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月刊》约我写一篇我最喜爱的散文，已是半年以前的事了。这半年中我也看过了不少的散文，但没有什么使我特别动感情的。前几天中学生杂志社给我送来了一尊小天使铜像和一本《献给孩子们》的小天使铜像奖征文专集（因为我曾为这次的征文奖写了题词）。
我原来以为应征者一定都是中学生。翻开书本一看，文章的作者竟是些知名的作者！我十分欢喜地阅读了下去。把这本书中的散文、小说、诗歌、童话四辑的作品一口气在一天里看完了，真是琳琅满目。因为《文汇月刊》要的是“我喜爱的散文”，我就只把我最喜爱的两篇介绍一下。
第一篇是苏叔阳的《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读者们都会和我同感，一个人喜欢一篇作品总是带着很大的主观因素。因为自己的经验中，也有过这么一段，读起来就格外亲切。
我也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卷进了“横扫一切”的风暴里的。我是“黑帮”，我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我想：
我从来没有得过“学术权威”的头衔，我又何从“反动”起？
我也被批斗过，但多半是“陪斗”，我还不配做主要批斗对象，我的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之类的大人物挡着呢。但是我还是住进了作协的“牛棚”。我和叔阳同志一样，“心里充满了迷惘和痛苦”，人人远离我，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忽然有一天，我正在作协楼下“劳动”，我从前写过的“咱们的五个孩子”中之一周同庆，跑来看我。那时她不过十岁左右吧。我惊奇而又感动。我悄声地对她说：“你赶快走吧，这不是个好地方，我会连累你的。”她摇头说：“我不怕，谢奶奶，您是好人！”在看守着我们的人的面前，我不禁流下了热泪，这正是我关进“牛棚”后第一次下泪！
叔阳同志却有一次更为意外的境遇：“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站在铁栏外面对着我，‘叔叔，给！’她把一根冰棍儿从铁栏外伸过来，两只眼里全是真诚和期待。”在受尽种种折磨，始终没有掉泪的他，竟也被这个“小姑娘的心”捅开了泪泉，也忍不住去接了那根冰棍。
他写：“当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已经走了。”
“啊，你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爱心，你的正直，你的透澈的眼睛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度过了那疯狂、颠倒的岁月，我永远感谢你。”
多么可爱可敬的一个小姑娘呵！
刘厚明同志的《陶马》却把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童年欢乐的世界。这篇作品里也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可爱可敬的小姑娘！
他写他到了“就要收场”的“地坛文化迎春会”，“这里多年不见的北京‘老玩艺’可真多：风车，空竹……都是我儿时爱玩爱吃的东西，都能勾起我重温那些逝去已久的童稚的梦。”看到这里，我不禁微笑了，这不是我七十多年前逛隆福寺庙会的回忆吗？
他逛的这个“地坛文化迎春会”，毕竟不同于七十多年前我逛过的隆福寺庙会，因为在“一处工艺售货棚”的“玻璃柜台上放着一尊唐三彩陶马”。
他说：“这是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它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他决定把它买下来！
但“柜台前已经站着两位顾客”，“一个是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摄影记者”，“一个是挎着个帆布大画夹的小姑娘，十三四岁模样。”他们虽然有“先来后到”，但都想买这只陶马。
作者是“个人没有别的癖好，就喜欢收集工艺美术品，家里的小摆设琳琅满目，就缺一件中意的唐三彩了！”
“它太美了，我要拿它画一张静物，或者就这样看着它，不也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宁可不买那两本精装的印象派画集，也要把这陶马买下来！”当作者和摄影记者都说十八块钱太贵的时候，那夹着大画夹的小姑娘却迷醉地说。
摄影记者终归是先来的，他“开始掏钱，他翻遍衣兜裤兜，连毛票带钢榍儿，在柜台上堆了一堆。数数，统共只有十四元六角七分，他要为在工艺美校上学的儿子买生日礼物的希望落空了！”那位记者“抓起钱转身要走”。
小姑娘突然叫了声“叔叔！”又“拉开她那小钱包的拉链掏出一卷钞票，抽出四张一元的放在柜台上，说“这就够了！”
记者一下惊呆了，说“谢谢，你这不是借给我钱，是把美送给了别人呀！”
在老售货员数钱的时候，记者和作者回头看看，找不见小姑娘的影子了。记者着急着说：“这孩子，也没留下地址，怎么就悄默声儿走了？我可怎么还她的钱？”说着就“拿起陶马，捂住胸前摆摆晃晃的相机，拔腿向出口追去。”
作者“望着那个方向，忽觉整个的心被一种失落感攫住。
我失落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尊陶马？”
厚明同志，我估摸着您失去的除了一尊陶马之外，还失去了那个小姑娘的姓名和地址，也失去了和她做个“忘年交”的机会，是不是呢？
我猜想这个小姑娘是对那个记者在工艺美校上学的、后天就过生日的儿子，有着最亲切的理解和同情，她才愿意舍弃了买下这陶马的机会，来成全这个记者的“父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９期。）