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画卷延展到距今一千八百多年的东汉王朝，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幅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居然清一色都成了把蛋给骟割了的人，史称“宦官”。所谓“宦官专权”，通俗地说就是一群没蛋的人掌握了朝廷大权，在那里摇唇鼓舌，呼风唤雨，兴风作浪。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用如下文字形容那些两腿间空空荡荡的家伙们享用之奢，威势之猛，荼毒之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鄃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单、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苩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败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
简直是乌烟瘴气！
朝廷和“少数人”怎么就成了这么一副样子了呢？
我们从头说起。
被学者无限骄傲和自豪的秦王朝呼啦啦似大厦倾，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巍峨壮丽的宫殿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中国，建立了西汉王朝。
西汉王朝面临的是一个百业凋零的中国。
“秦王怀卑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世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过秦论》）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祸志》高祖刘邦十分英明地采取怀柔政策，率军进入咸阳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父老苦秦苛法之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世。吾与诸侯曰，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秦法。”（《汉书？高帝纪》）
我们固然可以说“约法三章”是战争状态下的策略性措施，然而也正是这种针对秦王朝暴政而制定的怀柔政策，反映出汉初统治者将要采取的治国思路——历史证明，刘邦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和他的继任者采取的措施也是正确的。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关中称帝，到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为汉武帝，经过高帝（刘邦）、惠帝（刘盈）、吕后（吕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基本上都实行“无为而治”，尽可能减轻人民的徭役赋税，恢复和发展生产，法律也尽可能简易（《汉书？循吏传》：“汉兴，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网疏阔。”）这就是说，新的统治者暂时抛却了秦帝国“重刑主义”主张，给人民以喘息之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决心“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和谐社会。
在此期间，政府先后下令废除了《挟书律》、《三族律》、《妖言令》、《肉刑》等很多秦代酷法，“蠲削烦苛，兆民大悦”，结果，“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社会发展了，统治集团对待人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就像饿狼突然发现肥羊一样开始对社会财富垂涎欲滴。汉武帝刘彻自公元前140年即位之后，彻底改变汉初“省刑减赋”的国策，加强了对国民财富的掠夺，作为这种掠夺的保证，开始了大规模立法活动（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才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法律的本质），到汉成帝时（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7年），汉律已多至“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益以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汉书？刑法志》）与秦帝国相比有过之而不及，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法律维持着对社会的严酷统治——这句话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历史周期率”开始加速运转，准备迎接它又一个轮回的结局……还可以把这句话延伸一下：历史又回到了起点，历史不断回到起点，历史总是处在起点，所以，我们看到、听到和经历到的事情也就总是惊人的相似。
果然就发生了王莽乱政事件，果然就发生了王莽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事件，果然就改朝换代，果然另一个皇帝刘秀登上统治者宝座，建立起东汉王朝（公元25年-220年）。好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皇帝——刘秀同志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司马光：《资治通鉴》）对苛刻的法律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删减，发布了一些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法令，但汉律仍旧像秦律一样“密如凝脂”，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有论者甚至认为，汉律较之秦律更加致密，中国的政治制度沿袭的并不是秦制，而是汉制……话题很高深，这里不做细究。
为了不脱离我们的话题，需要注意的倒是刘秀对宫廷政治的清理。
刘秀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简直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他先是让旧朝军队势力和功臣贵戚在帝国政治中边缘化，“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退功臣而进文吏。”为了避免反弹，刘秀对有战功的人采取了特别优待政策，他还让他们有机会通过联姻、宴会、朝请、赏赐的方式与皇室保持密切联系，获得各种身份经济特权，“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刘秀这种“高秩厚礼，允答元功……优以宽科，完其封禄”（《后汉书？朱景等列传》）的策略发挥了作用，军队和旧朝官员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很快就被消解了。与此同时，刘秀还抓紧进行了新的国家领导人选拔工作，“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后汉书？申屠刚等列传》）为防止政府官员任意行使行政裁量权，刘秀规定了具体严密的规章制度，选拔国家及各级政府领导人时特别注重应选者政治素养（执政能力）乃至于公文程式的熟悉程度。
有了这些举措，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把社会治理的还是不错的，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人民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休养生息，出现了所谓的“光武中兴”。
然而“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另一幅景象替代了。
自章帝刘炟（公元75－88年在位）以后，出了很多少年（包括幼儿）皇帝，“儿皇帝”完全不懂国家政务，围绕在他身边的政治势力却都想染指权力，因此造成了东汉时期外戚与宦官势力残酷争斗，轮番掌握国家政权的局面。
最开始，外戚“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闹得不亦乐乎：和帝（公元88年—105年在位，即位时只有10岁，27岁病死）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后汉书？窦宪传》）。冲帝刘炳（143年-145年，在位仅半年，3岁病死）时，外戚势力进一步强大，功高盖主；到了质帝刘缵（138年-146年，在位不到1年）时，皇帝的废立甚至于也要取决于一个叫梁冀的宦官，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刘缵很不满意梁冀的骄横跋扈，轻轻骂了一句“跋扈将军”，这个“非议”宦官的皇帝竟立即被梁冀毒死了！
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外戚势力，软弱无能的皇帝举目四望而无助，不得不把身边没蛋的宦官作为政治力量来使用，和帝、安帝、顺帝和桓帝在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宦官都得到了信任和重用。例如，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就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单超偷偷叫到厕所密谋，联合徐璜等四人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桓帝为了酬谢宦官，断然敕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别看宦官没蛋，做起事来却强硬而绝不含糊，他们像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结构完美的强有力的政治集团，最终成为我们前面说过的左右朝廷政治的决定性力量，这就是说，宦官擅权的局面终于形成，“少数人”接管了“少数人”的权力，再次证实了中国历史数千年不衰的铁律。
宦官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见在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领导干部并非完全符合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任用标准，无能而昏庸。
历史通例：无能而昏庸的领导干部往往极为贪婪。在这种通例下，宦官们似乎只有一件事好干，这就是全心全意抢掠兼并土地，利用权力鞠躬尽瘁地向社会和民众攫取巨额财富——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传》）。宦官在朝廷“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宦者列传？朱穆传》）；在地方“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真的与盗贼无异，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不仅仅是盗贼，简直就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什么越是“改革”老百姓失去的越多，为什么越是“改革”越是官民对立，为什么越是“改革”社会越难以和谐。
在宦官无止境掠夺下，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东汉王朝的“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纷纷破产，连可怜的几分宅基地都让人强行征占搞房地产开发去了，国库收入也不见有什么增加，“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凄惨景象。
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境况，也就很难稳定了。社会不稳定从来都缘于权力者为非作歹，跟老百姓是不是“刁民”（就像我朝一个官员前些日子所言）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一向驯顺温良的农民因走投无路不断爆发“群体性事件”，到政府门前做“俯卧撑”，各级政府疲于奔命应对。质帝、桓帝时期，个别群体性事件竟然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暴动，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惑下，“不明真相”的农民袭击公安机关，推翻警车，冲击、打砸、焚烧政府办公机构，抢掠毁坏宦官家族地产财富，政府动用武警才镇压下去。
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东汉王朝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权呈现摇摇欲坠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