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共产党员不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总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之际，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现出周总理的高大身影。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是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的。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佩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周总理召见我们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
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１９４５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１９４６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平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当年的１１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我们在东京的几年时间，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着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着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时，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１９５０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３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１９５２年的一个初夏夜晚。这一天午后，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
这一下午，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时间到了，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住。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这时，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说：
“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３０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五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倾吐了一腔冤愤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１９７９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最后的长谈最后的报告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１９７２年的秋天。
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
“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７２岁了！”
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
“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
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１９７４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力！最后，就是１９７５年１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
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身体好吗？”
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灯光如昼，万众无声，总理的声音，是那样的洪亮，那样的充满了乐观精神！他朗声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把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都震动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总理是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坚持到底的呵！
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总理的谈话总是诚挚而亲切的。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着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有了革命的觉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下苦工夫，才能不断进步。
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总理的许多次谈话，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我们等到了耗传来，世界震动，举国哀伤。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广大人民的悼念活动。可是没过多久，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就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那时，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活跃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和老伴无力远行，只好等待着听他们的报告。这段真情实感曾记在《等待》一文中。在此不妨抄下几段：
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报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包，说，“爷爷，姥佬，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
“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样地挽臂徐行了！４７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是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广阔的马路上走过，眼花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回头向着我们叫：
“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等到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朋友周明和刘茵把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悼念文章，编成一本《天上人间》。编后请我作序。
我只看了目录，就呜咽得看不下去。我为这本集子写了不到百字的序言。在这里，我把它作为本篇的结尾，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
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
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２０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１９９１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