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很快就来了：张成听说桓帝即将颁布大赦令，赦免所有杀人犯，于是，张小成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把李四的肚子扎成了筛子。洛阳市公安局接到报案连夜调查，很快锁定杀人犯，把张小成拘捕了起来。果然不出张成所料，就在这个当口，桓帝颁布了大赦令，赦免全国所有死囚，包括张小成在内。洛阳市公安局、法院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放了张小成。
法院一个很较真儿的同志打电话给李膺同志，李膺很气愤，觉得张成同志亵渎和侮辱了国家法律，马上把法院院长叫到办公室。
“张小成怎么回事？”
院长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你看是这样啊，”李膺同志耐心地说，“张小成被定罪在大赦令规定的时间之外，此人不在大赦之列。”
法院院长心领神会，说：“是。”
“那你还等什么？从重从快，去处理了。”
法院活该是主持正义的地方，马上就把张小成给宰了。
术士张成无名业火高三千丈，赶紧托门子见桓帝。但即使门路极广的张成也不是说见就能见到皇帝的，悲愤的张成只得修书一封，请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同志（这位退休在家的领导同志对张成气功延年益寿深信不疑）转呈桓帝。
在这封信里，张成同志不说儿子张小成之死，也不诬告李膺丧失共产党员信念搞什么贪污腐败，把国企低价转变为私企，掠夺国家资财，把妻子儿女送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之类，只告诉桓帝：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党部，诽讪朝政，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这一招果然厉害！
贪污腐败不怕，养“二奶”不怕，把国企低价转变为私企不怕，掠夺国家资财不怕，把妻子儿女送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不怕，而“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党部，诽讪朝政”，可就不能不在意了！
桓帝不是傻子，早就察觉了知识分子的作为，早就想采取措施了，李膺你一个省委书记竟然和那些整天胡吣的人搞到一起，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不是活腻了吗？于是责令有关部门启动程序，按照干部管理条例对李膺实行“双规”，加紧进行调查。
在极权主义状态下，所谓“调查”、“侦办”之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调查、侦办出任何想调查、侦办出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反腐有可能异化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与正义与否无干；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述：当反腐成为政治角力工具的时候，清除腐败也就成为一场严肃的玩笑了。在李膺这件事情当中，调查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工具——你李膺再能干，在民众中口碑再好，皇帝要治你的罪还不是易如反掌？不用别的，只一个“挪用公款”、“生活作风糜烂”的罪名就把你给治了。
一场大搜捕迅速展开。
李膺同志是在距离首都三百多公里的贫困山村视察生猪养殖的时候遭到逮捕的，直接送到了洛阳市第一监狱（整个东汉时期，这里都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与此同时，公安系统在首都洛阳也开始了一场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搜捕，《后汉书》记载，知识分子们闻风而逃，尽管这样，仍有大约200多个与李膺有牵连的知识分子被逮捕下狱。
事情还不仅如此，为了在全国范围内一举剪灭知识分子势力，没蛋的宦官利用李膺这件事装神弄鬼，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在各省、市、自治区大肆制造冤狱，“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没有几个人逃出法网。落入法网的人则被酷刑伺候，要求他们牵引知识分子同党，有的人实在熬不过，就开始胡说，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供述为党人。我还听说有人供述出了他家后院喂养的一只猪为党人，那只罪行累累的猪竟然也被缉捕归案，收监了，形成对照的是，被收监的知识分子悄没声息等待着命运裁决，最后都给杀了；遭冤枉的猪想：“反正是个死，去你妈的，我就反了罢！”扯着命叫喊，反倒被释放了。
这是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事情。
太尉陈蕃觉得中央政府在李膺事件处理上过度，反而在社会上激起了一种很危险的情绪，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就出面劝阻桓帝，说人民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何况李膺一没说什么，二没有组建政党，另立中央，即使真的有某种形式的组织存在，你也不能就认为他要推翻政府，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逮捕法办的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
桓帝白了陈蕃一眼，晃晃身子，什么都没说，这意味着他完全不在乎陈蕃的劝阻，一意孤行，大规模迫害和逮捕仍旧继续发生。
得势的张成愈发耀武扬威起来，继续装神弄鬼，通过各种途径给桓帝施加影响，不断提示说如果不除掉陈蕃这样的人就要亡党亡国。桓帝果真受到蛊惑，在一次小型会议上，突然关心起了陈蕃同志颈椎病的情况，嘱咐说：“陈蕃同志呀，不要太辛苦了，最近事情很多，我看你要休息一下。”组织部门应声而至，马上启动相关程序，以健康为由免除了陈蕃同志的太尉职务。
陈蕃同志无可奈何，离开皇宫的时候只说了一个字：“唉！”
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等人对陈蕃的遭遇深为同情，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民间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味，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恐怕要出更大问题，天下大乱也未可知，于是再次冒死上万言书给桓帝，无可辩驳地指出了利害，请求桓帝宽大为怀，不仅要求立即停止抓捕知识分子，同时还要求拨乱反正，给被逮捕下狱的“党人”平反。
桓帝行将就木，身体大不如前了，所幸脑子还没有问题，看懂了霍谞和窦武的信——政治家精通权衡之术，在更大的危险面前，他们凭借本能就能够选择较小的危险——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策略性地下令释放了以李膺为首的在押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名字造册存档，将其遣送还乡，所有人“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 （《后汉书？党锢传》） 。
具有历史意义的“禁锢”二字终于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册页上。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