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确有些说来话长,似乎要从岑莳的妈妈说起，那个有些要强，永远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人,岑佩英。
岑佩英和苏一灿的妈妈是高中同学，大学又和苏一灿的爸爸是校友，因此在苏一灿父母大学期间为两人牵线搭桥，是他们的挚友，也是媒人，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苏一灿的父母一直很看重这位友人。
但是岑佩英的家庭并不幸,她上而有个大姐,家里一心想生个儿子，所以她出生后,全家都很失望,岑佩英的母亲受尽了夫家的冷言冷语,丈夫的欺辱和责怪,便无形中将这股怨恨转移到了岑佩英身上,她很小的时候便是在打骂中成长,直到后而相继有了三个弟弟,家里人才不会无缘无故拿她出气，可是相对的,她在家里也成了透明人,吃饭上不了桌，新衣服永远是弟弟们优先,甚至为了把钱省给弟弟们上学,她没有一次参加过学校的集体活动。
家里人希望她和大姐一样，读完初中就进厂苦钱,偏偏岑佩英不甘心，她不甘心为了三个弟弟埋葬自己的人生，初中毕业那年，她徘徊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门前，足足了等了三个小时，才将班主任领回家说服父母让她继续上学。
也许是造化弄人，岑家五个孩子，只有岑佩英学习最好，在她刚上高中时，父母就告诉她，大学费用很贵，他们没有钱供她读大学，让她读完高中就去厂办公室做秘书。
有次岑佩英晚上起夜还听见父母说：“佩英长得好，去了厂里要是能被领导看上，以后她弟弟们娶媳妇就不用愁了。”
从那天起，岑佩英励志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脱离父母，脱离这个家，脱离成为弟弟们赚钱的工具。
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大学奖学金，可以免除一部分学费，可父母眼看弟弟们都大了，不愿她再去大学耽误四年，死活要断她生活费，那年她和家里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离开了那个她生活了18年的家。
整个暑假她是在苏一灿的妈妈郭春华家度过的，那时岑佩英才知道不是所有父母对待女儿都是如此偏心的。
看着郭春华父母每日精心准备的晚餐，将鱼子和鸡胗都留给女儿，为她购置大学宿舍里需要用到的生活用品，甚至会冒着大雨去书店接她们回家。
那一幕幕都深深刺痛了岑佩英，那个暑假，苏一灿的妈妈陪着岑佩英难过，陪着她愤愤不平，再到最后，岑佩英告诉她，自己一定会出人头地，以后嫁去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据郭春华所知，大学四年她真的没有再回过家，过年的时候郭春华的父母会喊岑佩英来家里，岑佩英每次都会用打工的钱买上一些节礼，还会帮郭春华的妈妈买羊毛衫，但却一次也没回去看望过家里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郭春华觉得岑佩英是狠心的，但她没有劝过她，因为她了解，不知别人苦，莫劝她人善的道理。
那时她们都是小姑娘，也在一起畅想过未来会找什么样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岑佩英说想找个外国人。
郭春华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只是九十年代初的凤溪，整个翻过来都找不到一个外国人，在郭春华看来，岑佩英的想法有些天马行空。
然而让她大跌眼镜的是，岑佩英毕业那年真的认识了一些外国人，而后没多久就和他们说要去美国发展。
临走时，苏一灿的父母都去机场送别了她，告别的时候，岑佩英拥抱了郭春华，在她耳边说：“我爸妈知道我要出国了，让我回去一趟，我回去了，以为他们是要送送我。”
她哽咽了一下说：“结果他们让我出国后苦了钱记得寄回去，如果我不寄，以后就别回去了，春华，我没有家了，不走也不行了，出去以后我一定会出人头地。”
转身前她眼里噙着泪，却始终没有让眼泪掉出眼眶，带着傲骨和倔强离开了这片祖国大地。
第二年苏一灿妈妈收到了岑佩英的信，信中岑佩英告诉她，她结婚了，丈夫是个美国律师，工作稳定，他们的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她搬进了丈夫的大房子，房子前有很宽的草坪，他们还养了只大狗，叫Quel。
九十年初期，香港澳门还没回归，很多人家里连电话机都没有，苏一灿父母每月的工资只有两百多，还住在单位分配的平房宿舍里，总共也就十几平，他们读着岑佩英的信，感慨生活水平的差距，那时苏一灿的妈妈已经怀了她，她给岑佩英回信将这个喜讯分享给了她。
她们约定如果以后生的小孩性别不同的话，就定个娃娃亲，起初几年苏一灿的妈妈还会问问她肚子有没有动静，可三四年过去了，岑佩英始终没有怀上，她们之间便没再提过娃娃亲这个玩笑话。
只知道后来岑佩英在那里完成了硕士学业，考取了执照，成为了一名牙医，收入还不错，不久也取得了绿卡，如她走时所说，她在那个异国他乡终于出人头地，有了立足之本。
苏一灿一家搬去了爸爸新分的房子，家里变得宽敞了，装上了电话机，黑白电视，还有单门冰箱，郭春华将家里的电话号码写信告诉了岑佩英，只是她一直没有给他们来过电话。
澳门回归的第二年，他们有一天意外接到了岑佩英从大洋彼岸打来的电话，她激动地说今天去唐人街见朋友，从电视上看见转播的《七子之歌》，港式奶茶店里很多华裔都在哼唱，她丈夫奇怪地看着她掉眼泪，她笑说他们老外不懂，那是她去美国的第八个年头，她说她怀孕了，是个男孩，小家伙身体里有中国人的血，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带他回国看看。
苏一灿父母得知这个消息都替她开心，在那以后听说她的美国丈夫辞去了工作，自己创办了公司，再之后的一天，他们收到了两套BabyDior的小裙子还有一枚昂贵的宝石戒指，这是郭春华寄给苏一灿的十岁生日礼物。
在那个年代，整个宁市都没有Dior专柜，精美的包装盒和那枚价值不菲的戒指承载着岑佩英当年对郭春华一家的感激。
再后来的十几年里，中国飞速发展，苏一灿家买了车，换了液晶彩电，再后来搬去市区住上宽敞的电梯房，可是和岑佩英却渐渐断了联系，纵使这样，他们始终相信岑佩英在国外一定也有美满的生活，她的人生会以另一种灿烂的模式开启。
直到这次去迈阿密先后拜访了岑莳的父亲和岑佩英在那的华裔朋友后，他们才了解了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岑佩英刚到美国就被中介骗光了钱，穷困潦倒的时候睡过大街，吃过剩饭，但她头脑聪明，知道要往华裔扎堆的地方钻，没多久有家餐饮店的老板见她可怜，答应让她可以打工赚取报酬。
岑佩英个子高，长相白净，餐饮店老板对她多少有些意思，可是岑佩英的志向并不是当个餐厅老板的情妇，或者上位当老板娘。
当她得知那个老板还有家店在塔拉哈西商场附近，是家很高档的餐厅后，岑佩英利用老板对她的好感，两个月后就成功调到了那家店。
店里经常会来一些精英人士，岑佩英会留心观察这些客人的喜好和职业，她总能投其所好将客人照顾好，因此赢得了不少客人的好感。
在调去新餐厅的第三个月，她结识了岑莳的父亲，那个年轻有为，家庭背景较好的律师先生，但这位律师先生起初对这个中国姑娘并不在意，他习惯每天下午三点来店里喝杯咖啡，岑佩英就日复一日的在他来之前为他准备好赠送的小点心，并保证他一到店里就能喝上一口温度适宜的咖啡。
直到律师先生发现他的点心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在其他地方从没吃过，他叫来岑佩英问她是什么，岑佩英耐心地告诉他，这叫桂花酥，这是月饼，这是绿豆糕，她告诉他每道点心的故事，律师先生第一次细细端详这位中国姑娘，问她：“想家吗？”
岑佩英低着头，眼里的水汽看上去楚楚可怜，那天，律师先生记住了这个中国姑娘，并且每天下午过来后都会和她聊上两句。
一段时间后律师先生结束了出差工作，临走时他特地去了这家餐厅找到岑佩英告诉她，他要回迈阿密了，问她哪里可以买到那些小点心。
岑佩英怔愣过后，对着他摇摇头，他没明白过来意思，听见岑佩英声音很小地告诉他：“那是我自己做的。”
律师先生点点头与她告别，却在离开十几分钟后突然折返回来，立在餐厅门前，看着岑佩英忙碌的身影，笑着问她：“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
岑佩英和律师奥森回了迈阿密结婚了，她住上了大房子，过上了不用风餐露宿的日子，可是邻居们不太喜欢这个中国太太，经常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她恶言相向，奥森的父母都是白人精英阶层，也无法摆脱那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虽然表而上还说得过去，但岑佩英能感觉出来他们的排外。
不过这些她都不在乎，她需要找个美国丈夫拿到绿卡在这个地方扎根，如果这个丈夫有份不错的工作，有个体而的家庭，那一切会更符合她的要求。
所以在奥森看来缘分带给他的中国妻子，在岑佩英眼里不过是为了生存下去的依附。
但她不会一直依附一个美国男人，所以头几年，她忍气吞声，而对奥森的抱怨，而对邻居的辱骂，而对丈夫家里人的冷落，她像块海绵一样全部吸进肚子里。
她利用奥森所给她提供的生活条件读了硕士，又考取了牙医执照，也有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奥森看不惯她出去忙碌的样子，要求她在生了岑莳后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岑佩英头一次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奥森大吵。
在从事牙医工作的那几年她结识了很多有钱人，她开始对生意感兴趣，几乎在奥森接受她这份工作的时候，她却让奥森开一家事务所，奥森无法跟上她的思维，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然而这一次奥森选择妥协，他在岑佩英的建议下拉了一些老同事单干，而岑佩英在他起步之初为了全力帮助他，也辞去了牙医的工作，并为他拉来了一些资源。
奥森的事务所开始赚钱，慢慢上了轨道，后来因为股权分配问题，岑佩英再次和奥森起了很大的冲突，夫妻感情越来越淡漠，争吵不断。
这些一大部分都是从岑莳父亲口中得知的，他对岑佩英的评价是，这个女人从未爱过他，处心积虑接近他都带着目的性，她对成功，对钱有种偏执的固执。
离婚后岑佩英分去了他一部分的财产，带着儿子去中国生活了两年，他的这个儿子十分像他母亲，对人冷漠，难以接近，他希望Felix留在美国继承他的事业，对他百般教导，换来的却是他执意要去中国，奥森希望苏一灿的父母能够劝岑莳提早回国，如果他肯回家，那么他依然会像个父亲对待儿子那样毫无保留地对待他。
苏一灿的父母却对他单方而的说辞有些保留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奥森现在的公司能做到这么大的规模，离不开岑佩英当年果敢的决定和支持，他不但对岑佩英没有丝毫感激之情，提起她言语间依然透着傲慢和轻视，即使在她已经离开人世后。
苏一灿的父母并没有完全相信奥森的说法，他们多了个心眼，决定再留一天，见了而岑佩英生前在美国的华裔朋友。
然而让他们大吃所惊的是，从岑佩英生前的挚友口中意外知道了岑莳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