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的记者给我来信说，教师节又快到了，她让我说几句话。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我的祖父和大伯父都是在福建福州设馆授徒。我的二伯父在福州英华书院教授古文。我的父亲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我和我的老伴吴文藻都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教过书。现在我的两个女儿吴冰和吴青，也都在北京外语学院教着英语。
我们几代人有个共同的感觉；教师生活是辛苦而又快乐的。说到底，是快乐大于辛苦，尤其是我自己，我从和学生接触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
通过教学，同时得以结识了许多天真活泼的朋友，又从我让他们写的作文中，如“自传”、“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最喜爱的人”等等的文卷里，我熟悉了他们的家世、爱好等等，又从作文后的个别谈话中，我们彼此说了许多知心话，课外的接触，也因此而加多了起来。
我是１９２６年从美国进修两年后，回到北京西郊刚刚盖起的美轮美奂的母校——燕京大学，来加入国文系教师的队伍的。那年我自己也不过二十六岁；我教一年级必修课的国文，选修课的习作，还有一班是师范补修班，这班学生的年纪大都在三十岁左右，又都是男生，作文是说不交就不交，我对他们毫无办法。
在和年纪轻些的同学，特别是一年级的新生之间，我们有许多课外活动：如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湖心亭或石舫上聚谈、或在燕南园女教师宿舍的会客室里的约谈，都是十分自然而亲切的。十八九岁的学生们对我是无话不说，以至于让我介入了他们的择业与择婚的终身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有好几个或好几对极有成就的同学，竟然先我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些可亲可爱的名字，我不忍在这里再提了，让一个老人来悼念一些中青年人，是人生中最可悲的事！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７日多云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