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①，每天总在没有围墙的土屋廊上，看着远远山下的嘉陵江缓缓地东流。在嘉陵江的东岸有一大片土地，就像今天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一样，是学术机关和好几个大学，如中央大学、南开大学②的所在地，这片土地就是沙坪坝！我的儿子吴平那时——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就在南开大学附中③就学。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老先生曾和我的父亲谢葆璋在北洋水师学堂同过学，但是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不过每次在重庆见到我时，他总是拍着我的肩膀用很浓重的天津口音对人家说：“她的父亲是我同班！”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我的儿子才能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
从沙坪坝爬上歌乐山，总有好几里的山路，我记得每个周末吴平回家时，晴天就大汗淋漓，雨天当然是浑身精湿了，那时他才十二岁。
我永远也忘不了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轰炸机，对重庆的疲劳轰炸！我在１９４０年除夕写的一首《鸽子》的诗，就是讲述这个经历的。那夜我望着在蒙蒙的雾气中忽然熄灭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在砰砰的炸弹声中，火焰四起，我就悲愤地想到在这几百几千个血肉横飞的同胞中，会不会也有我的儿子？
我还记得在那时候我曾到过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和大学生座谈，至于校舍和座谈的内容都记不清了④，只看到沙坪坝的确像一座小城市。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了，第二年我也离开了歌乐山，沙坪坝也就不在我的望中了。
说起来已是将近半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山下远远的那个小城市——沙坪坝。这城市如今一定不“小”了吧？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６日原编者注：由于年代久远，冰心老人已九十高龄，难免记忆不清。故文中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经向老人函询并从沙坪坝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查阅有关资料佐证，特予注明。
①住址是林家庙５号。
②南开大学应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③南开大学附中应是重庆私立南开中学，现仍是一所着名的重点中学。一九八四年六月邓颖超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嵌在整修一新的校门上。
④座谈内容为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开始的全国第一届文艺节期间，在沙坪坝学生公社讲的《中国文学之过去和未来》和在歌乐山讲的《文艺的欣赏》。
以上内容可参阅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一书５５页和１０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