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党锢之祸”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对朝野知识分子的全面打击，延续了将近20年，从时间上来说，比我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长一倍；从荼毒之烈、残害之重来说，也远胜于我朝，正因为这样，“党锢之祸”才作为仅次于“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进入中国人民的记忆，经常被人提及。
千百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禁锢”之法（“永不叙用”，终生不得走出乡里）作为法外之法，则永远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所遭受的戮害远比被判处无期徒刑更为严重。它所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严重的：“禁锢之祸”发生以前，知识分子尚能继承先秦知识分子的游士之风指点江山，傲视诸侯，品评政治，有一种不畏权贵的独立不羁精神。“禁锢之祸”发生以后，这种独立精神被一扫而光，知识分子迅速两极分化——看重独立人格的人隐逸山林，逃避现实，醉心于超脱政治的清谈，这是魏、晋玄学兴盛发达的根本原因；追求功名利禄者则碎裂了自己的人格，蝇营狗苟于权力者的门前府上，唯“上”是从，其灵魂亦逐渐腐烂，千百年之后，其卑鄙龌龊已经不亚于职业政客。
“禁锢”之法的独特效应为历代统治者所瞩目，因此，这个法外之法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无以复加，从东汉王朝逶迤而至我们眼前，到处都能够看到、听到和感觉到它的强大存在。
我举一个就近的例子。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一个名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文件（即所谓“公安六条”）。这份非经立法机构，而是经由政党、政府机构制定的法外之法高悬在中国人民头上长达12年之久。在这12年时间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它名正言顺地剥夺自由，失去生命，家破人亡，我们只能根据它的条款大致感觉一下，究竟都是些什么人被罗织到了这一酷法之下。
本“法”第一、第三至六条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本“法”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
本“法”第四条规定：要对21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进行严厉管治，从而支持了红卫兵、造反派早已开始的大规模把此类人逐出城市的暴行。官方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仅仅在北京就有至少33695户市民被抄家抢掠， 85196人被逐出城市，全国各大城市更有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无数被遣返人员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在毛泽东那里，暴戾的秦始皇早已经把马克思“坑”掉了，或者说，真正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来到这块土地上，牌位而已，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不断发生即使黑暗的中世纪也很难一再发生的对人民的大规模屠戮。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禁锢”这两个字不断被丰富词义，我们今天使用它，早已经超越了“禁止做官或参与政治活动”的本意，衍生出了另外两种含义：一、监禁、关押；二、封闭、束缚。语言是社会生活的记录，这就是说，不是什么人给语言增添语义，而是社会生活中不断发生的事件作用于人，形成记忆，形成知识，而这些记忆和知识都需要一个表达符号，所以才相应地产生概念，或者让原有的概念向新的领域延伸。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禁锢”这两个字在扩展语义的过程中，发生过多少被监禁关押和被封闭束缚的事件——直到今天，当我们试图表达社会观感的时候，“禁锢”仍旧是无法回避的词汇，这个冷冰冰、硬梆梆的字眼甚至深入到了我们的灵魂之中，时时提醒我们真实的人生处境。
我们还是回到东汉。
经历“党锢之祸”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东汉王朝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历史结果，尽管知识分子的“文争”被镇压下去了，平民百姓们却揭竿而起开始进行“武斗”——“党锢之祸”不久，总是被少数人决定命运的“多数人”说话了，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摧枯拉朽一般冲击着腐朽的东汉帝国，从此奠定了这个专制王朝覆灭的结局。
这种说明什么呢？说明知识分子“清议”一下朝政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得靠民众；可是话又说回来，没有知识分子孜孜不倦的喧嚷，民众对于自己的真实处境又有多少宏观意义上的了解呢？没有这种了解，又怎么从对个体苦难的沉吟中升华出对群体苦难的感知，从而催动起革命热情呢？知识分子和民众，只有凝结成为同一种力量的时候，才会真正构成社会演变之“势”，在这种“势”面前，皇帝老儿也没有办法，更不要说那些没蛋的宦官了。
直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汉灵帝才最终意识到知识分子和民众一样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才最终意识到如果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极有可能走向乡野大泽，成为农民起义军中的智者……后果不堪设想。
中平元年（184年），灵帝开恩大赦，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全部被准许返回故里，解散“五？七干校”，插队知青返城安置工作，死者平反昭雪……这意味着党锢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
社会可以喘一口气了——仅仅是喘一口气，大戏还没有结束，只是需要更换一下布景道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