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多次催我写“我和外国文学”，我才从头忆起将近６０年的翻译工作。
我和外国文学接触得较早，首先是在我１１岁那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老家，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本线装小说，是林琴南老先生送我祖父的《茶花女遗事》，其中的人情世故，和我看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大不相同，而且译笔十分通畅有力。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林译小说，只要自己手里有一点钱，便托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译的《黑奴吁天录》，《大卫·考伯菲尔》不如林译《块肉余生录》那么生动有趣：也许一来是“先入为主”，二来是中英文字上的隔膜。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
我翻译的第一部诗，是叙利亚的诗人纪伯伦的《先知》。
这本诗是我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看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使我十分激动，我立刻把这本散文诗译了出来。后来我又译了他的另一本短诗《沙与沫》，内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译诗，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这本诗集中的第５１首，在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它给我的感受同纪伯伦的《先知》一样，只是泰戈尔比纪伯伦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我找出《冰心着译选集》第三册来看，一本６７７页的译诗中，只有两首是西方人写的，一首是美国杜波依斯的《加纳在召唤》，杜波依斯是美国的黑人，也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
他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２年曾两度来到中国，他说：“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
另一位是帕拉希米，是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人，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员，也到过中国。我译了他写的一篇小说《巡逻》，讲的是德国法西斯分子侵略阿尔巴尼亚时的故事。
总起来说吧，无论是叙利亚，印度，加纳，朝鲜（根据１９６３年朝鲜作家访华代表团团长崔荣化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尼泊尔和马耳他的诗人的诗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愤怒反抗的呼吼，因为他们都受过或还受着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也正是为此，而特别得到解放前的我的理解和同情！１９９０年２月３日（本篇最初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０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