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画面在我的心版上却十分真切。
“五四”那天，我还陪着刚动过耳后手术的二弟为杰，住在德国医院。第二天我的协和女子大学的同学车美地就匆匆忙忙地跑来了，说，“小谢，你快回去吧！昨天北京的学生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众游行，在街上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过几天就要审问，你这个‘学生会’的文书，是要去旁听写报告的，快回去吧！”她说得又兴奋又激昂，第二天就带着病后的二弟回家，又回到学校去了。
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防堤冲破了，我们也罢了课，参加游行，参加宣传，还三三两两地抱着“扑满”，在大风中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行人，请求大家捐几个铜子儿，帮助我们慰问那些被捕的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旁听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还写了一篇《听审记》送到《晨报》发表，从此我便开始用白话文写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又写开了小说，都是描写当时社会问题的。
因为写作，我耽误了许多理科的实习功课，如解剖学之类。我本来想学医，入的是协和女大的理预科，现在只好弃理从文，这是否“误入歧途”呢？我至今也弄不清楚！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