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过后没多久，我们就要结束新兵连的生活，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再穿着没有肩章没有领花没有标志符号的军装，戴着没有帽徽的“绿帽子”；意味着我们不用再以“新兵蛋子”的身份被人理所当然地呼来唤去；意味着我们可以吃饭超过五分钟可以上厕所不用打报告，甚至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服务社买上两瓶“青岛”或一瓶“小二”喝一喝；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将真正以一个兵的身份存在于这支部队。而在此之前，我们还只是学生、工人、个体户、无业游民……是连“列兵”都不能算的老百姓。
我们满怀激动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就像即将分娩的母亲等待着自己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就像潜伏多年的地下工作者等待着自己的部队攻下城门，就像辛苦多年的科学家等待着最后的试验成果。
指导员一脸严肃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认不认识三排七班的易子梦？”
“认识，我们是大学同学。”
“关系怎么样？”
我已经隐隐感觉到可能出了什么状况。
“关系不错，我们不但是同学，还是室友。”
“那好，”指导员稍微吁了一口气，“是这样，易子梦不想当兵，跑了。”
“跑了？！”我惊呼。
“不过已经找到了，”指导员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又吐出来，“这小子，从猪圈的小窗户里溜出去了，跑到了老林子里迷了路，还好被我们的人找到了，否则不是饿死也是冻死了。”
“现在呢？”
“关起来了，”指导员有些焦躁地摁灭了烟头，“回来既不出操又不训练，还动不动以跳楼相逼，我们做了工作也没什么效果，所以想找你们几个大学同学劝劝他。看看能不能让他转变过来……”
指导员话还没说完，我的心便骤然一紧，这个时候闹退伍，可非同一般啊。下意识里，既有对易子梦前途的担忧，又有隐隐的一丝幸灾乐祸。
易子梦的想法，不正是我琢磨了许多遍却不敢实施的想法吗？
“报告。”
“说。”
“如果他不能转变，会有什么后果？”
“那就只能退回去呗。他还不算正式入伍，又保留了学籍，应该可以回去继续念书啊——”指导员说了一半看了看我，正要出口的下半句话戛然而止。他瞪了我一眼，喝道，“夏拙你想什么呢？告诉你，你小子千万别给我耍花花肠子，否则——”指导员打住，清了清嗓子，咆哮道，“我就是毙了你也不让你得逞！”
我吓得一哆嗦，敬了个礼赶紧跑了。
易子梦被关在一个临时放被装的仓库里，由两个“上级”看着。安哥和欧阳俊已经到那里了，房间里早已清空，似乎是专门为我们几个的相聚而准备的。易子梦解开风纪扣，手枕着头躺在临时铺的铁架子上，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脚却撂在床架上一抖一抖的。这个姿势看得同为“新兵蛋子”的我好生羡慕。要知道，新兵在晚上熄灯前，屁股沾一下床都是大忌。
看见我过来，欧阳俊摊开手耸耸肩，做了个无奈的姿势，安哥则气鼓鼓地站在离易子梦一米远的地方，军姿挺拔似定海神针。
进入新兵连之前，我们曾想过我们四个干啥都要在一起——一起训练，一起生活，遇到了困难一起扛。进了新兵连才知道，这个想法原来是如此幼稚。我们被分配在不同的班排，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不允许随意串门和沟通，即使走在各自的队伍里与对方擦肩而过，也不能扭头或打个招呼，只能咧嘴一笑算是问候。后来，我无数次设想甚至梦到过“B4”相聚的场景，比如偷偷地在墙根下分享着来之不易的一根烟或者一小瓶邵阳老酒，比如道貌岸然地在观礼台上领取着代表我们能力素质的奖项，比如气喘吁吁地冲刺到五公里跑道的终点，然后问候一声：“哥们儿，还行吗？”这些多数带着****的成分，可是我觉得这是在几乎没有人生自由的新兵连最有可能会面的几种方式。
可是我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几个会以这种方式和这种心情来相聚。
我朝着易子梦的腿上踢了一脚，“什么情况？”
“老子要回去，不，不陪你们玩了。”
“为啥？”
易子梦停止抖腿，盯着我看了十秒钟，“拙子，兄弟！我希望你能不——那么道、道貌岸然。你告诉我，你就没想过离开这个鸟不生蛋鬼——不拉屎的地方吗？”
我心里“咯噔”一声，“我承认，我想过。”
“那不就得了！”易子梦兴奋地坐起身，拍着胸脯说，“你只是想想而已，又算什么呢？”他的言下之意是：老子想到了，做到了，那即是牛×！
我无奈地摇摇头，“确实，我没你洒脱。”
欧阳俊笑了笑，拍着易子梦的肩膀，“我说你小子也忒不仗义了，我们几个大学四年没有分开过，连当兵都约好一起来，结果你先开溜了。唉……”
“别跟我扯这些蛋。是！我是珍惜兄弟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也不能因为兄弟感情而过上这种地狱般的生活啊！你们说说，你们说说！要吃吃不好，要睡睡不好，要自由没自由，要尊严没尊严，这算是他妈的人待的地方吗？”
我们沉默。
“我还年轻，可不想大好青春就浪费在这里！老子要吃好喝好玩好，要谈恋爱，要享受生活。懂吗？”
“那你认为你离开这里就可以享受生活了吗？你之前不也找过工作吗？怎么样？你因此而享受了你那狗屁生活了吗？”
安哥的话再一次戳到易子梦的痛处。
易子梦扭过头，嘟嘟囔囔：“那也比现在好！至少我是自由身。”
“罢了罢了，就你这想法来当兵也够荒谬，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想在这里混下去确实不容易。我不劝你了！爱干啥干啥去吧！”
“安哥你别说我，”易子梦显然对安哥的指责不是很服气，“你说你多好一人。在学校又是奖学金又是党员模范啥的，一到了这里不是挨批就是做检查。你说你还混个啥呀！我要是你，早他妈走了！”
安哥显然是被呛住了，嘴唇一抖一抖的，拳头捏得“嘎嘎”作响。我真怕他一冲动把易子梦给暴揍一顿。
“我承认，”安哥咬牙切齿，“我自己混得不怎么样，确实没有资格教训你，但是——”
安哥长吁一口气，总算是舒缓一下自己过于激动的情绪，他看了看我，看了看欧阳俊，又看了看易子梦，“路是我自己选的。即使是跪着，哪怕是爬着，我也要坚持到底。”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嗓子被棉花堵住了一般怎么都说不出口，我拍拍安哥的肩膀，安哥出人意料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在某旅新兵营的临时被装仓库里，同处一连却阔别两个月的“B4”成员抱头痛哭了一场。我们拼命地、肆无忌惮地流着眼泪，试图用泪水冲刷掉这两个月来所受的委屈和折磨，试图靠臂膀挽留这相聚三四年却即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兄弟情谊。
易子梦走后，我们迎来了授衔的日子。站在血色的“八一”旗下，我和林安邦、欧阳俊还有另外七十多名新兵穿着挺括的常服，站着笔直的军姿，用褪去了学生稚气和社会流气的嗓音歇斯底里地吼着入伍誓词：“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努力工作，苦练杀敌本领，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军队。”
……
新兵连的生活总算是告一段落，但普洱告诉我们：真正的军旅生涯才刚刚开始。他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走过的两个多月不过是前戏，实质性的内容在后面，让我们鼓足干劲，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吧！
安哥分配在一连。就像解放军序列中的许多部队一样，序列上排第一的部队其地位也往往是第一。而据可靠消息，为了争取到几个“好苗子”，普洱差点和一连的连长打了起来。
普洱是二连的连长，新兵连长只是他的一份兼职。作为一名标准的军人，在没得仗打的情况下，普洱只好把号称“全旅标杆”的一连作为他的假想敌。他们从训练到内务、从士气到作风、从政治教育到后勤建设，只要是能分出高下的都要亮出来。哪怕是菜地里的冬瓜茄子，都要拿出来比一比粗细。无奈一连原本“膀大腰圆”，再加上旅里时不时政策倾斜，所以和他们的竞争大多是以普洱的失败而告终。为了挽回颓势，普洱主动请缨担任新兵连长，这哥们儿每天起早贪黑焚膏继晷，为的就是分兵的时候多挑几个好苗子，以图靠着这点新鲜的血液打败一连。谁想这次分兵，又让他们插了一杠子，把最好的一批新兵扒拉走了。普洱一边怒骂机关做事没****干啥都护着排头兵，一边在心中暗自感慨既生瑜何生亮，然后忧郁地听任那张茶饼脸继续深入地黑下去，直至黑成一块砚台。
欧阳俊在新兵连的表现也十分不俗，据指导员鉴定，他是全连最有提干可能的新兵。无奈他学的是信息工程，顺理成章地让通信营挖走了。普洱眼看着他辛苦栽培的优秀士兵苗子们一个一个脱离自己的视线范围，而剩下的不是泛泛之辈就是歪瓜裂枣，那心情也可想而知了。
最后扒拉扒拉凑了几排人坐了个破“解放”回连队，普洱已经没有多少说话的****了。
“你、你、你，你们三个去一排，你们两个去二排，剩下的去三排。”
我一看前面三个没我，接下来的两个也没我，于是很知趣地背着背包拎着袋子抱着脸盆牙具洗漱用品什么的跟着剩下的一拨人灰溜溜地跟在三排长的屁股后面。
顺便说一声，我也分到了二连。
剩下的五个人里边，有一个叫安鹏、一个叫谢进，新兵连的时候是跟欧阳俊一个班的，去他们那串门的时候打过招呼；另外两个——是猪头和风子。
三排有两个班，安鹏和谢进分在了五班，朱聪和我还有贾东风在六班。拎着锅碗瓢盆进班的时候，朱聪同志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作祟，说了一句：“六班好啊！六顺六顺！”
来接我们的代理班长伍卫国瞟了朱聪一眼，冷冷地说：“可惜没有八班，否则让你去八班也好，八发八发嘛！”
猪头赶紧讨好道：“嘿嘿就是就是！班长您真幽默！”
伍班长停住了前进的步伐，立定，向后转，甩出一张狗不理包子一般尽是褶子的脸。他定定地看了猪头大概五秒，来了一句：“新兵，你的话太多了！”
这一句话噎得猪头面红耳赤，我赶紧闭上嘴巴，用鼻孔呼吸，暗自告诫自己：祸从口出，一定要闭紧自己的嘴巴，夹紧自己的尾巴。倒是后面的风子不大以为然，歪着头笑了笑，一脚踏进了班里。
被猪头称为“六顺六顺”的三排六班，位于营区东南角第二栋楼的四楼最西边，阳面。班里一共四张上下铺，四个下铺分别住着未曾谋面的班长、副班长兼代理班长伍卫国、下士向北、上等兵陈文博，最靠里的上铺住着上等兵冯涛涛。
“你们仨，”伍班长指着我们几个，“每人挑一个上铺安顿好，十五分钟后检查你们的内务。”说罢就出门了。
我、猪头还有风子三人对视一番，各自挑了一张适合叠自己被子的铺位，紧紧张张地忙活起来。
“我说哥儿几个，”伍班长一走，向北就大大咧咧坐在床上，从被子下面摸出一包“精白沙”，对着我们比画一番，“抽一根？”
我和猪头吓得大气不敢出。抽烟在新兵连可是重罪，有一次隔壁班的新兵在厕所抽烟被班长逮到，班长笑眯眯地说：“喜欢抽烟是吧？我让你一次抽饱。”于是除去被作为物证被弹进小便池的那一根，一包烟的其余十九根全被班长塞进新兵嘴里再一一点着，抽得那个新兵一把鼻涕一把泪，连头发都熏黄了，比发廊的效果还好。经此，新兵果然一次抽饱，把烟彻彻底底戒了。
风子比我们有出息一点，他大大方方从包里翻出一包烟来，应道：“还是抽我的吧！”
“我靠！蓝芙？！有钱啊！”
风子把烟弹出，发了一圈，笑呵呵地说：“没啥，孝敬您的。”
“嗯，有眼色，”向北和陈文博都发出“啧啧”的赞叹。
“我说你们也别太紧张了，班长马上回来。伍班副嘛，代理班长马上到头了。”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批新兵里有大学生？”一直坐在角落里看书的上等兵冯涛涛冲我们问道。
“报告，他是大学生，”猪头抢在我前面，指着我回答道，回答完毕还露出一脸谄媚的笑容。我想这厮要是搁抗日战争年代，一定是鬼子机枪一架，就喊“皇军，八路这里的干活”那号人。
“那太好了！”冯涛涛跑到我前面，手里还拿着一份《军校入学考试模拟题（英语）》，问：“你帮我看看这一段是啥意思。”
我不好意思告诉冯涛涛我的大学是如何醉生梦死念完的，更不好意思告诉他我的英语其实是靠着四百块钱买答案过的。事到如今，我只好硬着头皮给他看了看，还不算难，于是给他细细讲解了一番。
冯涛涛刚华丽地转过身，伍班副就回来了，这个时候猪头和风子都已经整好了内务，而我的床上还是一片狼藉。
“夏拙，你怎么这么慢？！”
“伍班副，他刚给我解题来着。”冯涛涛带着一副和气生财的表情走到伍班副面前，帮我解释道。
伍班副斜了他一眼，没理他，“新兵，回答我，我说过让你抓紧整内务没有？说过十五分钟后检查没有？”
“报告，说过。”
冯涛涛还要说什么，伍班副的口中已经发出指令：“打背包。”
在我愣神的空当，他又吐出两个字，“楼下。”
我继续迷茫，他又吐出两个字，“十圈。”
连起来就是：打背包楼下十圈。如果把要素补充完整，那么这句话就是：打背包到楼下跑十圈。当然，主语是“你”。
我迟钝的脑袋瓜子终于想明白这句指令，一个语气助词在我胸中翻涌，却最终被吞入腹中：“操！”
我迅速拿起被子对折四次，用背包绳三横压两竖捆好，利索地下楼小跑进操场。
如果说两个半月新兵连的生活教会我们什么的话，其实除去表象的走齐步、叠被子、单双杠等之外，最深刻的或许是教会了我们隐忍。我们学会了接受曾经不能接受的现实，应付过去无法应付的麻烦，克服自认为克服不了的困难，承受许多超越想象的磨难。我们学会了一种人生观：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麻烦都是对自己最好的锤炼和打磨。进部队之前我们只是一堆材料——就如龅牙所说：“一堆生铁，经过‘上级’们的锻打之后，我们成了一堆不锈钢毛坯，而新兵连之后的生活就像是更为复杂的工艺流程，将我们车铣刨磨，最终成为成品，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我扛着背包奔跑在四百米的煤渣跑道上，嘴唇半张，节奏均匀地发出“呼—呼—吸—吸”的声音。天刚下过雨，碧空如洗，操场周围的香樟和玉兰仿佛被绒布擦过一般显现着光泽；跑道内侧是深浅不均的积水，这大概是部队训练太刻苦导致内圈磨损严重的缘故，小水洼里倒映着三月里如棉花糖一般的白云，让人不忍心践踏。
“夏拙！”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龅牙出现在我的面前。
此时此刻，再见到那两颗在夕阳下闪着金光的龅牙让我感觉是如此亲切——虽然我离开新兵连还不到六个小时。
“班长，你怎么在这里？”
“我本来就在这里啊，带完了你们这帮新兵蛋子，我也得回老连队啊，”龅牙认真地看了看我，眼神出奇地和蔼，让我怀疑新兵连的那个张龅牙和现在我面前的这个是不是同一人。“倒是你，怎么刚下连就跑步啊？这么刻苦这不像你的风格啊？”
“哎，别提了。”我悲催地摇摇头，简单描述了下连后的遭遇，顺带批判了一下那个满脸褶子的代理班长伍卫国。
“不过我们班长好像是临时代理的，真正的班长马上就要回来了，希望能摊上个好点的吧。”
“那什么样的班长就算好的呢？”
班长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看看他隐隐期待的眼神，骑驴下坡地把马屁拍得“嘣嘣”响，“班长你这样的就挺好！”
张龅牙听了如此一番恭维，大笑起来，笑得地上棉花糖一样的云都碎了。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