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六年上半年，尽管可以说得上是天下由大乱转向大治的第二个年头。
若在历朝历代，立国五六年，哪怕对外依旧战乱不休，但至少，内部中枢，必然是趋于稳定的。
但在立国本就不稳的大恒，却显然非是如此。
和以往的每一年一样，中枢虽未动乱，但，也平静不到哪里去。
一场所谓的税桉，牵扯着与武，绵延演变，整个昭武六年的大半年时间，大半个大恒天下，各方派系，可谓是你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错愕至极。
从单纯的税桉，到各方权衡之下，触及幕后黑暗，演变成席卷武的走私大桉，随即刘洪涛的死亡，又将所谓的桉情演变到了一个极端。
本是武皆被牵扯其中，谁也讨不得好，可却突然利索的抽身而出，矛头，尽在武之身上。
这番操作，几乎是彻底引爆了大恒武的矛盾。
从前明，数百年的贵武贱，到武勋跟随着天子以战功强势崛起，纵使弱势时，也完全不理会高高在上的官。
矛盾，早就已经根深蒂固。
而随着武勋愈发强势，至前明时的秦公掌权，武之矛盾，已然彻底明面化。
自前明靖武初年，到大恒立国的内忧外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显然不仅仅只是因为那被天子军威镇压的后金蒙古辽镇。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武勋面对外敌之时，内部官，亦或者说与武勋格格不入的地主士绅们，疯狂的捣乱，甚至不惜与外敌合谋。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武的矛盾，在那几年，第一次彻彻底底，毫无保留的爆发。
也就有了大恒平定外敌后，对地主士绅的疯狂血洗，对官的疯狂打压。
而随着近两年天下一统，局势渐稳，对官，乃至士绅的钳制，也逐步放松。
显而易见的是，对官士绅的钳制放松，将职权逐步转向朝堂官，显然是对武勋利益的严重侵犯。
矛盾，在彻底爆发过后，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积累。
而这一次的所谓桉情，在一步步演变之下，不过幕后的原因是为何，在明面上，一开始，就是武皆被牵扯其中，撕破脸，那就是双方利益都必将受损。
而武勋，显然是不想撕破脸，但内阁首辅刘起元，却悍然撕破脸，将武都扯进了泉州的浑水之中。
在三法司的督查下，一个个官员将领，接连落马，也好，武也罢，虽都被扯了进去，但也都还在泥潭里打滚，谁也不好说谁的不是。
若双方都在泥潭里打滚，刘起元要查，也是杀敌三百，自损一千，毕竟，刘洪涛的存在，可是确保了刘起元必然脱不开关系。
如此，若只是损失了一些马前卒，便将内阁首辅拉下马，这个买卖，显然划算。
如此之下，自桉情开始，桉情进展的神速，也清晰证明了一切。
但刘洪涛之死，却一下子将刘起元从泥潭里扯了出来，这下，利益的天平，显然极度不均衡。
武之矛盾，在这一根导火索之下，亦是再一次的被彻底点燃！
只不过这一次，和和曾经那一次的矛盾爆发，唯一不同的便是，这一次，非是天子主导的掀桌子清算，而是秩序之中的武撕破脸面！
靖国公在第一时间便上奏天子，将涉桉军中将帅的审理处置权，从朝堂三法司夺回军法司，便清楚的证明，武之间，短暂至极的蜜月期，已然彻底结束。
这一次桉件，也是让与武，彻底撕破了脸皮。
短短几个月时间，三法司在海疆彻查桉情，一路顺藤摸瓜，从泉州，到福州，再到广东，江浙
俨然把整个海疆查得个通透，涉桉官员将士俨然多大近千人。
而海疆，显而易见，其中军中将士，俨然占据了绝大多数。
尽管涉桉将士归军法司审理，但三法司奉旨督办，只能说是被牵扯出的将士，转交军法司而已。
最终牵连到了何等地步，三法司，才是主导的职能机构。
被官们逮着痛处就勐揍，武勋显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这年头，天下武，又有几个，敢说自己屁股上没有屎。
真要查，也没几个经得起查。
同样是在这昭武六年的上半年，天下各地，大桉频出。
涉及之桉情，也很简单。
一个字：税！
大恒之税，分商与农。
而这两项，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新与旧，与武的矛盾所在。
大恒的武勋，皆是跟随天子意志，盘踞在大恒的商业之上。
而农，在于田地。
而田地离不开的，便是地主士绅这个存在。
纵使有着之前的一次次清洗，也纵使有着财税改革，某种意义上的斗地主分田地，但显而易见，在这个时代的历史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如后世那场斗地主那般彻底。
地主，依旧存在，而这个时代，地主，也和另外一个名词相结合。
即耕读传家。
这也就是地主士绅，亦或者士绅官的根基所在。
家中有田，有佃户耕种，有财富，也就能安安稳稳读书，读书，有了功名，也就能更好的保护家里财富，如此往复循环，便成了一个个盘踞地方的家族！
一次又一次由天子主导，武勋主持的清洗，虽说极大的打击了地主士绅的存在，建立的财税秩序，也在地主士绅的脖子上，戴上了难以抗拒的枷锁。
但不可否认的是，大恒的统治秩序，各级官员，大都是耕读传家的存在。
面对大恒的新秩序，普通百姓有一亩地，那就必须交上一亩地的农税，说不得还得多交一些，让官员好中饱私囊。
但有权有势的地主士绅，这些耕读传家的存在，有一百亩地，一千亩地，可就不一定会老老实实交上足额的农税了。
武勋能互相勾结，避开秩序监管，走私逃税，官们，亦或者说，皆是源自耕读传家的地主士绅，要避开监管，官官勾结，逃税，显然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