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撷同志：
看了两期的《民主》使我狂喜，我为我写的那篇自卑的祝词，感到羞愧！我居然发出了“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
这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疑问！
对于许多的大块文章，除了拜服之余，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讲几篇使我特别感动的较短、较轻松的作品。
如第一期中柯灵的《幸存者的足迹》。夏衍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他也送过我一本《懒寻旧梦录》，我也细看了，知道了许多本来不知道的事，感触也很深，但那些旧梦都已过去多年，不寻也罢。我倒是同意柯灵同志所说的：“我们期望能看到旧梦以后的新梦。”我想“新梦”定比“旧梦”难写多了！
江北同志的《黑色的星期六》读了使我泪下。正像胡耀邦同志夫人李昭所说的那样，他“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
我自己特别感受到的是他为千百万个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改正了冤假错案，使这些本来就不被人重视而又打入地狱的臭老九，重见了天日！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从天安门到八宝山，１５，５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挤满了人，宽阔的十里长街，再一次记录下一个悲哀的史实。”
这里说的再一次，指的是上一次悲痛的“十里长街”，是１９７６年千千万万的人民，号哭着追送周恩来总理灵车的动人场面。这时我想：第三次这样的“十里长街”，会什么时候重新出现呢？
贺宛男同志的那篇《一个非党副县长的心里话》，我想请同志们细细地去重读一遍！为什么一个“非党”的副县长，她要为民主政治争气，却弄到了“欲干不能，欲罢难休”的痛苦境地？为什么中青年非党从政者中不少发出了“要从政，一定要入党的声音”。现在的中国的执政者，当然是共产党，但是非党人士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为什么只能“该握手时握手，该举手时举手，该拍手时拍手”呢？这是我们中国的公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的问题。
金性尧同志的那篇《功臣不可为》是读了故宫博物院印过的汪景祺的《读书西征堂随笔》里谈到的一些“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终的事实。使我想到那个“主”，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好处，所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古来枭“主”心中不易的真理，从近代的世界史看来，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第二期的《民主》里有徐章英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某些思考》也值得细读。这里我只引用文章里一段“老调”，就是每次领导上做“政治报告”，必有一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是在分配“经费”时，却总是“一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给文教”。这是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中国的公民们也要弄个明白。
最后我要提到赵丽宏同志的“岛人笔记”——赵丽宏同志也是民进会员，这使我十分高兴——我在《散文选刊》上已看到了《花痴》和《秘方》两篇，而在《民主》第二期上我居然能看到那篇举发性的《友尊》！一个博物馆警卫居然变成了博物馆革委会主任。他和四人帮时期的康生一样，“都是抄家物资，凡是有点古气的，都集中在我这里了”，“由我一人掌管，旁人不得过问”，骄横之气，使人发指！这使我想到至今还没有下落的我的被红卫兵们抄去的郭老、茅公和老舍先生夫妇送我的字、画、扇子等等……启撷同志，回到《民主》这本刊物的编辑工作罢，我佩服你们年轻人的勇气。正如你说的“……既已办了，就要敢说敢言，反正我也无乌纱帽，不怕承担风险……”
我也没有乌纱帽，但是我老了。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民主》的年轻编辑们，当以此为座右铭！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