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子先生来信叫我为《文坛》写稿，并说最好能作一小传，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何从说起。十年前就有书店约我写自传，我没有答应，我觉得我这个人并没有写自传的资格。
“若有其事”的写了出来，未免令人笑话，而且我的生命中，也没有什么太与别人不同的地方。还有，我总觉得以自己来叙述自己，描写自己，主观的情感奔放之余，不免有两种危险：一种是意识的不忠实，一种是下意识的夸大，这两种毛病都会减少文字上的真和美。
六年前冬季，我在伦敦，找房子住，天天看广告。有一次看到一条广告，说是有一间广大的卧房，带有浴室，后面对街一个Ｂａｃｋｇａｒｄｅｎ。这Ｂａｃｋｇａｒｄｅｎ译出来，就是“后花园”，至少也会像北平的“后院”，我欣然立刻去看，一看之下，大失所望。原来我意想中以为是“后花园”的，不过是一块豆腐干大的污湿的草地，用篱笆围了起来，篱前放着鸡笼和狗屋！
下午到女作家乌福女士（吴尔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Ｗｏｏｌｆ）处吃茶，无意中提起这个笑话，我说，“我们中国的后花园，是可以‘订终身’的地方。再不济也有一个亭子，几盆花草，几根树。比如我们老家的后花园，在故家中，算是很小的，却也比我今天所看的大到几百倍……”她也大笑。从那里我们就说中国的园林，中国的岁时节序，中国大家庭的种种风俗习惯，说到我的祖父，我的童年……她忽然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自传，把这些都详细的描写下来，这对于我们外国人，一定是很有价值的。你赶紧写，我替你翻译。”我谢了她，说：
“难得你如此热心，我回国后就开始，希望你不厌烦才好。”
我回国后不到一个星期，中日战事就爆发了。在迁徙流离之中，我始终找不到写长篇文字的时间。去年夏天又得到了乌福女士自杀的消息，写自传的兴趣，也就减到零度。
不过和几个学优生学、社会学的朋友谈起，他们仍是鼓励我写，他们说一个人的遗传和环境，和他个人的理想与成就，是有种可寻迹的关系的，客观地写了出来，无论好坏，都有历史上的价值。我想想倒也不错，我是生在庚子年后，中国的一切，都有极大的转变，假若只把自己当做一条线索，来联络起四十年来周围一切的事实，也许可以使后人在历史之外，得到一个更生动更详尽的参考。而且在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描写之中，也许使“渺小”的我，敢于下笔。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写，一则在抗战期间，故乡隔绝，许多有关的文献都找不到——例如祖父和父亲的年谱——二则有些朋友预先断定到这本自传的失败，说是关于有些事件，也许不会写得太详细，太忠实，不过我仍想尝试，也许等到文献易于收集，同时自己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能够更从容，更准确更客观的写了下来，使人知道在抗战以前四十年中一个小小生命的社会背景。
因着蓬子先生的来稿，特自述我的愿望如上。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夜，歌乐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坛》１９４２年５月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