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４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读后我对这个刊物的主编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她眼界之高，见识之广，不是一般普通妇女编辑所能企及的。可惜的是《妇女园地》刊行不久，即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迫停刊了。而接着出来的《妇女生活》也是沈兹九主编的，我更是高兴得不断地读着。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６年之间，是我的老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学期满七年的例假，我们到欧美旅游了一年，回到祖国几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１９３８年，文藻在敌后的云南大学执教，我和孩子为逃避空袭，住到云南郊外的呈贡。那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是文藻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从重庆到呈贡来看我们说：“蒋夫人宋美龄对我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南，应该请她来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１９４１年初就应邀到了重庆。其实，我和宋美龄并没有同过学。我是在１９２３年燕京大学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时又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才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读硕士学位的。那时宋美龄已经读完本科四年而离开了。
我到重庆就任后，发现那“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原来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而文化教育组的工作，就是搞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所钦佩的沈兹九大姐。她就是认为文化教育组应该做些抗日救国工作，而同宋美龄进行了多次斗争。宋美龄仍是固执己见，兹九大姐才愤而辞职的。这些话是在我就任后不久，同时还在指委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悄悄告诉我的（那时她们为了统战工作，暂时留在会内）。我觉得我是落进了圈套！我立即写了辞呈，退还了工资，连夜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去。
我真正见到沈兹九同志，是在解放后“十年动乱”后期的北京。那时各民主党派正合组召开政治学习会。她是民主同盟会的会员，我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我第一次和她握手相见，惊诧地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高高大大、声如洪钟的女兵，而是一位身材瘦小，平易近人的知识妇女。她的发言总是十分透彻、精彩，和我交谈时也是笑容满面而且很幽默，在我一生接触的朋友中，她是我最敬爱的女友之一。
我从１９８０年初伤腿后，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了。
沈大姐大概身体也不好，我们几乎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年的１月初旬得到她逝世的讣告，我不禁潸然泪下。从此，我们在世上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安息吧，沈兹九大姐，您一生为党、为国、为人民特别是为妇女做了那么多那么重要的工作，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您是不朽的！１９９０年２月２日雪夜（本篇刊载于《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