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先驱报》深度专题－人物简述：“帝国的遗产：少年军与丑闻诞生之地”
撰稿人：安德雷·沃罗宁
01
战争在莉莉出生前开始,在她十六岁那年结束。
莉莉在孤儿院长大，对于自己的双亲一无所知。与许多境遇相似的战争孤儿不同的是，抚养莉莉的儿童福利设施隶属于帝国少年军。这些“福利院”向公众开放收养,但身在其中的孩子深谙不成文的规矩：福利院的孩子一旦过了某个年龄段，就不再会进入可供领养的名单，而是在十二岁时收编入帝国少年军。
少年军是已然倾覆的帝国在国际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机构之一,被视为这一政权有违人道的铁证。最初海外舆论大都认为少年军是帝国政府在漫长战争中培养忠诚下一代狂信者的工厂，这类机构的存在确实令人担忧，但其邪恶性质主要在于对将来的威胁。在成员踏入社会之前，他们的危险性似乎要远远小于神出鬼没的帝国特工。但两年前震惊多国的复活节使馆袭击事件证明这个推断天真且傲慢。
4月3日，两名帝国少年军成员乔装为战争难民，前往流亡政府在B国首都的使馆、假称寻求庇护。他们在使馆内引爆了身上携带的爆|炸|物。包括两名未成年袭击者在内，共计18人遇难。复活节使馆袭击是帝国在敌对国境内最成功的一次行动。B国的流亡侨民团体深受震动，一度人人自危。
但在此次袭击之前,少年军就已经不再只是灌输帝国意识形态的教育机构。少年军连队逐渐包揽在前线操纵无人机和部分大型战斗器械的任务。这类作战讲求反应速度、和想象力,事实证明,少年军的青少年非常适合这个新定位。
莉莉第一次上前线战斗时十三岁。“我们其实不在真的第一线，看不到敌人的脸。他们只是地图上需要被除掉的红点。战斗……杀人没有实感。和模拟游戏没有差别。”这么说完，她停顿片刻,“当然。后来我知道那是有区别的。”但当我询问差别具体在哪，莉莉不愿意回答。不止是莉莉,我采访过的许多前少年军成员也对战争最后三年的经历讳莫如深。那段日子中有什么是不可说的。
最后的攻防战中少年军对盟军的抵抗之顽强血腥已经十分著名,不需要冗述。只从盟军一侧看待问题，很容易将少年军成员看作被不幸洗脑、义无反顾为帝国大业抛洒热血的活祭品。但与更多前少年军成员接触后,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个体体验更为复杂。自诩自由世界的各方媒体宣扬的“洗脑”论否定了帝国时代个人意志存在的可能；而事实上，哪怕在帝政统治下，即便再有限,少年军成员还是有选择的空间。他们要面对的往往并非不配合就反抗这样极端的二元选项，而是“要配合到什么程度”“怎么做才对自身更有利”“是否有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如果有，底线在哪”这类更复杂精细的问题。
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那三年帝国上层做出的决策给许多如今最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留下了超出语言表达极限的创伤。旧历17年，帝国控制下的区域少年军规模大幅度扩张。原因在于战局剧变。反帝国联盟于当年正式成立。盟军首先以无人机发动精准快速打击，毁掉帝国军在西南方工业重镇的所有军工厂。帝国军依赖的精密战斗设备供给链受到重创。两条战线上都出现战力空缺。
于是，先是16岁以上，再后来14岁以上，适龄孩子都必须应征入伍。扩招前就加入少年军连队都升格为精英部队。但升格的这些少年军成员被视作“假精英”，原来的精英连队则是“真精英”。执行复活节使馆袭击的那两人来自少年军中历史最悠久的核心连队。
“被选中执行这种任务的都是精英战队中的‘真精英’。”莉莉向我解释少年军内部的复杂等级和分支架构，甚至画了一张简单易懂的图表。我与她谈话的背景音是首都市中心的喧嚣杂音，在那种环境下听一个小自己十岁的孩子对帝国那迷宫一般的体制侃侃而谈，非常怪诞，又有些教我毛骨悚然。
十四岁之后，除了少年军内部时有时无的教导，莉莉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但她能准确无误地应用一些复杂的长词语，做精确成熟的表达。比如：“虽然‘我们’都是少年军，但少年军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所以也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我们’。”我问她是在哪里学会“同质”和“整体”这些词汇的，她静静回答，在改造营。我又问这个想法是否是她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还是从哪里得来的启示。莉莉重复，在改造营。
战争结束后，改造营是在各地血腥的保卫战中幸存的少年军被送往的下一站。
02
旧历20年，帝国军战败。
如何处置大批未成年的战俘成为新联邦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改造营系统是解答。最初联邦政府负责人们设想中的是一个“改造系统”，而非被严密看管起来的营地。
“我们那时想要尽可能地还原我们认知中的校园，而不是监狱。我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将帝政下的暴行揭露出来，那些孩子就会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巨大骗局的受害者，砰地一下，他们的思考方式会转变，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到社会，重新上学、工作。”奥尔夫·波尔金，学者、改造营项目最初的发起者之一，说到最初的构想时情绪依然激动。
帝国统治下，波尔金很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选择潜心于古鲁尔文字的研究。但他也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曾经建议在帝国少年军内部推广更全面的通识教育；在新联邦建立后，他积极与政府合作。然而波尔金构想地着重通识教育和柔性干预的方案很快被迫中止。
和约生效小半年后，位于首都郊外的莱辛改造基地于旧历20年11月29日开放。那里原本是一座疗养院，仓促改建为改造设施：楼面被重新分隔为教室和宿舍，来看望病人的家属停泊车辆的停车场改为操场。另一部分原本是医疗楼的中高层成为办公楼，但改建只进行到一半，因此那些建筑物有种异常阴森的气息。
次年2月14日，原本隶属精英战队的前少年军成员控制了基地安保系统、劫持教员，试图发动武装政变。“复兴帝国”是那些激进成员的口号。联邦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事态在长达72小时的对峙和游击战后终于平息。两名被劫为人质的基地教员丧生，交火双方的具体伤亡数字至今没有公开。由于少年军和帝国军队都穿着黑色制服，而这起事件发生的日子又实在过于讽刺，那三天的动乱被称为“黑色情人节”。
而莉莉那时就在莱辛。她是进入莱辛的第一批学员，在那之前，她和其他少年军成员一起等待未知的命运。回忆起那段等待的岁月，她耸耸肩：“许多人觉得我们会全部被处决，也许那样其实更好。”我很难判断莉莉是在开黑色玩笑还是说真心话。
谈及莱辛动荡的72小时，“那三天感觉又回到从前。”莉莉这么说着，流露出嘲讽的表情。她并不赞同那些无法放弃帝国幻梦的少年少女。莉莉和其他不愿意加入政变的学员一起躲了起来，逃过一劫。她自称在福利院的时候，她就对帝国思想教育不太热衷。她是个有主见、甚至有些顽固的孩子。
“我不喜欢让人教我该怎么思考。但我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我没被枪毙。”莉莉轻描淡写带过的是另一些少年军成员叙述过的高压恐怖统治：要求绝对忠诚，故意设置多重互相监督的机构，鼓励举报，叛徒会被处决。这一对于少年军的刻板印象似乎只在战争最后几年确实存在过。去年多地发现的乱葬岗中有大量儿童的遗骸。短短数年内，在怀疑和内耗中丧生的牺牲者数量就已然骇人听闻。猜忌和恐惧也足以在亲历者身上留下永久的伤痕。
第二次见面时，莉莉比前一次放松，和我说了一些更具体的战时经历。连队内的气氛取决于指导员。莉莉见过毫不犹豫让少年军当诱饵或道具牺牲的指导员。她详细叙述，每天会有一队被抽签选出来去探测无人区，有不少人就是在那样的任务中踩中红外控制的地雷死去。这样令人起鸡皮疙瘩的事例有很多。但莉莉也曾经被指导员舍身救下。“他对我和另外几个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就爬出战壕。他跑出一段路，故意鸣枪吸引注意力。我们拼命往反方向跑，最后逃出了包围。我们知道他那是去送死，为了我们。谁都没说什么。但我们都知道我们永远会记得那晚上。”
在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莉莉的声调和表情十分平静。在我与她的两次对谈之中，她几乎始终维持着这种第三人叙述者般的态度，有时显得颇为冷漠。当我问起这一点的时候，她微笑了一下，反问我：“如果我不和自己保持一点距离，我该怎么和你说这些事？”我又问，她觉得和她一样对于帝国灌输的理念心存怀疑的前少年军成员有多少，她无所谓地耸肩，干脆答道：“我不知道。”
许多前少年军成员对于帝国抱有强烈的憎恨，他们感到被虔诚地相信过的人和理念一同欺骗背叛。莉莉对于决定了人生轨迹的秩序似乎不抱持这种激烈的感情。“人都差不多。”她这样的评语中隐含对于取代帝国的新世界的猜忌。
另一些时候，莉莉会自相矛盾。她否认少年军是一个同质自洽的共同体，暗示她对于少年军的归属感不强；但她也承认特定情况下，前少年军的身份对她来说是一切。“即便我不是个模范的少年军成员，但我确实是其中一员。我曾经感到除了那段日子，我一无所有。”
我追问那具体是什么时候。
“在改造营待了半年之后……在我放弃毕业的念头之后。还挺奇怪的，当少年军不存在之后，它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了。”说完这些，莉莉难得沉默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不再那么觉得了，但我……还有其他人都不可能假装那没发生过。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曾经是少年军这件事是决定性的。我没办法反驳。我想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但过去是唯一我改变不了的东西。”
莉莉确实对于人心有着超出年龄的洞察力，但因为对他人抱有强烈的不信任，很多时候显得尖刻无情。在莱辛任教过的一位教员A（本人要求匿名）告诉我，莉莉的无动于衷和刻薄都令人印象深刻。揭露帝国军暴行和普通人生活惨状的纪录片场常常哭声一片，但据教员A所说，莉莉没有哭过。她还会在课堂上问一些刁钻又并非毫无根据的问题，如果教员答不上来，气氛往往非常难堪。莉莉的意图也许并不在于为帝国政权辩护，只是忍不住指出一些逻辑不通顺的地方，但听者不免往那个方向想。
莉莉这种态度在招来了麻烦。
在黑色情人节之后，改造项目的目的和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识课程基本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思想课程、讨论会和讲座。安保措施和纪律管理也变得都极为严格，“基地”就此成为封闭性的“营地”，学员的自由被军事化管理的日程和各种规章制度限制，教员开始佩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官”。但改造系统的运营和规划本质依旧十分原始，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根据情况改变调整策略。
奥尔夫·波尔金回忆起离职前与继任者交接的场景时义愤填膺：“那时候我看着来抄家一般闯进办公室的那群人，我就觉得改造项目肯定会失败。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少年军手下吃过苦头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对帝政统治的了解停留在新闻报道层面的海归者，盟军指派空降的官僚……如果说我和同僚们是天真的空想家，那么后来的这群人就完全把自己当监狱长看待。他们完全不了解少年军内部构造，也并不把那些孩子当人。”
白发苍苍的学者从电子烟斗里吸了好几口，才继续对我说：“我知道有很多孩子干了坏事……非常邪恶非常可怕的暴行，但他们也是人。大人也一样。残暴也是人性中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教育，需要道德，它们是管束毒蛇的大棒和枷锁。应该负责的是让孩子太早成为邪恶的大人的那些家伙，而不是孩子自己。”他看向我，露出一个有些难为情的微笑：“我知道我这套思想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真正的仇敌不能是孩子，那样的话，这个世界真的不对劲。”
波尔金的想法在和平摇摇欲坠的战后第一年缺乏立足之地。发生在南部港口城市D市的前少年军成员袭警事件、第二大城市议会广场的自爆袭击都只令运营层的态度变得更为坚决。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学员们“毕业”的要求又多了一道手续。完成课程、通过测试之后，他们还必须历经为期一到两个月的观察期。便衣考察人员和电子监控网络会严密监视学员，确保每个毕业的学员都真正洗心革面。
而在职教员对于辅导的少年少女们也抱有戒心，学员与教员之间爆发冲突成了家常便饭。进入莱辛半年左右，莉莉开始脱离学员严格的日程表安排。旷课、拒绝参加各种集体活动，破坏公物，甚至对教员动手。她的履历上因此都是记过和禁闭记录。她并不打算为那时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也把他们（教官们）当成了敌人。在那种环境下，矛盾很容易激化。‘既然你们觉得我是个激进分子，那么我就变成那样给你们看’，差不多是那种感觉。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会做得很绝。”但她看起来并不后悔，好像在说，再来一次，她还是会那么做。
由于“不守纪律”加上拒绝沟通，短时间内，莉莉接连更换了两任指导教官。教员A是其中之一。“我们不想再经历一次事变，所以容易反应过度，把任何质疑的声音都当成是狂热分子。”她对于那时候将莉莉视作帝国狂信者感到内疚：“如果我更耐心一点，也许之后的事都不会发生了。看到新闻之后，我立刻知道那是她，那糟糕透了。同为女性……不论她是不是个好学员，她都不该经历那些。我感觉自己也是加害者之一。”
她指的是造成轰动、占据过去半个月各大媒体头条的“莱辛丑闻”。
莱辛丑闻不仅揭露了现有改造系统丑恶的一面，更暴露了所谓观察期形同虚设。
03
今年1月19日，莱辛改造营在任教员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坠亡。警方调查后认为斯坦药物误用过量产生幻觉，从其办公室的窗口跳了下去。这个新闻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毕竟那时所有人的焦点都在联邦广场的宫殿内上演的组阁政治大戏。
6月6日，帝国军无条件投降暨停战一周年纪念日，那也是莱辛改造营新一批学员毕业、正式告别近似战俘的身份的日子。
当日早晨9点左右，名叫阿列克谢·冯霍恩的少年从莱辛改造营的某栋旧楼窗口一跃而下，当场死亡。
那天离阿列克谢的十八岁生日还有半个月。而他选择的那栋楼正是四个多月前斯坦坠亡的同一建筑物。在踏出无可挽回的那一步之前，阿列克谢给各大媒体发送了一段视频讯息，那是长约五分钟的惊人自白和告发信。他声称斯坦的死并非意外，而是他杀，凶手正是自己。据阿列克谢所言，斯坦长期对指导的学员实行性侵害，同时用药物对受害者进行精神控制；受害者是阿列克谢的朋友，他在义愤下杀死了斯坦。
讽刺的是，阿列克谢原本是当日毕业典礼的学员发言代表。而在事件发生前，负责指导评估他的多位教官都对于他成功被再教育深信不疑。阿列克谢是从哪里获得了拍摄视频的设备、在哪里设置好定时发送的邮件的，目前都是未解之谜。能够确认的是，改造项目引以为傲的观察期跟踪调查没有察觉他行为中可能的异常。
半军事半政府机关的掩饰行为，性侵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司法公正，这一事件集齐了争议性的关键词，迅速掀起舆论狂潮。虽然阿列克谢的视频很快在各大信息平台被删除，但还是不断继续在用户之间流传。这一丑闻还牵起了另一桩在首都市法院受理的未成年相关案件，3月，杰克·威尔逊被提起公诉，涉嫌伤害多名未成年人。杰克·威尔逊正是阿列克谢在视频中提及的莱辛改造营纪律管理委员会负责人，被起诉时威尔逊已经被免除改造营职务。
6月6日当日，莱辛改造营管理层举行新闻发布会，运营负责人辞职，管理层大换血，接手莱辛的新班底承诺彻查事件真相，并恳请媒体保护当事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此后，改造营方面就维持沉默。6月7日，首都检方宣布重启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坦死亡案的调查。截止本报发稿时分，检方调查还在进行中。检方在6日事件现场发现了署名收件人“警察”的塑胶袋，据悉里面有装有疑似药物的颗粒的小瓶，还有另一部分证物。死者遗体已经进行过司法解剖，由于没有前来领取的亲属已经火化。加之现场取证困难，不少司法专家认为公众不应对调查结果抱过多期待。
而在这一切发生的数日之前，我与莉莉第一次在首都市中心某处见面。
第一次采访期间，我与她谈论了莉莉在福利院的童年和黑色情人节。两天后，我与莉莉第二次见面。她在我对面坐下的那一刻，我感觉奇怪地不自在，仿佛有什么将要发生。
“先生，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这是莉莉的开场白。
我和莉莉更早之前因为一个偶然在市内相遇，她那时得知我对于对数月前莱辛教官坠亡案有兴趣。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但第一次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一阵恶寒蹿上了我的右边手臂。而当6月初的那个午后，莉莉平静地说出下一句话时，我感觉到了命定般的恶意：
“四个多月前死去的斯坦教官是我的指导教官。”
那天的谈话让我得知了远超我预期和想象的事。其中并不包括斯坦的死亡真相。但莉莉吐露的一切还是令我失眠了。我告诉自己，在动笔之前，必须再继续找别的相关人士查证核实。
两天后（也就是6月6日）早晨，我被片刻不停的消息声惊醒。点开送到《先驱报》公共邮箱中的那段视频之后，我感到有必要将这篇报道尽快写出来。
04
斯坦尼斯拉夫·斯坦是莉莉的第三任指导教官。
在黑色情人节之后的改造营体系之中，指导教官与学员每周日进行面谈，学员总结一周心得，教官则评估学员的“进展”。原则上，改造营方面鼓励教官和学员建立信任关系。教员必须遵循行为准则，教员与学员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是严重违规。如果有违反行为，学员可以向纪律管理委员会申诉。如果学员对教员不满，同样可以发起申诉并申请调换教官人选。莉莉前两次调换教官就是走的这个流程。
但由于教官掌控学员的表现评分、决定学员是否能够进入毕业流程，教员在学员面前事实上拥有几近绝对的权威。一旦纪律管理委员会不受理学员的申诉，学员就等同被困在同一名教员管辖下。不合理制度的漏洞成为犯罪的温床。
第一次见到斯坦，莉莉觉得他“还行”。那时莉莉已然被视作屡教不改的问题少女，看上去会在莱辛待到十八岁成年，那之后被送入管制更为严格的战犯收容设施。但斯坦与此前的两任教官不同，他单腿有轰炸留下的伤，内敛寡言，但对她很和气。斯坦没有和其他教员一样居高临下地训斥教育莉莉，而是鼓励她到办公室聊天。莉莉承认被长久孤立后，她偶尔会渴望有个能够心平气和交谈的对象。一次交谈之后，就有了第二次和之后的更多次。
那些看起来无害的闲谈中，令莉莉印象深刻的是斯坦的办公桌上有许多纸质书。那在战后颇为稀罕。斯坦注意到，便开始鼓励并指导她阅读。如果不是战争，斯坦也许有机会进入大学教书。至少斯坦如此声称。
现存开放的政府档案中几乎没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坦的资料。他的家乡似乎在南方，但在丑闻曝光之后，即便将南方翻了个遍，媒体同僚们也没能找到斯坦这个人真的存在过的证据。帝国吞并南方诸多政权的战役是帝政初期最血腥的一笔，那时不计其数的南方居民逃亡北上，南方政府投降前，内部主张抵抗到底的鹰派摧毁了基础设施，个人信息和资料随之遗失泰半。斯坦似乎还有个相依为命的姐姐，但她在帝国军入侵时遭到侵犯，发现怀孕后自尽。但这也是无法查证的说法。
莉莉逐渐对斯坦放下心防。她考虑过重新回去修满课程、好好考试毕业。但信赖招来的是噩梦。“他恨帝国的一切，以它对待他姐姐的方式对待我、惩罚我，以此复仇。”描述斯坦所作所为的时候，莉莉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个空洞。她会突然跳回时间更深处，叙述战时少年军内的体验。那些经历有共通之处。但莉莉大体上还是表现得很平静，这让她直白冷静的叙述获得了一种野蛮的暴力。
作为听众的我不止一次因为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感到不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为男性的另一些人能够做出如此恶行，并为我无法给出一个解释而羞愧。想要在这篇报道中找到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的读者会失望，我会将它们留给法庭。
莉莉试过申诉，但杰克·威尔逊与斯坦有交情，她的控诉石沉大海。由于她的“恶名”，虽然她的精神状况肉眼可见地恶化，教员和其他学员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只是顽固分子的疯狂。莉莉在那段时间更加频繁地“违反纪律”，故意违反每一条可能违反的规矩。少年军的身份变得重要。她开始自残，试图轻生。学员身上的生理数据探测装置让她一次次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她有严重的睡眠障碍，但因为她会将安眠药囤积起来，医务室最后拒绝给她开药。
“所有人都看得见我，但我也是透明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污渍，他们都恨不得我快点消失，但又不愿意给我自愿消失的权力。”
我很想写，莉莉并非完全孤身一人。但那种说法淡化了她经历的孤立和漠视。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小心地询问有没有哪怕一个人注意到她的状况，莉莉以陈述事实的口气告诉我：“我试过告诉自己我是爱他的。但最后，我实在做不到。如果没有阿廖沙，我早就死了。”
阿廖沙是阿列克谢·冯霍恩在莱辛改造营内更广为人知的通行名字。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与一些揣测截然相反，他们并没有恋爱关系。莉莉坚称他们的关系连朋友都够不上。采访中，她花了很长时间试图给与阿廖沙的牵绊定性，不是朋友，不是恋人，甚至不是同类。莉莉说她也不了解阿廖沙，有时候甚至会怕他。到最后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了他们的关系。无疑的是，他们对彼此有特殊的意义，极度依赖对方。“我会为他做任何事，他也一样。”这句话在如今看来，更像噩兆。
6月6日之后，我试图追踪阿列克谢的生平，但很快走进死路。能弄清的只有他被赫伯特·冯霍恩－－一位前帝国外交官－－收养，因此获得了这个姓氏。关于冯霍恩一家有许多传言，但无一能够确凿证实。帝国投降之日，冯霍恩一家在家中地下室服毒自尽，所有私人和官方机密文件都被事先付之一炬。冯霍恩家的养子不止有阿列克谢一人，我在一所医院找到了幸存的唯一另外一人。他在被征入少年军后负伤，双目因激光照射失明。但他拒绝谈起在冯霍恩家时的任何事，对于阿列克谢，他只说“无可奉告”。
而莉莉的叙述也在1月19日那里突兀地中断了。她开始模棱两可，不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斯坦需要服用很多止痛药来盖过腿部旧伤，有时候也会依靠名为“愉悦”的药剂提神。他服药过度并不让她惊讶。随后，她就跳到了斯坦死后。
采访时我就认为她显然知道什么，但她还不够信任我。
莉莉没有提及阿列克谢对斯坦的态度。她对于斯坦之死异常的沉默是否是对阿列克谢的保护？我询问她为什么要接受采访，告诉我她告诉我的一切，她是否想要正义的裁决。莉莉笑了：“我要正义有什么用？我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些。也许在另一个营地有另一个我。说不定还来得及。”
但莉莉可能也没料到更多人会以那样的方式知晓这一切、比她愿意对我透露得还要多。
事件发生之后，莉莉由于情绪失控被送医。
05
莱辛丑闻曝光之后，莉莉短暂进入过公众视野一次。
三天前，莉莉受检察官传唤，为重启的调查作证。检察院门前全都是事先得到消息的媒体。下车到登上台阶进入大门内的这段路凶险、易于发生冲突和意外。她戴着帽子和口罩，在改造营和检方人员的陪同下前行。检察院方面准备不足，场面非常混乱。
有人搬出从莱辛毕业的前学员的说法，询问莉莉是否与斯坦有恋爱关系，他们的纠纷其实是男女纠葛引发的情杀，她是否真的在案件当日神志不清。甚至有记者质疑阿列克谢·冯霍恩自白的真实性，暗示他和莉莉只是以极端的方式博取公众注意力，意在美化少年军形象。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如果她真的有勇气证明改造系统的弊病，那么应该真的站出来，而不是那么蒙头捂脸地藏住身份。
莉莉站住，突然将帽子一扔，然后去扯口罩。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她怒气冲冲的眼睛。
“那好，给你们看就是了。反正我没有什么要藏的！”那时的莉莉是平静的所有反义词，和与我谈话时判若两人。
同行的人立刻用身体遮蔽住莉莉，但还是有记者抓拍到了口罩落下的瞬间。
场面失控，莉莉被立刻送回车里。同行的改造营教员与拍照的记者爆发口角，险些升级为肢体冲突。最后，在现场的一位备受尊敬的资深同行走过去，将相机抢过递给那位教员：“我们还不至于不像样到这个地步。”
那天的冲突成了记者圈子里人人见面都要议论几句的话题。
莉莉同意接受采访的时候，预见到了自己可能会面对的攻击，并且对此直言不讳。在采访中，她有两副声音，一副声音用词直接到粗俗，另一副圆滑而老练。
“大概会有人叫我叛徒，不论是帝国还是这个新秩序，我对哪边都没什么感情。我不觉得改造制度本身应该被废除。有人的确被它帮助甚至拯救了。我还有其他少年军成员从小理所当然接受的许多事确实是错误的，必须有人告诉我们。但方式出了问题。”
“大概还会有人骂我是狗杂种是婊|子，但那和我没有关系，我不在乎。”说这话的时候，莉莉露出了斗士般的无畏神情。
停顿了一下，她露出真假难辨的讽刺表情：“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只是把另一个版本的正确事实塞进脑子里没法真的让人改变想法。而如果要打感情牌，就会一不小心走得太近，那又会成为新问题。不管怎么说，也许我这代人的一部分人就是无可救药。我们是帝国留下的一笔难处理的遗产，不能扔掉，但是放着也只会造成麻烦。等我们被淘汰干净，问题就解决了自己。”不等我说话，她又笑了：“不过，‘我们’到底是谁呢？”
06
采访倒数第二个问题，我照例询问莉莉对于未来的计划。她像是早就准备好应对这种问题的答案，应得有些太快，但又十分有她的风格：“我不知道，先生。如果不介意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但明摆着她不需要也不会接受他人的建议。那态度让观者不免有些担心她是否会因为过于有主见而做出无法挽回的决定。但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对她说教。她的人生经验远远要比我复杂沉重。
最后，我告诉她，依照法律，我撰写任何相关稿件都必须使用化名。我想知道她是否有偏好或是忌讳。她耸耸肩，让我随便选一个。但她随后又轻声说：“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那是福利院按照收容顺序分派的。我就会想，生下我的人有没有给我起过名字，如果有，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名字。”
我们之间相隔的桌子上的餐巾有铃兰图样。
“谷中百合，我喜欢这个词组的发音。”她抚摸着白色花朵刺绣说道。
铃兰，谷中的莉莉，有幸福归来的含义。
就那么定了。
作者有话要说：Lilyofthe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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