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这是一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大陆和台湾分而治之。兄弟手足，隔海相望，道不尽幽怨，说不尽乡愁……
不同的政治形态塑造了两岸不同的发展道路，90年代之前，台湾发展迅猛，经济腾飞，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然而瑕不掩瑜，虽然在经济上台湾走在了前面，但却并不代表着其社会就一定安宁。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大量旧中国黑帮分子随之涌入，如“清帮”、“洪门”以及其他一些会道门都在台湾继续开山立派、绵延至今。不过有意思的是，现如今，这些传统的帮会大多数都已经成为了相对安分的社会团体。而在台湾掀起腥风血雨的组织其实都是1949年之后的新生力量。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帮会与香港、大陆都不相同，他们的组织相对更加严密，虽然也干着作奸犯科的事情，但却能多多少少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他们是坏人，但是没有坏透，他们还有着最后一点中国式的江湖风骨……
一、江湖道义的悲情传承者·竹联帮、陈启礼
台湾是一个黑白不分的地方，这句话并不是指这里没有正义没有法律，而是单纯地表述一个事实，因为在这里，黑道与白道联系紧密，政治人物出席帮会活动就像家常便饭一般。
大佬去世，立法院的主席会前去吊唁，而总统可能会送上花圈。议员选举，除了鼓动老百姓之外，去帮会拜票也绝对是大摇大摆。
有人说台湾的政治是黑金政治，这话有道理，是实事求是，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这一切其实都要从三个字说起——“竹联帮”。
1.世纪葬礼
2007年11月8日，台北大直，一座高大的灵堂肃然而立，灵堂内外人头攒动。清一色的黑西服，清一色悲怆的面孔。
在灵堂遗像的两侧，由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手书的挽联安然悬挂：“启节秉乎天，人从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路断关河望竹林。”
这是台湾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葬礼，据媒体报道足有八千到一万人前来祭拜，这其中既包括政商名流，也包括如周杰伦、钮承泽这样的娱乐圈显贵。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打头的是“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和民进党大佬柯建铭。
是什么人有如此排场，居然惊动如此多的名流?他又是何种资格，能让蓝绿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同时为之哀悼?
这一天，几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这场葬礼。有的感慨，有的愤怒。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葬礼的主人是一个真正的风云人物，因为他就是“竹联帮”的精神领袖陈启礼，20世纪90年代，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
陈启礼，绰号“旱鸭子”、“鸭霸子”，1943年4月27日生于四川广安。六岁随父母逃难到台湾，住在眷村，家教甚严。然而父母严格并不代表孩子就一定会乖，特别是在眷村，由于父辈多是军旅出身，因此耳濡目染之下，孩子也大都行为粗犷。
在当时，眷村和台湾本地人群处于心灵隔膜状态，这种隔膜也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入台开始，眷村的孩子就自成一统，很团结，也很霸道，与本地孩子争斗颇多。若干年后，已经是“竹联帮”总堂堂主的陈启礼回忆说，在当时就读的东门小学，他这个“外省人”成为本省学生欺负的对象，就此开始了用拳头说话的历程。“我读小学一年级，全班连我一共三个外省的，那另外两个就常常被打，不敢反抗。我的个性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所以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我就大打出手。那个下课铃声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拳击台上、擂台上的那个铃声，每一堂下完课，就是一场拳击赛。”就是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1962年，当时还在读书的陈启礼加入了眷村帮会——中和帮。
陈启礼加入中和帮时，该帮会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帮主孙德培因杀人入狱，“中和帮”群龙无首。为了凝聚实力，元老赵宁聚集帮众开会，创立了“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在这个过程中，年纪轻轻的陈启礼率领一些学生成员异军突起，成为骨干成员，并担任总管帮中事务的“老幺”一职。也就是从此刻起，他开始被外界视为竹联帮的精神领袖。
1962年，岛内江湖再次发生巨变，曾经颇有实力的黑帮“四海帮”遭一连串打压，面临解散危机。极有远见的陈启礼立刻意识到属于竹联帮的机会到了。在这一阶段，他带领自己的学生军四面出击，夺取了大量属于四海帮的地盘，并因此成为“竹联帮”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后他又率领帮众与文山、宇宙、飞鹰等帮派火并，并组织了名为“竹联十三太妹”的外围组织。到1965年，“竹联帮”徒众已有五六百人之多，声势浩大。
1968年4月，“竹联帮”重新编组，陈启礼开始担任总堂主。同年，“竹联帮”由“白狼”张安乐主持，在台北郊区阳明山召开重组会议，模仿清朝八旗旧制，采用红、白、黑、黄、蓝、灰6色与虎、豹、龙、狮、狼、熊、凤、鸟等动物名称立堂，建立新的堂口制度，每堂有堂主、副堂主、护法等职。
和一般帮会老大并不相同，竹联帮的骨干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陈启礼本人大学毕业，总护法张安乐更拥有硕士学位。首脑人物的良好素质让竹联帮从创帮开始就显得卓尔不群，而眷村的背景则让他们更多地获得了官方的庇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竹联帮的名字迅速在岛内传播，而作为领袖的陈启礼更是被各方所关注。按照坊间流传的说法，“鸭霸子”为人豪爽，虽然落草，但却重义气、讲道理，因此极受帮众推崇，而这些江湖传闻最终也都在葬礼上得到了应验。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为了送陈启礼最后一程，他四散各地的兄弟们特地赶到香港，一路陪伴陈启礼遗孀陈怡帆从香港返回台湾，这些年逾60的人，全都是“竹联帮”内重量级人物。戴着黑框眼镜绰号“大川”的程大川是南堂前堂主;黄云龙绰号“小鬼”，是平堂创堂主;吴敦是竹联帮总护法，陈功绰号“蜈蚣”，胡执中绰号“郎中”，胡台富绰号“猴王”，这三人都是当年陈启礼最得力的左右手。另外，刘震南绰号“窟头”，是“竹林联盟”草创期兄弟;何耕成绰号“老鼠”，是最早在海外创堂的侨堂堂主。这些元老们从香港一路陪伴陈的家属，迎灵回台，可谓情深义重。
2.风云·情怀
在陈启礼主政期间，竹联帮的发展是井喷式的。短短数年间，这个主体由学生构成的帮派便光明正大地成为了台湾黑道的主宰。
作为处于社会阴暗层面的帮会，竹联帮基本秉承了中国传统帮会的道义礼仪，虽然倡导暴力，但却并非完全被社会所不容。书生意气让竹联帮有了其他帮会不具备的素质，严格的制度则让他们获得了极强的凝聚力。
1970年，竹联帮内部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这件事不光震动了整个台湾社会，也让竹联帮在黑道中的名声达到了顶点，这就是陈仁被杀案。
在当时，竹联帮正处于上升期，帮会的财政日渐丰盈，作为帮中首脑之一的陈仁为一己私利，卷走了帮款。此事被陈启礼知道后，立刻传令追杀。为了躲避帮会追捕，陈仁选择了投案自首，希望能在警方的庇护下，逃得一命。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就在陈仁上庭的当天，在诸多警察的注视之下，竹联帮居然依旧派出杀手张如虹执行家法，将陈仁杀在法庭门外。
此事一出，台湾警政两界面子全无。恼羞成怒之下，只好拿陈启礼开刀。1972年，陈启礼被捕入狱，这一关就是四年。
1976年，陈启礼刑满获释。出狱当天，他便返回竹联帮总堂，开始了新一轮整顿。和以往不同，四年的牢狱生涯，让陈启礼想明白了很多道理，而不与政府对抗则成了他最为重要的认识。
由于骨干成员大都出身眷村，因此想要与政府搭上关系并不是什么难事。陈启礼出狱后不久便与台湾情报部门达成了共识，并获得了其大力扶植。
从1980年开始，陈启礼竭力扩充帮派势力，仅在台湾就有二十八个堂口，人数发展至数万人，并开始积极向海外扩张。在当时，“竹联帮”染指多个行业，并插手电影业，台湾武打影星王羽、帅岳峰等皆为“竹联帮”的骨干。
到80年代中后期，“竹联帮”在国外发展已具相当规模，成员除亚洲人外，尚有白人、黑人及墨西哥人。他们在菲律宾拥有一座岛屿作“中转站”，把大批现代化武器、毒品运进台湾，又从台湾将受训的“竹联帮”分子运往世界各地。在香港、新加坡、泰国、日本、中美洲、非洲等地，都设有堂口，仅在美国，党徒就遍布旧金山、洛杉矶、休士敦、纽约等各大城市。“竹联帮”的发展规划是：倚仗台湾当局和国际黑社会支持，“建立全球性的组织”。
由于其发展获得了当局的默许，因此竹联帮在一定程度上也负有“政治使命”。当局命陈启礼以“竹联帮”控制整个黑社会，并集中力量在香港和美国发展堂口，同时大力加强同中国大陆的来往，全力向内地渗透。他们把美国作跳板，把香港作基地，将“竹联帮”势力扩展到中国大陆，全面发展势力，以达到像控制台湾那样控制大陆，实现“反共复国”的“政治目标”。
然而，风水轮流转，陈启礼的“反共复国”任务还没有展开，台湾就已经天翻地覆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李登辉上台之后，民进党开始大兴其道，台独言论再度被摆上台面。
2007年，已经转到大陆发展的竹联帮总护法张安乐接受凤凰电视台采访，在说起当年的风云故事时，透露了陈启礼生前的一段话。那是在台独势力沉渣泛起的时候，在帮会高层会议上，陈启礼曾经斩钉截铁地说道：“假如有一天台湾要独立，那我‘旱鸭子’就要造反，就要跟着共产党，把台湾交给大陆!”
而作为陈启礼的生死兄弟，张安乐可以说是完全秉承了他们最初的家国理想。
2004年5月9日母亲节，在张安乐的带领下，一批辗转来到内地的台湾人士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灵前宣誓筹组“保卫中华大同盟”，并宣称，其目的是要激励台湾的爱国志士们团结起来，效法先烈的牺牲精神，以对抗台湾岛内日益猖獗的台独势力。
2004年10月25日，在台湾光复五十九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四时半，在台北市中山堂前的“台湾光复纪念碑”前，“保卫中华大同盟”正式宣誓成立。并于当晚六时，在国军英雄馆举行成立大会。除了约四百名党代表冒着台风带来的暴风雨前来参加大会外，还有不少贵宾前来道贺。
2005年9月，“保卫中华大同盟”改组为中华统一促进党，并公开打出了支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旗号。
从最初的竹林联盟，到此时的中华统一促进党，从陈启礼到张安乐，这等豪情在现代黑帮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他们所展现的完全不是这个时代的帮会作风，而是遗传自洪门、清帮的古老风骨……
3.“江南”、“一清”
帮会与政治，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纠缠不清，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几乎都从帮会活动开始。即便是近代，民国的成立也同样有赖于洪门等帮会的全力参与。不过可惜的是，不是每个帮会都有机会成功，也不是每个草莽好汉都能成为英雄，大多数人都在政治斗争中折戟沉沙，成了牺牲品。
在60年代，竹联帮崛起之时，台湾的帮会主要分为两大类：“本省挂”和“外省挂”。其中本省挂主要是指由台湾本地人组成的黑社会帮派，而外省挂的成员则多是1949年后来台的眷村子弟。
从分类来讲，竹联帮是标准的外省挂帮派，其成分构成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思想脉络。作为政工人员子弟，陈启礼和竹联帮的领导层对政府一直抱有效忠的态度。特别是在1972年陈启礼被释放之后，他更是把政治任务摆在了帮内要务的层面。
然而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警方的支持，但归根结底却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在陈启礼晚年流落他乡时，曾一再叨念杜月笙的那句名言：“帮派人物像个夜壶一样，政客们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用，不需要的时候就踢到一边。”只不过可惜的是，他和杜月笙一样，觉悟得太晚了……
1984年，旅美作家江南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蒋经国传》。该书出版之后，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被认为侮辱了政治领袖。同年，受国防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及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的指派，竹联帮接下了暗杀江南的任务。
1984年8月，陈启礼率吴敦和董桂森两名竹联帮杀手，前往美国执行“锄奸计划”。10月10日，三人找到江南，进行跟踪。10月15日上午九点，当江南在附近的太平洋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准备开车外出，前往在渔人码头的礼品店时，事先埋伏的董桂森(董于巴西被捕，引渡到美国，在监狱中死于斗殴)等人，持左轮手枪朝江南两眉间开了一枪，他当场倒地，接着董桂森又朝其胸部、腹部开了两枪，江南当场毙命。
暗杀江南之后，陈启礼等人大摇大摆赶回台湾，并受到了情报局的大力赞扬。然而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不知为何，此事竟然走漏了风声。没过几天，美国联邦调查局便查明杀害江南的正是来自台湾的竹联帮骨干。
11月12日，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蒋经国下令全台扫黑，于是一场足以改变台湾黑帮结构的大行动轰然展开了，这就是著名的“一清专案”。
在专案期间，台湾各路黑帮大佬纷纷落网，不管是涉案的竹联帮，还是受株连的四海帮以及本省挂，所有的黑帮头面人物几乎都被送到了以关押政治犯而闻名的“绿岛监狱”。一时间整个台湾人心惶惶，舆论哗然。
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三人经两次减刑后，服刑六年多，假释出狱。1月13日，“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
3月1日，江南案再起变故。因帮会内部纷争而赴美定居的竹联帮前总护法“白狼”张安乐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矶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宣布“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
得悉了这条消息之后，美国政府为此勃然大怒，因为国外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公民，使得台美关系跌入谷底。美国方面通过对台情治单位监听的电话录音，迅速找到陈启礼拨打回台的电话内容，并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情治人员介入此案，向台湾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交出幕后元凶。
7月1日，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将该局业务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此后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统人士。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在美国控告台湾当局，1990年获得赔偿一百四十五万美元。
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两岸。而作为始作俑者之一的竹联“三壮士”也为之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而同时，此案也从侧面揭示了一个残酷的道理——在现代社会，作为大政治的小配角，帮会的身份的确很可怜。而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也足以证明，当年的陈启礼们的确热血而又幼稚。
4.亡命柬埔寨
杀江南，陈启礼虽然不是开枪的那个人，但却是领头的，这给他带来的又是一个四年牢狱。
1988年，陈启礼刑满获释，再度重返竹联帮。这一次他明显低调了很多，虽然依旧还是竹联帮的第一领袖，但对于帮会事务却不再事必躬亲。出狱后不久，陈启礼在南港区成立承安消防器材公司，专门经营消防器材生意。
然而俗话有云：“一天是黑道，一生洗不白。”1997年9月，台湾政府展开治平扫黑行动，陈启礼遭人检举涉及北宜高速公路工程非法围标，这一次他选择了逃亡。
就在警方将要动手之前，陈启礼辗转来到大陆，并持假护照以资助水灾灾民的名义进入柬埔寨。同年，他开始在当地从事投资业务。而作为回应，台北地检署对他发布了一份长达二十五年的通缉令。
流亡柬埔寨，在陈启礼的一生中是最后一段绝唱，这绝唱足足持续了近十年。
20世纪末，台湾在国际社会政治空间极度逼仄，作为亲大陆的政权，柬埔寨更对台湾的通缉令视若无睹，因此陈启礼也在那里活得安安稳稳，“鸭霸子”依然是领袖级的人物。
在当时，柬埔寨连年内战后，百废待举，需要外资的导入，经营石材、木料生意，出手阔绰的陈启礼和柬埔寨得势军方势力维持不错关系，还获颁象征官方荣誉的爵位。岛内无论是逃亡海外的帮派分子、商人、民代前往柬埔寨金边都得先和他打声招呼。
依仗着当年在台湾打拼下的名声，陈启礼在柬埔寨拉拢大批台商，把持着当地主要的台资商业和实业领域。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很快便引起了不同利益者的抱怨，而这其中尤以华人帮会为甚。
在当时的柬埔寨，除了陈启礼的竹联帮体系之外，尚有潮州帮和同样来自台湾的本省挂帮派“天道盟”。陈启礼的到来，让原本三足鼎立的态势迅速发生倾斜，而感受到了生存危机的潮州帮和天道盟也暗暗积蓄力量，准备着发起致命一击。
1999年6月29日，一名叫王信昌的台商买凶刺杀了与陈启礼私交甚笃的金边市台商协会会长李志鑫。血案发生后，陈启礼不仅在公开场合批评攻击内政和治安状况，而且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反复炫耀和把玩各式枪械。2000年，台湾一家电视台到陈启礼的家中采访，还拍到了他家藏有大批枪械的画面。
在节目中，陈启礼手抚各种枪支，对记者说：“金边形势不稳，要想自保，只有短枪是不够的，还要准备些长枪。”节目随即引起柬埔寨政府的关注。而与此同时，一直对竹联帮虎视眈眈的潮州帮和天道盟也抓到了打击对手的机会。在采访播出之后不久，两个帮派立即在柬埔寨展开串联游说，并得到了军方的支持。
就这样，在多方参与操控下，柬埔寨当局采取突然行动，400多名军警同时扑向陈宅，搜出11支AK冲锋枪、8支短枪、1支M79及2000发子弹。紧接着，陈启礼本人也被柬埔寨警方在金边逮捕，随后以“非法拥有武器”和“非法组织黑社会武装”两项罪名，被送上金边法庭，最终判入狱3年，外加出狱后执行监外刑罚5年。
暮年被捕，对陈启礼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而多年来的江湖路也渐渐消磨着他的心志。自此之后，陈启礼的行事日渐低调，不再参与江湖纷争。2004年，陈启礼因背部“黑色素肌瘤”开刀，再之后更是行踪神秘，绝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
一代风云人物，就此退隐江湖，中国黑帮史上最后一个有风骨的“古代人”就此成为绝唱。而等待竹联帮的也许很可能就是沉沦……
2007年的一场风光大葬，陈启礼以死为台湾的江湖风云画上了一个沉重的休止符。
没有了精神领袖的帮会，竹联帮将会怎样?是否会像香港的“三合会”那样，彻彻底底成为黑社会……而新一代的领袖黄少岑、赵尔文等人又有着怎样的灵魂，他们还有家国情怀吗?
二、黑帮改革的试验田·四海帮
同样是“外省挂”，四海帮的存在却与竹联帮完全不同。这不同并非仅仅因为竹联帮的原初是一个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学生帮派(其实四海帮也差不多)，更多则是因为“四海帮”有着极其独特的一面。甚至在某些层面来说，四海帮乃是世界黑帮的异数，因为他们超级喜欢改革。
在世人眼里，帮会分子总是飞扬跋扈，毫不掩饰自己的流氓身份。比如在香港，有很多青少年都会趾高气扬地对别人说：“我是‘和字头’的，我是‘14K’的……”接着便抢劫勒索，无恶不作。
但是“四海帮”不同，他们特别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2006年，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四海帮的前帮主蔡冠伦便温文尔雅而又义正词严地表示——“我们其实是生意人……”
敢这样说的黑帮是什么样子?作为信誓旦旦的改革者，他们和传统的帮会是否已经彻底不同?
1.也是外省挂
还是1949年，还是眷村，还是外省挂，还是学生帮派起家，还是竹联帮那样，只不过早了几年，只不过他们的名字叫四海帮。
以上应该就是属于四海帮的最简短介绍。
1953年夏末，在台北四海篮球队的训练场上，一个名叫冯祖语的大学生正在侃侃而谈。和当时所有的问题少年一样，冯祖语的身上也穿着一件花衬衫，发型张扬，一脸激昂与不屑的神情。
此时站在他对面的还有四十三人，这四十三人是无数次与本地帮会较量后留下来的硬骨打手。他们和冯祖语一样，出身眷村，有文化，甚至有很多还是大学生，就读于淡江、台大这样的高等学府。
这一天的聚会是可以写在台湾黑道史上的里程碑，因为这四十三人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冯祖语那关键的一句话：“四海帮成立了!”
“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打平台北”，这是他们当时的口号;“一条心，二不白(不白吃、不白嫖)，三结义，四海为家”，这是他们的帮规。
自此之后，第一个外省挂大帮正式成立，直到1960年竹联帮崛起，冯祖语和他的四海帮都是眷村孩子的庇护所，都是外省挂当之无愧的王中王。
然而任何帮会的发展总要有一个艰辛的过程。四海帮的口号虽然喊得响亮，但江湖路却并不容易走，最初，他们的势力并不强大，只在台北市的西门町与台北车站一带活动，其能量与本省角头比也是相形见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江湖并非一成不变，能量也有很多种。在当时，四海帮的成员主要是一群品行恶劣的学生与政党人士的子弟;正是因为有政党人士子弟的参加，四海帮反而有了本省挂所不具备的本钱。本省挂帮会犯了案，警察往往一追到底，但是四海帮出了问题，往往就不了了之。
这种政治资源上的优势很快就转化为实际力量。从1955年开始，四海帮进入高速发展期，人数不断扩大，并开始募集各地黑社会分子与外籍人士来加强自己的势力，最终成为外省挂的头牌帮会。
有了强大的力量，行事自然也就嚣张。眼看自己的势力已经在整个台湾枝繁叶茂，四海帮的大佬们也变得骄横了许多。他们原以为有着眷村的背景，政府就不会拿他们开刀。但他们却不知道自身的作为已经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就连眷村之内，父母长辈也对他们深恶痛绝，生怕自家小孩有一天会加入黑道。
1960年，人数号称近万的四海帮由于过分招摇，被“政府”视为监控以及扫荡的重点对象。1962年，四海帮首任帮主冯祖语因帮会事务身陷囹圄，紧接着四海帮内部又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发生了分裂，各堂口力量无法协调统一，帮会陷入内乱。同年，在台北，竹联帮在陈启礼和张安乐等人的带领下强势崛起，并逐渐获得了主动权，开始大举蚕食其他帮派的地盘，而地面最广的四海帮自然成了竹联帮首当其冲的目标。
在这场外省挂帮会之间的大混战中，四海帮始终未能扭转战局，并最终败下阵来。其骨干成员或销声匿迹，或转投其他帮会。
此一系列战斗之后，竹联帮异军突起，而曾经的台湾第一大帮——四海帮也进入了第一个低潮期。
2.帮主之死
四海帮的再度崛起是在1971年，其主导人物是帮中骨干刘伟民、陈永和与台湾空军飞行员出身的蔡冠伦。在这三人的领导下，群龙无首的四海帮势力渐渐收拢，并最终形成了与竹联帮、天道盟鼎足而立的态势……
1960年开始的政府打击以及1962年前后竹联帮的崛起让四海帮陷入了长达十年的低潮期。这十年，帮会分崩离析，群龙无首，曾经偌大的黑道王者成了一盘散沙。
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四海帮内部有识之士开始串联、重组，意图重现往日的辉煌。
1971年，四海帮骨干分子刘伟民、陈永和、蔡冠伦开始串联旧日兄弟，并在帮内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三人的组织和操控下，四海帮强化了主体结构，重新构建了分支堂口，并将原有的简单帮规进一步加以细化，最终以章程公布于众。
在这一轮整合中，饱受分裂之痛的各堂口均大力配合，因此短短半年间，四海帮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统一的行动纲领让组织重新凝聚了人气，善罚分明的制度则给新一代弟子增加了无穷的活力。
从1971年开始，一直到80年代初，四海帮发展稳健，一步步夺回了曾经的地盘。在与岛内帮派的势力斗争中，四海帮与竹联帮和天道盟之间的竞争再次进入白热化。
由于黑帮组织结构不透明，因此有关四海帮高层的变动至今依然没有准确的资料。按照媒体和警方的推测，大约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海帮重新选举帮主，刘伟民成了众望所归的第二任龙头。
刘伟民执掌四海帮后，与陈永和及蔡冠伦的关系更加密切，三人的组合齐心协力，也为四海帮的腾飞加注了更多的活力。在这一阶段，四海帮内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尝试，帮会开始介入正行买卖，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而与此同时，四海帮与其他帮会的纠纷也彻底激化，尤其是与本省挂的天道盟之间，更是时常碰出激烈的火花。
1988年，不堪黑帮烦扰的台湾警方再度大举扫黑，刘伟民和四海帮骨干远遁日本避风头，可谁知，这一去竟成永诀。在日本，这位四海帮的老大碰上了自己命中的煞星——“天道盟廉政会”会长杨双伍。
杨双伍出生在台湾高雄市，他的父亲是一名高级警官，母亲是日本人。不过，做警察的父亲没能管好杨双伍。他从小品行不良，但当地警方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很少“动”他。后来，杨双伍跟着一名开地下赌场的“黑帮老大”行走江湖，干起暴力收赌账的活儿。混出点儿名声后，杨双伍加入了本省挂黑帮“天道盟”，并很快在其中崭露头角，与台湾黑社会著名杀手陈耀国狼狈为奸，人称“黑白双煞”。
加入“天道盟”以后，杨双伍的人生更加刀光剑影，在数次与四海帮和竹联帮的争斗中，他拼命搏杀，最终获得了堂口老大的位置，受封廉政会会长。
成为黑帮干将之后，杨双伍一直过着被警察追捕的日子。一次，高雄市警方大规模围捕他与陈耀国，杨双伍驾着福特车，开足马力一路逃窜，并用双管霰弹枪开枪拒捕，居然逃出了警察的包围圈。在“突围”过程中，杨双伍还开枪把一位刑警的一只眼睛打瞎。
1984年，当时台湾最著名的歌手之一、有“青蛙王子”美称的高凌风在一次演出后遭人枪击受伤。警方很快查明，枪击事件是杨双伍的报复行为。因为此前高凌风因演出档期安排紧张，没有按照杨双伍的要求去参加一场演出。
由于“青蛙王子”当时在台湾名噪一时，杨双伍见祸闯大了，就逃到日本投靠他的母亲。不过，到日本后的杨双伍犯了一件更大的案子，而这件案子的另一极正是四海帮的龙头老大刘伟民。
1988年，为了躲避警方追捕，“四海帮”帮主刘伟民带着几个手下也到东京“避风头”，并在歌舞伎町经营一家地下赌场。因为这家赌场，他们与杨双伍发生了冲突。
本来都是中国人，按道理此事大可化为无形，但问题是四海帮与天道盟一直都是针尖对麦芒的仇敌。为了出自己这口恶气，同时也为了给天道盟除去心腹大患。杨双伍思考再三后决定对刘伟民下毒手。为了不连累别人，他特意单枪匹马潜入刘伟民的赌场。众目睽睽之下，杨双伍连开数枪，将刘伟民及其手下一位“干将”当场击毙。
刘伟民被杀后，江湖震动，四海帮立刻对杨双伍展开追杀。但杀一个普通的流氓容易，杀杨双伍却实在太难了。直到今天为止，杨双伍都还好好地活着……
3.数度改革，几番兴衰
刘伟民之死给台湾黑道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所幸帮中还有蔡冠伦与陈永和掌握局面，四海帮才没有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作为帮会中兴的操盘者之一，危急时刻，蔡冠伦当仁不让，一度掌握了帮中大权。
与一般的黑社会头子相比，蔡冠伦并不简单，这也是一个在台湾黑道史上颇为醒目的人物。论出身，他曾是军队的飞行员，有着很高的学历和不错的见识;论江湖地位，他又是70年代帮中力挽狂澜的人物，因此他的上位显得顺理成章，并未引起任何内部纠纷。
在蔡冠伦统领四海帮的这个阶段，又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尝试——洗白、从政。
在当时，台湾的黑金政治已经出露苗头，以“天道盟”精神领袖罗福助为代表的黑道人物屡屡进军政坛，这让一直希望改革帮会的蔡冠伦看到了希望。
在经过详细的筹划之后，蔡冠伦开始参选“立法委员”。在选战中，四海帮极大地发挥了人员优势，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先是他的黑道身份受到舆论杯葛，紧接着警方又接连扫荡四海帮。这样一来，原本有希望的选举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90年代初期，蔡冠伦两次参选，两次失败，最终意兴阑珊，转行做起了生意。
蔡冠伦的改革失败让四海帮的发展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此时罗福助在政坛大展拳脚，更是让四海帮羡慕嫉妒。为了帮会发展，蔡冠伦主动把帮中大权转到了陈永和的手中。
陈永和的上位是四海帮发展史上的另一出重头戏。和蔡冠伦锐意求新、企图以从政来洗白帮会不同，陈永和更加扎实、肯干。在他的领导下，四海帮很快迎来了新一轮中兴。而与此同时，为了能让帮会更健康地发展，陈永和又对四海帮进行了新一轮行政改组，进一步明确了组织架构，这也为四海帮最终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在基本完成帮会改革之后，陈永和急流勇退，将帮主之位传给新扎人物赵经华，自己则在幕后组织控制。在垂帘听政的这一阶段里，陈永和又在蔡冠伦等人的策划帮助下，基本完成了帮会的企业化改革，四海帮至此进入全盛时期。
然而，祸不单行，1996年，四海帮继“刘伟民事件”之后再度发生重大事变，隐形帮主陈永和与帮中大佬蔺磊洽在自己所经营的餐厅遭到射杀，此事件动摇了台湾的黑白两道。后来，台湾当局进行一连串的扫黑行动，帮主赵经华与副帮主杨光南分别走避美国与中国大陆。
1997年2月3日，四海帮内的大佬董克诚以副帮主的名义自称，并带领七位四海帮成员至台北市刑警大队，并以帮主赵经华的名义，宣布解散四海帮。而帮主赵经华也在美国宣布辞退帮主一职。
帮主的辞去以及大佬们纷纷走避海外，群龙无首的四海帮一直无法顺利运作与召开重要的组织会议，此时，人在中国大陆的副帮主杨光南被推举为新任帮主(实际上只是代理帮主)。
从表面上看，四海帮的解散，貌似终结了其黑道历史，但其实却并非如此。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陈永和和蔡冠伦当年打下的企业化基础显示出了极大的作用。表面上四海帮好像真的消失了，但实际上却依然存在，只是借助此次大佬遇害，改变了生存形态，实际上四海帮依旧还在暗中活跃。
在解散风波渐渐淡去之后，四海帮又一次缓缓浮出水面。新任帮主杨光南将四海帮本部移至上海，组织的重点改为在中国大陆发展。但可惜的是，大陆不是台湾，在这里黑道基本就是人人喊打。2000年11月，杨光南遭到上海当地政府逮捕，并在12月6日遣送回台湾，四海帮又再度群龙无首。
杨光南入狱，对四海帮的影响并不算大。因为此时，该集团几乎彻底完成了企业化改革，在黑与白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在此之后，帮内大佬贾润年继任帮主一职，继续带领四海帮向前发展，而其元老蔡冠伦则在暗中予以支持、谋划。
2007年，蔡冠伦之子迎娶大导演侯孝贤之女。同年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蔡冠伦信誓旦旦地表示，四海帮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帮会弟兄都已做了正正当当的商人。
然而就2010的6月28日，蔡冠伦七十大寿之际，台湾警方再度将其传讯，理由是操纵四海帮海亮堂进行暴力讨债。
散了乎?
No!
三、地方保护主义的代表·天道盟
“天道盟”的出现，可以说是台湾打黑史的超级大笑话，也可以说是警方的超级无敌“大乌龙”。
一场“一清专案”让外省挂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元气大伤，同时遍布台湾的本省角头(老大)也都纷纷被送到了绿岛监狱。
按理说，流氓被关进了监狱也就意味着其罪恶生涯告一段落，但在台湾却并不是这样。因为正是这段“绿岛传说”催生了岛内一个史无前例的黑帮联盟体——天道盟。
这一切，仿佛就是武侠小说中的情节，但事实确凿，又让人们不得不去正视。
这就是历史，扭曲而又存在。在若干年后，某位天道盟的大哥曾写下了这样一首歌，名字叫做《海波浪》……
1.绿岛·陈水扁·五岳剑派
1984年11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扫黑大风暴——“一清专案”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当时，这场由“江南案”引发的飓风式行动几乎将整个台湾的黑道大佬一网打尽。被抓最多的自然是暗杀事件的直接执行者——竹联帮分子，而其余则主要来自“四海帮”以及其他本省挂帮派。
城门之火，殃及池鱼。作为给竹联帮陪绑的倒霉蛋，本省挂的角头大哥们，可谓是满肚子的冤屈。当直升机带着他们来到著名的绿岛监狱后，一种更大的不忿开始迅速蔓延。
事实上，从1945年台湾回归之后，本省挂帮派就始终不是外省挂的对手。论政治资源，他们几乎等于零;论帮众能力，他们又比不得大学生当家的竹联帮与四海帮。专案行动之前，本省帮会在与外省挂的争斗中屡战屡败，每一次都灰头土脸，这种怨气之大可想而知。
在当时，被押往绿岛的本省挂角头中，最有名的当属台北“文山帮”的大佬罗福助和高雄“西北帮”的杨登魁。与一般本省挂的大老粗不同，罗福助和杨登魁心思灵敏，算是本省角头中的佼佼者。
两人被收押之后，关在临近牢房，因此交流也较多。相似的经历让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在他们眼中，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政府，一个是经常搞得他们灰头土脸的竹联帮。因此，这二人白天黑夜里讨论最多的除了抱怨政府，也就是走出绿岛之后，如何收拾竹联帮。
和一般监狱相比，绿岛监狱的条件要恶劣很多，空间狭小，拥挤不堪。在迎来这群黑帮大佬之前，这里关押的都是一些政治要犯，比如文坛狂人李敖就曾在这里度过了八年时光。此时由于众多帮派人物的到来，原本就有些狭小的绿岛监狱更加拥挤，政治犯只能与黑帮人物混在一起关押。罗福助所在的监房里除了其他几个黑帮大哥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他就是后来的台湾“总统”陈水扁。在当时，他因为受到“美丽岛事件”的牵连而被政府判刑，关押于此。
与一般的政治犯不同，因“美丽岛事件”身陷囹圄的这批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受关注度极高。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这群敢言敢反的年轻人大多抱以同情心态。而作为帮会大哥，罗福助虽然不是什么文化人，但对政治时事也有着超乎寻常的嗅觉。在他看来，当时的陈水扁完全就是正义的化身，年纪轻轻，但胆子大、卓尔不群。
由于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感，罗福助很快就与陈水扁成了朋友，而出身律师的陈水扁自然也明白黑道大哥的厉害，于是也是刻意相交。短短数月时光，两个人就从素不相识变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陈水扁给罗福助讲述国民党的坏，而罗福助则跟陈水扁讲竹联帮如何欺人太甚。面对黑帮大佬的一筹莫展，陈水扁并不以为意。因为在他看来，竹联帮虽然庞大，但却并非不可击败，而击败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强本省挂帮会的自身力量。
从被关押的第二年开始，陈水扁逐渐参与到绿岛监狱的黑道讨论中，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有关这些秘密，在陈水扁当上“总统”之后，罗福助也曾予以披露。按他的说法：“你们说我是天道盟的，叫我大哥，其实我还得管陈水扁叫大哥呢?”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律师出身的陈水扁在入监期间曾对绿岛监狱的黑道整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1985年开始，在陈水扁的撺掇和计谋下，罗福助与杨登魁等人加紧串联，最终成立了一个类似于《笑傲江湖》中“五岳剑派”式的联盟组织“天道盟”，并将消息暗中传递到了其他监狱。
1986年10月31日，岩湾职训中心、土城北监等牢狱，本省挂的黑帮人物群起高喊“天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论”及“不归竹(联)，便归天(道)”的口号。至此，代表着本省挂黑帮的庞然大物——“天道盟”终于诞生了。
2.坎坷发展·黑金委员
天道盟创立之初，关键发起人罗福助被推为总联络。但由于此时他和其他核心人物都关在狱中，因此当时的组织只算是意识上的天道盟，并无具体机构。
1987年，罗福助和杨登魁等本省挂大佬纷纷出狱。台湾黑道立即风云变幻，本省挂帮会纷纷改弦更张，投入了天道盟的门下。
按照在狱中的设想，罗福助等人将各分支帮会进行重组，并初步设立了六个分会“太阳会”、“济公会”、“孔雀会”、“不倒会”、“敏德会”及“鸭霸会”。
由于各分支本身就具有雄厚的基础，所以天道盟一成立便是庞然大物，并迅速引起了国外黑势力的瞩目。1987年末，天道盟与山口组结盟。1989年，山口组头目竹中正来台与天道盟交流，不久之后天道盟便派人赴日本山口组见习经营模式。
从国外黑帮引进管理经验，这是天道盟的首创，同时也让台湾内部的黑道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天道盟两线作战，与竹联帮和四海帮都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而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中，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黑帮联盟也开始了颇为坎坷的发展壮大。
1989年9月，天道盟的精神领袖、隐形老大罗福助与当时枪击要犯黄鸿寓(绰号黑牛)发生冲突。结果其住宅遭纵火并被枪击，罗的亲兄在火烧事件中枪不治。此事发生后，罗的嫡系吴桐潭成立“特攻队”并发出“天道令”悬赏五百万要黄的性命，但最终并未得逞。
同年底，有感各方势力围剿加剧，天道盟创立《公论报》，企图借舆论力量保护结盟势力，但在媒体激烈竞争下，这份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黑道报纸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力，最终渐渐衰落直至倒闭。
1993年9月22日中午，天道盟高层成员继罗宅被烧后再次出现伤亡，不倒会会长“阿不倒”谢通运被人伏击，中枪身亡。
一件接一件的麻烦，一个接一个的挫折，这让原本心气颇高的各路加盟大佬忐忑至极，天道盟遇到了创盟以来的第一个大难关。
为了改善帮会的生存状况，从1994年开始，天道盟进行内部改组，设“总裁”、“副总裁”、各会会长为“高级顾问”，并由高级顾问协定最高领导。改组结束后，罗福助等高层大佬又指挥帮众全面进军商业领域，偏门、正行样样伸手。
在当时，天道门的偏门生意除了传统的黄赌毒之外，还借其在演艺圈的势力，将南部风行一时的餐厅秀节目搬上有线电视频道，并借频道播赌博性节目，暗营扑克牌、职椿、六合彩等赌博活动;利用频道节目将赌博活动在全岛串联、从中渔利。
热火朝天的捞钱发展，让原本艰难的天道盟很快稳住了阵脚，紧接着，在罗福助等人的有力操控下，天道盟迅速开始自我“提升”，转而介入公共工程围标、股票炒作、房地产、媒体、船运、期货证券等正行买卖。
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天道盟的发展也渐渐稳定顺利起来。为了能够让帮会长盛不衰，罗福助等人开始仿照日本黑帮全面推行企业化，同时不断渗透政商两界，进行洗白。
1995年，罗福助参加选举，期间他有效地利用了帮会资源，同时又大力串联在绿岛监狱期间结识的政治人物。结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当年罗福助以无党籍身份当选立委，进而掘起政坛长达6年。
罗福助的参政，在台湾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代表着黑金政治的开始，同时也彻底撕碎了台式民主的美丽外衣。这次选举让人们真正地意识到，台湾的黑道势力已不再是早期的包赌包娼或打打杀杀，而是以名义上的合法手段从事经商活动(当然常走法律边缘甚至从事非法经营)，再以雄厚的财力投入选举、掌控政治。
正如一名帮派人员说：“现在台湾黑道不叫黑道，应该叫‘灰道’。”这正是指黑道通过参选“问政”进一步加强和政商的勾结。黑道在政坛取得有力的护身符后，做事名正言顺，经常以繁荣地方、促进发展等借口出面协调问题。他们比一般民意代表说话更有力量，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背后的黑影子、恶势力。
3.纯种黑帮·四肢发达
企业化的经营，政治圈的崛起，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天道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黑帮。而对于这个问题，天道盟的高层人物也往往会加以粉饰，声称结盟只是为了“替天行道”。然而真相并不是谎言可以遮盖的，天道盟是白是黑，自有事实来验证。
2004年7月26日，高雄县大寮乡。“砰!砰!砰……”一阵密集的枪声传来，紧接着，大批军警迅速围住一间并不显眼的铁皮屋。
子弹横飞的场面让人很容易就想起电影里的黑白对决，而事实上，这场战斗也的确可以让世人震惊。
屋子里，负隅顽抗的人叫张锡铭，天道盟成员，台湾黑道的第一杀手。
屋子外，指挥的人叫侯友宜，台湾刑警局长，麾下是素有“台湾飞虎队”之称的“维安特勤队”。
和一般的匪徒截然不同，张锡铭在江湖上人称“虎牌杀手”，这主要是因为他是“天道盟”“太阳会”下的杀手组织——“虎杀手”的第一代成员。而据江湖传闻，“虎杀手”的成员曾远赴柬埔寨接受军事训练，张锡铭正是在这种训练中变成了一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26日凌晨1时45分，台湾警方在完成了所有部署后，开始向铁皮屋内的张锡铭等人喊话：“张锡铭，我们是警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然而，喊话声刚落，张锡铭等人却从屋内对警员埋伏的地点疯狂扫射起来，期间他们还向外投掷了手榴弹。
由于匪徒所持武器的火力十分强大，因此警方不敢强攻。指挥围捕行动的“刑警局长”侯友宜只好下令，使用一切手段，必要时对屋内匪徒“格杀勿论”。
到凌晨2时左右，负责二线警戒的警员们突然发现有数名身穿防弹衣的男子出现。由于这些人的打扮与警察十分相像，所以，警员们两度盘问他们是“哪部分的”。不过，警员们的提问却引来了对方的突然开火!好在这些增援匪徒的枪法并不很准，警员们连忙卧倒，并没有人在这次“突袭”中受伤。
高雄县当局见事态严重，紧急向前线增援了近百名警员，同时又送去近万发子弹。凌晨3时10分，实力大增的警方再度攻击铁皮屋，不过仍然没有占据优势。
5时30分左右，被困已久的张锡铭做出惊人选择，居然主动突围，并成功挟持了一名老翁做人质，旋风一般逃出了警方的包围圈。
在逃跑途中，张锡铭等二人又将腿脚不利的老翁释放，转而挟持一名保安人员，并最终逃入了台南县东山乡的山区中。
在随后的两天中，台湾警方组织了100多名警察进行搜山行动，但却无功而返。到了7月29日，台湾警方基本上停止了搜山，至此，张锡铭再次逃过了警方的围捕。
以上这段历史，堪称台湾警方的耻辱，但事实上，这种耻辱，算上这次，张锡铭已经送给了他们足足5回。
而除了张锡铭这样砍杀在黑道第一线的亡命徒外，天道盟的高层同样也没有任何放弃暴力的举动。即便是当上了“立法委员”的罗福助，也是大杀四方，经常把立法会当成舞弄拳脚的场地，堪称台湾政坛的“动作片巨星”。
1996年4月19日，“立法会”审议提案，国民党与民进党发生争执。期间新党“立委”钱达在台下高呼“国民党暴力!”一旁的罗福助说“有意见就上台说”。由于钱达是侨选“立委”，不知罗福助是谁，就回以“我们两人一起上去”，罗福助一听，勃然大怒，起身以手“钳住”钱达的喉咙。
1996年8月10日，“立委”廖学广在家中被数名歹徒绑走，其后将他关在林口偏远山区的狗笼内，笼外贴着“替天行道”的大海报。廖学广一直咬定罗福助涉嫌幕后指使。而警方则查出主嫌郑信哲是罗福助的司机，同时江湖上也盛传郑是罗的干儿子。
1996年5月30日，“立委”张晋城在罗福助发言时插话，罗福助极为不满，并口出恶言：“我讲话时，有你插话的余地吗……你被民进党踢出来，是我收留你。”张晋城则回以“我也是委员，为何不能说话”加以理论，结果罗福助大怒，一手掐住张晋城的脖子，作出“扁人”状。
2001年3月28日，台湾“立法院”召开会议。中间亲民党籍女“立委”李庆安指责罗福助是黑道大哥。结果罗福助二话不说，立刻出手殴打。李庆安随后至台大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脑震荡。
……
以上种种，到底是黑还是白?想必已无须多说，一个“虎牌杀手”给了我们最标准的答案，一个黑金立委则给了我们最传神的演绎……
X单元·江湖影像
推荐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导演：杨德昌
内容简介：60年代初，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男生小四是一个好学生，是父母的希望，兄姐的骄傲。他的好朋友是喜欢唱歌的小猫王。他们周围的伙伴都是“小公园帮”的，但他们不是。小四在学校认识了女孩小明，小明因为家贫而寄人篱下，交过很多男朋友。这一切小四有耳闻，可他不愿相信。这时，小明前男友哈尼回到了小公园，他对小四很友善，相信小四能让小明幸福。可是，由于帮派角逐，眷村帮首领山东伪造车祸，害死了哈尼。
此时，小四的父亲也因正直遭到陷害，等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哈尼的死和父亲的变化，让小四焦躁不安。他发现自己的新朋友小马悄悄与小明相好，决心惩罚小马以实现自己对整个世界的反抗。可是带刀出门，堵上的却是小明。小明以自己的价值观向小四质疑，小四无法忍受，杀死小明。
小四被判徒刑，小猫王去探视，留下磁带告诉小四，猫王已经给他回信：说他很高兴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都有人喜欢听他的歌。可是这盒磁带却被监狱管理人员信手丢进垃圾桶。
简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都是一部极其成功的作品。凭借这部电影，杨德昌在这个华语文化圈都获得了无数的拥趸。
在片中，少年小四充满了各种无奈，他不想成为帮派成员，但最终却因为“哈尼”的出现，而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少年心性的孩子只想纯纯地爱一场，但结果如何呢?
这是台湾电影中第一部描述眷村孩子成长的作品，它从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竹联帮”与“四海帮”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推荐二：《黑金》导演：麦当雄
内容简介：台湾黑帮首领周朝先长期从事赌博电玩业，并积累下了亿万家身。为了能够跻身上流社会，周大肆贿赂官员，企图“漂白”从政，竞选“立委”。调查专案组组长方国辉通过缜密调查，掌握了周朝先的犯罪证据，将之告上法庭，但被周贿赂的法官竟将周无罪释放。方国辉在“法务部长”及电视台记者的支持下虽最后将其绳之以法，但因此案涉及上层，方本人连同“法务部长”在外界压力下也不得不辞职。
简评：本片首次揭露了台湾政坛的奇特景观，将金钱、色情、权力、黑幕交易毕现银幕。
片中的黑帮仇杀、政府贪污、的士暴动均是台湾实事：政府高层贪污受贿，黑帮势力权利扩大，宗教人士勾结贪官、行骗贩毒，黑帮分子相互陷害、各怀鬼胎，“立委”竞选派别动乱，等等，充满险恶及复杂!
电影以当时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访问台湾的新闻片段为开头，虽然讨巧，但的确也平添了几分政治意味。
推荐三：《艋舺》导演：钮承泽
内容简介：蚊子17岁那年搬到艋舺，因为一只鸡腿踏入了黑道，认识了和尚、志龙、阿伯还有白猴四个好兄弟，五人结为太子帮。太子帮秉持只识义气、不问意义的精神，凭借志龙的父亲Geta的黑道地位在学校呼风唤雨。踏入黑道就意味着要经历腥风血雨，然而和尚作为众人的守护神总能帮他们化解危机。艋舺传统的黑道秩序遭受着现代文明的威胁，外省人灰狼要求和艋舺的老大们合作遭到拒绝。此时，和尚由于得知父辈们之间的事情对Geta心怀不满，加之文谦的怂恿而卷入一场阴谋。艋舺局势暗潮汹涌、杀机四伏，五兄弟在黑道与友情的抉择中，演绎了一段关于青春的悲情故事。
简评：从电影本身来讲，这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
作为台北市的一个老城区，同时也是新起点，“艋舺”既有华人传统的寺庙，又有日据时代的遗风。80年代，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令解除、外省帮派的兴起、枪支开始泛滥，艋舺各方势力重新洗牌，伦理与规范开始崩解。
影片正是利用黑道这样张力极大的生活方式，来表现一个戏剧化的时代，一个性格强烈的城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虽然成功，但上映之后引来的问题却也很多。首先是导演钮承泽曾经有过黑道经历，接着又有人爆出黑帮是电影的幕后金主。
好不容易平息了这些流言，影片内容又引发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高雄某中学生甚至模仿其中内容，大打出手，导致多人受伤。除此之外，还有位通缉犯甚至在被警方围捕时，仍然大喊剧中台词：“拿枪的都是下等人。”令警方哭笑不得。
为此，台湾当局“教育部长”吴清基认为本片对青少年心、身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建议学校的教官、老师们将本片视为负面教材，给予学生教育。另外，“警政署长”王卓钧也觉得本片会对社会治安产生巨大影响，令他担心不已，也希望日后这种题材的片少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